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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主要是通过载于《历史研究》的一篇《夏族兴起于古河济之间的考古学考察》与《夏文化的起源与发展阶段》《论夏族的起源》《华夏血缘族团源于东方新探》《考古发现与夏商起源研究——以鲁西南考古为中心》等文章的对比，来对史料的运用与分析进行了讨论。上述文章中所引用的一些史料内容相近，然而文章得出的结论却不尽相同；有些引用史料不同，而结论相近。究其原因有多种可能性，可能在于不同的作者想要表达的主旨不同、可能在于所引用的史料并非第一手资料，也可能在于史料记载与考古发现并不互相印证。
【关键词】史料；运用；分析；差异；原因
【中图分类号】K206 【文献标识码】A
关于夏族的起源，是历史学与考古学共同关注的重大课题。它牵涉到中国第一个国家夏的建立，在当前史学界与考古界共同参与的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目前，对夏族起源的观点主要有三种说法：即豫西说、晋南说和古河济之间说。各个观点都有自己的学术依据，似乎难以判定。然而，最让人们困惑的是，引用的文献史料几乎一致，但结论却大相径庭，此时需要一个更为合理的解释。
一、《夏文化的起源与发展阶段》与《论夏族的起源》两篇文章中所引史料不同，但结论相同
据《夏文化的起源与发展阶段》[1]一文，作者赞成夏人可能是西起晋南再东进豫境，这一观点与刘起釪先生的观点相同[2]。作者论述到，文献记载夏后氏禹的来源时多谓其出自西羌。如《史记·六国年表》云：“禹兴于西羌”；《盐铁论·国疾篇》曰：“禹出西羌”。《潜夫论·五德志》又称禹为“戎禹”。顾颉刚先生认为禹最初属“九州之戎”的宗神[3]。而西羌或九州之戎所居的汾、渭流域， 恰巧是廟底沟二期类型的分布地，或者庙底沟二期类型就是西羌或九州之戎的文化遗存。属先夏文化的谷水河类型大约正是由于西方羌戎族东进并融合当地居民而形成的。
与上述观点相类似的有王克林先生的《论夏族的起源》[4]一文。该文认为有关夏族和文化的起源，从迄今所见的考古文化判断，目前只能说在山西晋南。而河南地区只能说是夏族建国后辗转迁徙于中州大地伊、洛一带的后期活动中心。
作者认为，在不少的夏史资料中，如《左传》定公四年记载，就明确无误地指出，周王分封其子“唐叔以大路、密须之鼓，……命以《唐诰》而封于夏墟，启以夏政，于戎索。”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引《战国策·楚策》云：“陈轸，夏人也，习于三晋事”，说“陈轸三晋人而谓之夏人，足证晋封夏墟之说”。而“夏墟”的古史地望，自唐以来，古今学者皆谓在今山西翼城。因此，早已为周初人所确指的“夏墟”在今晋南，就确凿无疑。
二、《华夏血缘族团源于东方新探》与《考古发现与夏商起源研究——以鲁西南考古为中心》两篇文章中所引史料相似，但结论不同
据《华夏血缘族团源于东方新探》[5]一文，作者完全赞成金景芳先生的观点，即：“夏、商、周的祖先禹、契、稷都是黄帝的子孙。”[6]换句话说，华夏族是同一个血统的民族。这不但符合于古史记载的黄帝世系，更符合于大量地下的考古发现。至于后来夏商周族分别居于不同的地区，那是民族迁徙的结果，并不证明他们最早就不是一个民族。在华夏族的初居地问题上，金先生认为夏族源于中原的嵩山、山西一带（未及其它华夏族），而作者却认为，自伏羲、神农，至炎黄虞夏（夏初）皆在东方——山东地区。认为泰山、四渎为华夏族发源地，华夏族是一个血族集团，首先诞生于祖国的东方，无论从故事传说、考古发现等方面来讲，都是经得起考验的。作者指出，《国语·晋语》说的炎帝、黄帝同出于少典氏；《史记》《世本》《大戴礼记》说的颛顼、帝喾、尧、舜、禹等同于出黄帝；《尚书》说的尧、舜、禹等在同一个组织中共事，他们应属于不同时期、不同层次的华夏血缘族团。同时，根据东方的大量古史传说及大汶口文化的领先地位，这个族团从炎黄起至夏初止，一直生活在东方以泰山、四渎、《淮南子》九州为中心的地区，并在山东东部地区初建夏王朝。夏初太康失国及少康复国一段历史大体发生在东方。大约在少康中期时夏王朝西迁中原，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遂由东方逐渐转移到中原地区。
《考古发现与夏商起源研究——以鲁西南考古为中心》[7]一文，作者认为，禹夏起源于古济、濮流域，也就是今天的豫东、鲁西南地区应该更接近历史真相。古济、濮流域即《禹贡》中的“兖州”。需要注明的是作者认为，“济、濮流域”与“河、济之间”是不完全相同的概念，虽然都可指古“兖州”，但前者包括整个豫东、鲁西南地区，中心点在菏泽、濮阳地区；后者主要指豫东的濮阳及其附近地区。
首先，根据古代文献记载，夏后氏出于颛顼氏族。《史记·夏本纪》说：“夏禹，名曰文命。禹之父曰稣，稣之父曰帝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夏后氏的祖先是颛顼，无论是《国语》《纪年》《世本》大戴和小戴的《礼记》《史记》及《汉书》都这样说。而颛顼的主要活动地区就在帝丘，即今豫东的濮阳。这个地方正好与鲧、禹及夏后氏各王的居住地区相一致。颛顼的后裔为祝融，文献称祝融氏降于崇山而兴起夏[8]，而祝融氏所派生的氏族（所谓祝融八姓）在早期也多居住在今豫鲁苏交界处，并未到达豫西，更没到晋南。
其次，从大禹治水的角度看，也应该在古代的济、濮流域。关于这一点既有典籍为证，如《史记·殷本纪》《史记·封禅书》；也有考古发现为证，如甘肃省礼县发现了一件传世秦公簋（现藏国家博物馆），其铜器铭文中有“鼏宅禹蹟”四个字。根据上述种种原因作者认为，大禹真实存在，且主要活动范围在今豫东、鲁西南地区。
第三，夏后氏并不同于以后自称为“华夏”的以周人为首的部落集团。据《左传》记载，周人并不把夏后氏的先王当作与自己同一个族类的民族看待。《左传·僖公三十一年》载：“卫成公梦康叔曰：‘相夺予享。’公命祀相。宁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类，不歆其祀。祀、鄫何事？相之不享于此久矣，非卫之罪也，不可以间成王、周公之命祀，请改祀命。’”相是夏朝初期的国王，夏启的孙子，都城就在今天的濮阳，所以当卫成公在春秋时期迁都于此后，才会梦见自己的祖宗向自己诉苦说相夺了他的祭品。周人所作的青铜器铭文里，更称夏后氏的后裔杞为“夷”（《史密簋》），而“夷”是处于东方的民族。 通过以上论述，作者认为，夏朝的政治中心在古济、濮流域。
三、《夏族兴起于古河济之间的考古学考察》文章中的史料分析
沈长云先生在其《夏后氏居于古河济之间考》[9]一文中，引用《左传》《竹书纪年》《世本》《国语》等史料，得出夏后氏居于古河济之间的结论。
据《夏族兴起于古河济之间的考古学考察》[10]一文得知，作者通过对考古发现的古河济地区中心即今濮阳龙山古城聚落群的考察，证濮阳即文献所称禹都阳城。整个豫东、鲁西自仰韶至龙山时期聚落的急剧增长以及大批龙山古城的涌现，说明了以夏后氏为首的夏族在这一带的兴起。通过古河济地区聚落的骤兴与相邻豫西、关中等地聚落的衰退相对比，结合古代中原气候环境的变迁及相应人口结构变化，更显示出古河济地区在虞夏之际已发展成四方辐辏、聚落繁庶的经济文化中心。
现学术界一般认为，考古界对夏文化有目的的调查与发掘，是从1959年徐旭生率队前往豫西进行“夏墟”考古调查开始的。徐旭生先生认为，在目前所见有关夏都邑所在的近三十条来自《左传》《国语》及古本《竹书纪年》的史料中，只有两个区域与夏的关系特别密切：一是河南洛阳及其附近，尤其是颍水上游的登封、禹县等地；另一个即是山西西南部汾水下游一带[11]。这个认识对日后夏文化的探索无疑也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但是，这种作用却表现为正反两方面：一方面，因为夏代后期夏人的政治中心确实移到了豫西一带，所以在这个认识指导下，人们在豫西一带发掘出了像偃师二里头这样的夏代后期的大型聚落遗址。这在某种程度上证实了夏的存在。但是，另一方面，由于他把对夏文化的探索限定在豫西、晋南一带，对于文献中所显示的夏人早中期活动的地域即豫东、鲁西一带一概忽视之，又造成大家对夏代历史文化认识上的许多空白，即如夏族的兴起及夏后氏国家的建立这类问题，由此便没有了着落。由于二里头遗址影响的巨大，一些学者干脆在二里头文化与夏文化之间画上等号，这样将考古文化与历史文化混为一谈，更难免造成一系列认识上的混乱。其实二里头文化早不过公元前1850年，夏族的兴起是前21世纪的事情，二者在时空两个方面都是扯不到一起的。
通过《战国策》《墨子》《山海经》《左传》等记载皆能得出，禹都阳城在濮阳的证据。在考古发现这一方面，得出这一带发现的密集的龙山古城，应当就是文献记载的虞夏王朝或尧舜禹部落联盟所属各部落聚居的中心。通过再次的调查与试掘，探明该遗址为一处面积约为916万平方米的古城址，为春秋战国时期卫国都城的面积。在谈到该遗址发现的意义时，指出它不仅为研究卫国历史提供了可靠的资料，同时也为研究五帝之一的颛顼以及夏商历史提供了重要线索[12]。
作者认为，从文献与考古的结合看，更应该考虑到它是夏初的一座都邑，很可能是禹所都的阳城。一则，古濮阳有阳城的名称；二则，该城的年代属龙山中晚期，其下限与人们认定的夏初纪年正相符合；三则，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的结合在这座古城的性质判断上体现的更加密切。上引《左传》僖公三十一年记载卫成公梦康叔曰，称“相夺予享”，不仅表现了这里曾经是夏后相居住的一座城邑，而且表现了春秋卫都是在过去夏都旧址上兴建的事实，这与考古发现春秋卫都叠压在龙山城之上的现象符合。
四、结论
根据以上分析与阐述，得出结论为不同的学者使用的史料尽管相同，结果未必相同；史料不相同，然而结果却相同。这也许非常巧合，也许非常不合常理，但是却实实在在地存在着。可能有些学者出于不同目的对所引史料进行独特角度分析；可能有些学者所引史料并非第一手资料，如转引；还有一种可能是所引史料与考古实物发现并不吻合，导致对史料的可信性进行猜测与补充。总之，如何正确使用史料意义重大，同时也面临着一些疑惑，但笔者认为，最好的方法莫过于文献史料与实物资料相结合，不盲目依靠一边，这样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保证其真实性与可靠性。
参考文献：
[1]韩建业.夏文化的起源与发展阶段[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4）：120-125.
[2]刘起釪.由夏族原居地纵论夏文化始于晋南（华夏文明第1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3]顾颉刚.九州之戎与戎禹//古史辨（第七册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1982.
[4]王克林.论夏族的起源[J].文物季刊，1997（3）：31-40.
[5]景以恩.华夏血缘族团源于东方新探[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1）：98-105.
[6]金景芳.中国奴隶社会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7]侯仰军.考古发现与夏商起源研究——以鲁西南考古为中心[D].济南：山东大学，2006.
[8]《国语？周语下》.
[9]沈长云.夏后氏居于古河济之间考[J].中国史研究，1994（3）.
[10]沈長云.夏族兴起于古河济之间的考古学考察[J].历史研究，2007（6）：4-16.
[11]徐旭生.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J].考古，1959（10）：592-600.
[12]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首都师范大学，濮阳市文物保管所：濮阳高城遗址考古新发现.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研究通讯》第33期，2007（6）.
【关键词】史料；运用；分析；差异；原因
【中图分类号】K206 【文献标识码】A
关于夏族的起源，是历史学与考古学共同关注的重大课题。它牵涉到中国第一个国家夏的建立，在当前史学界与考古界共同参与的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目前，对夏族起源的观点主要有三种说法：即豫西说、晋南说和古河济之间说。各个观点都有自己的学术依据，似乎难以判定。然而，最让人们困惑的是，引用的文献史料几乎一致，但结论却大相径庭，此时需要一个更为合理的解释。
一、《夏文化的起源与发展阶段》与《论夏族的起源》两篇文章中所引史料不同，但结论相同
据《夏文化的起源与发展阶段》[1]一文，作者赞成夏人可能是西起晋南再东进豫境，这一观点与刘起釪先生的观点相同[2]。作者论述到，文献记载夏后氏禹的来源时多谓其出自西羌。如《史记·六国年表》云：“禹兴于西羌”；《盐铁论·国疾篇》曰：“禹出西羌”。《潜夫论·五德志》又称禹为“戎禹”。顾颉刚先生认为禹最初属“九州之戎”的宗神[3]。而西羌或九州之戎所居的汾、渭流域， 恰巧是廟底沟二期类型的分布地，或者庙底沟二期类型就是西羌或九州之戎的文化遗存。属先夏文化的谷水河类型大约正是由于西方羌戎族东进并融合当地居民而形成的。
与上述观点相类似的有王克林先生的《论夏族的起源》[4]一文。该文认为有关夏族和文化的起源，从迄今所见的考古文化判断，目前只能说在山西晋南。而河南地区只能说是夏族建国后辗转迁徙于中州大地伊、洛一带的后期活动中心。
作者认为，在不少的夏史资料中，如《左传》定公四年记载，就明确无误地指出，周王分封其子“唐叔以大路、密须之鼓，……命以《唐诰》而封于夏墟，启以夏政，于戎索。”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引《战国策·楚策》云：“陈轸，夏人也，习于三晋事”，说“陈轸三晋人而谓之夏人，足证晋封夏墟之说”。而“夏墟”的古史地望，自唐以来，古今学者皆谓在今山西翼城。因此，早已为周初人所确指的“夏墟”在今晋南，就确凿无疑。
二、《华夏血缘族团源于东方新探》与《考古发现与夏商起源研究——以鲁西南考古为中心》两篇文章中所引史料相似，但结论不同
据《华夏血缘族团源于东方新探》[5]一文，作者完全赞成金景芳先生的观点，即：“夏、商、周的祖先禹、契、稷都是黄帝的子孙。”[6]换句话说，华夏族是同一个血统的民族。这不但符合于古史记载的黄帝世系，更符合于大量地下的考古发现。至于后来夏商周族分别居于不同的地区，那是民族迁徙的结果，并不证明他们最早就不是一个民族。在华夏族的初居地问题上，金先生认为夏族源于中原的嵩山、山西一带（未及其它华夏族），而作者却认为，自伏羲、神农，至炎黄虞夏（夏初）皆在东方——山东地区。认为泰山、四渎为华夏族发源地，华夏族是一个血族集团，首先诞生于祖国的东方，无论从故事传说、考古发现等方面来讲，都是经得起考验的。作者指出，《国语·晋语》说的炎帝、黄帝同出于少典氏；《史记》《世本》《大戴礼记》说的颛顼、帝喾、尧、舜、禹等同于出黄帝；《尚书》说的尧、舜、禹等在同一个组织中共事，他们应属于不同时期、不同层次的华夏血缘族团。同时，根据东方的大量古史传说及大汶口文化的领先地位，这个族团从炎黄起至夏初止，一直生活在东方以泰山、四渎、《淮南子》九州为中心的地区，并在山东东部地区初建夏王朝。夏初太康失国及少康复国一段历史大体发生在东方。大约在少康中期时夏王朝西迁中原，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遂由东方逐渐转移到中原地区。
《考古发现与夏商起源研究——以鲁西南考古为中心》[7]一文，作者认为，禹夏起源于古济、濮流域，也就是今天的豫东、鲁西南地区应该更接近历史真相。古济、濮流域即《禹贡》中的“兖州”。需要注明的是作者认为，“济、濮流域”与“河、济之间”是不完全相同的概念，虽然都可指古“兖州”，但前者包括整个豫东、鲁西南地区，中心点在菏泽、濮阳地区；后者主要指豫东的濮阳及其附近地区。
首先，根据古代文献记载，夏后氏出于颛顼氏族。《史记·夏本纪》说：“夏禹，名曰文命。禹之父曰稣，稣之父曰帝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夏后氏的祖先是颛顼，无论是《国语》《纪年》《世本》大戴和小戴的《礼记》《史记》及《汉书》都这样说。而颛顼的主要活动地区就在帝丘，即今豫东的濮阳。这个地方正好与鲧、禹及夏后氏各王的居住地区相一致。颛顼的后裔为祝融，文献称祝融氏降于崇山而兴起夏[8]，而祝融氏所派生的氏族（所谓祝融八姓）在早期也多居住在今豫鲁苏交界处，并未到达豫西，更没到晋南。
其次，从大禹治水的角度看，也应该在古代的济、濮流域。关于这一点既有典籍为证，如《史记·殷本纪》《史记·封禅书》；也有考古发现为证，如甘肃省礼县发现了一件传世秦公簋（现藏国家博物馆），其铜器铭文中有“鼏宅禹蹟”四个字。根据上述种种原因作者认为，大禹真实存在，且主要活动范围在今豫东、鲁西南地区。
第三，夏后氏并不同于以后自称为“华夏”的以周人为首的部落集团。据《左传》记载，周人并不把夏后氏的先王当作与自己同一个族类的民族看待。《左传·僖公三十一年》载：“卫成公梦康叔曰：‘相夺予享。’公命祀相。宁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类，不歆其祀。祀、鄫何事？相之不享于此久矣，非卫之罪也，不可以间成王、周公之命祀，请改祀命。’”相是夏朝初期的国王，夏启的孙子，都城就在今天的濮阳，所以当卫成公在春秋时期迁都于此后，才会梦见自己的祖宗向自己诉苦说相夺了他的祭品。周人所作的青铜器铭文里，更称夏后氏的后裔杞为“夷”（《史密簋》），而“夷”是处于东方的民族。 通过以上论述，作者认为，夏朝的政治中心在古济、濮流域。
三、《夏族兴起于古河济之间的考古学考察》文章中的史料分析
沈长云先生在其《夏后氏居于古河济之间考》[9]一文中，引用《左传》《竹书纪年》《世本》《国语》等史料，得出夏后氏居于古河济之间的结论。
据《夏族兴起于古河济之间的考古学考察》[10]一文得知，作者通过对考古发现的古河济地区中心即今濮阳龙山古城聚落群的考察，证濮阳即文献所称禹都阳城。整个豫东、鲁西自仰韶至龙山时期聚落的急剧增长以及大批龙山古城的涌现，说明了以夏后氏为首的夏族在这一带的兴起。通过古河济地区聚落的骤兴与相邻豫西、关中等地聚落的衰退相对比，结合古代中原气候环境的变迁及相应人口结构变化，更显示出古河济地区在虞夏之际已发展成四方辐辏、聚落繁庶的经济文化中心。
现学术界一般认为，考古界对夏文化有目的的调查与发掘，是从1959年徐旭生率队前往豫西进行“夏墟”考古调查开始的。徐旭生先生认为，在目前所见有关夏都邑所在的近三十条来自《左传》《国语》及古本《竹书纪年》的史料中，只有两个区域与夏的关系特别密切：一是河南洛阳及其附近，尤其是颍水上游的登封、禹县等地；另一个即是山西西南部汾水下游一带[11]。这个认识对日后夏文化的探索无疑也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但是，这种作用却表现为正反两方面：一方面，因为夏代后期夏人的政治中心确实移到了豫西一带，所以在这个认识指导下，人们在豫西一带发掘出了像偃师二里头这样的夏代后期的大型聚落遗址。这在某种程度上证实了夏的存在。但是，另一方面，由于他把对夏文化的探索限定在豫西、晋南一带，对于文献中所显示的夏人早中期活动的地域即豫东、鲁西一带一概忽视之，又造成大家对夏代历史文化认识上的许多空白，即如夏族的兴起及夏后氏国家的建立这类问题，由此便没有了着落。由于二里头遗址影响的巨大，一些学者干脆在二里头文化与夏文化之间画上等号，这样将考古文化与历史文化混为一谈，更难免造成一系列认识上的混乱。其实二里头文化早不过公元前1850年，夏族的兴起是前21世纪的事情，二者在时空两个方面都是扯不到一起的。
通过《战国策》《墨子》《山海经》《左传》等记载皆能得出，禹都阳城在濮阳的证据。在考古发现这一方面，得出这一带发现的密集的龙山古城，应当就是文献记载的虞夏王朝或尧舜禹部落联盟所属各部落聚居的中心。通过再次的调查与试掘，探明该遗址为一处面积约为916万平方米的古城址，为春秋战国时期卫国都城的面积。在谈到该遗址发现的意义时，指出它不仅为研究卫国历史提供了可靠的资料，同时也为研究五帝之一的颛顼以及夏商历史提供了重要线索[12]。
作者认为，从文献与考古的结合看，更应该考虑到它是夏初的一座都邑，很可能是禹所都的阳城。一则，古濮阳有阳城的名称；二则，该城的年代属龙山中晚期，其下限与人们认定的夏初纪年正相符合；三则，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的结合在这座古城的性质判断上体现的更加密切。上引《左传》僖公三十一年记载卫成公梦康叔曰，称“相夺予享”，不仅表现了这里曾经是夏后相居住的一座城邑，而且表现了春秋卫都是在过去夏都旧址上兴建的事实，这与考古发现春秋卫都叠压在龙山城之上的现象符合。
四、结论
根据以上分析与阐述，得出结论为不同的学者使用的史料尽管相同，结果未必相同；史料不相同，然而结果却相同。这也许非常巧合，也许非常不合常理，但是却实实在在地存在着。可能有些学者出于不同目的对所引史料进行独特角度分析；可能有些学者所引史料并非第一手资料，如转引；还有一种可能是所引史料与考古实物发现并不吻合，导致对史料的可信性进行猜测与补充。总之，如何正确使用史料意义重大，同时也面临着一些疑惑，但笔者认为，最好的方法莫过于文献史料与实物资料相结合，不盲目依靠一边，这样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保证其真实性与可靠性。
参考文献：
[1]韩建业.夏文化的起源与发展阶段[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4）：120-125.
[2]刘起釪.由夏族原居地纵论夏文化始于晋南（华夏文明第1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3]顾颉刚.九州之戎与戎禹//古史辨（第七册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1982.
[4]王克林.论夏族的起源[J].文物季刊，1997（3）：31-40.
[5]景以恩.华夏血缘族团源于东方新探[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1）：98-105.
[6]金景芳.中国奴隶社会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7]侯仰军.考古发现与夏商起源研究——以鲁西南考古为中心[D].济南：山东大学，2006.
[8]《国语？周语下》.
[9]沈长云.夏后氏居于古河济之间考[J].中国史研究，1994（3）.
[10]沈長云.夏族兴起于古河济之间的考古学考察[J].历史研究，2007（6）：4-16.
[11]徐旭生.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J].考古，1959（10）：592-600.
[12]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首都师范大学，濮阳市文物保管所：濮阳高城遗址考古新发现.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研究通讯》第33期，200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