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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偶然的机缘，我们从海宁到金陵，在甘熙故居中的津逮楼为风堂先生所制的砚台制拓，历时一月余。
风堂，是章嘉陵先生的号。先生是我们海宁人，1942年生于重庆嘉陵江畔，遂指江为名，后长居金陵。自幼习字，少年时从师学书，三十岁学画，五十岁后始制砚、画瓷烧瓷，涉猎颇广，如今书、画、印、砚、瓷艺皆自成一家。
甘熙故居始建于清嘉庆年间，园中有甘福、甘熙父子仿宁波“天一阁”所建的藏书处“津逮楼”。原楼毁于“洪杨”兵燹，新楼为近年复建。惟楼前一泓清池、一老朴树、一苦楝树，犹存依稀古风。
这里曾收藏过赵明诚、李清照夫妇的《金石录》。现在藏书当然是没有了，楼上陈列着风堂先生制作的数十方砚台，还有他的画作、书法、瓷器等。楼梯口，贴着一幅风堂先生的照片和自述對联：“读诸子，书魏晋，得空种点花;写山水，画才女，不时常进山。抡大锤，敲顽石，瘦猴充壮汉;和泥巴，做陶罐，洒脱小匠人。 ”我心想总该有一个“章嘉陵艺术馆”之类的牌匾吧，却遍寻无着，抬头只见金灿灿的“津逮楼”匾。
风堂制砚十余年，成砚数百方。我们拓的这些砚，大多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和本世纪初的十年间用龙尾石或歙石制作的，是他的倾情之作。此后，他就很少再制砚了，问其原因，他答：“想做的砚已做完了。”
风堂的砚非常实用，有着宽广坦荡的研堂可研墨写字作画。但又不完全是传统意义上的砚，很多砚尺寸很大，显然并不仅仅是为使用而作。龙尾山的砚石只是他表达艺术感悟、宣泄生活感触的一个载体，而这个载体又恰巧是他苦苦寻觅最终相见恨晚、与其创作内容相得益彰的绝配。
拓风堂的砚，既有字，又有画。字是用锤子一锤一锤敲和凿子一刀一刀刻出来的，金石气蕴含其中;画是顺着石头原有的肌理用刻刀稍加点缀即成的佳构，果然天然去雕饰。
在或黝黑凝重或青碧苍古的龙尾石上，风堂用铁凿当笔镌刻着自己对艺术的诠释，构建着自己的艺术世界。锤凿刀刻中，行楷、魏碑、二王、米芾、孙过庭、怀素……那些长年临写的碑帖在他心里有了新的感悟。于是他制砚时，在字里行间“秀肌肉”，在天然石面“绘山水”，尽情地展示着其艺术生命的强盛张力。
我长年接触的是古砚，当年初见风堂先生砚颇觉意外，暗忖这砚做得真是桀骜不驯！如今要制拓了更觉不好拓。用传统的乌金拓是无法体现他作品神韵的。须先将砚分门别类，反复观察，掌握每方砚的特点，方可上纸制拓。以拓包当笔，调匀墨色，点缀渲染，才能层次尽出、气韵生动。
按照风堂先生自述，优秀的艺术家总是能全面地学习传统规则，先是继承;然后融进自己对当今世界的认识、时代的审美、与生活息息相关的新感受进行创作。
从风堂先生十几年间制作的数百方砚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他从学习传统到自由创作的脉络。早期的砚作，或临摹传统砚式，或迎合时人喜好，但他很快就走完了这个过程。用他自己的话说，不是不会做这样的砚，而是不屑于老做这种砚，复制和临摹不是他要做的事。他要在砚石上留下自己的思考、风格和喜怒哀乐。
风堂选石有独特的标准。重形状而不唯石品是求。当制砚者、用砚者、藏砚者纷纷追求砚石纹理、质地时，他挑选的砚石常常是他人弃之不顾的，连当地砚工也质疑：这样的石头怎么做砚？他却用自己的眼光在欣赏和品读。一块济溪中滚动浸润千年的卵石、一片随手捡拾的古坑口的黄鱼子石、一截状如树化石的砚料，经他的手，都成了一方方别开生面的砚台。
顽石何幸？得遇风堂！
风堂制砚的基本原则是重天然而巧施人工。当众多制砚人在苦恼于如何裁切一块砚石，如何避开一缕石疵，如何磨平一个石面时，他却可以信手拈来，随形而作，大开大阖。尽量保留砚石原有的石皮、形状，只稍加调整、取舍，稍加点缀，意境出矣。砚成后整体有明代砚的厚重力量感，砚面又有明代小品文的空灵与散远，自成一格。
不会刻意去修饰、雕琢，也没有过度的打磨、抛光。米开朗基罗说《大卫》：“我要做的只是凿去多余的石头，去掉那些不该有的大理石，大卫就诞生了。”风堂制砚面对砚石也是“成砚在胸”，去掉该去掉的，留下该留下的。而砚石经这去与留抉择之后，脱然而出的就是风格特立独行的风堂砚。
字口里，一刀一凿清晰可见;砚面上，山石荦确，峰峦起伏。我们的拓包因此磨损很快。有时原先准备的传拓常用的薄宣纸根本无法拓出风堂砚的神韵，随手拾起糊壁剩下的皮纸，拓出的效果倒是出奇的好。
风堂铭砚，重书法而不拘泥内容。或录先贤经典，或有感而发直抒胸臆，或自撰的游记甚至时尚流行歌词也入其铭。不装，不死抠字眼，没有韵律限制。乘兴写来，兴尽而终，颇有魏晋遗风。
拓砚间歇，我们端着风堂先生自己烧造的茶杯喝着茶与他闲聊。 “人，其实可以做很多事的。” 他说。
说这话时，他加重了“可以”两个字的语气。
可以六十多年临池不辍，醉心书画。可以五十岁开始制砚，可以背着几十斤砚石徒步三十多里从砚山到璜茅赶长途汽车回南京。在简陋的车棚里，挥锤敲石制砚。
可以和泥拉坯画瓷烧瓷器，在景德镇的窑火中尝试着自己新的创作。
可以单骑天山八百里，搜尽奇峰打草稿。
可以六十九岁考驾照。考核通过那天，考官说：“本子是发给你了，车子就不要开了。”开！为什么不开？！不但开，还得去远方，去险远处，因为风景总在寻常看不到的地方。七十四岁自驾一万二千公里去新疆霍尔果斯。可以连续半个月每天开六七百公里，下东北，走西南，沿国境线奔驰，亲手抚摸界碑。既看美景，了心愿，更是完成了对自己的胆、识、才的自我考验。
还有许多许多的可以……
我们听着很惊奇，这是怎样的一种生命活力！这是怎样的一种人生历练！
不知道，他到底有什么不可以？！
这是一位长者，更是一位智者。童稚的天真、少年的浪漫、青年的豪情、中年的沉稳、老年的豁达，如此和谐地融于一身。听着他心平气和的闲聊，如饮纯正山泉，如品清醇春茶，我们不知不觉跟着他远离喧嚣的金陵闹市，进入了他天朗气清的世界。
在金陵的前后三十多天里，我们白天在津逮楼拓砚，晚上在快捷酒店几平方米的逼仄房间里，对照砚台、拓片照片，分析成败得失。读着他写的《梦境和呓语》《兔起鹘落》《艺术杂谈》，体会他的创作心路，感叹再三：感叹风堂制砚的用心独到，为其不拘一格的想象力、创造力拍案;感叹其才气横溢，书香破砚而出，扑面而来;感叹我们才艺有限，手力不逮，不能完全传拓出砚台精彩处。的确，能抡锤制砚，能敲凿镌铭，能挥毫书画，砚史上高凤翰（南阜）之后这样的文人越来越少了。
我们的工作跨越了冬、春两个季节，在凛冽的寒冬和燥暖的春日，四面透风的津逮楼里制出的拓片效果并不是很理想，我们能做的只是尽力将拓片制作得完美一些，希冀能再现风堂砚作的神采之万一。
《庄子·知北游》云：“子孙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蜕也。”面对豁达的风堂砚作，我们拓下的，只是风堂先生遗落在这里的一张张光彩夺目的创作灵感之壳，即庄子所说的“委蜕”而已矣。而风堂先生充满活力的灵感早已破壳而出，在新的天地里、新的高度里继续快乐而勤奋地劳作着，游戏着，创造着。
而我们能做的只是满怀敬意的遥望与喝彩。
风堂，是章嘉陵先生的号。先生是我们海宁人，1942年生于重庆嘉陵江畔，遂指江为名，后长居金陵。自幼习字，少年时从师学书，三十岁学画，五十岁后始制砚、画瓷烧瓷，涉猎颇广，如今书、画、印、砚、瓷艺皆自成一家。
甘熙故居始建于清嘉庆年间，园中有甘福、甘熙父子仿宁波“天一阁”所建的藏书处“津逮楼”。原楼毁于“洪杨”兵燹，新楼为近年复建。惟楼前一泓清池、一老朴树、一苦楝树，犹存依稀古风。
这里曾收藏过赵明诚、李清照夫妇的《金石录》。现在藏书当然是没有了，楼上陈列着风堂先生制作的数十方砚台，还有他的画作、书法、瓷器等。楼梯口，贴着一幅风堂先生的照片和自述對联：“读诸子，书魏晋，得空种点花;写山水，画才女，不时常进山。抡大锤，敲顽石，瘦猴充壮汉;和泥巴，做陶罐，洒脱小匠人。 ”我心想总该有一个“章嘉陵艺术馆”之类的牌匾吧，却遍寻无着，抬头只见金灿灿的“津逮楼”匾。
风堂制砚十余年，成砚数百方。我们拓的这些砚，大多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和本世纪初的十年间用龙尾石或歙石制作的，是他的倾情之作。此后，他就很少再制砚了，问其原因，他答：“想做的砚已做完了。”
风堂的砚非常实用，有着宽广坦荡的研堂可研墨写字作画。但又不完全是传统意义上的砚，很多砚尺寸很大，显然并不仅仅是为使用而作。龙尾山的砚石只是他表达艺术感悟、宣泄生活感触的一个载体，而这个载体又恰巧是他苦苦寻觅最终相见恨晚、与其创作内容相得益彰的绝配。
拓风堂的砚，既有字，又有画。字是用锤子一锤一锤敲和凿子一刀一刀刻出来的，金石气蕴含其中;画是顺着石头原有的肌理用刻刀稍加点缀即成的佳构，果然天然去雕饰。
在或黝黑凝重或青碧苍古的龙尾石上，风堂用铁凿当笔镌刻着自己对艺术的诠释，构建着自己的艺术世界。锤凿刀刻中，行楷、魏碑、二王、米芾、孙过庭、怀素……那些长年临写的碑帖在他心里有了新的感悟。于是他制砚时，在字里行间“秀肌肉”，在天然石面“绘山水”，尽情地展示着其艺术生命的强盛张力。
我长年接触的是古砚，当年初见风堂先生砚颇觉意外，暗忖这砚做得真是桀骜不驯！如今要制拓了更觉不好拓。用传统的乌金拓是无法体现他作品神韵的。须先将砚分门别类，反复观察，掌握每方砚的特点，方可上纸制拓。以拓包当笔，调匀墨色，点缀渲染，才能层次尽出、气韵生动。
按照风堂先生自述，优秀的艺术家总是能全面地学习传统规则，先是继承;然后融进自己对当今世界的认识、时代的审美、与生活息息相关的新感受进行创作。
从风堂先生十几年间制作的数百方砚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他从学习传统到自由创作的脉络。早期的砚作，或临摹传统砚式，或迎合时人喜好，但他很快就走完了这个过程。用他自己的话说，不是不会做这样的砚，而是不屑于老做这种砚，复制和临摹不是他要做的事。他要在砚石上留下自己的思考、风格和喜怒哀乐。
风堂选石有独特的标准。重形状而不唯石品是求。当制砚者、用砚者、藏砚者纷纷追求砚石纹理、质地时，他挑选的砚石常常是他人弃之不顾的，连当地砚工也质疑：这样的石头怎么做砚？他却用自己的眼光在欣赏和品读。一块济溪中滚动浸润千年的卵石、一片随手捡拾的古坑口的黄鱼子石、一截状如树化石的砚料，经他的手，都成了一方方别开生面的砚台。
顽石何幸？得遇风堂！
风堂制砚的基本原则是重天然而巧施人工。当众多制砚人在苦恼于如何裁切一块砚石，如何避开一缕石疵，如何磨平一个石面时，他却可以信手拈来，随形而作，大开大阖。尽量保留砚石原有的石皮、形状，只稍加调整、取舍，稍加点缀，意境出矣。砚成后整体有明代砚的厚重力量感，砚面又有明代小品文的空灵与散远，自成一格。
不会刻意去修饰、雕琢，也没有过度的打磨、抛光。米开朗基罗说《大卫》：“我要做的只是凿去多余的石头，去掉那些不该有的大理石，大卫就诞生了。”风堂制砚面对砚石也是“成砚在胸”，去掉该去掉的，留下该留下的。而砚石经这去与留抉择之后，脱然而出的就是风格特立独行的风堂砚。
字口里，一刀一凿清晰可见;砚面上，山石荦确，峰峦起伏。我们的拓包因此磨损很快。有时原先准备的传拓常用的薄宣纸根本无法拓出风堂砚的神韵，随手拾起糊壁剩下的皮纸，拓出的效果倒是出奇的好。
风堂铭砚，重书法而不拘泥内容。或录先贤经典，或有感而发直抒胸臆，或自撰的游记甚至时尚流行歌词也入其铭。不装，不死抠字眼，没有韵律限制。乘兴写来，兴尽而终，颇有魏晋遗风。
拓砚间歇，我们端着风堂先生自己烧造的茶杯喝着茶与他闲聊。 “人，其实可以做很多事的。” 他说。
说这话时，他加重了“可以”两个字的语气。
可以六十多年临池不辍，醉心书画。可以五十岁开始制砚，可以背着几十斤砚石徒步三十多里从砚山到璜茅赶长途汽车回南京。在简陋的车棚里，挥锤敲石制砚。
可以和泥拉坯画瓷烧瓷器，在景德镇的窑火中尝试着自己新的创作。
可以单骑天山八百里，搜尽奇峰打草稿。
可以六十九岁考驾照。考核通过那天，考官说：“本子是发给你了，车子就不要开了。”开！为什么不开？！不但开，还得去远方，去险远处，因为风景总在寻常看不到的地方。七十四岁自驾一万二千公里去新疆霍尔果斯。可以连续半个月每天开六七百公里，下东北，走西南，沿国境线奔驰，亲手抚摸界碑。既看美景，了心愿，更是完成了对自己的胆、识、才的自我考验。
还有许多许多的可以……
我们听着很惊奇，这是怎样的一种生命活力！这是怎样的一种人生历练！
不知道，他到底有什么不可以？！
这是一位长者，更是一位智者。童稚的天真、少年的浪漫、青年的豪情、中年的沉稳、老年的豁达，如此和谐地融于一身。听着他心平气和的闲聊，如饮纯正山泉，如品清醇春茶，我们不知不觉跟着他远离喧嚣的金陵闹市，进入了他天朗气清的世界。
在金陵的前后三十多天里，我们白天在津逮楼拓砚，晚上在快捷酒店几平方米的逼仄房间里，对照砚台、拓片照片，分析成败得失。读着他写的《梦境和呓语》《兔起鹘落》《艺术杂谈》，体会他的创作心路，感叹再三：感叹风堂制砚的用心独到，为其不拘一格的想象力、创造力拍案;感叹其才气横溢，书香破砚而出，扑面而来;感叹我们才艺有限，手力不逮，不能完全传拓出砚台精彩处。的确，能抡锤制砚，能敲凿镌铭，能挥毫书画，砚史上高凤翰（南阜）之后这样的文人越来越少了。
我们的工作跨越了冬、春两个季节，在凛冽的寒冬和燥暖的春日，四面透风的津逮楼里制出的拓片效果并不是很理想，我们能做的只是尽力将拓片制作得完美一些，希冀能再现风堂砚作的神采之万一。
《庄子·知北游》云：“子孙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蜕也。”面对豁达的风堂砚作，我们拓下的，只是风堂先生遗落在这里的一张张光彩夺目的创作灵感之壳，即庄子所说的“委蜕”而已矣。而风堂先生充满活力的灵感早已破壳而出，在新的天地里、新的高度里继续快乐而勤奋地劳作着，游戏着，创造着。
而我们能做的只是满怀敬意的遥望与喝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