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一样面临生产结构与劳动力结构越来越不匹配的问题。生产所需的技能越来越密集，而掌握这些技能的仍然仅限于少数劳动力。尽管新技术原则上可以惠及低技术工人，但实际上技术进步的主要作用是替代劳动力。此外，全球贸易和投资流动，尤其是全球价值链，已经导致世界各地的生产技术同质化，从而使那些贫困国家在不采用类似发达经济体的技能及资本密集型技术的情况下，很难在世界市场竞争中出人头地。
　　结果进一步加剧了经济二元论。当今世界的所有经济体，均被分割为一个通常高度全球一体化、仅仅雇用少数劳动力的先进部门，以及一个以低工资和恶劣条件吸收大部分劳动力的低生产率部门。
　　两个部门所占的份额可能各不相同：发达国家占据优势的显然是高生产率部门。但从定性的角度看，富国和穷国的状况却极为相似—造成了同样模式的政治两极化、排外和不平等。
　　从逻辑角度看，仅有三种方式能够减轻生产部门及劳动力结构之间的不匹配。首要战略也是受到大量政策关注的战略，是投资于技术和培训。如果先进技术所需的技术和能力能够为绝大多数劳动者所掌握，那么随着高生产率部门以挤压其他部门的方式实现持续扩张，则二元论最终将会消失。
　　人力资本政策当然非常重要，但即使它们取得成功，其效果也仅在未来才能被感知。它们在解决劳动力市场现实问题方面，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完成对劳动力的改造。此外，社会教育新增劳动力的速度赶不上技术进步的速度，这样的现实危险始终存在。
　　第二种策略是，说服成功企业雇用更多非技术工人。如果某国劳动力技术差异不大，政府可以而且也应推动其成功企业增加就业（以直接或通过当地供应商的方式）。在影响技术创新的性质方面，发达国家的政府也有角色要扮演。它们往往过于频繁地补贴替代劳动力的资本密集型技术，而不是在对社会更为有利的方向上，以增加而非替代低技术工人的方式推动创新。
　　但这种政策，对发展中国家不太可能有多大影响。对它们而言，主要障碍仍然是现有的技术不足以进行下述要素替代：使用低技术劳动力，替代实物资本或熟练专业人士。通过用人工取代机器生产，也无法轻易满足全球价值供应链所需的严格质量要求。这也能够解释为什么哪怕是印度或埃塞俄比亚等劳动力丰富的国家，其全球一体化生产也完全依赖于相对资本密集的方式。
　　这使得一系列发展中经济体—从墨西哥和南非等中等收入国家，到埃塞俄比亚等低收入国家—陷入一个难题。改善教育体系的标准补救方法，无法产生近期经济效益，而经济最先进的部门，则无法吸纳过量供应的低技术劳动力。
　　解决此问题可能需要第三种策略，那就是全力推动中间领域的劳动力密集型低技术经济活动。而这种策略也许受到的关注度最低。
　　旅游业和非传统农业，就是此类劳动力吸纳部门的主要实例。被发展专家长期鄙视的公共就业（主要在建筑和服务提供等领域）是另一个可能需要关注的领域。但政府可以作出进一步地努力。
　　上述中间活动主要集中在由中小型企业提供的非贸易服务方面，无法进入最高效部门的行列，因此也很少受到工业或创新政策的重点扶持。但它们仍然可以提供比非正规行业好得多的替代性岗位。
　　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政策，往往都专注于推动拥有最先进技术和最高生产率的公司。但未能创造好的中产阶级岗位，将会带来很高的社会和政治开支。降低上述成本需要改變侧重点，专门针对那些与现有经济普遍技能构成相一致的工作岗位。

　　本文由Project Syndicate授权《南风窗》独家刊发中文版。丹尼·罗德里克，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著有《直接贸易谈判：明智的世界经济理念》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