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工业化的实现，所谓的现代化建设便会沦为空谈，这已经成为世人的共识。但工业化的不同阶段，以及它对应的社会文化问题，却时常令人困惑、引人思索。客观而言，新中国成立以来，在近乎一穷二白的基础上，通过计划经济体制与国家力量主导的一个个“五年计划”，完成了工业化的起步阶段，或许可以成为中国的工业化1.0阶段。
　　在这个早期阶段里，扎实的基础设施建设，是工业化的重要基础。如果没有全国的铁路与公路干线建设，分布在各地的工业基地就会变成沙盘上的流沙，无法得到资源的统一调配。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工业化进入2.0阶段。面对全球资本市场，中国利用庞大的劳动力资源、巨大的内需动力和优惠的政策，扮演起“世界工厂”的角色，从接收低端产业到完成资本积累，从被动对待国外市场冲击到主动“走出去”，中国的制造业迎来了空前的爆炸式发展，这也让中国的经济水平迅速提高。
　　当然，在这个工业化2.0阶段中，较好的国际环境也是重要因素。20世纪80年代是中美、中日关系的蜜月期，与此同时，国家也在准备着与苏联关系正常化的工作。但是，1991年苏联解体令世界局势大变，中美关系也一波三折。经过审慎考虑，中国在1992年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经过艰难的谈判，中国在2001年成功加入WTO。这两件里程碑式的事件，促使了中国的经济转型，也巩固了工业化的既有成果。
　　然而，2001年“9·11”事件這只巨大的“黑天鹅”搅动了整个世界局势。此后十年，美国将大量精力放在“反恐”和中东问题上，无暇打压中国，让我们获得了罕见的历史机遇期。正是在这个时期，中国经济增速飞快，经济总量陆续超过英法德日等老牌强国。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工业化前行无阻，面对中国力量的崛起，美国嗅到了挑战感，也发布了一系列反制举措。
　　事实上，反制举措并非特朗普这一任所为，奥巴马执政后期也提出过“亚太再平衡”的战略，只是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在当下更加突出，也更引起美国的警觉。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工业化已经度过了之前的野蛮粗放式的发展阶段，进入一个依靠高科技、高素质人才与开放投资环境的3.0阶段。在这个阶段里，中国失去了廉价劳动力的支持，那种“山寨”生产与混乱管理的路子已不可持续，要想实现这个阶段的发展，就必须依靠我们的高科技水平与优质人才的智力支持。
　　要想度过这个阶段，我们面对的挑战很大，但内在的机遇同样重大。我们能不能依靠独立自主，实现高科技产业的“弯道超车”？我们能不能赶在老龄化社会全面到来前，达到工业化的完成阶段，以避开“未富先老”的陷阱？我们能不能在中美关系的复杂形势里，找到一条适合自己发展的新路？要解决这些问题，也与社会的转型息息相关，必须从历史的眼光、现实的态度和民众的福祉出发，审慎视之，耐心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