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紫禁城”红墙碧瓦的背后，是没钱为老佛爷过生日、没钱为北洋水师装备弹药的清廷政府；城墙外是饥寒交迫、吃了上顿没下顿的佃农，即便没有“国内战争”、“天灾人祸”、“对外赔款”、“战争费用”四大出血口，政府岁入也本不该如此寒酸。那么，大清帝国的钱都进了谁的腰包？

佃农有多穷？

　　极度的贫穷，让广东沿海的贫民会去哄抢英国使团从船上扔到海里的死猪死禽，“洗干净后腌在盐里”；黄河中下游贫农的日常食物，必须掺入野菜甚至树皮。他们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生存状态越来越糟。甚至连基础代谢量的一半都维持不了。他们就是晚清的无地农户，只要你失去了土地，你就会生不如死。
　　据中外学者估算，当时中国的人均基础代谢量（维持生存最低消耗：口粮、生产成本、衣着、赋税等）折合粮食约为：516斤/年·人。
　　即便按照1887年GDP总量33.28亿两、人均GDP8.32两/年计算，只要无地农户租种地主的土地、按照5∶5分成交租的话，无地农民每人到手的粮食、每年只有250斤。按照清中期人均成品粮350斤计算，当时的平均家庭收支也有-5.8%的缺口，而当时欧洲的粮食消费量约335升/年·人；日本约3合/天·人、一石/年·人。就是说无地佃农“汗珠子砸脚面”辛辛苦苦一年下来，最多只能获得半年的口粮。所以，无地农户会一直处于半饥饿或负债累累（借入口粮）的半破产状态。
　　中国佃户的比例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指标，它标志着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的比例，租佃土地占30%以上这个数字，应当是比较保守的估算。
　　那么，按无地农户三分之一（佃农或贫雇农）计算，中国清末就至少有约33%的农村人口（1.32亿人）处于这种饥寒交迫的状态。于是，只要李自成揭竿而起，至少会有三分之一的贫雇农会冒死随行，因为反正是生不如死。
　　这里的所谓“绝对贫困”状态，是指中国的无地农户（佃农或贫雇农），一直处于半饥饿、无温饱，甚至无法维持基础新陈代谢的状态。他们不得不向地主借贷举债，之后又必须用高利贷来偿还。这样会使他们的口粮进一步减少，并形成一再重复的恶性循环。最终，甚至连基础代谢量的一半都维持不了，以致他们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生存状态越来越糟。
　　清末人口总数的迅速膨胀、耕地面积的有限增加，决定了人均耕地从不到8亩减少至不到3亩。并且，无地农户希望通过垦荒、造田，或通过更多租种地主土地的方式，来改变这种绝对贫困状态的努力，在经济和资源总量上都不可能。
　　所以，当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地区提出：农民迁入后可以自主开荒、并获得土地的政策后，立即受到贫苦农民的拥护，吸引了很多周边无地农户迁入陕西延安周边地区。
　　那么，自耕农和半自耕农的情况如何呢？
　　即便是自耕农，按照一家五口计算（耕地2.5亩/人均），每年平均总收成也不过2713斤，扣除税赋每人约25斤、所余人均517斤将达到每人516斤的基础代谢量。就是说农民即便自己有地，也仅仅能够勉强糊口，绝无购买进口曼彻斯顿洋布的奢侈。
　　问题是，在半个中国的江南人口聚集的主要省份，人均耕地远远达不到2.8亩/人均的全国平均水平。暂且按照人均1.9亩计算，这就意味着大部分自耕农实际上也处于温饱水平以下，至少会有25%-35%的基础代谢缺口。
　　自耕农的这种勉强维持生存的状态，不能碰到任何歉收和灾害（而中国1840年至1910年间，各种自然灾害多达2000次）。稍有连年风不调、雨不顺，就会因借债而失去土地，沦为无地农民。破产后的自耕农便不断变为新的佃户，他们失去的土地，又会被纳入地主阶层新的财富，所以中国明朝以后佃户比例在不断上升。
　　在人多地少恶性循环的巨大压力下，中国作为人口超级大国，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有着对土地的更多渴望，土地就是命根子。这样，占有更多土地的强烈欲望便成为一块强力磁铁，吞吸了中国绝大部分的财富和投资资源，截断了向工业化投资的血脉。
　　徽商聚敛钱财后，几乎会全部用于建造深宅大院和家族宗祠，无休无止；晋商发财致富后，会到江浙一带买地建宅、隐姓埋名，为的是让子孙后代可以农民身份参加科举，世代为官、出人头地。这与日本幕末商人在赢得财富后，开始用金钱从武士那里买到武士身份，冠姓佩刀的做法同出一辙。
　　理由很简单，在“官本位”的中国社会，“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如清末普通官吏的正常俸禄，仅相当于实际收入的1/16。知县的法定收入年仅1900两，而其合法额外收入相当于国家税收的24%、每年多达3万两。而且，其他现金财礼和贵重礼品也属于正当收入。
　　中国约占总人口2%的地主士绅阶级，通过租赁土地时的“租税差”（50%地租-5%税赋=收成45%的地主收入），获取了相当于国家税收2.7倍的巨额财富。如按1834年（道光十四年）GDP28.04亿两、总税收1.80亿两（中央税1.2亿两+地方税0.6亿两）、总税率6.42%计算，地主阶层截取的税收至少有4.8亿两之巨。
　　问题出在地租的定价权上，当从明朝中期开始的土地兼并、官田比例提高、人口增加等因素的影响，使人多地少愈演愈烈时，地租的定价权自然掌握在了地主手里。所以才有《暴风骤雨》中赵玉林“辛辛苦苦干一年，到头来还欠地主一百元”的哭诉。

朝廷是怎么穷困潦倒的？

　　甲午战前的1894年，按照GDP约42.49亿两、总税收3.04亿两（中央2.17亿两+地方0.87亿两）、总税率7.15%计算，地主阶层截留的税收会高达8.2亿两。仅此一年这笔钱即便打50%的折扣，也可以购买北洋水师的旗舰“定远”号铁甲舰（“steel battleships”造价620万马克=340万两白银）120艘；或者按照每次600万两计算给慈禧太后过68次生日。 　　而这还仅仅是1894年一年的国税减收。如果计算1864年（平定太平天国后）到1894年这30年税收总体减收的钱，这笔钱不应少于45亿两（增收1.5亿两/年均）。金额之大至少可以组建75支北洋水师。
　　即便这些钱全部成为税赋，也仅会使1864年至1894年的税率提高约3.5%-4.5%，清末的总体税率也不会超过10%-11%。就是说，即便税率如此提高，也会比同期的日本税率至少低50%（中国清末耕地8亿亩，地价10两/亩，按税率=地价2.5%计算，嘉庆20年清廷岁入不应少于2.4亿两，而不是实际岁入0.8亿两）。
　　按照1863年（平定太平天国农民暴乱后）至1894年，30年间中国GDP总量951亿两计算、如果清末税率即便可以提高到相当于日本同期一半的15%、且岁入增收部分的50%用于工业化投资的话，当时中国的工业化投资至少会增加43亿两、大约相当于34.4亿美元，这会比1840年至1894年中国实际工业化投资总量的0.78亿美元（1893年汇率：1.25两/1美元），多出44倍。
　　对专制和独裁的大清帝国而言，所有希望得到土地的人——不管农民、商人、贪官还是买办，即便你通过合法手段得到了土地，也会因为触犯了国家权威或官方而得而复失，因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于是，土地越是稀缺，官本位就越是稳固。而且，官僚主义和贪污腐败等后遗症，即便百姓深恶痛绝，只要其危害造成的破坏强度、小于土地（财富）的吸引力和中央集权的约束力，就很难对官本位构成威胁。因为，只有仕途稳固，才是财富的根本保证。
　　中国的超低税率，造成了清末“两头穷、中间富”——朝廷和佃农超穷、地主超富——的罕见格局，国家成为超穷政府、无地农民穷得叮当响成为超穷民众。政府拿什么钱扩军备战、又怎么可能打赢甲午战争？
　　耐人寻味的是，地价地租作为明治维新成功的重要保障，早在明治政府成立五年后的1873年就颁布了《地税改正法》，将地税税率定为“土地价格的3%”。地价地税虽然不能彻底解决地主与佃户的贫富差距，也不能完全改善佃户的收入和窘境，但却可以确保国家高额税收的长期稳定，保障了富国强兵的财政资源。
　　问题是，到甲午战争的1894年中间共有21年，到清朝灭亡后1912年孙中山提议实行“地价地租”间隔有39年，清廷为什么没有借鉴日本变革租税法呢？

“税改”为何这么难？

　　道理十分简单，中国的高级官僚阶层，几乎全部来自大地主或士绅家庭，出身贫寒者凤毛麟角。在没有义务教育和学校的时代，那些普通民众的孩子，从小就不可能像富家子弟那样高薪聘请名师单独教授，或进入学费昂贵的私塾深造。其结果，科举高中、学而优后仕者，多为富家子弟——大地主的后代。
　　于是，在清廷决策高级官僚阶层与地主阶层之间，就存在着割不断的脐带关系。这就决定了，在清朝灭亡以前，清廷几乎没有哪一个大地主阶层的孝子贤孙，会在地税改革方面主动挖自己的祖坟。
　　相反，日本明治维新后能够迅速为地价地租制度改革立法，主要是那些刚刚实际掌权的中下级武士，包括西乡隆盛等这些最早主持当时改革政策出台的日本政治家，几乎都是武士出身的军人，与地主阶层没有盘根错节的利益血脉和利益瓜葛。
　　那么，集中到了地主手中的财富又有多少投向了工业化呢？

杯水车薪：晚清工业化投资中的地主资本

　　大量财富集中在地主阶层手中之后，中国特有的“土地价值观”，被清朝中期以后人口的迅速膨胀无限强化，导致财富的绝大部分不是投向工业和商业，而是被捆绑在土地上。这决定了中国国力和财富的绝大部分，不可能转向工业资本原始积累和实体经济投资。
　　集中到地主手里的财富，主要会被用于新的土地买卖和兼并。即便不为自己享受，他们也要为应付儿女分家不得不去获取更多土地。于是，中国的主要社会财富就会黏着在土地的买卖、集聚、兼并、分割（分家）的搅拌中，不断在膨胀与收缩、周转与停滞中循环。即便有工业化投资的机会出现，只要工业化投资的收益率还没有大大超过土地投资，工业化方向的投资者就仍然会寥寥无几。
　　清末，中国地主阶级用于实业投资的钱大约有多少呢？
　　在1913年以前，中国早期工业化投资中民族资本的格局中，来自地主阶级的投资约占一半（55.9%），另外一半是商人阶层（买办占24.8%；商人占18.3%）。即，甲午战前的清末除了地主和商人，没有人有钱去投资。
　　到辛亥革命后1914年至1920年期间，随着商人阶层在开放市场经济中盈利规模的扩大，商人和买办在投资者结构中的比率迅速上升：商人占到53.7%、买办9.1%，而地主阶级的比重则下降到22.3%。
　　这表明，随着中国工业化投资规模的扩大，地主阶级在总投资中的比重却在不断下降。或者说，与商人阶层相比，地主阶层的工业投资取向相对保守且有限。即便看着商人阶层在工业化投资中有利可图，他们也无动于衷。
　　1840年至1918年间中国民间总投资约1.43亿两（8976万美元；汇率：1893年=1.25两/1美元；1900年=1.65两/1美元）。其中，地主阶级的总投资仅约0.69亿两（约占48.3%）。而同期1868年至1910年间的地主阶级的总收入，却不应少于387.8亿两（计算依据：1834年中国GDP28.04亿两、总税赋1.80亿两；1887年33.28亿两、总税赋2.93亿两；1894年42.49亿两、总税赋2.93亿两；1903年58.15亿两、总税赋3.04亿两；1908年69.23亿两、总税赋4.54亿两。1913年以前，地主阶级在中国民间工业资本投资中的比重约占55.9%、地主阶级总收入大约相当于财政收入的2.7倍）。
　　1895年以前中国地主阶级的投资倾向，变得至关重要。要命的是，清末中国地主阶级的积累率仅有约0.37%左右，还不到2012年中国积累率52%的1/140。当时地主阶级投资欲望之微弱，成为中国工业化投资姗姗来迟的重要掣肘。
　　日本的情况截然相反，甲午战前日本社会的财富总量的88%集中在商人手里，在政府模范工厂的鼓励之下，这些本来就是在商贸中积聚起来的财富，转向工业化投资也就顺理成章了。
　　虽然如此，我们仍然无法解释：在1868年至1894年的26年中，原本处于同一起跑线的中国和日本，从工业化投资总量到人均GDP，中国怎么落后了这么多？日本人当年迸发出的巨大财富创造力，难道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作者为原东京大学经济学部客员研究员、日本法政大学经济学部客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