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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小说理论》中，卢卡奇以其形式与历史同构的理论，提出史诗与小说更替的内在本质，是“总体性”文化的失落。现时代的小说是重新找寻与建构本质与生活相统一的史诗性叙述形式，它不仅担负着找寻总体性和为总体性赋形的重任，甚至还肩负着对混乱世界的整顿和塑形的使命。
关键词：格奥尔格·卢卡奇 《小说理论》 总体性 现代小说
格奥尔格·卢卡奇在《小说理论·序言》中曾谈到，《小说理论》的写作动机来源于1914年一战的爆发。在这样一个“绝对罪孽的时代”（费希特语），卢卡奇看到的是生存环境的碎片化、原子化和总体性的失而不可复得，以至于产生一种怀乡的感伤和忧郁，甚至绝望。鉴于生存世界的异化之现实，他开始了艺术世界的救赎旅程。正如贝尔所提出的“有意味的形式”一样，卢卡奇试图让形式说话。他把形式作为考察社会的透镜，透过形式变迁探讨社会文化发展并发掘二者的联系。
在《小说理论》中，他用历史主义的方法考察小说承接史诗的形式演变的历史基础，将文学形式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和生存状况相联系，认为史诗是本质与生活的统一，悲剧开始了本质与生活的对立，哲学则完全抛弃了生活，现时代的小说则是企图重新找寻与建构本质与生活之统一的史诗性叙述形式，并因此而提出他的著名论题：“小说是一个被上帝遗弃的世界的史诗”。把小说视为史诗的一种，包含着卢卡奇的人生理想，正如冯宪光的评价：“《小说理论》对小说形式的探索，仍然试图寻找返回史诗和谐审美境界的途径，使艺术形式负载人生探索的伦理责任。”
一 史诗时代心灵的自明性
《小说理论》开篇就呈现出一幅美轮美奂的史诗时代之本然的“原型地图”，流露出卢卡奇对古希腊文化的无限神往：
在那幸福的年代里，星空就是人们能走的和即将要走的路的地图，在星光朗照之下，道路清晰可辨。那时的一切既令人感到新奇，又让人觉得熟悉；既险象环生，却又为他们所掌握。世界虽然广阔无垠，却是他们自己的家园，因为心灵（Seele）深处燃烧的火焰和头上璀璨之星辰拥有共同的本性。
这是一个人与世界和谐统一的时代，与康德《实践理性批判》的《结论》中那段著名的“位我上者灿烂星空”的表述和认知非常相似。
继承了温克尔曼、歌德、席勒以来崇尚古希腊文化的德意志传统，卢卡奇把古希腊文化看作“完整的文化”，并以此取代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他认为，现代社会一系列的二元对立，如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生活与意义、实然与应然、历史与形式等，在古希腊那样一个完满的时代里都是和谐统一的。这个和谐的时代也构成了一个总体性的、非异化的精神文化世界。
在一切皆有答案的时代里，人们从不会迷失自我，当然也不需要寻找自我，他们生活在圆融无碍的总体性之中，他们的生活里从没有对未来的恐惧，从没有对前方的退缩，因为他们的本质和生活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任何事物都是具体的、有意义的，人们拥有精神原初的浑整性和文化的有机完整性。这个“发展得最完美”的“人类童年时代”，是一个具有“永不复返”的“永久的魅力”的世界。在这个一元的世界里，诗人就是自然（席勒），形式和历史契合为一，史诗的叙事疆域与生活的自然领域是完全一致的，它描绘了生活的广博的整体性（extensive totality of life）。
卢卡奇所推崇的《荷马史诗》中，奥德修斯虽然人在归乡的途中，在茫茫大海上漂流了十年，历经各种艰难险阻，遭遇无数波折和冒险，但是他从来未动摇过信念，也从来没有失去自我，更没有对前途的恐惧与找寻自我的烦恼。“他们只需要静静地存在和凭本性对事物进行处置”，荷马的“终点已经呈现于他前进的每一点上”。卢卡奇同样关注史诗的无主体性，即史诗的主人公正如他们的容貌一样，没有变化和发展。奥尔巴赫（Auerbach）在其《模仿》中也认为希腊英雄们的性格“没有发展，他们的生活——历史已经一劳永逸地预定好了……荷马的英雄们……每天早上醒来时如同他们生命的第一天一样：他们虽然充满激情，但却性情单纯而即时表现”。
二 “无以复加的罪恶时代”与总体文化的失落
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的第六封信中，比较了现代社会文化与史诗时代的希腊文化。与史诗时代所存在的完整的人性相比，史诗后时代的文化是一种充满了二元对立的、分离的碎片状态，但希腊文化那种不可思议的完美已经不可挽回地逝去了。席勒认为希腊人的自身与其生活完全是圆融的、和谐的、完满的、一体的。当历史的日晷行至希腊悲剧时代，意义已经不再内在于人的行动之中，而需要悲剧英雄去发掘、创造；而当哲学出现的时候，心灵与世界、行动与意义、实然与应然的对立与分裂日益加深，就需要主体去思考、反省、寻求心灵的归宿与思想上的明朗。哲学的产生，代表了生活中意义的迷失与找寻。在这一过程中，实体已经从荷马时代的绝对的生活内在性，蜕变为柏拉图式的绝对理念，然而是可感知和把握的超验。史诗、悲剧和哲学代表了“世界文学中伟大而永恒的范式的三个阶段”。
在卢卡奇看来，史诗植根于古希腊和谐的文化整体之中，因而它不需要设定人的主体意志之外的命运观念（即拒绝悲剧），也不需要宗教去拯救有限的此岸迷途的灵魂，更不需要创造哲学以摆脱心灵的痛苦以及用哲学思维去认识世界和反观自身。从根本上说，史诗不是从外部反映社会整体，这一形式本身就是该整体的一部分。相对于史诗文化，哲学以至现代小说，其实都只是一种追寻。
文艺复兴以后的现代世界，是一个分裂与异化（“alienation”或译为“疏离”）的时代。自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之后，近代哲学逐步走向强调主体的道路。无神的时代里，人成为形式和意义的赋予者。在远离神的时代里，那种心灵自明的世界早已逝去，意义和生活之间已经产生了巨大的鸿沟，在裂隙两端永远也不可能达到真正的合二为一，哲学家们苦苦追寻的正是在史诗时代以经验状态自然存在的“是”。在总体文化失落的史诗后时代，人被分裂为两端，即生活的我与心灵的我，因此哲学家才会不断地追问“我是谁？”“我要去哪里？”“生活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这种对彼岸的遥望与期盼，正是二元分裂的痛苦。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尔说：“我瞻望四方，我到处都只看到幽晦不明。大自然提供给我的，无往而不是怀疑与不安的题材。……在我目前所处的状态，我却茫然于我是什么以及我应该做什么，所以我就既不认识我的状况，也不认识我的责任。” 三 史诗的衰微与现代小说的发生
希腊哲学的出现标志着总体性的时代一去不返。在总体文化失落的现代，“生活的本质”更多地需要心灵去寻找、发现和创造，以摹写为特征的史诗当然不能担任心灵的“形式”，被赋予了本质的内涵总体性（intensive totality of essence）的悲剧在古希腊史诗之后逐渐繁荣起来。而渗透于悲剧中的总体性只是一种概念体系，所以生活与意义一体的总体性再也无法复制，悲剧的主人公再也不是家园里的集体，而是孤独的、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个人。“尽管悲剧发生了变化，然而其本质却在我们的时代依旧得到了拯救，而史诗则必须退场，让位给一种崭新的形式，即小说。”
卢卡奇认为，史诗的真正继承者是小说，尽管它们诞生在完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特性，而且它还担负着伟大的使命：对当下异化世界的救赎。在他看来，小说所刻画的仍然是生活的整体性，但这种整体性已不能直接获得，而是被掩盖起来了。因而小说的形式虽不是完全自由的，但它毕竟担负起了史诗曾经担负过的使命。
相对于史诗时代心灵的自明性，总体性文化失落后的现代社会，小说的主人公对未来的认识是完全陌生的，没有灯塔，没有神谕，他们是前行途中的探索者，既没有明确的等待他们的目标，也不知道前方的道路如何选择和穿越。卢卡奇认为，小说的产生虽然具有一种历史必然性和伟大的伦理价值，但是应该明确的是，与史诗不同，小说的整体性不是生活的整体性，而是对失去的整体性的一种幻想和建构，所以史诗和小说在内容上具有向度上的分野：史诗是对英雄及其周围世界在熟悉的家园内毫无疑问的前行的描绘（或模仿），是对人与世界，行为与意义的一元的丰富的整体性自然而然的展现；而小说则体现的是在一个整体性消失的时代人与世界的对立，是主人公内心世界的历险。
卢卡奇模仿黑格尔说，史诗的主角是部落。部落是有组织的总体，而小说的主人公则是个人，并且要在现代人与外部世界的疏远中形成。因此，卢卡奇把小说的主人公叫做“有问题的个人”（problematic individual）。小说是现代异化社会孤独的产物，正如本雅明所论，小说诞生于孤独的个人：“讲故事的人取材于自己亲历或道听途说的经验，然后把这种经验转化为听故事人的经验。小说家则闭门独处，小说诞生于离群索居的个人。”
四 结语
在这个没有上帝的指引、没有航向的漩涡里，人类茫然无措，找不到回家的路，正如卢卡奇在“永久绝望”中发出的呼救声：“谁将我们从西方文明的奴役中拯救出来？”从这样的历史境遇来理解，小说的出现绝非偶然。在一个破碎的世界里，人们对总体性的向往从未消失，这种信念就体现在小说世界的反讽结构中。小说在现代世界所肩负的历史重任是艰巨的，它不仅担负着找寻总体性和为总体性赋形的重任，甚至还肩负着对混乱世界的整顿和塑形的使命。
注：本文系南阳师范学院专项项目《西方资本主义文化背景下的小说社会学方法研究——以卢卡奇、瓦特、戈德曼为中心》（项目编号：ZX2012004）的阶段性成果，并受2012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12XZW042）的资助。
参考文献：
[1] [匈]卢卡奇，张亮、吴勇立译：《卢卡奇早期文选·小说理论》，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 冯宪光：《“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重庆出版社，1997年版。
[3] [德]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摘自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4] J.M.Bernstein.The Philosophy of the Novel：Lukács，Marxism and the Dialectics of Form， Brighton，Sussex：The Harvetser Press Limited，1984.
[5] Georg Lukács，The Theory of the Novel，translated by Anna Bostock，Cambridge，Massachusetts：MIT press，1971.
[6] [法]帕斯卡尔，何兆武译：《思想录》，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7] [英]帕金森，翁绍军译：《格奥尔格·卢卡奇》，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8] [德]本雅明：《讲故事的人》，[德]阿伦特编，张旭东、王斑译：《启迪：本雅明文选》，三联书店，2008年版。
（陈丽英，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博士，南阳师范学院副教授）
关键词：格奥尔格·卢卡奇 《小说理论》 总体性 现代小说
格奥尔格·卢卡奇在《小说理论·序言》中曾谈到，《小说理论》的写作动机来源于1914年一战的爆发。在这样一个“绝对罪孽的时代”（费希特语），卢卡奇看到的是生存环境的碎片化、原子化和总体性的失而不可复得，以至于产生一种怀乡的感伤和忧郁，甚至绝望。鉴于生存世界的异化之现实，他开始了艺术世界的救赎旅程。正如贝尔所提出的“有意味的形式”一样，卢卡奇试图让形式说话。他把形式作为考察社会的透镜，透过形式变迁探讨社会文化发展并发掘二者的联系。
在《小说理论》中，他用历史主义的方法考察小说承接史诗的形式演变的历史基础，将文学形式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和生存状况相联系，认为史诗是本质与生活的统一，悲剧开始了本质与生活的对立，哲学则完全抛弃了生活，现时代的小说则是企图重新找寻与建构本质与生活之统一的史诗性叙述形式，并因此而提出他的著名论题：“小说是一个被上帝遗弃的世界的史诗”。把小说视为史诗的一种，包含着卢卡奇的人生理想，正如冯宪光的评价：“《小说理论》对小说形式的探索，仍然试图寻找返回史诗和谐审美境界的途径，使艺术形式负载人生探索的伦理责任。”
一 史诗时代心灵的自明性
《小说理论》开篇就呈现出一幅美轮美奂的史诗时代之本然的“原型地图”，流露出卢卡奇对古希腊文化的无限神往：
在那幸福的年代里，星空就是人们能走的和即将要走的路的地图，在星光朗照之下，道路清晰可辨。那时的一切既令人感到新奇，又让人觉得熟悉；既险象环生，却又为他们所掌握。世界虽然广阔无垠，却是他们自己的家园，因为心灵（Seele）深处燃烧的火焰和头上璀璨之星辰拥有共同的本性。
这是一个人与世界和谐统一的时代，与康德《实践理性批判》的《结论》中那段著名的“位我上者灿烂星空”的表述和认知非常相似。
继承了温克尔曼、歌德、席勒以来崇尚古希腊文化的德意志传统，卢卡奇把古希腊文化看作“完整的文化”，并以此取代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他认为，现代社会一系列的二元对立，如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生活与意义、实然与应然、历史与形式等，在古希腊那样一个完满的时代里都是和谐统一的。这个和谐的时代也构成了一个总体性的、非异化的精神文化世界。
在一切皆有答案的时代里，人们从不会迷失自我，当然也不需要寻找自我，他们生活在圆融无碍的总体性之中，他们的生活里从没有对未来的恐惧，从没有对前方的退缩，因为他们的本质和生活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任何事物都是具体的、有意义的，人们拥有精神原初的浑整性和文化的有机完整性。这个“发展得最完美”的“人类童年时代”，是一个具有“永不复返”的“永久的魅力”的世界。在这个一元的世界里，诗人就是自然（席勒），形式和历史契合为一，史诗的叙事疆域与生活的自然领域是完全一致的，它描绘了生活的广博的整体性（extensive totality of life）。
卢卡奇所推崇的《荷马史诗》中，奥德修斯虽然人在归乡的途中，在茫茫大海上漂流了十年，历经各种艰难险阻，遭遇无数波折和冒险，但是他从来未动摇过信念，也从来没有失去自我，更没有对前途的恐惧与找寻自我的烦恼。“他们只需要静静地存在和凭本性对事物进行处置”，荷马的“终点已经呈现于他前进的每一点上”。卢卡奇同样关注史诗的无主体性，即史诗的主人公正如他们的容貌一样，没有变化和发展。奥尔巴赫（Auerbach）在其《模仿》中也认为希腊英雄们的性格“没有发展，他们的生活——历史已经一劳永逸地预定好了……荷马的英雄们……每天早上醒来时如同他们生命的第一天一样：他们虽然充满激情，但却性情单纯而即时表现”。
二 “无以复加的罪恶时代”与总体文化的失落
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的第六封信中，比较了现代社会文化与史诗时代的希腊文化。与史诗时代所存在的完整的人性相比，史诗后时代的文化是一种充满了二元对立的、分离的碎片状态，但希腊文化那种不可思议的完美已经不可挽回地逝去了。席勒认为希腊人的自身与其生活完全是圆融的、和谐的、完满的、一体的。当历史的日晷行至希腊悲剧时代，意义已经不再内在于人的行动之中，而需要悲剧英雄去发掘、创造；而当哲学出现的时候，心灵与世界、行动与意义、实然与应然的对立与分裂日益加深，就需要主体去思考、反省、寻求心灵的归宿与思想上的明朗。哲学的产生，代表了生活中意义的迷失与找寻。在这一过程中，实体已经从荷马时代的绝对的生活内在性，蜕变为柏拉图式的绝对理念，然而是可感知和把握的超验。史诗、悲剧和哲学代表了“世界文学中伟大而永恒的范式的三个阶段”。
在卢卡奇看来，史诗植根于古希腊和谐的文化整体之中，因而它不需要设定人的主体意志之外的命运观念（即拒绝悲剧），也不需要宗教去拯救有限的此岸迷途的灵魂，更不需要创造哲学以摆脱心灵的痛苦以及用哲学思维去认识世界和反观自身。从根本上说，史诗不是从外部反映社会整体，这一形式本身就是该整体的一部分。相对于史诗文化，哲学以至现代小说，其实都只是一种追寻。
文艺复兴以后的现代世界，是一个分裂与异化（“alienation”或译为“疏离”）的时代。自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之后，近代哲学逐步走向强调主体的道路。无神的时代里，人成为形式和意义的赋予者。在远离神的时代里，那种心灵自明的世界早已逝去，意义和生活之间已经产生了巨大的鸿沟，在裂隙两端永远也不可能达到真正的合二为一，哲学家们苦苦追寻的正是在史诗时代以经验状态自然存在的“是”。在总体文化失落的史诗后时代，人被分裂为两端，即生活的我与心灵的我，因此哲学家才会不断地追问“我是谁？”“我要去哪里？”“生活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这种对彼岸的遥望与期盼，正是二元分裂的痛苦。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尔说：“我瞻望四方，我到处都只看到幽晦不明。大自然提供给我的，无往而不是怀疑与不安的题材。……在我目前所处的状态，我却茫然于我是什么以及我应该做什么，所以我就既不认识我的状况，也不认识我的责任。” 三 史诗的衰微与现代小说的发生
希腊哲学的出现标志着总体性的时代一去不返。在总体文化失落的现代，“生活的本质”更多地需要心灵去寻找、发现和创造，以摹写为特征的史诗当然不能担任心灵的“形式”，被赋予了本质的内涵总体性（intensive totality of essence）的悲剧在古希腊史诗之后逐渐繁荣起来。而渗透于悲剧中的总体性只是一种概念体系，所以生活与意义一体的总体性再也无法复制，悲剧的主人公再也不是家园里的集体，而是孤独的、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个人。“尽管悲剧发生了变化，然而其本质却在我们的时代依旧得到了拯救，而史诗则必须退场，让位给一种崭新的形式，即小说。”
卢卡奇认为，史诗的真正继承者是小说，尽管它们诞生在完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特性，而且它还担负着伟大的使命：对当下异化世界的救赎。在他看来，小说所刻画的仍然是生活的整体性，但这种整体性已不能直接获得，而是被掩盖起来了。因而小说的形式虽不是完全自由的，但它毕竟担负起了史诗曾经担负过的使命。
相对于史诗时代心灵的自明性，总体性文化失落后的现代社会，小说的主人公对未来的认识是完全陌生的，没有灯塔，没有神谕，他们是前行途中的探索者，既没有明确的等待他们的目标，也不知道前方的道路如何选择和穿越。卢卡奇认为，小说的产生虽然具有一种历史必然性和伟大的伦理价值，但是应该明确的是，与史诗不同，小说的整体性不是生活的整体性，而是对失去的整体性的一种幻想和建构，所以史诗和小说在内容上具有向度上的分野：史诗是对英雄及其周围世界在熟悉的家园内毫无疑问的前行的描绘（或模仿），是对人与世界，行为与意义的一元的丰富的整体性自然而然的展现；而小说则体现的是在一个整体性消失的时代人与世界的对立，是主人公内心世界的历险。
卢卡奇模仿黑格尔说，史诗的主角是部落。部落是有组织的总体，而小说的主人公则是个人，并且要在现代人与外部世界的疏远中形成。因此，卢卡奇把小说的主人公叫做“有问题的个人”（problematic individual）。小说是现代异化社会孤独的产物，正如本雅明所论，小说诞生于孤独的个人：“讲故事的人取材于自己亲历或道听途说的经验，然后把这种经验转化为听故事人的经验。小说家则闭门独处，小说诞生于离群索居的个人。”
四 结语
在这个没有上帝的指引、没有航向的漩涡里，人类茫然无措，找不到回家的路，正如卢卡奇在“永久绝望”中发出的呼救声：“谁将我们从西方文明的奴役中拯救出来？”从这样的历史境遇来理解，小说的出现绝非偶然。在一个破碎的世界里，人们对总体性的向往从未消失，这种信念就体现在小说世界的反讽结构中。小说在现代世界所肩负的历史重任是艰巨的，它不仅担负着找寻总体性和为总体性赋形的重任，甚至还肩负着对混乱世界的整顿和塑形的使命。
注：本文系南阳师范学院专项项目《西方资本主义文化背景下的小说社会学方法研究——以卢卡奇、瓦特、戈德曼为中心》（项目编号：ZX2012004）的阶段性成果，并受2012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12XZW042）的资助。
参考文献：
[1] [匈]卢卡奇，张亮、吴勇立译：《卢卡奇早期文选·小说理论》，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 冯宪光：《“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重庆出版社，1997年版。
[3] [德]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摘自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4] J.M.Bernstein.The Philosophy of the Novel：Lukács，Marxism and the Dialectics of Form， Brighton，Sussex：The Harvetser Press Limited，1984.
[5] Georg Lukács，The Theory of the Novel，translated by Anna Bostock，Cambridge，Massachusetts：MIT press，1971.
[6] [法]帕斯卡尔，何兆武译：《思想录》，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7] [英]帕金森，翁绍军译：《格奥尔格·卢卡奇》，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8] [德]本雅明：《讲故事的人》，[德]阿伦特编，张旭东、王斑译：《启迪：本雅明文选》，三联书店，2008年版。
（陈丽英，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博士，南阳师范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