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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全媒体不仅为传播者提供传播途径，满足其传播目的，还极大程度地以受众需求为导向，为受众提供参与和互动空间，是人类掌握的信息流手段的最大化的集成者。中国在全媒体蓬勃发展的情形下，政治传播的行为主体呈现出不同的行为特征。
关键词：全媒体；政治传播；社会组织；社会团体；社会精英
邵培仁在《政治传播学》一书中指出：“政治传播，是指政治传播者通过多通道、多媒体、多符号传播政治信息，以推动政治过程、影响受传者的态度与行为的一种对策。”[ ]政治信息和政治传播虽然都只是抽象的范畴和概念，但是在政治组织的决策方面、政治问题的解决方面、政治系统的控制方面、国家机器的正常高效运转方面有着深刻的意义。
全媒体的概念是在过去国内常常提到多媒体、新媒体、媒介融合、智媒体、跨媒体、融媒体等提法的基础上，逐步衍生出来的。《富媒体 穷民主——不确定时代的传播政治》一书中指出，美国已然形成了媒体和民主之间的悖论，政府与媒体勾结密谋，媒体趋于堕落和娱乐，公共性和民主性极度萎缩，出现了“政治疏离”现象，民主成为了脱离公民主体的空壳，抑或着是一场政治游戏。社会组织、社会团体、社会精英和个人在全媒体政治传播中表现出不同的行为特征。
一、社会组织和社会团体的行为特征
全媒体背景下，社会组织和社会团体的政治传播与国家和政府的步调保持一致。社会组织（social organization）是指人们为了实现特定的目标从事共同活动的所有群体形式，包括家庭、社会团体、政府、军队和学校等。
社会组织在政治传播中的行为特征取决于社会组织的性质和特点，社会组织一般有以下特征：有特定的组织目标、有一定数量的固定成员、有制度化的组织结构、有普遍化的行动规范、是一个开放的系统。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对社会组织建设强调要“深入推进政社分开”、“加大社会组织党建工作力度”、“发挥基层各类组织协同作用”、“鼓励引导社会力量兴办教育”、“支持发展慈善事业”、“鼓励社会办医”、“加强民间团体的对外交流”、“引导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等。根据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16年8月印发的《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在党的领导下，推进社会组织改革发展，走中国特色社会组织发展之路，主动有序地参与解决国家、社会、群众和行业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发挥社会组织服务国家、服务社会、服务群众、服务行业的作用，逐步发展完善成为为社会所接受、为人民所认可、为政府所支持的社会组织。社会组织和社会团体的健康有序发展，有利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有利于全面深化改革，有利于全面依法治国，有利于全面从严治党。有利于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作出贡献。
因此，社会组织的政治传播在基本原则上与体制内主体的政治传播保持一致，协助政府提供基本服务。社会组织只是代表一部分人的利益，政治传播受到规模的限制，呈现分散化特点，范围和效力较小。社会组织的政治传播以组织力量为支撑。
二、社会精英和个人的行为特征
全媒体背景下，社会精英的领袖作用关键，个人政治意识凸显
何谓社会精英，就中国传统意义而言，社会精英常指的是那些品德、功名（官阶）、财富和才干四个方面兼具的佼佼者。[ ]他们在社会的坐标有两个限定：一，处于政治统治的体制之外的社会；二，处于政治统治的体制之外的社会的上层，他们与统治权力不发生直接的关系，但是他们的行为影响着统治权力。[ ]社会精英往往成为互联网时代的“意见领袖”，利用他们的网络影响力充分发挥他们的领袖作用，通过理性的、客观的声音，批驳虚假信息，反击错误言论，还原事件真相，引导舆情走向，建立舆论圆桌。针对网上炒作的热点问题、不良网络信息进行疏导，通过主流媒体发布权威信息，努力让积极的、健康、充满正能量的声音引领占据舆论上风，形成舆论强势，以正视听。
任何事物都要一分为二的看待，舆论领袖如同一把双刃剑，在关注舆论领袖，并给予充分信任和肯定的同时，根据沉默的螺旋理论，我们也需要分摊注意力到社交媒体无法克服的沉默的大多数现象。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京发布的第3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7.10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1.7%，超过全球平均水平3.1个百分点。”此外，手机网民规模达到6.56亿，网民上网向移动端集中，手机占据着主导地位。
政治认知趋于理性。互联网的普及，更多的人有机会去了解周边、关注国家、认识世界，通过不同的媒介接触关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种信息，包含积极的、消极的，正面的、负面的，正确的、错误的，等等。借助各种媒体放眼看世界，为中国人了解西方的政治和民主提供了直观的影像，西方社会中各种问题依然存在，种族问题、吸毒问题、恐怖主义、战争问题等威胁着西式民主下的社会安定。
受众的信息素养包括对信息的接触、选择、理解、判断、加工、吸收等方面的能力，信息素养不仅折射出认知水平的高低，更是是公民政治参与的基础。公民的信息素养越高，政治参与的行为就相对规范有序和趋于理性。罗伯特·A·达文曾说過：“政治体系所能提供的参与渠道越多越通常，政治参与就越加便利，相应的参与就越多。只要客服较少的障碍便可行动，人们就去参与，遇到的障碍越大，人们就越不大会介入政治。”[ ]全媒体的发展有利于激发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主人翁”意识，有利于拓宽人民群众舆论监督和舆论表达的渠道，有利于引导人民群众维护自己“当家做主”的政治权利。
政治参与程度加强。《宪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 ]在全媒体环境下，随着公民的政治参与权利意识不断觉醒，政治认知觉悟不断提升，公民可以通过不同的渠道，如微博、微信、QQ、网站、论坛、客户端等进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例如当下最流行的网络问政和网络监督，公民通过新媒体随时检举揭发官员贪污腐败行为，成为新的舆论监督形式，同时这也凸显了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十八大以来，中纪委在反腐过程中充分利用全媒体的“去科层化”政治传播功能：一手抓反腐，一手抓宣传；一手抓线下，一手抓线上。通过“一网一端一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手机客户端、微信公众号，作为“反腐直通车”，向百姓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反腐成绩单”。
网民层次不一，一部分网民呈现的特征是草根性和非理性，普遍受教育程度低、收入不高，仇富、仇官情绪严重，易受感染。自媒体场域下，强化了“精英——平民”二元对立的简单化敌我思维模式，表现为平民阶层对富人、官员、专家、特殊职业者的应激性反应。富人钱财来源必然不正当，官员权力必然被滥用，专家言论不过是金钱指挥下的傀儡，特殊职业者如警察、医生、律师等惯于仗势欺人。针对网络上出现的信息，在难辨真伪的情形下，发布偏激评论，疯狂指责，恶意转帖，放大事件的负面影响，其非理性倾向极易转化为现实生活中的破坏性行为，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因此，无论是从政府方面还是媒体方面，都要做好应对策略，防止网络垃圾信息堵塞民意表达的渠道。
参考文献：
[1]邵培仁：《政治传播学》，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余新忠：《清前期浙西北基层社会精英的晋升途径与社会流动》载于《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3] 黄华莉：《当代中国政治传播的行为主体分析》，武汉大学，2004年5月，硕士
[4]【美】罗伯特·A·达文：《现代政治分析》，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38页。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4-03/15/content_1367387.htm
注：贵州民族大学科研基金资助项目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6yjsxm081
作者简介：任璐蝶，女，汉族，贵州民族大学研究生，研究方向：媒体创意与品牌传播，15286050636，地址：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贵州民族大学
（作者单位：贵州民族大学）
关键词：全媒体；政治传播；社会组织；社会团体；社会精英
邵培仁在《政治传播学》一书中指出：“政治传播，是指政治传播者通过多通道、多媒体、多符号传播政治信息，以推动政治过程、影响受传者的态度与行为的一种对策。”[ ]政治信息和政治传播虽然都只是抽象的范畴和概念，但是在政治组织的决策方面、政治问题的解决方面、政治系统的控制方面、国家机器的正常高效运转方面有着深刻的意义。
全媒体的概念是在过去国内常常提到多媒体、新媒体、媒介融合、智媒体、跨媒体、融媒体等提法的基础上，逐步衍生出来的。《富媒体 穷民主——不确定时代的传播政治》一书中指出，美国已然形成了媒体和民主之间的悖论，政府与媒体勾结密谋，媒体趋于堕落和娱乐，公共性和民主性极度萎缩，出现了“政治疏离”现象，民主成为了脱离公民主体的空壳，抑或着是一场政治游戏。社会组织、社会团体、社会精英和个人在全媒体政治传播中表现出不同的行为特征。
一、社会组织和社会团体的行为特征
全媒体背景下，社会组织和社会团体的政治传播与国家和政府的步调保持一致。社会组织（social organization）是指人们为了实现特定的目标从事共同活动的所有群体形式，包括家庭、社会团体、政府、军队和学校等。
社会组织在政治传播中的行为特征取决于社会组织的性质和特点，社会组织一般有以下特征：有特定的组织目标、有一定数量的固定成员、有制度化的组织结构、有普遍化的行动规范、是一个开放的系统。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对社会组织建设强调要“深入推进政社分开”、“加大社会组织党建工作力度”、“发挥基层各类组织协同作用”、“鼓励引导社会力量兴办教育”、“支持发展慈善事业”、“鼓励社会办医”、“加强民间团体的对外交流”、“引导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等。根据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16年8月印发的《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在党的领导下，推进社会组织改革发展，走中国特色社会组织发展之路，主动有序地参与解决国家、社会、群众和行业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发挥社会组织服务国家、服务社会、服务群众、服务行业的作用，逐步发展完善成为为社会所接受、为人民所认可、为政府所支持的社会组织。社会组织和社会团体的健康有序发展，有利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有利于全面深化改革，有利于全面依法治国，有利于全面从严治党。有利于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作出贡献。
因此，社会组织的政治传播在基本原则上与体制内主体的政治传播保持一致，协助政府提供基本服务。社会组织只是代表一部分人的利益，政治传播受到规模的限制，呈现分散化特点，范围和效力较小。社会组织的政治传播以组织力量为支撑。
二、社会精英和个人的行为特征
全媒体背景下，社会精英的领袖作用关键，个人政治意识凸显
何谓社会精英，就中国传统意义而言，社会精英常指的是那些品德、功名（官阶）、财富和才干四个方面兼具的佼佼者。[ ]他们在社会的坐标有两个限定：一，处于政治统治的体制之外的社会；二，处于政治统治的体制之外的社会的上层，他们与统治权力不发生直接的关系，但是他们的行为影响着统治权力。[ ]社会精英往往成为互联网时代的“意见领袖”，利用他们的网络影响力充分发挥他们的领袖作用，通过理性的、客观的声音，批驳虚假信息，反击错误言论，还原事件真相，引导舆情走向，建立舆论圆桌。针对网上炒作的热点问题、不良网络信息进行疏导，通过主流媒体发布权威信息，努力让积极的、健康、充满正能量的声音引领占据舆论上风，形成舆论强势，以正视听。
任何事物都要一分为二的看待，舆论领袖如同一把双刃剑，在关注舆论领袖，并给予充分信任和肯定的同时，根据沉默的螺旋理论，我们也需要分摊注意力到社交媒体无法克服的沉默的大多数现象。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京发布的第3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7.10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1.7%，超过全球平均水平3.1个百分点。”此外，手机网民规模达到6.56亿，网民上网向移动端集中，手机占据着主导地位。
政治认知趋于理性。互联网的普及，更多的人有机会去了解周边、关注国家、认识世界，通过不同的媒介接触关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种信息，包含积极的、消极的，正面的、负面的，正确的、错误的，等等。借助各种媒体放眼看世界，为中国人了解西方的政治和民主提供了直观的影像，西方社会中各种问题依然存在，种族问题、吸毒问题、恐怖主义、战争问题等威胁着西式民主下的社会安定。
受众的信息素养包括对信息的接触、选择、理解、判断、加工、吸收等方面的能力，信息素养不仅折射出认知水平的高低，更是是公民政治参与的基础。公民的信息素养越高，政治参与的行为就相对规范有序和趋于理性。罗伯特·A·达文曾说過：“政治体系所能提供的参与渠道越多越通常，政治参与就越加便利，相应的参与就越多。只要客服较少的障碍便可行动，人们就去参与，遇到的障碍越大，人们就越不大会介入政治。”[ ]全媒体的发展有利于激发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主人翁”意识，有利于拓宽人民群众舆论监督和舆论表达的渠道，有利于引导人民群众维护自己“当家做主”的政治权利。
政治参与程度加强。《宪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 ]在全媒体环境下，随着公民的政治参与权利意识不断觉醒，政治认知觉悟不断提升，公民可以通过不同的渠道，如微博、微信、QQ、网站、论坛、客户端等进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例如当下最流行的网络问政和网络监督，公民通过新媒体随时检举揭发官员贪污腐败行为，成为新的舆论监督形式，同时这也凸显了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十八大以来，中纪委在反腐过程中充分利用全媒体的“去科层化”政治传播功能：一手抓反腐，一手抓宣传；一手抓线下，一手抓线上。通过“一网一端一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手机客户端、微信公众号，作为“反腐直通车”，向百姓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反腐成绩单”。
网民层次不一，一部分网民呈现的特征是草根性和非理性，普遍受教育程度低、收入不高，仇富、仇官情绪严重，易受感染。自媒体场域下，强化了“精英——平民”二元对立的简单化敌我思维模式，表现为平民阶层对富人、官员、专家、特殊职业者的应激性反应。富人钱财来源必然不正当，官员权力必然被滥用，专家言论不过是金钱指挥下的傀儡，特殊职业者如警察、医生、律师等惯于仗势欺人。针对网络上出现的信息，在难辨真伪的情形下，发布偏激评论，疯狂指责，恶意转帖，放大事件的负面影响，其非理性倾向极易转化为现实生活中的破坏性行为，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因此，无论是从政府方面还是媒体方面，都要做好应对策略，防止网络垃圾信息堵塞民意表达的渠道。
参考文献：
[1]邵培仁：《政治传播学》，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余新忠：《清前期浙西北基层社会精英的晋升途径与社会流动》载于《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3] 黄华莉：《当代中国政治传播的行为主体分析》，武汉大学，2004年5月，硕士
[4]【美】罗伯特·A·达文：《现代政治分析》，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38页。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4-03/15/content_1367387.htm
注：贵州民族大学科研基金资助项目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6yjsxm081
作者简介：任璐蝶，女，汉族，贵州民族大学研究生，研究方向：媒体创意与品牌传播，15286050636，地址：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贵州民族大学
（作者单位：贵州民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