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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早在公元一世纪，佛教就已传入我国，伴随着宗教的传播，胡乐以及大量西域乐器也大量涌入我国，使我国的古代音乐发展出现百花争艳的局面，本文探讨胡乐传播和佛教东传的关系。
【关键词】佛教传播；龟兹乐；石窟
公元一世纪中期，佛教由天竺传入我国，佛教信徒为了能更好地向民众传播教义，常常会利用民间音乐，植入宗教内容，用来吸引民众。但是，由于天竺语言和中国的区别，曲调难以通用，所以佛教歌曲甚少从天竺传来。梁代僧人慧皎在他的著作《高僧传》中也明确论证了这一点：“自大教东流，乃译文者众，而传声盖寡。良有梵音重复，汉语单奇，梵響无授。”
虽然慧皎表明了佛教歌曲基本取自于东传后中国土生土长的民间音乐，但是，自公元四世纪开始，已有天竺、龟兹等佛教大国的音乐传到中原，《隋书.音乐志》：“天竺乐，起自张重华据有凉州，重四译来贡男伎。”后又有记载“龟兹者，起自吕光灭龟兹，因得其声。”“西凉者，起苻氏之末，吕光、沮渠蒙逊等据有凉州，变龟兹声为之，号为《秦汉伎》。魏太武既平河西，得之，谓之《西凉乐》。至魏、周之际，遂谓之《国伎》。”……大量史料论证，可见西域音乐传入对中国本土音乐的影响是深远的。然而，佛教本发源于西域，这些西域音乐是否本身就带有佛教色彩，它们对佛教东传是否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力，成了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
为了探讨这个问题，特以龟兹乐为例。
龟兹是我国古代西域大国之一，位于今我国新疆库车一带。在源远流长的龟兹文化影响下，“以歌言声，以舞言情”成为龟兹各民族的典型特征。龟兹乐舞就起源于此。
在极长的历史时期内，龟兹都是处于丝绸之路上中西交通要塞，宗教、文化、经济等都极其发达。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记载道：“屈支国……文字取则印度，粗有改善，管弦伎乐，特善诸国。”又称：“珈蓝百余所，僧徒五千余人，经教律义，取则印度。”僧人和寺庙的惊人数量昭示着佛教的兴旺程度，佛教文化已然渗透于龟兹人民生活每一部分，而且据今考古发现，克孜尔千佛洞等几个著名佛教洞窟都建立于此，可见佛教在龟兹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大动荡的时代。北方割据混战，导致大量西方北方人民南迁，这也使得各族音乐文化开始碰撞融合。
然而西域乐舞的东传很大一部分伴随着混战中佛教文化的传播。古代著名译经师高僧鸠摩罗什在佛教东传就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有《晋书》卷九十五载：“苻坚闻之，密有迎罗什之意。……乃遣骁骑将军吕光等，率兵七万，西伐龟兹，谓光曰‘若获罗什，即驰驿送之。’”史料证明，苻坚命吕光发动对龟兹战争的目的，很大一部分是为了得到佛教教义，抢夺高僧鸠摩罗什。又在《隋书.音乐志》上有记载：“龟兹者，起自吕光灭龟兹（公元384年），因得其声。”可见龟兹乐的东传与佛教东传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龟兹乐由西域传入中原，真正地广为流传，实际是在隋唐时期开始，随着佛教达到鼎盛，佛曲也得到广泛流行，那时不论中原还是边疆，龟兹乐征服了所有人。唐代的九部乐乃至十部乐，其中有七部与西域的佛曲有关。如《天竺乐》，乐伎舞伎都必须穿袭装、堪称盛唐歌舞之冠的《霓裳羽衣曲》就是“扬敬述进《婆罗门曲》，明皇润色，又为易美名”而成的。龟兹乐被唐王朝编为大唐十部乐之一，可见龟兹音乐对大唐影响之深。记载的乐部有《破阵乐》《上元乐》《大定乐》《圣寿乐》《光圣乐》《长寿乐》等。今天依旧广为人知的《胡旋曲》就是当时的代表作之一。据《隋书·音乐志》记载，佛曲也进入了隋代宫廷。又据《册府元龟》卷五六九，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将《龟兹佛曲》改为《金华洞真》，将《急龟兹佛曲》改为《急金华洞真》。这说明古龟兹在盛唐以前已有佛曲，盛唐时仍然袭用。据今考证的一个重要发现，就是我国现在部分佛教寺庙里依然有少部分的唐代音乐保留下来，可以猜测这是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唐代音乐吸收了天竺乐、龟兹乐、安国乐等来自佛教国家的音乐，保持了佛教最本真的色彩，才使它们能够在悠长岁月中依然拥有着鲜活的生命力。
由于早期音乐传播主要靠人们的言传身教，而且西域音乐的遗留资料少之又少，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去具体考证它们音律色彩，也没有办法断定西域音乐和佛教传播的千丝万缕的具体关系。但是，自公元四世纪以来，由于佛教在我国广泛传播影响，使北朝的石窖、南朝的诗歌以及音乐、歌舞、绘画、书法和大规模的寺塔建筑交相辉映，并成为举世瞩目的中古时期东方文化艺术史上的奇观，今天作为世界珍贵的文化遗产——各式各样的石窟，里面描绘音乐舞蹈场景绚丽多姿的壁画为我们再现了一段音乐表演的真实历史。
放眼中原，如果从公元3世纪开凿的首批石窟算起，到明清小规模的开凿和重修，佛教石窟在我国已延续了上千余年。而在这漫长的演进历程中，北魏和盛唐无疑是两个高潮，它们形成了中国石窟前后400多年持续开凿的旺盛时期，被称为我国三大石窟艺术宝库的大同云冈石窟、洛阳龙门石窟和敦煌莫高窟便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西域音乐的东传在我国音乐发展史上都画下了特有的绚烂一笔，而且我始终相信一条真理，艺术源于生活。而文化艺术始终反映着社会经济，政治以及各方面的发展状况。而音乐，作为文化艺术的一个重要门类，它伴随着人类进入了文明生活，并渗透到各个历史时期和社会的各个层次，当然与佛教也是有着深远的因缘关系。
参考文献
[1]张莉，甘庭俭.克孜尔千佛洞壁画中的音乐形态考察[J].四川戏剧.2012，1.
[2]李小荣.试论佛教音乐极其东传[J].法音，2001.2
[3]陈洛.楚楚胡乐入汉声——谈龟兹乐对汉族音乐的影响[J].艺术探索，1987.
作者简介：姚锐（1994—），女，安徽铜陵人，河南大学艺术学院2012级本科生。
【关键词】佛教传播；龟兹乐；石窟
公元一世纪中期，佛教由天竺传入我国，佛教信徒为了能更好地向民众传播教义，常常会利用民间音乐，植入宗教内容，用来吸引民众。但是，由于天竺语言和中国的区别，曲调难以通用，所以佛教歌曲甚少从天竺传来。梁代僧人慧皎在他的著作《高僧传》中也明确论证了这一点：“自大教东流，乃译文者众，而传声盖寡。良有梵音重复，汉语单奇，梵響无授。”
虽然慧皎表明了佛教歌曲基本取自于东传后中国土生土长的民间音乐，但是，自公元四世纪开始，已有天竺、龟兹等佛教大国的音乐传到中原，《隋书.音乐志》：“天竺乐，起自张重华据有凉州，重四译来贡男伎。”后又有记载“龟兹者，起自吕光灭龟兹，因得其声。”“西凉者，起苻氏之末，吕光、沮渠蒙逊等据有凉州，变龟兹声为之，号为《秦汉伎》。魏太武既平河西，得之，谓之《西凉乐》。至魏、周之际，遂谓之《国伎》。”……大量史料论证，可见西域音乐传入对中国本土音乐的影响是深远的。然而，佛教本发源于西域，这些西域音乐是否本身就带有佛教色彩，它们对佛教东传是否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力，成了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
为了探讨这个问题，特以龟兹乐为例。
龟兹是我国古代西域大国之一，位于今我国新疆库车一带。在源远流长的龟兹文化影响下，“以歌言声，以舞言情”成为龟兹各民族的典型特征。龟兹乐舞就起源于此。
在极长的历史时期内，龟兹都是处于丝绸之路上中西交通要塞，宗教、文化、经济等都极其发达。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记载道：“屈支国……文字取则印度，粗有改善，管弦伎乐，特善诸国。”又称：“珈蓝百余所，僧徒五千余人，经教律义，取则印度。”僧人和寺庙的惊人数量昭示着佛教的兴旺程度，佛教文化已然渗透于龟兹人民生活每一部分，而且据今考古发现，克孜尔千佛洞等几个著名佛教洞窟都建立于此，可见佛教在龟兹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大动荡的时代。北方割据混战，导致大量西方北方人民南迁，这也使得各族音乐文化开始碰撞融合。
然而西域乐舞的东传很大一部分伴随着混战中佛教文化的传播。古代著名译经师高僧鸠摩罗什在佛教东传就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有《晋书》卷九十五载：“苻坚闻之，密有迎罗什之意。……乃遣骁骑将军吕光等，率兵七万，西伐龟兹，谓光曰‘若获罗什，即驰驿送之。’”史料证明，苻坚命吕光发动对龟兹战争的目的，很大一部分是为了得到佛教教义，抢夺高僧鸠摩罗什。又在《隋书.音乐志》上有记载：“龟兹者，起自吕光灭龟兹（公元384年），因得其声。”可见龟兹乐的东传与佛教东传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龟兹乐由西域传入中原，真正地广为流传，实际是在隋唐时期开始，随着佛教达到鼎盛，佛曲也得到广泛流行，那时不论中原还是边疆，龟兹乐征服了所有人。唐代的九部乐乃至十部乐，其中有七部与西域的佛曲有关。如《天竺乐》，乐伎舞伎都必须穿袭装、堪称盛唐歌舞之冠的《霓裳羽衣曲》就是“扬敬述进《婆罗门曲》，明皇润色，又为易美名”而成的。龟兹乐被唐王朝编为大唐十部乐之一，可见龟兹音乐对大唐影响之深。记载的乐部有《破阵乐》《上元乐》《大定乐》《圣寿乐》《光圣乐》《长寿乐》等。今天依旧广为人知的《胡旋曲》就是当时的代表作之一。据《隋书·音乐志》记载，佛曲也进入了隋代宫廷。又据《册府元龟》卷五六九，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将《龟兹佛曲》改为《金华洞真》，将《急龟兹佛曲》改为《急金华洞真》。这说明古龟兹在盛唐以前已有佛曲，盛唐时仍然袭用。据今考证的一个重要发现，就是我国现在部分佛教寺庙里依然有少部分的唐代音乐保留下来，可以猜测这是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唐代音乐吸收了天竺乐、龟兹乐、安国乐等来自佛教国家的音乐，保持了佛教最本真的色彩，才使它们能够在悠长岁月中依然拥有着鲜活的生命力。
由于早期音乐传播主要靠人们的言传身教，而且西域音乐的遗留资料少之又少，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去具体考证它们音律色彩，也没有办法断定西域音乐和佛教传播的千丝万缕的具体关系。但是，自公元四世纪以来，由于佛教在我国广泛传播影响，使北朝的石窖、南朝的诗歌以及音乐、歌舞、绘画、书法和大规模的寺塔建筑交相辉映，并成为举世瞩目的中古时期东方文化艺术史上的奇观，今天作为世界珍贵的文化遗产——各式各样的石窟，里面描绘音乐舞蹈场景绚丽多姿的壁画为我们再现了一段音乐表演的真实历史。
放眼中原，如果从公元3世纪开凿的首批石窟算起，到明清小规模的开凿和重修，佛教石窟在我国已延续了上千余年。而在这漫长的演进历程中，北魏和盛唐无疑是两个高潮，它们形成了中国石窟前后400多年持续开凿的旺盛时期，被称为我国三大石窟艺术宝库的大同云冈石窟、洛阳龙门石窟和敦煌莫高窟便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西域音乐的东传在我国音乐发展史上都画下了特有的绚烂一笔，而且我始终相信一条真理，艺术源于生活。而文化艺术始终反映着社会经济，政治以及各方面的发展状况。而音乐，作为文化艺术的一个重要门类，它伴随着人类进入了文明生活，并渗透到各个历史时期和社会的各个层次，当然与佛教也是有着深远的因缘关系。
参考文献
[1]张莉，甘庭俭.克孜尔千佛洞壁画中的音乐形态考察[J].四川戏剧.2012，1.
[2]李小荣.试论佛教音乐极其东传[J].法音，2001.2
[3]陈洛.楚楚胡乐入汉声——谈龟兹乐对汉族音乐的影响[J].艺术探索，1987.
作者简介：姚锐（1994—），女，安徽铜陵人，河南大学艺术学院2012级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