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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彼得?德鲁克出版了《创新与企业家精神》，在这本书里，德鲁克将过去10-15年间，在美国出现的真正的企业家经济看做现代经济和社会史上最具深远意义和最鼓舞人心的事件——而在通常情况下，那也被看作是战后美国经济高速增长后的滞涨岁月。
“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经济零增长’、‘美国限制工业化’之类的说法被人奉为金科玉律，在美国十分盛行。
然而，事实和数据却证明这些观点完全是无稽之谈。因为经济体系的创新，美国从管理型经济彻底走向了企业家经济。虽然美国的烟囱工业走向黄昏，但新成立的小规模企业消化了大量（4000万甚至更多）失业的人。根据《经济学人》的报道，目前（1984年）美国每年新成立的公司多达60万家，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经济繁荣时期的7倍。”
在美国，企业家往往被定义为自己创办小型企业的人。在德鲁克眼中，要想成为“企业家”，除了具备小和新的特点之外，还必须创造出与众不同的东西或者改变某种价值观。诸如苹果、微软等一批技术型企业正是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以后，无不充满了改变世界的创造力。
《创新与企业家精神》出版后的20年，也就是德鲁克生命的最后20年，正好是新一轮技术革命从发轫到走向逐渐成熟的20年。
微软改变了人们使用电脑的方式，网景和雅虎是互联网平民化的开创者，Google奉行不作恶的价值观——搜索引擎本身就代表一种价值观，Facebook干脆制造出一个新的世界。
对于西方人，普遍认为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的经济成功来自于善于模仿而非创新，而德鲁克认为恰恰相反：虽然就整体而言，日本人并没有产生令人瞩目的技术或科学创新，但他们的成功很好地体现了社会创新。
自1867年日本开始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人极不情愿地向世界敞开了它的国门。此举完全是为了避免重蹈当时印度与中国的命运。日本自救的方式是，以纯粹柔道的方式，运用西方的武器将西方人抵御在国门之外，以此来保持日本的传统。
这意味着社会创新远比蒸汽火车头或者电报重要。从大学、现代公务员制度、现代金融制度的发展可以看出，社会创新远比制造火车头或者电报机要困难得多。一个可以将车厢从伦敦拉到利物浦的火车头，不需要调整或改变，就可以将车厢从东京拉到大阪。
但是，日本的社会体制必须是纯粹“日本”式的，而且必须是非常“现代化”。他们必须由日本人经营，同时又必须适应高度技术性的西方经济体系，科技能够以较低的成本从国外引进，并且不会带来多少文化风险；而体制相反却需要有文化的基底才能茁壮成长。
100年以前，日本人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将他们的资源投注于社会创新，而对技术创新加以模仿、引进并改造，结果他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
在《创新与企业家精神》这本书里，创新并非单纯的科技术语，而是经济或社会术语，即通过改变产品和服务，为客户提供价值和满意度。
亨利?卢斯从1920年代起相继创办的《时代》、《生活》和《财富》等杂志，都可以看做是社会创新的产物。
美国开国元勋托马斯?杰斐逊在其晚年曾说：“每一代人都需要一次新的革命。”在德鲁克看来，革命固然带来宏大叙事式的激情，但其实是一种幻觉，它是旧思想、制度自我更新失败的产物，革命的结果多半会与革命者的承诺相反，而且还伴随着流血、内战、集中营和经济危机。
与革命相比，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不是对原有的社会进行斩草除根，而是通过循序渐进的方式，诸如这次推出一个新产品、下次实施一项新政策、再下次改善公共服务。
因此无论是社会还是经济，公共服务机构还是商业机构，都需要创新与企业家精神。创新与企业家精神能让任何社会、经济、产业、公共服务机构和商业机构都保持高度的灵活性与自我更新能力。杰斐逊一代希望每一代人通过革命来实现的目标，其实都可以通过创新与企业家精神来实现。
创新与企业家精神的内核并非高科技，而是全社会对待企业家的态度，进而形成一种企业家经济。
这也让德鲁克总结出美国在所谓“滞涨岁月”继续保持稳定的原因，即通过创新产生的许多低科技岗位消化了大量因“烟囱工业”下坡而失业的工人，从而没有引发重大政治危机。德鲁克希望，创新与企业家精神能够成为整个社会层面里的一种平常、稳定和持续的活动。
德鲁克被看做是20世纪最伟大的管理学家之一，甚至得到了“大师中的大师”这样的赞誉。德鲁克本人比任何人都更讨厌此类称呼，仅仅视自己为一名作家。
1993年，他还爱上了这样一个头衔“社会生态学家”，倾向于将整个社会视作一个生态系统。我更愿意将他看作是一名伟大的记者、旁观者，一如他自传的名字。他一直在观察作为美国重要社会基础之一的企业，提出认识世界的新方法。
而青年作家许知远给德鲁克冠以“天才的业余选手”称号——以赛亚?柏林对俄国流亡者赫尔岑的评语，说明德鲁克作为旁观人士对商业、社会做出的方法论上的贡献。德鲁克自己就是创新者，1946年《公司的概念》出版后，其大胆的概念就让当时的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完全无法接受。
在这本书的最后，德鲁克提出设想，企业家国家是否会取代绵软无力的福利国家成为人类新的组织形式。
“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经济零增长’、‘美国限制工业化’之类的说法被人奉为金科玉律，在美国十分盛行。
然而，事实和数据却证明这些观点完全是无稽之谈。因为经济体系的创新，美国从管理型经济彻底走向了企业家经济。虽然美国的烟囱工业走向黄昏，但新成立的小规模企业消化了大量（4000万甚至更多）失业的人。根据《经济学人》的报道，目前（1984年）美国每年新成立的公司多达60万家，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经济繁荣时期的7倍。”
在美国，企业家往往被定义为自己创办小型企业的人。在德鲁克眼中，要想成为“企业家”，除了具备小和新的特点之外，还必须创造出与众不同的东西或者改变某种价值观。诸如苹果、微软等一批技术型企业正是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以后，无不充满了改变世界的创造力。
《创新与企业家精神》出版后的20年，也就是德鲁克生命的最后20年，正好是新一轮技术革命从发轫到走向逐渐成熟的20年。
微软改变了人们使用电脑的方式，网景和雅虎是互联网平民化的开创者，Google奉行不作恶的价值观——搜索引擎本身就代表一种价值观，Facebook干脆制造出一个新的世界。
对于西方人，普遍认为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的经济成功来自于善于模仿而非创新，而德鲁克认为恰恰相反：虽然就整体而言，日本人并没有产生令人瞩目的技术或科学创新，但他们的成功很好地体现了社会创新。
自1867年日本开始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人极不情愿地向世界敞开了它的国门。此举完全是为了避免重蹈当时印度与中国的命运。日本自救的方式是，以纯粹柔道的方式，运用西方的武器将西方人抵御在国门之外，以此来保持日本的传统。
这意味着社会创新远比蒸汽火车头或者电报重要。从大学、现代公务员制度、现代金融制度的发展可以看出，社会创新远比制造火车头或者电报机要困难得多。一个可以将车厢从伦敦拉到利物浦的火车头，不需要调整或改变，就可以将车厢从东京拉到大阪。
但是，日本的社会体制必须是纯粹“日本”式的，而且必须是非常“现代化”。他们必须由日本人经营，同时又必须适应高度技术性的西方经济体系，科技能够以较低的成本从国外引进，并且不会带来多少文化风险；而体制相反却需要有文化的基底才能茁壮成长。
100年以前，日本人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将他们的资源投注于社会创新，而对技术创新加以模仿、引进并改造，结果他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
在《创新与企业家精神》这本书里，创新并非单纯的科技术语，而是经济或社会术语，即通过改变产品和服务，为客户提供价值和满意度。
亨利?卢斯从1920年代起相继创办的《时代》、《生活》和《财富》等杂志，都可以看做是社会创新的产物。
美国开国元勋托马斯?杰斐逊在其晚年曾说：“每一代人都需要一次新的革命。”在德鲁克看来，革命固然带来宏大叙事式的激情，但其实是一种幻觉，它是旧思想、制度自我更新失败的产物，革命的结果多半会与革命者的承诺相反，而且还伴随着流血、内战、集中营和经济危机。
与革命相比，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不是对原有的社会进行斩草除根，而是通过循序渐进的方式，诸如这次推出一个新产品、下次实施一项新政策、再下次改善公共服务。
因此无论是社会还是经济，公共服务机构还是商业机构，都需要创新与企业家精神。创新与企业家精神能让任何社会、经济、产业、公共服务机构和商业机构都保持高度的灵活性与自我更新能力。杰斐逊一代希望每一代人通过革命来实现的目标，其实都可以通过创新与企业家精神来实现。
创新与企业家精神的内核并非高科技，而是全社会对待企业家的态度，进而形成一种企业家经济。
这也让德鲁克总结出美国在所谓“滞涨岁月”继续保持稳定的原因，即通过创新产生的许多低科技岗位消化了大量因“烟囱工业”下坡而失业的工人，从而没有引发重大政治危机。德鲁克希望，创新与企业家精神能够成为整个社会层面里的一种平常、稳定和持续的活动。
德鲁克被看做是20世纪最伟大的管理学家之一，甚至得到了“大师中的大师”这样的赞誉。德鲁克本人比任何人都更讨厌此类称呼，仅仅视自己为一名作家。
1993年，他还爱上了这样一个头衔“社会生态学家”，倾向于将整个社会视作一个生态系统。我更愿意将他看作是一名伟大的记者、旁观者，一如他自传的名字。他一直在观察作为美国重要社会基础之一的企业，提出认识世界的新方法。
而青年作家许知远给德鲁克冠以“天才的业余选手”称号——以赛亚?柏林对俄国流亡者赫尔岑的评语，说明德鲁克作为旁观人士对商业、社会做出的方法论上的贡献。德鲁克自己就是创新者，1946年《公司的概念》出版后，其大胆的概念就让当时的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完全无法接受。
在这本书的最后，德鲁克提出设想，企业家国家是否会取代绵软无力的福利国家成为人类新的组织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