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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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国家对华数字合作政策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性，大致分为积极参与、有限参与、消极参与等三种类型。本文发现，对华威胁感知是决定东盟各国对华数字合作政策的主要因素；数字自主和数字福利的关系是另一个影响因素。威胁感知较低的东盟国家倾向于积极参与对华合作；威胁感知一般的东盟国家，当数字自主诉求高于数字福利诉求时，则有限参与对华合作；威胁感知较高的东盟国家，当数字福利诉求高于数字自主诉求时，倾向于有限参与对华合
【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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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社科基金青年课题“全球数字经济治理困境及中国方案选择研究”（19CGJ042）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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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国家对华数字合作政策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性，大致分为积极参与、有限参与、消极参与等三种类型。本文发现，对华威胁感知是决定东盟各国对华数字合作政策的主要因素；数字自主和数字福利的关系是另一个影响因素。威胁感知较低的东盟国家倾向于积极参与对华合作；威胁感知一般的东盟国家，当数字自主诉求高于数字福利诉求时，则有限参与对华合作；威胁感知较高的东盟国家，当数字福利诉求高于数字自主诉求时，倾向于有限参与对华合作，反之则消极参与对华合作。当东盟各国威胁感知和战略偏好出现调整时，对华数字合作意向也会随之动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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