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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由56个民族组成。其中，除汉族之外的民族我们称之为少数民族。在这些少数民族中，有22个民族人口较少，土族作为其中人口较少的民族之一，在他们天然生活方式的影响下，流传着大量具有民族与地域特色的音乐文化，其中就包含民歌和舞蹈。伴随着经济的离速发展，特别是随着土族生产劳动方式及生活方式的变化，土族传统的音乐文化开始面临消亡的危险。
关键词：土族;少数民族音乐;综述
我国拥有五千多年的历史，历史长河滚滚前进，56个民族各自形成独有的民族文化。其中体现民族文化最直接的就是民族音乐，它的形成取决于每个民族的文化底蕴和每个民族长期发展的行为。人们用音乐这种形式来反映他们当时的心情和诉求，甚至是每个民族赖以生存的精神食粮。土族作为我国西北特有的少数民族之一，由于历史战争及民族融合，土族音乐文化丰富多彩。随着经济的发展与文化产业的兴起，土族文化或多或少的受到外来文化的入侵及民族内部文化的遗失。所以，一直以来都有学者来研究土族音乐，土族音乐也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
一.20 世纪 60 年代前的土族民间传统音乐研究
在中国少数民族里，土族是一个人口数量较少的民族，总人口还不到29万。其中主要分布区域：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黄南藏族自治州的同仁县、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和乐都县。除了主要聚集地以外，还有散居于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縣、天祝藏族自治县、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县、临夏回族自治州积石山保安族动向撒拉族永登县等。
（一）土族的起源
关于土族的起源众说纷纭：
1）土谷浑说
这一理论学说认为，最初的土族主体人民是鲜卑慕容氏，后来因为土族发展的需要，鲜卑慕容氏与邻近的蒙古，汉族，藏族进行婚亲，因此历史上又出现了一个民族形式。最早提出土昆说的是陈壹先生，他一生致力于研究土族文化。他先后发表了两篇文章，分别是1940年的《对青海“土族”历史的考察》，1946年的《对青海土昆后裔的考究》。从历史角度提出土昆后裔即土族的观点。但是在我阅读其他文献记载时 ，发现“蒙古说”这一说法的文献资料更为丰富，史料证明颇多，所以我对“土谷浑说”观点持反对意见。
2）蒙古说
因为现今的土族语言与蒙古语言十分相似，因此根据语言学说将土族又称为“蒙古尔”或者“察罕蒙古”。最早提出土族即蒙古人这一观点的是德斯迈和蒙塔尔，他们是比利时人，旅行家庄学本先生在青海旅行后，特写《青海旅行记》（1936年）以作纪念。他从地理位置、交流用语及当地人体质特征入手，诠释了土人即是蒙古人。托达叶娃同是从交流用语着手，对土族地区进行调研后，确定土族与蒙古族之间亦是密切相关的。当地政府为了更进一步详细准确地研究，1958年专门在青海成立了少数民族调查组，积极编写了《土族简史简志合编》，我认为这本书中充分肯定了土族的起源，书中记载部分蒙古人民和当地霍尔人组成，由于历史的发展从而形成我们所说的土族。
（二）土族的发展
据《秦边记略》[26]所载，在我西川口，有十万多的土族人民住在东西二祁和“上川口，土司李氏至所居也… …近期精锐土人，尚以万计”古代的“五屯”（西寨子）[27]。就是土族的根据地。有专家组学者指出“五屯”并不同于山庄，而是代表分布在隆务河两岸的五个部落，他们成带状分布在同仁县龙坞镇。由北向南依次为：保安镇的保安下庄、隆务镇的河东吴屯、年都乎乡和郭玛日。现如今主要分布在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黄南藏族自治州的同仁县和乐都县，部分散居于海北藏族自治州的门源县以及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等地;还有2万多人聚居于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兰州市永登县、临夏回族自治州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和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县等地区。其中青海省境内的土族约占全国土族总人口的85%。文史籍也有成吉思汗所部蒙古军曾来西宁一带的记载。当时互助县属西宁州治，可与传说印证。明代安定卫的蒙古人受到攻击，迁至今互助土族自治县。至于霍尔人，原是藏族对居住在西藏北部以及西藏以北地区的游牧民的泛称。藏文史籍曾用以指回鹘或蒙古，近代则已专指土族而言。互助县土族地区的合尔郡、合尔屯、合尔吉、贺尔川等地，传说是因为居住着霍尔人而得名。据研究，土族传说中的霍尔人很可能就是吐谷浑人。这与民和县境内的土族人自称“土昆”（音吐浑）相合。当然也有人认为霍尔是胡儿一词的同音异写法。源于吐浑、西夏、契丹、蒙古和匈奴部落中的邀濮，即辽金时期的阻卜和蒙古是主要部分。这就把土族的族源推溯到更早的时期了。所以我认为，是以历史上的吐谷浑人为主体，在以后吸收了部分羌、党项、藏、蒙古、汉等民族成分形成发展而来。
在查找文献时，我也收集了很多对于土族发展历史的文献资料，如：陈永龄先生在1955年呕心沥血的编写出《政治演变之青海土族》，随后几年间又创作出《青海的历史纪要》以及《土族简史》，二十世纪60年代后的也有很多，我会在后文详细列举。
（三）土族音乐的源流和音乐表现
对于土族音乐文化的研究，最早是在二、三十年代开始的。这时候已经有学者和外国学者开始对土族音乐做研究。直到四十年代，德国人类学家Dominik Schroder发表了关于土族音乐历史的专著《Anthropops》。到了五十年代，音乐家钟子林和青海省民族歌舞团的郭焱两位先生，即随陈永玲教授带领的中国少数民族历史调查队土族调查组，在互助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田野采风，郭焱先生记录了130首互助土族民歌，其中包括“婚礼歌”、“安昭”、“花儿”、“酒曲”。
具体的土族音乐形式有：“花儿”既称山歌，也称“少年”，土语称“外面唱的歌”（不能在家里唱）。“花儿”曲调高亢嘹亮、节奏自由奔放，是甘、宁、青各族人民共同创造和发展的民间文学瑰宝。土族的“花儿”又有它自己的特点，既不与汉族“花儿”雷同，又与藏族“拉依”有别。土族“花儿”的主要内容是描写青年男女间的爱情生活，所以“花儿”又有爱情的媒介和桥梁之称。“花儿”一般四句式较多，前两句比兴，后两句表达实意。也有三句式的“花儿”，主要流行在民和县官亭、中川一带。唱“花儿”是土族人民文化生活的主要形式之一，不论在田野或山冈、庙会，男女老少几乎人人爱唱，人人会唱。在各地定期举行的传统“花儿”会上，土族的民歌手常常对唱不绝，演唱者大都能触景生情、即兴编词、出口成章、对答如流。因此，土族之乡素称“花儿之乡”。 二.20 世纪 60 年代后的土族民间传统音乐研究
（一）关于土族即蒙古人后裔
继20世纪60年代后，2005年李盛华教授为了更好的表明土族即蒙古人后裔这一说法，发表了《土族绝非土昆后裔——对土族族源研究若干问题的思考》。秦永章教授积极研究史料，从土族的名称、生活交流用语、祖祖辈辈相传的故事、其他语种的文献入手，发表了专著《甘肃地区多民族格局形成史研究》。除此之外，证明土族就是蒙古人后裔理论的专著还有：1981年《土族族源之白鞑靼与察汗蒙古尔》、1985年《土族的族称辨析》、1993年《土族族流考》、1998年的《霍尔说杂谈》。但是在看过这些文献之后，我依旧坚持我的观点，我认为，土族是以历史上的吐谷浑人为主体，在以后吸收了部分羌、党项、藏、蒙古、汉等民族成分形成发展而来，也有很多相关的有力证明的史料可以证明我的观点，前文也有所涉及。
目前，不同的专家比如民俗方面的专家、民族方面的专家和历史方面的专家等，他们对于土族的起源都有各自的看法，想要追溯土族起源，主要将精力放在研究蒙古说和土昆说上。由于历史地区等原因，后来也出现一些由多元素组成的混合说，但是由于阅读时间有限，我并未涉及更加深层次的对于土族起源的查阅，所以就不在这里一一详细列举了。
（二）20世纪69年代后土族发展的更新
从1980年至2005年大批民族学者写了关于土族的书籍，1980年邢存文《土族社会历史调查》。1983年张凌轩《青海土司志》、汪齐广《甘肃青海西宁土司制度》、《历史上明清土族地区土司的作用》，1992年秦永章《论土族地区土司制度长期存在的原因》，1995年互助县事务局《土族古籍资料（第一集）》，1999年高市容《西北土司制度研究》，2005年鄂崇荣《关于土族习惯法及其变迁的调查与分析》。这些著作及学术论文的发表为后来学界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学术参考，也是这些专家学者们的学术成果，使得研究能够在大量精准的史料下顺利进行。
在1955年后，基于前人专家的研究，更多的学者开始进行更深入，范围更广的研究，比如：学者宋淑华与王连治共同撰写了《青海土族的经济生活》[28]，1963年《土族简史简志合编》、《互助县土族整体概况》以及《民和县土族整体概况》。学者不单单局限于土族表现的研究，一些学者开始对土族的经济发展状况进行研究。1980年秦勇展撰写的《明清时期土族的自然经济发展状况初探》、胡献来和差松田《互助县民族经济发展战略综合经济研究报告》、朱宏嘉《民和县民族经济改革试验区的调查》、1994年席园林《互助县土族农村经济生活调查与思考》、同一年吴城以《以互助县为例的土族忧与思》、2004年马守平《民国时期青海回族与土族的经济互动》。这些更多偏向于对土族人民经济的状况研究，让后人在了解土族生活历史中，更加了解土族人的经济发展。我认为这些研究虽然不是以土族音乐为重点研究的，但在研究土族音乐时，如果能掌握土族人的经济发展状况，会对土族人的了解更深层次。所以我觉得，做研究不应该只局限于一点，只要和土族人的族群相关信息，都要收集掌握起来。也正是因为经济发展起来，土族人的生活水平才有所提高，这也是土族音乐里后期多侧重于欢快、轻松的歌谣的原因。
三.结语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初，如1940年的《对青海“土族”历史的考察》，1946年的《对青海土昆后裔的考究》、《西藏王统记》的相关文献及语种、风俗多方位的资料、《秦邊记略》、1955年《政治演变之青海土族》，《青海的历史纪要》以及《土族简史》等等。可以说对土族音乐的研究，在很早就已经引起了大量专家学者的关注。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几乎所有的少数民族音乐研究工作都陷入停滞状态，所以我想这也是这一时期文献较少的原因。
到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后，对于少数民族传统音乐的研究开始复苏，而后出现了一些对土族音乐的深入研究，并对土族民族的历史环境和经济状况也做了比较深层次的考察和记载。如：2005年《土族绝非土昆后裔——对土族族源研究若干问题的思考》、《甘肃地区多民族格局形成史研究》、1981年《土族族源之白鞑靼与察汗蒙古尔》、1985年《土族的族称辨析》、1993年《土族族流考》、1998年的《霍尔说杂谈》等等。
由于时间紧迫，我并没有完全完整的阅读完所有的文献资料，所以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会继续努力查找翻阅更多的有价值[4]性的文献资料，为我国优秀的少数民族传统音乐做更完善的文献整理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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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张勇.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变迁——巴蜀祖源传说的历史人类学解读[J].史学理论研究，2012（01）：57-66+159. [11]苍海平，马占山.土族音乐文化概述——以互助方言区为例[J].青海社会科学，2009（03）：139-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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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集刊》[J]1955，（3）.
关键词：土族;少数民族音乐;综述
我国拥有五千多年的历史，历史长河滚滚前进，56个民族各自形成独有的民族文化。其中体现民族文化最直接的就是民族音乐，它的形成取决于每个民族的文化底蕴和每个民族长期发展的行为。人们用音乐这种形式来反映他们当时的心情和诉求，甚至是每个民族赖以生存的精神食粮。土族作为我国西北特有的少数民族之一，由于历史战争及民族融合，土族音乐文化丰富多彩。随着经济的发展与文化产业的兴起，土族文化或多或少的受到外来文化的入侵及民族内部文化的遗失。所以，一直以来都有学者来研究土族音乐，土族音乐也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
一.20 世纪 60 年代前的土族民间传统音乐研究
在中国少数民族里，土族是一个人口数量较少的民族，总人口还不到29万。其中主要分布区域：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黄南藏族自治州的同仁县、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和乐都县。除了主要聚集地以外，还有散居于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縣、天祝藏族自治县、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县、临夏回族自治州积石山保安族动向撒拉族永登县等。
（一）土族的起源
关于土族的起源众说纷纭：
1）土谷浑说
这一理论学说认为，最初的土族主体人民是鲜卑慕容氏，后来因为土族发展的需要，鲜卑慕容氏与邻近的蒙古，汉族，藏族进行婚亲，因此历史上又出现了一个民族形式。最早提出土昆说的是陈壹先生，他一生致力于研究土族文化。他先后发表了两篇文章，分别是1940年的《对青海“土族”历史的考察》，1946年的《对青海土昆后裔的考究》。从历史角度提出土昆后裔即土族的观点。但是在我阅读其他文献记载时 ，发现“蒙古说”这一说法的文献资料更为丰富，史料证明颇多，所以我对“土谷浑说”观点持反对意见。
2）蒙古说
因为现今的土族语言与蒙古语言十分相似，因此根据语言学说将土族又称为“蒙古尔”或者“察罕蒙古”。最早提出土族即蒙古人这一观点的是德斯迈和蒙塔尔，他们是比利时人，旅行家庄学本先生在青海旅行后，特写《青海旅行记》（1936年）以作纪念。他从地理位置、交流用语及当地人体质特征入手，诠释了土人即是蒙古人。托达叶娃同是从交流用语着手，对土族地区进行调研后，确定土族与蒙古族之间亦是密切相关的。当地政府为了更进一步详细准确地研究，1958年专门在青海成立了少数民族调查组，积极编写了《土族简史简志合编》，我认为这本书中充分肯定了土族的起源，书中记载部分蒙古人民和当地霍尔人组成，由于历史的发展从而形成我们所说的土族。
（二）土族的发展
据《秦边记略》[26]所载，在我西川口，有十万多的土族人民住在东西二祁和“上川口，土司李氏至所居也… …近期精锐土人，尚以万计”古代的“五屯”（西寨子）[27]。就是土族的根据地。有专家组学者指出“五屯”并不同于山庄，而是代表分布在隆务河两岸的五个部落，他们成带状分布在同仁县龙坞镇。由北向南依次为：保安镇的保安下庄、隆务镇的河东吴屯、年都乎乡和郭玛日。现如今主要分布在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黄南藏族自治州的同仁县和乐都县，部分散居于海北藏族自治州的门源县以及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等地;还有2万多人聚居于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兰州市永登县、临夏回族自治州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和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县等地区。其中青海省境内的土族约占全国土族总人口的85%。文史籍也有成吉思汗所部蒙古军曾来西宁一带的记载。当时互助县属西宁州治，可与传说印证。明代安定卫的蒙古人受到攻击，迁至今互助土族自治县。至于霍尔人，原是藏族对居住在西藏北部以及西藏以北地区的游牧民的泛称。藏文史籍曾用以指回鹘或蒙古，近代则已专指土族而言。互助县土族地区的合尔郡、合尔屯、合尔吉、贺尔川等地，传说是因为居住着霍尔人而得名。据研究，土族传说中的霍尔人很可能就是吐谷浑人。这与民和县境内的土族人自称“土昆”（音吐浑）相合。当然也有人认为霍尔是胡儿一词的同音异写法。源于吐浑、西夏、契丹、蒙古和匈奴部落中的邀濮，即辽金时期的阻卜和蒙古是主要部分。这就把土族的族源推溯到更早的时期了。所以我认为，是以历史上的吐谷浑人为主体，在以后吸收了部分羌、党项、藏、蒙古、汉等民族成分形成发展而来。
在查找文献时，我也收集了很多对于土族发展历史的文献资料，如：陈永龄先生在1955年呕心沥血的编写出《政治演变之青海土族》，随后几年间又创作出《青海的历史纪要》以及《土族简史》，二十世纪60年代后的也有很多，我会在后文详细列举。
（三）土族音乐的源流和音乐表现
对于土族音乐文化的研究，最早是在二、三十年代开始的。这时候已经有学者和外国学者开始对土族音乐做研究。直到四十年代，德国人类学家Dominik Schroder发表了关于土族音乐历史的专著《Anthropops》。到了五十年代，音乐家钟子林和青海省民族歌舞团的郭焱两位先生，即随陈永玲教授带领的中国少数民族历史调查队土族调查组，在互助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田野采风，郭焱先生记录了130首互助土族民歌，其中包括“婚礼歌”、“安昭”、“花儿”、“酒曲”。
具体的土族音乐形式有：“花儿”既称山歌，也称“少年”，土语称“外面唱的歌”（不能在家里唱）。“花儿”曲调高亢嘹亮、节奏自由奔放，是甘、宁、青各族人民共同创造和发展的民间文学瑰宝。土族的“花儿”又有它自己的特点，既不与汉族“花儿”雷同，又与藏族“拉依”有别。土族“花儿”的主要内容是描写青年男女间的爱情生活，所以“花儿”又有爱情的媒介和桥梁之称。“花儿”一般四句式较多，前两句比兴，后两句表达实意。也有三句式的“花儿”，主要流行在民和县官亭、中川一带。唱“花儿”是土族人民文化生活的主要形式之一，不论在田野或山冈、庙会，男女老少几乎人人爱唱，人人会唱。在各地定期举行的传统“花儿”会上，土族的民歌手常常对唱不绝，演唱者大都能触景生情、即兴编词、出口成章、对答如流。因此，土族之乡素称“花儿之乡”。 二.20 世纪 60 年代后的土族民间传统音乐研究
（一）关于土族即蒙古人后裔
继20世纪60年代后，2005年李盛华教授为了更好的表明土族即蒙古人后裔这一说法，发表了《土族绝非土昆后裔——对土族族源研究若干问题的思考》。秦永章教授积极研究史料，从土族的名称、生活交流用语、祖祖辈辈相传的故事、其他语种的文献入手，发表了专著《甘肃地区多民族格局形成史研究》。除此之外，证明土族就是蒙古人后裔理论的专著还有：1981年《土族族源之白鞑靼与察汗蒙古尔》、1985年《土族的族称辨析》、1993年《土族族流考》、1998年的《霍尔说杂谈》。但是在看过这些文献之后，我依旧坚持我的观点，我认为，土族是以历史上的吐谷浑人为主体，在以后吸收了部分羌、党项、藏、蒙古、汉等民族成分形成发展而来，也有很多相关的有力证明的史料可以证明我的观点，前文也有所涉及。
目前，不同的专家比如民俗方面的专家、民族方面的专家和历史方面的专家等，他们对于土族的起源都有各自的看法，想要追溯土族起源，主要将精力放在研究蒙古说和土昆说上。由于历史地区等原因，后来也出现一些由多元素组成的混合说，但是由于阅读时间有限，我并未涉及更加深层次的对于土族起源的查阅，所以就不在这里一一详细列举了。
（二）20世纪69年代后土族发展的更新
从1980年至2005年大批民族学者写了关于土族的书籍，1980年邢存文《土族社会历史调查》。1983年张凌轩《青海土司志》、汪齐广《甘肃青海西宁土司制度》、《历史上明清土族地区土司的作用》，1992年秦永章《论土族地区土司制度长期存在的原因》，1995年互助县事务局《土族古籍资料（第一集）》，1999年高市容《西北土司制度研究》，2005年鄂崇荣《关于土族习惯法及其变迁的调查与分析》。这些著作及学术论文的发表为后来学界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学术参考，也是这些专家学者们的学术成果，使得研究能够在大量精准的史料下顺利进行。
在1955年后，基于前人专家的研究，更多的学者开始进行更深入，范围更广的研究，比如：学者宋淑华与王连治共同撰写了《青海土族的经济生活》[28]，1963年《土族简史简志合编》、《互助县土族整体概况》以及《民和县土族整体概况》。学者不单单局限于土族表现的研究，一些学者开始对土族的经济发展状况进行研究。1980年秦勇展撰写的《明清时期土族的自然经济发展状况初探》、胡献来和差松田《互助县民族经济发展战略综合经济研究报告》、朱宏嘉《民和县民族经济改革试验区的调查》、1994年席园林《互助县土族农村经济生活调查与思考》、同一年吴城以《以互助县为例的土族忧与思》、2004年马守平《民国时期青海回族与土族的经济互动》。这些更多偏向于对土族人民经济的状况研究，让后人在了解土族生活历史中，更加了解土族人的经济发展。我认为这些研究虽然不是以土族音乐为重点研究的，但在研究土族音乐时，如果能掌握土族人的经济发展状况，会对土族人的了解更深层次。所以我觉得，做研究不应该只局限于一点，只要和土族人的族群相关信息，都要收集掌握起来。也正是因为经济发展起来，土族人的生活水平才有所提高，这也是土族音乐里后期多侧重于欢快、轻松的歌谣的原因。
三.结语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初，如1940年的《对青海“土族”历史的考察》，1946年的《对青海土昆后裔的考究》、《西藏王统记》的相关文献及语种、风俗多方位的资料、《秦邊记略》、1955年《政治演变之青海土族》，《青海的历史纪要》以及《土族简史》等等。可以说对土族音乐的研究，在很早就已经引起了大量专家学者的关注。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几乎所有的少数民族音乐研究工作都陷入停滞状态，所以我想这也是这一时期文献较少的原因。
到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后，对于少数民族传统音乐的研究开始复苏，而后出现了一些对土族音乐的深入研究，并对土族民族的历史环境和经济状况也做了比较深层次的考察和记载。如：2005年《土族绝非土昆后裔——对土族族源研究若干问题的思考》、《甘肃地区多民族格局形成史研究》、1981年《土族族源之白鞑靼与察汗蒙古尔》、1985年《土族的族称辨析》、1993年《土族族流考》、1998年的《霍尔说杂谈》等等。
由于时间紧迫，我并没有完全完整的阅读完所有的文献资料，所以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会继续努力查找翻阅更多的有价值[4]性的文献资料，为我国优秀的少数民族传统音乐做更完善的文献整理研究。
参考文献：
[1]祝鹏程.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民俗学：热点回顾与现状反思[J].民俗研究，2019（02）：21-32+158.
[2]李文钢.历史人类学研究中的历史与文化[J].广西民族研究，2018（02）：112-119.
[3]林继富.记录民俗学：民俗学研究范式创新的基础[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36（02）：5-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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