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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筑英，勇攀科技高峰的光学专家，中国光学界的优秀人才。他一生奋斗不息，在光学研究领域取得了多项突破性成就，他旺盛的干劲和饱满的生活激情令人感动。他因长期积劳成疾，英年早逝。党和政府给予他极高的评价，授予他“为科学事业献身的典范”荣誉称号。
1939年，蒋筑英出生于浙江省杭州市。新中国成立后，他曾和其他孩子一样在红旗下幸福地成长。1954年，他的父亲因历史问题被错判劳改入狱，年仅15岁的他承受了精神上和生活上的巨大压力。但他从不怨天尤人，仍努力学习以报答祖国，1956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在北大期间，蒋筑英在学好专业课的同时，还掌握了英、俄、德、日、法5门外语。由于家庭困难，蒋筑英靠助学金完成了学业。“生育我者父母，教养我者党”是他的信条。大学期间10个寒暑假，他有8个是在图书馆度过的。1962年大学毕业前夕，母亲来信催他回上海或杭州工作。蒋筑英理解母亲的苦衷，却也知道中国最大的光学基地和最著名的光学科学家都在东北。他写信说服了母亲，来到长春，成为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著名光学科学家王大珩的研究生。
导师王大珩很快看出自己这个学生质朴、正直、勤奋，并判定他是块“璞玉”，经过雕琢必然会放出奇光异彩。根据导师的指点，蒋筑英选定了光学传递函数这一开创性研究课题。1965年，年仅26岁的蒋筑英便在同事们的帮助下建立了我国第一台光学传递函数测量装置，令日本学者惊奇不已。此后，他又在光学传递函数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重要成就，先后解决了国产镜头研制工作中的一些关键技术难题。20世纪70年代，我国彩色电视的复原技术十分落后，导致颜色失真严重。蒋筑英就与导师王大珩一起攻关，提出了彩色复原质量问题的新方案，最后攻破了这一技术难关，使人们得以看到图像清晰、色彩逼真的彩色电视。
蒋筑英不仅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出众的才华，还具有高尚无私的胸襟。翻译外文资料时，遇到对别人有用的资料，他常常另纸译出，誊写清楚后送给研究有关课题的同事。为方便大家查阅资料，他跑到图书馆主动帮助编书目，又到情报室帮助编辑了《光学设计与检验》资料索引。他还把自己多年积累的大量文献卡片送给情报室，供大家查阅资料时使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光学资料不好查找，他设计了一个书目编排方案寄去。对一些宝贵的资料，只要是别人有求于他，他都会慷慨地贡献出来。
在生活中，蒋筑英也总是无私地帮助别人。妻子曾说他“什么活儿你都揽，谁的事儿你都管，吃饭走路你都嫌浪费时间”，却惟独没有时间关心一下自己的身体。腹痛难忍时，妻子让他去医院，他总是一推再推。
蒋筑英把对祖国的爱都融入在自己的工作中，总是急国家之所急。有一次，我省相关部门进口了一批光学器材，商检部门请他帮助检验产品质量。他和同事用自己设计制造的测量装置对进口镜头仔细进行检查，发现这批进口镜头质量上存在严重问题，便写出详细的书面报告交由有关部门去交涉。外商看了蒋筑英提供的检查报告后，连称“中国人有内行”。这不但使国家免遭十几万元的经济损失，也维护了祖国的尊严和荣誉。蒋筑英所在的研究所筹建光学传递函数测量试验室，他提出只进口几部主要的仪器设备，其余由自己制造。仅此一项就为国家节省资金十余万元。
改革开放后，蒋筑英曾两次出国。1979年在德国进修时，他用省吃俭用积攒的外汇给所里买了一台英文打字机、一部录音机、20台电子计算器和一些光学器材。1981年第二次出国时，他自带了一大包四川榨菜，以便从自己这里节省更多的外汇，给所里增添更多的光学器材。
在荣誉和待遇面前，蒋筑英总是一推再推。1979年所里根据他的才能和贡献，决定晋升他为副研究员，但他却把名额让给了老同志。直到1982年所里又一次推荐他时，他才接受。
蒋筑英一生坎坷，因家庭出身一直解决不了入党问题，但他丝毫没有动摇对党的坚定信念，没有改变对祖国的一片赤子之心。他常说：“一个人的生命是短促的，但党的事业是永存的。”在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的20年里，他一直无怨无悔、勤勤恳恳地工作。他虽无一官半职，却十分关心群众的疾苦，被称为“不管部长”。1982年6月，在蒋筑英生命的最后4天里，他收拾了新建的试验室，修好了院里已破损的柏油路面，帮助同事家里修理下水管道，又忍着腹部的疼痛到成都替一位家有急事的同事出差。飞抵成都的当晚，他就召集验收组的人员开会直到深夜11时。次日一大早，他换乘两次公共汽车，步行了3段路程到达某工厂，忍着病痛开展工作。6月14日深夜，他因腹痛难忍被送进医院。医生诊断他因积劳成疾，患有化脓性胆管炎、败血病、急性肺水肿等多种疾病，最终因抢救无效，于6月15日去世，年仅43岁。
蒋筑英一生最大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共產党员。他生前一再向党组织提出申请，去世前不久所里已批准他填写了《入党志愿书》。他去世后，吉林省委根据他生前的表现和愿望，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蒋筑英用他年轻的生命和对祖国光学事业的贡献证明了他对党和国家的无比忠诚和热爱。
责任编辑/滕 飞
1939年，蒋筑英出生于浙江省杭州市。新中国成立后，他曾和其他孩子一样在红旗下幸福地成长。1954年，他的父亲因历史问题被错判劳改入狱，年仅15岁的他承受了精神上和生活上的巨大压力。但他从不怨天尤人，仍努力学习以报答祖国，1956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在北大期间，蒋筑英在学好专业课的同时，还掌握了英、俄、德、日、法5门外语。由于家庭困难，蒋筑英靠助学金完成了学业。“生育我者父母，教养我者党”是他的信条。大学期间10个寒暑假，他有8个是在图书馆度过的。1962年大学毕业前夕，母亲来信催他回上海或杭州工作。蒋筑英理解母亲的苦衷，却也知道中国最大的光学基地和最著名的光学科学家都在东北。他写信说服了母亲，来到长春，成为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著名光学科学家王大珩的研究生。
导师王大珩很快看出自己这个学生质朴、正直、勤奋，并判定他是块“璞玉”，经过雕琢必然会放出奇光异彩。根据导师的指点，蒋筑英选定了光学传递函数这一开创性研究课题。1965年，年仅26岁的蒋筑英便在同事们的帮助下建立了我国第一台光学传递函数测量装置，令日本学者惊奇不已。此后，他又在光学传递函数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重要成就，先后解决了国产镜头研制工作中的一些关键技术难题。20世纪70年代，我国彩色电视的复原技术十分落后，导致颜色失真严重。蒋筑英就与导师王大珩一起攻关，提出了彩色复原质量问题的新方案，最后攻破了这一技术难关，使人们得以看到图像清晰、色彩逼真的彩色电视。
蒋筑英不仅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出众的才华，还具有高尚无私的胸襟。翻译外文资料时，遇到对别人有用的资料，他常常另纸译出，誊写清楚后送给研究有关课题的同事。为方便大家查阅资料，他跑到图书馆主动帮助编书目，又到情报室帮助编辑了《光学设计与检验》资料索引。他还把自己多年积累的大量文献卡片送给情报室，供大家查阅资料时使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光学资料不好查找，他设计了一个书目编排方案寄去。对一些宝贵的资料，只要是别人有求于他，他都会慷慨地贡献出来。
在生活中，蒋筑英也总是无私地帮助别人。妻子曾说他“什么活儿你都揽，谁的事儿你都管，吃饭走路你都嫌浪费时间”，却惟独没有时间关心一下自己的身体。腹痛难忍时，妻子让他去医院，他总是一推再推。
蒋筑英把对祖国的爱都融入在自己的工作中，总是急国家之所急。有一次，我省相关部门进口了一批光学器材，商检部门请他帮助检验产品质量。他和同事用自己设计制造的测量装置对进口镜头仔细进行检查，发现这批进口镜头质量上存在严重问题，便写出详细的书面报告交由有关部门去交涉。外商看了蒋筑英提供的检查报告后，连称“中国人有内行”。这不但使国家免遭十几万元的经济损失，也维护了祖国的尊严和荣誉。蒋筑英所在的研究所筹建光学传递函数测量试验室，他提出只进口几部主要的仪器设备，其余由自己制造。仅此一项就为国家节省资金十余万元。
改革开放后，蒋筑英曾两次出国。1979年在德国进修时，他用省吃俭用积攒的外汇给所里买了一台英文打字机、一部录音机、20台电子计算器和一些光学器材。1981年第二次出国时，他自带了一大包四川榨菜，以便从自己这里节省更多的外汇，给所里增添更多的光学器材。
在荣誉和待遇面前，蒋筑英总是一推再推。1979年所里根据他的才能和贡献，决定晋升他为副研究员，但他却把名额让给了老同志。直到1982年所里又一次推荐他时，他才接受。
蒋筑英一生坎坷，因家庭出身一直解决不了入党问题，但他丝毫没有动摇对党的坚定信念，没有改变对祖国的一片赤子之心。他常说：“一个人的生命是短促的，但党的事业是永存的。”在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的20年里，他一直无怨无悔、勤勤恳恳地工作。他虽无一官半职，却十分关心群众的疾苦，被称为“不管部长”。1982年6月，在蒋筑英生命的最后4天里，他收拾了新建的试验室，修好了院里已破损的柏油路面，帮助同事家里修理下水管道，又忍着腹部的疼痛到成都替一位家有急事的同事出差。飞抵成都的当晚，他就召集验收组的人员开会直到深夜11时。次日一大早，他换乘两次公共汽车，步行了3段路程到达某工厂，忍着病痛开展工作。6月14日深夜，他因腹痛难忍被送进医院。医生诊断他因积劳成疾，患有化脓性胆管炎、败血病、急性肺水肿等多种疾病，最终因抢救无效，于6月15日去世，年仅43岁。
蒋筑英一生最大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共產党员。他生前一再向党组织提出申请，去世前不久所里已批准他填写了《入党志愿书》。他去世后，吉林省委根据他生前的表现和愿望，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蒋筑英用他年轻的生命和对祖国光学事业的贡献证明了他对党和国家的无比忠诚和热爱。
责任编辑/滕 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