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暴力与救劫--太平天国战争(1851-1864)时期的宗教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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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战争在中国近代史上影响深远,西方学界对此却鲜少研究。太平天国运动始于宗教信仰的宣传,其宗教信仰的深层本质在学界引起诸多讨论。本文关注的重点则在于战争期间,属于清政府的忠君派儒家文人的宗教信仰表现方式。流传于19世纪末的末日浩劫说历史悠久,本文回顾了末日浩劫说的历史渊源,着重分析了清代,尤其是太平天国战争期间文人辑编的宝卷善书,指出在乩文中,暴力来自于天劫,这种救劫思想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的现实,也推动了历史发展。
其他文献
复活是迈蒙尼德最受争议的神-哲学议题之一.在"评( )"中,为反对人们出于自利而履行诫命、敬拜上帝,迈蒙尼德取消了复活的终极性,将复活视为达到终极目的来世的一种激励手段.在《论复活》中,迈蒙尼德进一步将复活还原为一种暂时的超自然神迹.尽管迈蒙尼德所说的复活的确是身体复活,也强调复活是犹太教的根基性原则之一,但他架空了传统赋予复活的内涵,提出了一种与传统复活观表面相似、本质有别的新复活观.
期刊
半个多世纪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特别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对藏区的社会基础和知识结构产生了重大影响,安多高僧的权威性逐渐式微,藏区国家权威不断强化,各种地方权威此消彼长。在国家宗教政策引导下,爱国爱教的高僧们不断进行自身调整,主动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民事裁决等方面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成为藏区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力量,为构建和谐藏区做出了贡献。
吐蕃王朝时期赞普、王臣根据需要制定了诸多成文法条。这些成文法条在立法过程中的立法依据、立法技术及法律表达形式方面,在立法实体内容的刑事法律、民事法律和佛教相关保护立法方面以及成文法条的思想认知诠释方面都有佛教因素的影响。探讨梳理吐蕃传统成文法中的佛教因素,对于深入认识吐蕃王朝时期的法律形态,把握吐蕃王朝时期的政教关系,理解吐蕃王朝时期的社会规范形式等具有重要意义。
三边教地的问题历时久远,从清末一直延续到抗战胜利之后,从失地到收地的过程充满了曲折和艰辛。教会通过租地、买地和抵押地在三边占有了大量土地,这其中最大的是通过"庚子事变"而从蒙古王公手中得到的抵押地。这些抵押地在期满后,教会仍然不肯将土地归还给中国,1935年教会虽然被迫与南京国民政府签订了归还土地的条约,但却始终未能履行。直到抗战胜利之后,陕甘宁边区政府在三边人民的要求和支持下,通过和平协商的方式,成功收回了被教会侵占达46年之久的教地。
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开始进入中国。他们以澳门为跳板,先后在肇庆和韶州建立了教堂,传播区域扩及广东、广西和海南等岭南地区。其传播策略先是以佛教身份行基督教之实,随着认识的改变,传教士开始向儒家靠拢,转而批判佛教,甚至打砸庙宇、神像。与此对应,岭南佛教界也从热情欢迎传教士的态度转变为争锋相对地采取措施驱逐传教士。在基督教传播过程中,传教士和岭南佛教界代表两种文化形态相互试探和争斗。
1644年天主教在川传播过程中发生了成都教案,是为明清天主教进入中国后与本土宗教道教唯一的一次正面冲突。这场教案并未留下太多的中文记载,但在传教士记录的西文文献中可以觅得踪迹。该文从早期入华传教士对道教的态度出发,并立足西文原始材料,详细阐述成都教案产生的过程、特点及背后的社会文化因素,进而分析道耶是如何在中国文化框架内进行宗教对话的。
1908-1932年基督会档案和传教士的记述等文献,从交通旅行、通信往来、包裹邮递及货物运输等方面,记录了巴塘经由滇越铁路、缅甸的出海通道及与美国、印度等国的联系。该时期,地处西南一隅的巴塘不通公路,交通运输极为艰险,美国传教士的上述活动虽出于宣教目的和需要,但在客观上促使巴塘与世界发生了多种联系。然而,也正因与外界交往和联系的困难,基督会在巴塘的宣教事工面临诸多问题,事工的开展和维持变得异常艰难。加之当地发生武装冲突,劫匪活动猖獗,1932年基督会便撤离了巴塘。
1830年,美部会开辟了美国基督新教在中国的第一个传教站。作为美国首个派遣传教士来华的海外传教机构,美部会是中美早期文化交流的主要推动者。这一组织的旨趣根植于美国深厚的社会文化土壤之中:它是美国本土对印第安人传教活动的延续和发展,同时又受到了以爱德华兹、霍普金斯等宗教神学家为代表的新神学派的影响。在教会长期准备工作的基础上,经营广州同孚行的美国商人奥利芬的呼吁成为美部会派遣对华传教士的直接诱因,裨治文来华则正式拉开了美部会在华传教活动的序幕。
20世纪初以来,以中西宗教文化的比较为主要内容、以跨学科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为基本形态的中国比较宗教研究逐渐形成了儒耶、佛耶和道耶比较等多个热点,以及包容主义、平行主义和求同存异等多种取向。尽管这项研究在某些人的潜意识里仍只是说明自身宗教优越性的手段,但对宗教比较之可能条件和宗教对话模式的探讨使越来越多的学者看到:中西宗教文化之间客观存在的一系列分歧背后,并非没有比较的可能和对话的余地。通过从差异中寻找共性,从共性中发现差异,他们对中西宗教文化的具体层面和抽象层面、信仰维度和人学维度的比较促进了不同宗教之间
寿星老人与道教神系中的"南极老人""南极长生大帝"等无关,唐玄宗将寿星之祀设于君王诞辰节日举行之后,寿星才在晚唐时期成为道教神仙,并与生日习俗密切相关。北宋初期君王诞辰节日出现了献寿星图为贺礼的生日习俗,寿星图上的神仙还不是寿星老人。生日习俗中的寿星图发展成为生日之人的画像,寿星老人的形象由此在北宋中期出现。苏轼的《佛寿图》揭示了寿星老人的形象来源于作佛的画像为寿星图,该形象可能基于当时十八罗汉的佛教造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