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抱石在《壬午画展自序》中曾就其作品题材的来源做了一番检讨，并将作品题材的来源分为四类，其中一种便是“构写前人的诗，将诗的意境移入画面”。将现身保利春拍预展的《云中君和大司命》，系纸本设色，高223厘米，宽133厘米，篆书云中君与大司命，落款“一九五四年九月据屈原赋今译试写，傅抱石”。1954年是傅抱石创作“九歌”题材最为专注的一年，但就云中君与大司命题材而论，目前笔者仅见三幅，其中一幅是藏于中国美术馆的十开《九歌图册》，另一幅为同年横向构图创作的《云中君和大司命》。但就作品本身而言，此次所见作品尺幅巨大，色彩丰富，实为罕见。
　　傅抱石素来对屈原敬重，被他高尚的人格所折服。上世纪40年代，傅抱石屡次绘屈原像，借助这些历史人物将对当权者的不满和国家前途的担忧表现得淋漓尽致，充分体现了他的爱国主义精神。
　　傅抱石与郭沫若的关系也非同一般，他们相识于1933年春的日本，后交往频繁，直至1965年9月傅抱石去世。对于傅抱石来说，郭沫若与其亦师亦友，更对其艺术创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郭沫若对屈原的研究或许可以追溯到其在30年代的发表的《离骚今言译》，1942年6月郭沫若为了抗日战争宣传的需要创作出了五幕话剧《屈原》以抒发义愤，同时讽刺国民党的腐败统治。完成剧本后约三个月，即1942年4月3日，该剧由中华剧艺社负责，在重庆市中心的国泰戏院公演，令众多的爱国青年热血沸腾，深受鼓舞。
　　《屈原》的成功上演也激起了傅抱石的强烈共鸣，他顺势创作了《屈子行吟图》等以屈原为原型的作品。自此之后，屈原的形象及其辞赋的意境成为傅抱石艺术创作中的重要题材。
　　按照郭沫若的说法，云中君和大司命是一对恋人，所以抱石先生把两者集中在同一幅画面上。图中的云中君是位娟秀的盛装少女，大司命是位英武的健美男子。云中君“龙驾兮帝服”，大司命“乘龙兮辚辚”，两人都乘坐着龙车。《大司命》辞中有“逾空桑兮从女”，“吾与君兮齐速”的句子，郭沫若先生认为，句中的“君”就是云中君，大司命跨越“空桑”之山，“齐速”敬谨地在后面追求着她。当然，云中君、大司命都是天上的神祗，或不会有私情之恋，这里是把神作为也有七情六欲的人性的男女来讴歌的，是一个美丽的神话故事。
　　此图先大片渲染出混沌的墨气，制造出一种神秘幻化的效果。云中君身着黄衣驾驭着龙车，沐浴着朝霞从云雾中翩翩而来。鲜艳的红色袖口与领口醒目耀眼，她裙带飞扬、衣袂飘飘，目光高傲若有所思。大司命注视着他心中的女神，追逐不舍，手握宝剑紧随其后，自高空徐徐而下。二神衣纹以顾恺之高古游丝描疾笔而就，面如冠玉，神态超然物外。整个画面云雾迷蒙，气势磅礴，人物刻画细致典雅，颇有六朝遗风。人物除突出描绘面相之外，身躯多隐没在风雨浓云之中，以洒矾法画雨，雨丝横斜，波谲云诡，有一种浓重的神秘气氛。
　　新中国的建立给傅抱石的创作注入了新的动力，激发了更多的灵感。傅抱石在50年代初期创作了一大批绘画作品，一方面他以毛泽东的诗意入画；另一方面仍关注古典人物题材和山水画，尤其是其从40年代就画起的仕女人物。一直画到60年代，经过傅抱石不断地组合与创造，综合若干时代古代美术史中的古典女性形象，以表现他心中所向往的理想境界，由此，傅抱石的仕女人物画也登上了一个“新巅峰”，1954年所作《云中君和大司命》，正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傅抱石人物画创作到达巅峰时期的一件独一无二的精品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