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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20年在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的情况下，中国电影在国庆档仍然取得了较高的票房收入。论文以2020年国庆档上映的《一点就到家》《夺冠》《我和我的家乡》三部新主流佳作为例，从叙事策略与主题表达角度出发，分析当下日益丰富的新主流电影形态，以期为同类型影片在创作过程中的风格探寻与精神构建提供参照。
关键词：新主流电影；国庆档；叙事策略；主题表达；电影评论
中图分类号：J90 文献标识码：A
中国电影经历了“主旋律电影”“主流电影”“新主流电影”等形态的不断丰富变化和发展。提及“主流电影”，人们往往会最先想到爱国主义、战斗英雄、时代楷模等一系列主旋律命题。诚然，中国的主流电影的确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在服务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表达。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翻天巨变，时代语境的变更与多元文化的交叠，使主流电影新形态与新格局的产生成为了一种必然。
“新主流电影”的概念由马宁等人在1999年提出，最初是指那些“低成本而又有新意和商业性的电影”。[1]4-16而随着我国电影产业的迅速发展，电影的制作成本也在不断增加，“低成本”这一界定略显偏颇。因此，王乃华又将其进一步定义为“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商业化电影”，并且提出：“新主流电影不仅在价值观等意识形态上是主流，而且在公众影响力上也要属于主导（主流）地位，即具有强大的市场号召力和观众亲和力。”[2]138-139通过梳理“新主流电影”这一概念的发展脉络，我们会发现近年来符合这一特征的影片不在少数。这些影片普遍都在创作过程中寻求突破与创新，沿袭了以往作品中表达家国同构、身份认同的精神主旨，并在此基础上将中国特色与时代特色包孕其中，使其在类型样态、美学格调等方面呈现出别具一格的风采和生机，进而收获了学界内外以及广大观众的一致肯定。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世界经济因此遭受重创，各个国家的电影产业也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中国电影市场在经历了全面沉寂180多天的萧索景象后，在国庆档却不负众望，在各种不确定性因素与日俱增的情况下仍然取得了39.6亿的票房收入。这样的成绩一方面得益于阔别已久的观众对回归影院抱有无限热情，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优质内容持续输出为中国电影市场积攒下的强大韧性。本文将以2020年国庆档上映的《一点就到家》《夺冠》《我和我的家乡》三部新主流佳作为例，从叙事策略与主题表达角度出发，分析当下日益丰富的新主流电影形态，以期为同类型影片在创作过程中的风格探寻与精神构建提供参照。
一、《一点就到家》：以个体命运观照时代议题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也是打赢脱贫攻堅战的决胜之年，这意味着千百年来困扰中华民族的绝对贫困问题即将历史性地划上句号。面对如此特殊的时代背景，2020年国庆档上映的一系列新主流电影并没有再像以往那样专注于宏大叙事，而是将视角下沉到时代洪流中个体命运的载浮载沉，以实现“小我”的个人理想为支点，折射出全民族共同助力“中国梦”的华彩。而其中聚焦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影片《一点就到家》，无疑是最具风格化的作品之一。
电影《一点就到家》讲述了三个拥有不同梦想的年轻人，历经挫败、分歧与磨合，最终决心精诚团结、共同创业的故事。影片中，拥有“电商梦”的魏晋北（刘昊然饰）屡遭创业失败的沉痛打击，因而出现了严重的失眠问题，濒临崩溃的他甚至一度想通过跳楼了结生命；拥有“快递梦”的彭秀兵（彭昱畅饰）在北京打拼多年，是公司独占鳌头的“快递之星”，但他并不满足于此，而是一心想回云南老家创业，把乡村快递做大做强；而拥有“咖啡梦”的李绍群（尹昉饰）则更像是一个被“社会性死亡”的失足青年，砍茶树、种咖啡等疯狂举动使他与父亲之间产生了难以消弭的矛盾，面对众人的误解和非议，他选择隐居深山，以一腔近乎偏执的孤勇捍卫着自己的梦想。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三个人都算不上是各自领域的翘楚，更不是什么“成功人士”的代表，而正是因为他们的普通甚至说是平庸，激发了观众在潜意识里的思忖——生活在现实中的你我何尝不是这样呢？因此，这样的人物设定更容易与观众建立起情感联结，也让我们有理由相信：人生海海，各有精彩。
作为一部有着明显喜剧风格的影片，《一点就到家》在叙事逻辑和影像表达方面也不落窠臼。影片看似只讲述了创业过程中的分分合合，实则是在探讨不同个体对理想的追求与选择。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之下，生长在大山深处的新一代年轻人不仅需要“走出去”，更需要“走回来”。因此随着故事情节的推演，三人的一个决定彻底为各自的人生带来了转机——回到云南的千年古寨，开始了一段疯狂、纯粹而又荒诞的梦幻之旅。起初与古寨“格格不入”的他们备尝冷眼，但现实并没有浇熄圆梦的热情，最终他们用真诚打动了所有人。与此前同样讲述三人合作创业的电影《中国合伙人》相比，《一点就到家》虽然缺乏对创业艰辛的展现以及人物个性的细致描摹，主人公各自的成长蜕变也略显仓促。但是，笔者认为它更具有紧跟时代潮流的狡黠与锋芒，电影的定位也更“接地气”且符合当下年轻一代观众的审美趣味，让我们看到“创业+扶贫”的主旋律命题也可以有完全迥然的表达。
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互联网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无限可能，但不可否认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依然存在。《一点就到家》最难能可贵之处就在于将这一现实问题融入到电影叙事当中，从不同的个体视角出发，借助大众更易于接受的影像话语体系，映射出时代潜藏的“痛点”。其实我们可以将《一点就到家》视为新主流电影的一种另类表达，虽然影片在故事编排、审美意趣等方面略显生猛和青涩，但那份极具感染力的真挚和最直率明快的意气，足以打动每一个渴望被治愈的灵魂，给庸常生活带来更多充满生机的可能性。
此外，借由《一点就到家》这部兼具青春励志和时代奋进主题的作品，我们也得以思考现代与传统、梦想与现实究竟该以怎样的关系并存，它们之间又会碰撞出怎样绚烂的花火？而答案并不是固定且唯一的，它可能就存在于每一位观者的内心深处。绵延千年的农耕文明让身处古寨的村民习惯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存方式，山川湖海似乎形成了一道天然的屏障，将光怪陆离、瞬息万变的现代文明割裂在外。而片中三位主人公通过引进电商经济这一行为试图打破因闭塞筑起的囹圄，这样的决定捍卫的不仅仅是个人的梦想，更是对家园文明的顽强守护。费孝通先生曾在《乡土中国》中提到：“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乡土寄托了个体在辗转中或闲适或流离的情愫，也给予我们看待世界卓尔不群的观念和视角，而《一点就到家》中蕴涵的精准扶贫和振兴乡村主题，也在这份家园情结的浓烈渲染下显得格外温情动人，这样的表达方式正是时代议题下个体情感集中抒发的体现。 二、《夺冠》：以全民记忆书写家国情怀
体育类型片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上一直处于相对尴尬的位置，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从“体育大国”走向“体育强国”的确需要时间的积淀，另一方面也暴露了创作者困囿于既定命题的乏味逻辑，因此我们始终缺乏像《摔跤吧！爸爸》这样贴近生活又升华于生活的现象级影片。但这一次故事的主体选择了“中国女排”这一凝结全民记忆的“燃炸天团”，无论从集体共识还是国家荣誉角度来看，女排故事都更容易引发多重情感同频共振，鼓舞和激励无数国人于艰难时拼搏前行。
电影《夺冠》取材于中国女排的真实经历，通过巧妙运用倒叙、插叙、闪回等多种电影叙事手法，着力将历史中具有戏剧性的故事情节加以提炼强化，一经上映便引发了观众对主旋律叙事的全新认知。影片主体部分采取了线性叙述的方式，主要聚焦于三场重大赛事：1981年女排世界杯的“中日大战”、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中美大战”、2016年里约奥运会的“中巴大战”，重点讲述了主人公郎平（巩俐饰）在不同阶段的抉择与坚守。此外，集体之中个人的成长经历，也是影片着墨较多的部分。比如青年时期的郎平（白浪饰）因为技术不精一度只能做队内的替补，教练袁伟民（吴刚饰）甚至连球都不让她碰。而她凭借着那一股子不怕苦、不服输的狠劲儿，坚持每天负重训练，始终以最严格的标准要求自己，用后天的勤奋努力补足了天赋的短板，实现“弯道超车”。到了影片后半部分，她在成为中国女子排球队总教练之后，又开始有意识地引导队员们认真思考自己是否真的热爱排球，打球究竟是为了什么。国家荣誉固然重于泰山，而褪去“中国女排队员”这层身份，每个人终其一生都需要找到属于自己的价值和定位。电影将“女排精神”这一宏大的群体议题，回归到了个体愿景本身，最终完成的是个人精神的传递与革新。
从主题表达角度来看，影片试图呈现了多组不露声色的冲突，包括时代更迭与精神诉求的冲突、个人选择与国家需要的冲突、陈旧体系与先锋视野的冲突等等。其中为了表现女排精神的时代嬗变，片中有这样一处情节：前国家队总教练陈忠和（黄渤饰）在机场送别中国女排出战美国队时，曾一度向郎平教练发问，现在这代人是否还需要中国女排和女排精神，其实答案不言自明。《夺冠》这部影片在风格上看似平铺直叙，实则留给了观众很多思考的空间，也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中国体育题材电影中体育精神的历史流变。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而一路走来我们究竟收获了什么，又丢掉了什么，这一切都值得当下的你我细细体味。同时，影片也在故事的客观叙述中向我们传递了一个讯息——精神的感召一直存在，无论是个体还是国家都极其需要信仰的力量，而那些振奮过一代人的面孔，终究会跨越岁月的沟壑历久弥新。
影片在结尾处特别鸣谢了“每一代中国女排”，中国女排的确是几代国人的集体记忆，女排精神更是时代精神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想要把这份精神浓缩进130分钟的电影里，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陈可辛导演选择从全民记忆这一视角切入，展开了多段具有时间跨度的故事情节，无疑产生了事半功倍的效果，也往往最能激发广泛的情感共鸣。但影片也的确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过于在意人物关系的戏剧化定位、刻意渲染励志情绪等，都让观众不免有些“出戏”，之后同类型影片的创作也需要注意这些问题。
竞技体育的魅力就在于它能以相对公平的方式，给那些付出艰辛的平凡人带来荣誉和褒奖。对于中国女排而言，这份荣誉更意味着为一个筚路蓝缕的国家争来底气。每当赛场上国歌响起的那一刻，你会由衷觉得身披荣光的从来不只是一个人、一支队伍，而是每一位怀揣拳拳赤子心的中华儿女。“女排精神”远不仅仅是一句口号，它是一种超越运动本身的“国民精神”，会在每一个艰难困苦的时刻潜移默化地激励你——不忘来时路，方知向何行。
三、《我和我的家乡》：以多元表达诠释主流价值
电影作为第七艺术，在诞生之初就试图利用视觉暂留原理保留外界事物的影像。后来随着声光技术的发展以及蒙太奇的出现，影像则被赋予了更多元化的艺术意蕴，展现着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人文风貌。近年涌现的新主流电影大多紧密结合时事热点，以针砭时弊的理性哲思紧扣时代脉搏，充满了对主流价值观的生动诠释。例如，以18.7亿票房夺得国庆档榜首的电影《我和我的家乡》就精准引入了医保、物流、扶贫等民生话题，影片风格兼具艺术性与社会性，成为了2020年新主流电影中的一抹亮色。
2020年的国庆档极具特殊性，其一是因为经历了疫情的冲击和漫长的离别，沉寂了大半年之久的电影市场，终于迎来了一道“曙光”；其二是因为中秋节和国庆节恰巧在同一天，过去的19年里从未有过如此机缘。家国同庆的喜悦背景，使整个国庆档充满了脉脉温情与勃勃生机。而在国庆当天上映的《我和我的家乡》则打响了整个档期的“第一枪”，成为了最应景、也最具情怀的一部影片。
《我和我的家乡》延续了2019年国庆档《我和我的祖国》的创作模式，依旧采用拼盘式、碎片化、非线性的叙事策略将多部短片组合成一部长片，每部短片的长度在25分钟左右，全片长达135分钟。与《我和我的祖国》相比，该片削弱了对宏大历史的厚重表达，将目光更多投向平凡生活中的琐碎小事，充满了现代喜剧的戏谑与轻盈，给观众带来了不少欢乐。
影片的主创团队可以说是“星光熠熠”，由张艺谋担任监制，宁浩、陈思诚、徐峥、邓超和俞白眉、闫非和彭大魔分别执导了《北京好人》《天上掉下个UFO》《最后一课》《回乡之路》《神笔马亮》五部短片，依次聚焦了出租车司机、草根网红、乡村教师、治沙人、驻村书记五类群体的生存境遇，通过描绘这些“小人物”的行为轨迹和内心世界，极大地丰富了影片的现实意义，实现了小人物与大时代的完美结合。从整体上看，每个单元的主题都立足当代，地域环境跨越东、南、西、北、中，从医疗改革、科技强国、乡村教育振兴、生态文明建设、精准扶贫等多个角度，展现了时代变迁下城乡发展和社会进步带来的累累硕果。
与众多主旋律命题创作不同，《我和我的家乡》全片洋溢着一种极为乐观的现实主义气息，以差异化表达凝视改革开放40余年后的经济发展与时代转型，以更加平民化的姿态为祖国献礼。在影片风格上，创作者将轻喜剧、欢乐喜剧、浪漫喜剧等多元的喜剧类型杂糅融合，进而形成完整统一的总体基调；与此同时在五个单元故事中加入科幻、探案、爱情等内容元素，给予观众五种完全不同的观影体验，这样的创作模式也是适应市场发展的一种尝试和创新。 《我和我的家乡》虽然在风格呈现和主题表达方面实现了些许突破，但总体的叙事逻辑还是略显程式化。从《北京好人》中张北京（葛優饰）欺骗医院为表舅争取社保，到《神笔马亮》中丈夫马亮（沈腾饰）向妻子隐瞒下乡当支书的实情，五部短片都贯穿着“善意的谎言”，用谎言被戳穿前后，人物态度的转变和反差作为主要“包袱”，笑点往往生成于人物的窘境之中，这样的情节设计其实已经屡见不鲜。电影创作的发展与迭代没有尽头，当前市场真正需要的是在内容层面不断推陈出新、在情感层面引发广泛共情、在价值层面彰显中国力量的匠心之作。因此，这就需要广大创作者在新主流作品的“命题创作”过程中，努力探寻一种更为高级且新颖的表达方式，在文化共性的基础上对人物故事进行更为深刻、细腻的挖掘，从而诠释出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真正需要的主流思想与核心价值。
结 语
20世纪80年代，著名电影理论家郑雪来先生曾对电影观念进行过相关探讨，他主张：“电影观念需要与电影在既定阶段所达到的水平相适应。”[3]14-27由此审视中国当下的新主流电影，其实也正经历着属于自己的“阶段性”变革。从独善其身到家国情怀，从个人理想到时代精神，主流意识形态通过电影艺术的再加工，以多维度的风貌呈现在观众面前。曾有学者针对新时期以来中国电影的总体状况提出了“三分法”，即主旋律电影、商业电影和艺术电影。而现如今的新主流电影显然不能武断地归类到其中任何一种类型中，原因在于其吸纳了上述三类电影各自的特征，融汇成了更加契合时代话语的现实主义表达，并与历史叙事之间构成了相得益彰的互动关系。
突如其来的疫情让2020年的国产电影市场面临着多舛与迷茫，但在无尽的未知中似乎也发酵着更多创作的可能。从某种角度讲，新现象、新挑战也给疫情防控常态化后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4]“川流不息，渊澄取映。”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下的新主流电影在创作过程中，一方面需要极力将主流价值观与大众文化进行有机融合，使其适应电影市场的商业化发展；另一方面还需要不断挣脱已有模式的禁锢，通过拓展表现形式，深入挖掘其背后蕴含的社会价值与人文关切。与此同时，我们也期待新主流电影能够继续着力探寻本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优质的文化基因，进而成为一种极富特色的文化符号，在中国电影不断走向国际化舞台的进程中，牢牢掌握电影文化价值传播的话语权，展现出更为包容的文化气度以及更加开放的文化自信。
参考文献：
[1]马宁.新主流电影：对国产电影的一个建议[J].当代电影，1999（04）.
[2]王乃华.新主流电影：缝合机制与意识言说[J].当代电影，2007（06）.
[3]郑雪来.现代电影观念探讨[J].电影艺术，1983（10）.
[4]陈旭光，张明浩.回眸与前瞻：走出疫情阴霾的2020年中国电影[N].中国艺术报，2021-01-15（003）.
（责任编辑：万书荣）
关键词：新主流电影；国庆档；叙事策略；主题表达；电影评论
中图分类号：J90 文献标识码：A
中国电影经历了“主旋律电影”“主流电影”“新主流电影”等形态的不断丰富变化和发展。提及“主流电影”，人们往往会最先想到爱国主义、战斗英雄、时代楷模等一系列主旋律命题。诚然，中国的主流电影的确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在服务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表达。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翻天巨变，时代语境的变更与多元文化的交叠，使主流电影新形态与新格局的产生成为了一种必然。
“新主流电影”的概念由马宁等人在1999年提出，最初是指那些“低成本而又有新意和商业性的电影”。[1]4-16而随着我国电影产业的迅速发展，电影的制作成本也在不断增加，“低成本”这一界定略显偏颇。因此，王乃华又将其进一步定义为“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商业化电影”，并且提出：“新主流电影不仅在价值观等意识形态上是主流，而且在公众影响力上也要属于主导（主流）地位，即具有强大的市场号召力和观众亲和力。”[2]138-139通过梳理“新主流电影”这一概念的发展脉络，我们会发现近年来符合这一特征的影片不在少数。这些影片普遍都在创作过程中寻求突破与创新，沿袭了以往作品中表达家国同构、身份认同的精神主旨，并在此基础上将中国特色与时代特色包孕其中，使其在类型样态、美学格调等方面呈现出别具一格的风采和生机，进而收获了学界内外以及广大观众的一致肯定。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世界经济因此遭受重创，各个国家的电影产业也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中国电影市场在经历了全面沉寂180多天的萧索景象后，在国庆档却不负众望，在各种不确定性因素与日俱增的情况下仍然取得了39.6亿的票房收入。这样的成绩一方面得益于阔别已久的观众对回归影院抱有无限热情，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优质内容持续输出为中国电影市场积攒下的强大韧性。本文将以2020年国庆档上映的《一点就到家》《夺冠》《我和我的家乡》三部新主流佳作为例，从叙事策略与主题表达角度出发，分析当下日益丰富的新主流电影形态，以期为同类型影片在创作过程中的风格探寻与精神构建提供参照。
一、《一点就到家》：以个体命运观照时代议题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也是打赢脱贫攻堅战的决胜之年，这意味着千百年来困扰中华民族的绝对贫困问题即将历史性地划上句号。面对如此特殊的时代背景，2020年国庆档上映的一系列新主流电影并没有再像以往那样专注于宏大叙事，而是将视角下沉到时代洪流中个体命运的载浮载沉，以实现“小我”的个人理想为支点，折射出全民族共同助力“中国梦”的华彩。而其中聚焦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影片《一点就到家》，无疑是最具风格化的作品之一。
电影《一点就到家》讲述了三个拥有不同梦想的年轻人，历经挫败、分歧与磨合，最终决心精诚团结、共同创业的故事。影片中，拥有“电商梦”的魏晋北（刘昊然饰）屡遭创业失败的沉痛打击，因而出现了严重的失眠问题，濒临崩溃的他甚至一度想通过跳楼了结生命；拥有“快递梦”的彭秀兵（彭昱畅饰）在北京打拼多年，是公司独占鳌头的“快递之星”，但他并不满足于此，而是一心想回云南老家创业，把乡村快递做大做强；而拥有“咖啡梦”的李绍群（尹昉饰）则更像是一个被“社会性死亡”的失足青年，砍茶树、种咖啡等疯狂举动使他与父亲之间产生了难以消弭的矛盾，面对众人的误解和非议，他选择隐居深山，以一腔近乎偏执的孤勇捍卫着自己的梦想。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三个人都算不上是各自领域的翘楚，更不是什么“成功人士”的代表，而正是因为他们的普通甚至说是平庸，激发了观众在潜意识里的思忖——生活在现实中的你我何尝不是这样呢？因此，这样的人物设定更容易与观众建立起情感联结，也让我们有理由相信：人生海海，各有精彩。
作为一部有着明显喜剧风格的影片，《一点就到家》在叙事逻辑和影像表达方面也不落窠臼。影片看似只讲述了创业过程中的分分合合，实则是在探讨不同个体对理想的追求与选择。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之下，生长在大山深处的新一代年轻人不仅需要“走出去”，更需要“走回来”。因此随着故事情节的推演，三人的一个决定彻底为各自的人生带来了转机——回到云南的千年古寨，开始了一段疯狂、纯粹而又荒诞的梦幻之旅。起初与古寨“格格不入”的他们备尝冷眼，但现实并没有浇熄圆梦的热情，最终他们用真诚打动了所有人。与此前同样讲述三人合作创业的电影《中国合伙人》相比，《一点就到家》虽然缺乏对创业艰辛的展现以及人物个性的细致描摹，主人公各自的成长蜕变也略显仓促。但是，笔者认为它更具有紧跟时代潮流的狡黠与锋芒，电影的定位也更“接地气”且符合当下年轻一代观众的审美趣味，让我们看到“创业+扶贫”的主旋律命题也可以有完全迥然的表达。
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互联网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无限可能，但不可否认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依然存在。《一点就到家》最难能可贵之处就在于将这一现实问题融入到电影叙事当中，从不同的个体视角出发，借助大众更易于接受的影像话语体系，映射出时代潜藏的“痛点”。其实我们可以将《一点就到家》视为新主流电影的一种另类表达，虽然影片在故事编排、审美意趣等方面略显生猛和青涩，但那份极具感染力的真挚和最直率明快的意气，足以打动每一个渴望被治愈的灵魂，给庸常生活带来更多充满生机的可能性。
此外，借由《一点就到家》这部兼具青春励志和时代奋进主题的作品，我们也得以思考现代与传统、梦想与现实究竟该以怎样的关系并存，它们之间又会碰撞出怎样绚烂的花火？而答案并不是固定且唯一的，它可能就存在于每一位观者的内心深处。绵延千年的农耕文明让身处古寨的村民习惯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存方式，山川湖海似乎形成了一道天然的屏障，将光怪陆离、瞬息万变的现代文明割裂在外。而片中三位主人公通过引进电商经济这一行为试图打破因闭塞筑起的囹圄，这样的决定捍卫的不仅仅是个人的梦想，更是对家园文明的顽强守护。费孝通先生曾在《乡土中国》中提到：“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乡土寄托了个体在辗转中或闲适或流离的情愫，也给予我们看待世界卓尔不群的观念和视角，而《一点就到家》中蕴涵的精准扶贫和振兴乡村主题，也在这份家园情结的浓烈渲染下显得格外温情动人，这样的表达方式正是时代议题下个体情感集中抒发的体现。 二、《夺冠》：以全民记忆书写家国情怀
体育类型片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上一直处于相对尴尬的位置，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从“体育大国”走向“体育强国”的确需要时间的积淀，另一方面也暴露了创作者困囿于既定命题的乏味逻辑，因此我们始终缺乏像《摔跤吧！爸爸》这样贴近生活又升华于生活的现象级影片。但这一次故事的主体选择了“中国女排”这一凝结全民记忆的“燃炸天团”，无论从集体共识还是国家荣誉角度来看，女排故事都更容易引发多重情感同频共振，鼓舞和激励无数国人于艰难时拼搏前行。
电影《夺冠》取材于中国女排的真实经历，通过巧妙运用倒叙、插叙、闪回等多种电影叙事手法，着力将历史中具有戏剧性的故事情节加以提炼强化，一经上映便引发了观众对主旋律叙事的全新认知。影片主体部分采取了线性叙述的方式，主要聚焦于三场重大赛事：1981年女排世界杯的“中日大战”、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中美大战”、2016年里约奥运会的“中巴大战”，重点讲述了主人公郎平（巩俐饰）在不同阶段的抉择与坚守。此外，集体之中个人的成长经历，也是影片着墨较多的部分。比如青年时期的郎平（白浪饰）因为技术不精一度只能做队内的替补，教练袁伟民（吴刚饰）甚至连球都不让她碰。而她凭借着那一股子不怕苦、不服输的狠劲儿，坚持每天负重训练，始终以最严格的标准要求自己，用后天的勤奋努力补足了天赋的短板，实现“弯道超车”。到了影片后半部分，她在成为中国女子排球队总教练之后，又开始有意识地引导队员们认真思考自己是否真的热爱排球，打球究竟是为了什么。国家荣誉固然重于泰山，而褪去“中国女排队员”这层身份，每个人终其一生都需要找到属于自己的价值和定位。电影将“女排精神”这一宏大的群体议题，回归到了个体愿景本身，最终完成的是个人精神的传递与革新。
从主题表达角度来看，影片试图呈现了多组不露声色的冲突，包括时代更迭与精神诉求的冲突、个人选择与国家需要的冲突、陈旧体系与先锋视野的冲突等等。其中为了表现女排精神的时代嬗变，片中有这样一处情节：前国家队总教练陈忠和（黄渤饰）在机场送别中国女排出战美国队时，曾一度向郎平教练发问，现在这代人是否还需要中国女排和女排精神，其实答案不言自明。《夺冠》这部影片在风格上看似平铺直叙，实则留给了观众很多思考的空间，也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中国体育题材电影中体育精神的历史流变。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而一路走来我们究竟收获了什么，又丢掉了什么，这一切都值得当下的你我细细体味。同时，影片也在故事的客观叙述中向我们传递了一个讯息——精神的感召一直存在，无论是个体还是国家都极其需要信仰的力量，而那些振奮过一代人的面孔，终究会跨越岁月的沟壑历久弥新。
影片在结尾处特别鸣谢了“每一代中国女排”，中国女排的确是几代国人的集体记忆，女排精神更是时代精神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想要把这份精神浓缩进130分钟的电影里，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陈可辛导演选择从全民记忆这一视角切入，展开了多段具有时间跨度的故事情节，无疑产生了事半功倍的效果，也往往最能激发广泛的情感共鸣。但影片也的确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过于在意人物关系的戏剧化定位、刻意渲染励志情绪等，都让观众不免有些“出戏”，之后同类型影片的创作也需要注意这些问题。
竞技体育的魅力就在于它能以相对公平的方式，给那些付出艰辛的平凡人带来荣誉和褒奖。对于中国女排而言，这份荣誉更意味着为一个筚路蓝缕的国家争来底气。每当赛场上国歌响起的那一刻，你会由衷觉得身披荣光的从来不只是一个人、一支队伍，而是每一位怀揣拳拳赤子心的中华儿女。“女排精神”远不仅仅是一句口号，它是一种超越运动本身的“国民精神”，会在每一个艰难困苦的时刻潜移默化地激励你——不忘来时路，方知向何行。
三、《我和我的家乡》：以多元表达诠释主流价值
电影作为第七艺术，在诞生之初就试图利用视觉暂留原理保留外界事物的影像。后来随着声光技术的发展以及蒙太奇的出现，影像则被赋予了更多元化的艺术意蕴，展现着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人文风貌。近年涌现的新主流电影大多紧密结合时事热点，以针砭时弊的理性哲思紧扣时代脉搏，充满了对主流价值观的生动诠释。例如，以18.7亿票房夺得国庆档榜首的电影《我和我的家乡》就精准引入了医保、物流、扶贫等民生话题，影片风格兼具艺术性与社会性，成为了2020年新主流电影中的一抹亮色。
2020年的国庆档极具特殊性，其一是因为经历了疫情的冲击和漫长的离别，沉寂了大半年之久的电影市场，终于迎来了一道“曙光”；其二是因为中秋节和国庆节恰巧在同一天，过去的19年里从未有过如此机缘。家国同庆的喜悦背景，使整个国庆档充满了脉脉温情与勃勃生机。而在国庆当天上映的《我和我的家乡》则打响了整个档期的“第一枪”，成为了最应景、也最具情怀的一部影片。
《我和我的家乡》延续了2019年国庆档《我和我的祖国》的创作模式，依旧采用拼盘式、碎片化、非线性的叙事策略将多部短片组合成一部长片，每部短片的长度在25分钟左右，全片长达135分钟。与《我和我的祖国》相比，该片削弱了对宏大历史的厚重表达，将目光更多投向平凡生活中的琐碎小事，充满了现代喜剧的戏谑与轻盈，给观众带来了不少欢乐。
影片的主创团队可以说是“星光熠熠”，由张艺谋担任监制，宁浩、陈思诚、徐峥、邓超和俞白眉、闫非和彭大魔分别执导了《北京好人》《天上掉下个UFO》《最后一课》《回乡之路》《神笔马亮》五部短片，依次聚焦了出租车司机、草根网红、乡村教师、治沙人、驻村书记五类群体的生存境遇，通过描绘这些“小人物”的行为轨迹和内心世界，极大地丰富了影片的现实意义，实现了小人物与大时代的完美结合。从整体上看，每个单元的主题都立足当代，地域环境跨越东、南、西、北、中，从医疗改革、科技强国、乡村教育振兴、生态文明建设、精准扶贫等多个角度，展现了时代变迁下城乡发展和社会进步带来的累累硕果。
与众多主旋律命题创作不同，《我和我的家乡》全片洋溢着一种极为乐观的现实主义气息，以差异化表达凝视改革开放40余年后的经济发展与时代转型，以更加平民化的姿态为祖国献礼。在影片风格上，创作者将轻喜剧、欢乐喜剧、浪漫喜剧等多元的喜剧类型杂糅融合，进而形成完整统一的总体基调；与此同时在五个单元故事中加入科幻、探案、爱情等内容元素，给予观众五种完全不同的观影体验，这样的创作模式也是适应市场发展的一种尝试和创新。 《我和我的家乡》虽然在风格呈现和主题表达方面实现了些许突破，但总体的叙事逻辑还是略显程式化。从《北京好人》中张北京（葛優饰）欺骗医院为表舅争取社保，到《神笔马亮》中丈夫马亮（沈腾饰）向妻子隐瞒下乡当支书的实情，五部短片都贯穿着“善意的谎言”，用谎言被戳穿前后，人物态度的转变和反差作为主要“包袱”，笑点往往生成于人物的窘境之中，这样的情节设计其实已经屡见不鲜。电影创作的发展与迭代没有尽头，当前市场真正需要的是在内容层面不断推陈出新、在情感层面引发广泛共情、在价值层面彰显中国力量的匠心之作。因此，这就需要广大创作者在新主流作品的“命题创作”过程中，努力探寻一种更为高级且新颖的表达方式，在文化共性的基础上对人物故事进行更为深刻、细腻的挖掘，从而诠释出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真正需要的主流思想与核心价值。
结 语
20世纪80年代，著名电影理论家郑雪来先生曾对电影观念进行过相关探讨，他主张：“电影观念需要与电影在既定阶段所达到的水平相适应。”[3]14-27由此审视中国当下的新主流电影，其实也正经历着属于自己的“阶段性”变革。从独善其身到家国情怀，从个人理想到时代精神，主流意识形态通过电影艺术的再加工，以多维度的风貌呈现在观众面前。曾有学者针对新时期以来中国电影的总体状况提出了“三分法”，即主旋律电影、商业电影和艺术电影。而现如今的新主流电影显然不能武断地归类到其中任何一种类型中，原因在于其吸纳了上述三类电影各自的特征，融汇成了更加契合时代话语的现实主义表达，并与历史叙事之间构成了相得益彰的互动关系。
突如其来的疫情让2020年的国产电影市场面临着多舛与迷茫，但在无尽的未知中似乎也发酵着更多创作的可能。从某种角度讲，新现象、新挑战也给疫情防控常态化后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4]“川流不息，渊澄取映。”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下的新主流电影在创作过程中，一方面需要极力将主流价值观与大众文化进行有机融合，使其适应电影市场的商业化发展；另一方面还需要不断挣脱已有模式的禁锢，通过拓展表现形式，深入挖掘其背后蕴含的社会价值与人文关切。与此同时，我们也期待新主流电影能够继续着力探寻本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优质的文化基因，进而成为一种极富特色的文化符号，在中国电影不断走向国际化舞台的进程中，牢牢掌握电影文化价值传播的话语权，展现出更为包容的文化气度以及更加开放的文化自信。
参考文献：
[1]马宁.新主流电影：对国产电影的一个建议[J].当代电影，1999（04）.
[2]王乃华.新主流电影：缝合机制与意识言说[J].当代电影，2007（06）.
[3]郑雪来.现代电影观念探讨[J].电影艺术，1983（10）.
[4]陈旭光，张明浩.回眸与前瞻：走出疫情阴霾的2020年中国电影[N].中国艺术报，2021-01-15（003）.
（责任编辑：万书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