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朝鲜半岛的花郎道、日本群岛的武士道，以及欧洲的骑士道都为各自的国家的政治和军事目的服务。其中日本的武士道的军事作用被极度开发和利用，导致武士成为军国主义扩张的冷血机器。花郎道和武士道的宗教来源都是中国的儒释道。不过二者对其吸收和发展不同。花郎道重视道教的超脱和出世精神，崇尚神仙的超验和大道。而武士道推崇极致的忠君思想导致其对生命的厌弃和无视。骑士接受了基督教精神的中理性规范。
关键词：花郎道；武士道；骑士道
一、花郎道、武士道、骑士道的内涵和产生的背景
花郎道又称风流道，是朝鲜三国时期新罗王朝半官方性质的组织。花郎道具有政治军事性、宗教性、风流行等特征。花郎道的实践主要通过习文论道、练习武艺、游山玩水等活动为国家培养人才。新罗真兴王为了强化国家的安定和抵制外敌创建了花郎道。花郎道是“中国文化全方面、深层次地影响朝鲜半岛政治、经济、文化的结果。”（蒋荣，1）花郎广泛学习儒家经典，以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为约束，遵守三纲五常。花郎的生活方式受到魏晋的审美心理的影响，重视风流，爱好山水歌乐。
日本武士道兴起于藤原氏专权政时期，此时日本各地庄园兴起，庄园主为了领土和安全而分离一些农民去训练，后来干脆成立了专门负责保卫工作的武士团。一些寺庙、神社也组织了“僧兵”。十一世纪初期，分散的武士被聚集在一地组成了武士团逐渐形成了超越庄园范围的地区性武装集团。武士团的首领称“物领”下属称“庶子”。武士团有着极强的宗族观念并遵守严格的主从等级关系。武士具有“武家习气”、“弓矢之道”等观念，这是维持武士团组织的重要思想支柱。
“骑士制度”产生于中世纪欧洲的上层社会，骑士本身就是一些中、小、封建主，骑士身份一般是世袭的。如果出生于贵族家庭的子弟想成为骑士，他必须从小训练，并且通过各种通过严格的考试、隆重的仪式，宣誓及其他宗教礼仪后才正式取得骑士封号。从这样一种制度产生的文化，显然是一种封闭的，贵族文化，其文化精神也是一种贵族文化精神。骑士制度中有骑士不得与平民交手的规则，可见其气质。它看重身份、注意修养、恪守诺、尊重法规，是一种是社会有序化的文化精神。
二、花郎道、武士道、骑士道的政治军事以及宗教特征比较
（一）三者的政治军事特征比较
朝鲜的花郎道早期是半官方性质的民间组织。但是，随着新罗国内政治状况和国际局势变化的需要，花郎被投入到政治军事事务上，加强了其政治军事作用。花郎道的产生缓解了新罗时期的六部贵族与王室的矛盾，缓和了各骨品之间的冲突。在新罗政治改革和领土扩展时期，花郎起到了稳定国家秩序的作用，并推动了新罗统一朝鲜半岛三国的进程。
花郎还积极参与了抵御外族入侵和拓宽疆域的军事活动。花郎道精神中“临战无退”的宗旨使郎徒无退后偷生者。花郎道的客观使命和主观心愿使他们重视武艺训练，成为国家政治军事稳定的重要力量。花郎出身的将军金庾信、士兵金歆运等是出生入死，杀敌无数的英雄 。
不过，新罗统一三国之后，保卫国家的迫切性减弱，花郎道政治军事性也随之减退，其尚武的精神也随之消减。此外，统治者也渐渐沉湎于享乐，逐渐盛行的游乐之风也影响到花郎道造成其政治军事性的萎缩。最后，随着新罗汉化过程的推进，年轻子弟可以通过文籍来获得官职，以武入仕不是唯一的途径，所以，花郎道对武艺的重视也相对减弱。
日本武士道以武勇为本，武士们必须拥有高超的武艺才能生存。武士以戰争为职业，以武勇为谋生技能和晋升途经，个人的生死存亡和家庭的贫富贵贱统统取决于武勇。武士之刀被视为武士之魂，刀不见血不算武士。 武士道作为昔日武士的精神信仰和“大和民族之魂”，在日本法西斯军队里找到了用武之地。1890年，明治天皇发布的《教育敕谕》中要求国民象武士一样“忠君爱国”，《军人敕谕》宣称：“武勇乃日本自古以来最尊贵的特色，身为日本人若无武勇，则愧对日本臣民。”武士道有两面性，对天皇和日本民族利益来说，是献身之道；对其它国家与民族来说，则是战争与屠杀之道。
欧洲骑士的政治军事作用一开始就得到极大的强化。中世纪的欧洲是由于宗教信仰差异和政治权力之战而战事不断的时期，“精英的儿子年龄很小就开始学习骑马，使用战争武器”（Chambers，255）。他们要“擅长使用武器，勇敢，对主人忠诚”等。骑士道极其强调骑士的军事技能的培养。
中世纪的法国史诗《罗兰之歌》刻化了骑士罗兰在战争中的英雄形象，他不怕死、充满勇士的骄傲，绝对服从的品格成为骑士精神中重要的内核。但是，由于骑士们分别投靠不同的贵族，这些骑士被他们的主人用来进行内斗，成为相互之间争权夺势时的工具。骑士的消亡也与其军事作用的减弱相关。在实际作战中，徒步士兵手拿长矛要比骑在马上拿着短剑的骑兵变得更加有效。所以培养骑士的风气逐渐减弱，直至弃之不用。
由此可见，不论是朝鲜的花郎道、日本的武士道，还是欧洲的骑士道，三者的政治军事作用是其主要的功能之一。他们对国家内部的安定统一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被国家用在对外防御外敌侵略和拓展疆土。日本的武士道让武士成为杀人不眨眼的战争机器。相对而言，朝鲜的花郎道主要是用于安邦治国，欧洲的骑士更多地被用来为贵族服务。
（二）花郎道、武士道、骑士道的宗教性特征比较
崔致远的《鸾郎碑序》中谈“花郎道”，其文曰：“国有玄妙之道 曰风流 设教之源 备详神史 实乃包含三教 接化群生 且如则孝于家 出则忠于国 鲁司寇之旨也 太子之化也 处无为之事 行不言之教 周柱史之宗也 诸恶莫作 诸善风行 竺乾太子之化也”（金富轼，80）。明确揭示了花郎道与儒释道精神的相通之处。
正如崔致远记载“国有玄妙之道 曰风流 设教之源 备详神史 实乃包含三教 接化群生”（金富轼，80），三教即佛教、道家和儒教。花郎道受到佛教的影响主要体现为1.花郎徒中有僧侣郎徒，2.花郎道深受圆光法师的“世俗五戒”教义的影响，3.花郎徒中盛行弥勒信仰。圆光法师提倡的“世俗五戒”是“事君以忠，事亲以孝，交友以信，临战无退，杀生有则”（韩国哲学会，146）。此外，花郎道的风流性要求人从天地和自然中体验生命根源的思想与道教的逍遥精神同源。记载花郎道之书有称“仙史”，也折射出花郎道与道家深厚的渊源关系。 儒教和禅宗传人后，日本人将其兼收并蓄，与神道教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对武士的思想和行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武士道在继承儒家“忠”、“礼”、“智”、“信”的同时，将“仁”、“义”置换为截然不同的“忍”和“勇”。这代表了残忍和勇气，对主君要随时尽忠赴死，而对平民可任意杀之，这促使日本武士阶层面对苦难和死亡的态度向冷酷恐怖的极端程度发展。“勇”使武士杀戮成性；“忍”让武士完全漠视生命，包括自己的性命。禅宗的“死生如一”理念也被曲解发展到否定一切人伦之道德，进入“无分别之分别”、“无念无想”的境界，以“无比勇猛之心赴死”，这就是武士道所倡导的武士狂死之境。这种信仰近代迎合了日本军国主义的需要。
随着欧洲宗教战争的平息，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天主教渗透到骑士精神中。骑士除了勇敢和忠诚外，要“献身教会”（Chambers，304）。骑士们不再单纯的是佩戴宝剑来证明他们的身份，而是还要经过宗教仪式来获得认证。从而骑士成为宗教控制下的武士。教会让骑士相信自己和上帝存在某种关联，从而自愿献身于上帝的事业。因此，骑士除了固有的主从关系之外，还承担起了保护宗教的职责。另外，基督教会中特有的“圣母崇拜”也体现在了骑士对贵族妇女的典雅爱情之中。为了得到贵妇人的芳心，他们摒弃了粗野的举止，变成了翩翩绅士。这种改变在西欧形成了一种彬彬有礼、谈吐文雅的社会风气，直到現在，都对欧洲社会的文明进程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总之，三者都是以宗教精神为其精神内核的组织。韩国的花郎道和日本的武士道的宗教基础来自中国，不过两国所吸纳和发扬的宗教理念各不相同。欧洲的骑士道以基督教为其宗教和精神指导，使得骑士即是当时教会势力的有力助手，也是世俗生活中礼仪的典范。
三、结论
朝鲜半岛的花郎道、日本群岛的武士道，以及欧洲的骑士道都是大约十世纪前后建立、发展和壮大起来的。起初这些组织的成员都是分属于国家政权之下的小官吏，由他们培养以便巩固自己在地方的势力，后来才逐渐由国家政权所吸纳。国家和宗教等权利机器利用他们进行强国安邦实践。其中日本的武士道的军事作用被极度开发和利用，导致武士成为军国主义扩张的冷血机器。
三者都以宗教为其精神指导。花郎道和武士道的宗教来源都是中国的儒释道。不过二者对其吸收和发展不同。花郎道重视道教的超脱和出世精神，崇尚神仙的超验和大道。而武士道推崇极致的忠君思想导致其对生命的厌弃和无视。骑士接受了基督教精神的中理性规范，使其成为西方文明的一个标志性形象。
此外，三者都重视文学和艺术修养对于人的精神影响。骑士道精神中后来加入了“学习唱歌和演奏一种乐器，跳舞，穿戴得体。举止要有礼仪”（Chambers，304）等。这三者虽然随着历史的发展都成为过去，但其精神和文化在各自的社会仍然有着相当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韩国哲学会.韩国哲学史[M].东明社，1987
[2] 蒋荣.花郎道与中国文化[D].南京师范大学，2006.
[3] 杨铭舒.英国中世纪骑士制度研究综述[J].山西青年，2019（02）.
[4] 金富轼，著.崔虎，译解.新译三国史记[M].首尔：弘新文化社，1994/2006.
[5] Mortimer Chambers， Barbara Hanawalt， Theoore K.Rabb，等.The Western Experience[M].MCGRAW-HILL， 2003.
关键词：花郎道；武士道；骑士道
一、花郎道、武士道、骑士道的内涵和产生的背景
花郎道又称风流道，是朝鲜三国时期新罗王朝半官方性质的组织。花郎道具有政治军事性、宗教性、风流行等特征。花郎道的实践主要通过习文论道、练习武艺、游山玩水等活动为国家培养人才。新罗真兴王为了强化国家的安定和抵制外敌创建了花郎道。花郎道是“中国文化全方面、深层次地影响朝鲜半岛政治、经济、文化的结果。”（蒋荣，1）花郎广泛学习儒家经典，以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为约束，遵守三纲五常。花郎的生活方式受到魏晋的审美心理的影响，重视风流，爱好山水歌乐。
日本武士道兴起于藤原氏专权政时期，此时日本各地庄园兴起，庄园主为了领土和安全而分离一些农民去训练，后来干脆成立了专门负责保卫工作的武士团。一些寺庙、神社也组织了“僧兵”。十一世纪初期，分散的武士被聚集在一地组成了武士团逐渐形成了超越庄园范围的地区性武装集团。武士团的首领称“物领”下属称“庶子”。武士团有着极强的宗族观念并遵守严格的主从等级关系。武士具有“武家习气”、“弓矢之道”等观念，这是维持武士团组织的重要思想支柱。
“骑士制度”产生于中世纪欧洲的上层社会，骑士本身就是一些中、小、封建主，骑士身份一般是世袭的。如果出生于贵族家庭的子弟想成为骑士，他必须从小训练，并且通过各种通过严格的考试、隆重的仪式，宣誓及其他宗教礼仪后才正式取得骑士封号。从这样一种制度产生的文化，显然是一种封闭的，贵族文化，其文化精神也是一种贵族文化精神。骑士制度中有骑士不得与平民交手的规则，可见其气质。它看重身份、注意修养、恪守诺、尊重法规，是一种是社会有序化的文化精神。
二、花郎道、武士道、骑士道的政治军事以及宗教特征比较
（一）三者的政治军事特征比较
朝鲜的花郎道早期是半官方性质的民间组织。但是，随着新罗国内政治状况和国际局势变化的需要，花郎被投入到政治军事事务上，加强了其政治军事作用。花郎道的产生缓解了新罗时期的六部贵族与王室的矛盾，缓和了各骨品之间的冲突。在新罗政治改革和领土扩展时期，花郎起到了稳定国家秩序的作用，并推动了新罗统一朝鲜半岛三国的进程。
花郎还积极参与了抵御外族入侵和拓宽疆域的军事活动。花郎道精神中“临战无退”的宗旨使郎徒无退后偷生者。花郎道的客观使命和主观心愿使他们重视武艺训练，成为国家政治军事稳定的重要力量。花郎出身的将军金庾信、士兵金歆运等是出生入死，杀敌无数的英雄 。
不过，新罗统一三国之后，保卫国家的迫切性减弱，花郎道政治军事性也随之减退，其尚武的精神也随之消减。此外，统治者也渐渐沉湎于享乐，逐渐盛行的游乐之风也影响到花郎道造成其政治军事性的萎缩。最后，随着新罗汉化过程的推进，年轻子弟可以通过文籍来获得官职，以武入仕不是唯一的途径，所以，花郎道对武艺的重视也相对减弱。
日本武士道以武勇为本，武士们必须拥有高超的武艺才能生存。武士以戰争为职业，以武勇为谋生技能和晋升途经，个人的生死存亡和家庭的贫富贵贱统统取决于武勇。武士之刀被视为武士之魂，刀不见血不算武士。 武士道作为昔日武士的精神信仰和“大和民族之魂”，在日本法西斯军队里找到了用武之地。1890年，明治天皇发布的《教育敕谕》中要求国民象武士一样“忠君爱国”，《军人敕谕》宣称：“武勇乃日本自古以来最尊贵的特色，身为日本人若无武勇，则愧对日本臣民。”武士道有两面性，对天皇和日本民族利益来说，是献身之道；对其它国家与民族来说，则是战争与屠杀之道。
欧洲骑士的政治军事作用一开始就得到极大的强化。中世纪的欧洲是由于宗教信仰差异和政治权力之战而战事不断的时期，“精英的儿子年龄很小就开始学习骑马，使用战争武器”（Chambers，255）。他们要“擅长使用武器，勇敢，对主人忠诚”等。骑士道极其强调骑士的军事技能的培养。
中世纪的法国史诗《罗兰之歌》刻化了骑士罗兰在战争中的英雄形象，他不怕死、充满勇士的骄傲，绝对服从的品格成为骑士精神中重要的内核。但是，由于骑士们分别投靠不同的贵族，这些骑士被他们的主人用来进行内斗，成为相互之间争权夺势时的工具。骑士的消亡也与其军事作用的减弱相关。在实际作战中，徒步士兵手拿长矛要比骑在马上拿着短剑的骑兵变得更加有效。所以培养骑士的风气逐渐减弱，直至弃之不用。
由此可见，不论是朝鲜的花郎道、日本的武士道，还是欧洲的骑士道，三者的政治军事作用是其主要的功能之一。他们对国家内部的安定统一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被国家用在对外防御外敌侵略和拓展疆土。日本的武士道让武士成为杀人不眨眼的战争机器。相对而言，朝鲜的花郎道主要是用于安邦治国，欧洲的骑士更多地被用来为贵族服务。
（二）花郎道、武士道、骑士道的宗教性特征比较
崔致远的《鸾郎碑序》中谈“花郎道”，其文曰：“国有玄妙之道 曰风流 设教之源 备详神史 实乃包含三教 接化群生 且如则孝于家 出则忠于国 鲁司寇之旨也 太子之化也 处无为之事 行不言之教 周柱史之宗也 诸恶莫作 诸善风行 竺乾太子之化也”（金富轼，80）。明确揭示了花郎道与儒释道精神的相通之处。
正如崔致远记载“国有玄妙之道 曰风流 设教之源 备详神史 实乃包含三教 接化群生”（金富轼，80），三教即佛教、道家和儒教。花郎道受到佛教的影响主要体现为1.花郎徒中有僧侣郎徒，2.花郎道深受圆光法师的“世俗五戒”教义的影响，3.花郎徒中盛行弥勒信仰。圆光法师提倡的“世俗五戒”是“事君以忠，事亲以孝，交友以信，临战无退，杀生有则”（韩国哲学会，146）。此外，花郎道的风流性要求人从天地和自然中体验生命根源的思想与道教的逍遥精神同源。记载花郎道之书有称“仙史”，也折射出花郎道与道家深厚的渊源关系。 儒教和禅宗传人后，日本人将其兼收并蓄，与神道教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对武士的思想和行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武士道在继承儒家“忠”、“礼”、“智”、“信”的同时，将“仁”、“义”置换为截然不同的“忍”和“勇”。这代表了残忍和勇气，对主君要随时尽忠赴死，而对平民可任意杀之，这促使日本武士阶层面对苦难和死亡的态度向冷酷恐怖的极端程度发展。“勇”使武士杀戮成性；“忍”让武士完全漠视生命，包括自己的性命。禅宗的“死生如一”理念也被曲解发展到否定一切人伦之道德，进入“无分别之分别”、“无念无想”的境界，以“无比勇猛之心赴死”，这就是武士道所倡导的武士狂死之境。这种信仰近代迎合了日本军国主义的需要。
随着欧洲宗教战争的平息，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天主教渗透到骑士精神中。骑士除了勇敢和忠诚外，要“献身教会”（Chambers，304）。骑士们不再单纯的是佩戴宝剑来证明他们的身份，而是还要经过宗教仪式来获得认证。从而骑士成为宗教控制下的武士。教会让骑士相信自己和上帝存在某种关联，从而自愿献身于上帝的事业。因此，骑士除了固有的主从关系之外，还承担起了保护宗教的职责。另外，基督教会中特有的“圣母崇拜”也体现在了骑士对贵族妇女的典雅爱情之中。为了得到贵妇人的芳心，他们摒弃了粗野的举止，变成了翩翩绅士。这种改变在西欧形成了一种彬彬有礼、谈吐文雅的社会风气，直到現在，都对欧洲社会的文明进程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总之，三者都是以宗教精神为其精神内核的组织。韩国的花郎道和日本的武士道的宗教基础来自中国，不过两国所吸纳和发扬的宗教理念各不相同。欧洲的骑士道以基督教为其宗教和精神指导，使得骑士即是当时教会势力的有力助手，也是世俗生活中礼仪的典范。
三、结论
朝鲜半岛的花郎道、日本群岛的武士道，以及欧洲的骑士道都是大约十世纪前后建立、发展和壮大起来的。起初这些组织的成员都是分属于国家政权之下的小官吏，由他们培养以便巩固自己在地方的势力，后来才逐渐由国家政权所吸纳。国家和宗教等权利机器利用他们进行强国安邦实践。其中日本的武士道的军事作用被极度开发和利用，导致武士成为军国主义扩张的冷血机器。
三者都以宗教为其精神指导。花郎道和武士道的宗教来源都是中国的儒释道。不过二者对其吸收和发展不同。花郎道重视道教的超脱和出世精神，崇尚神仙的超验和大道。而武士道推崇极致的忠君思想导致其对生命的厌弃和无视。骑士接受了基督教精神的中理性规范，使其成为西方文明的一个标志性形象。
此外，三者都重视文学和艺术修养对于人的精神影响。骑士道精神中后来加入了“学习唱歌和演奏一种乐器，跳舞，穿戴得体。举止要有礼仪”（Chambers，304）等。这三者虽然随着历史的发展都成为过去，但其精神和文化在各自的社会仍然有着相当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韩国哲学会.韩国哲学史[M].东明社，1987
[2] 蒋荣.花郎道与中国文化[D].南京师范大学，2006.
[3] 杨铭舒.英国中世纪骑士制度研究综述[J].山西青年，2019（02）.
[4] 金富轼，著.崔虎，译解.新译三国史记[M].首尔：弘新文化社，1994/2006.
[5] Mortimer Chambers， Barbara Hanawalt， Theoore K.Rabb，等.The Western Experience[M].MCGRAW-HILL， 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