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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轮政府改革，浦东提出打造“现代政府体系”，再次进行“政府事务重组”，大幅度改革行政机构框架。
3月17日早上8点半，当记者到达浦东新区东明路街道办事处时，正赶上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做早操，虽然下着蒙蒙细雨，但他们依然兴致盎然地进行着早锻炼。
“没有特殊情况，我八点就来上班了，”东明路街道党工委书记吴安桥心情愉快，而在一年多前这样的心情于他十分难得。
街道，作为政府派驻机构，主要职能是建设和管理社区，但在过去，社区建设和管理的经费支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街道税源的充实与否。
“作为浦东新区最‘年轻’的街道，地处城乡结合部，经济基础薄弱，不得不‘千山万水搞招商，千言万语拉招商，千方百计想招商’，但就这样，还是难以满足近10万人口的社区建设经费需要，”吴安桥一度很苦恼。
2006年综合配套改革的一项举措让吴安桥轻松了许多：东明路街道成为浦东完善社区建设与管理财政保障机制的试点，尝试剥离街道的招商引税职能。“以前对税收报表最关心，一旦下滑就要开会研究，现在我们的工作主要就是怎么更好地满足老百姓的需要，‘上午跑菜场，下午跑社区’。”
2007年，浦东新区召开“加强政府公共财政保障，强化公共服务”情况介绍会，高调宣布终止12个街道办事处的招商引资职能，今后“街道干部的工作重心只有一个，就是全力为社区百姓做好公共服务”，而街道提供的公共服务由新区政府买单。
财政实力显然是浦东禁止街道招商引资的基础。数字显示，2007年国家在浦东征缴的税有2000多亿，上海市和浦东有1000多亿，浦东虽只占一小部分，但其财政实力可与成都市相当，可以说是中国最富裕的区级政府之一。正是在财政实力的支撑下，浦东得以简其政，让其回归本位。
政府行政体制改革，也正是三年前国务院批准浦东新区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的核心任务，其意在克服全能型、经济建设型政府的弊病，打造一个公共服务型政府，这是“中央赋予上海和浦东的新的战略使命”。
“之前浦东改革开放进程已经有十几年，具备进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社会条件。”一位多次考察浦东的发改委官员表示。
“我们是小政府，不好混的，想清闲就不要来这里。”浦东新区人事部门的一位官员时常向报考浦东公务员的大学毕业生重复这句话，“工作量大，忙”，在与浦东新区公务员的接触中，记者常常听到这样的“诉苦”。
浦东新区的行政区域，由川沙县全境，以及杨浦、南市、黄浦3区和原上海县的浦东地段组成，在1990年浦东转为区一级管委会时，开拓者们便为浦东勾勒了“小政府、大社会”的公共治理模式。
当时，新区管委会机关的编制仅为800名。机构设置则釆用现代政府的“大部委”格局，如经济委员会一个机构就涵盖了经委，外经贸委、外资委、协作办、商委等管理机构的职能。在浦东新区仅设有13个职能局，与上海其他区县相比，机构减少了一半，相当于国际同等区域的政府机构设置。
在浦东新区局长们中间，有一个流行词：“换频道”，因为他们一个局长往往对接市政府几个部门，有时候一天内向几个部门领导汇报，报告内容、对话方式、言语风格都要做调整。
而这种“上下不对口”的模式，也曾给浦东带来不小压力。
2004年，杜家毫从市政府秘书长一职调到浦东新区担任区委书记的时候，市里有些部门就曾找过他，“我这个部门在浦东区还没有‘脚’，你是不是先把部门建起来?”
当时，对于浦东新区这种管理模式的设置，国务院领导也说，“浦东要戴着钢盔顶住”，“市里各个部门来找你，要你设立新的部门，你就是要顶住，不设”。
最终，“浦东顶住了种种压力，”蒋慧工说。
目前，在浦东新区人口翻了一番，经济总量增长40倍，新区已正式建政，管理体制仍然保持了相对精干的格局，政府机构共设13个职能局，四套班子及其工作机构总编制数为1100人。
因此浦东推动政府改革，更大意义上是对“小政府、大社会”公共管理模式的坚持。
2005年向中央提交综改申请报告时，浦东的一些提法非常超前，比如“逐步推广行政审批和政府服务‘零收费’”、“探索建立公务员的职业化制度”和“探索街镇层面社会管理和社区建设的有效机制”等，核心是政府职能转变，将政府职能真正转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
本轮政府改革，浦东提出打造“现代政府体系”，再次进行“政府事务重组”，大幅度改革行政机构框架。
浦东设立了覆盖全域的六大功能区，并对原来政府部门职能进行拆分重组，比如原城委和农委被“二拆六”，其职能转移到功能区。六大功能区作为区委区政府派出机构，有党委，有行政班子，其设立并没有使浦东新增一个编制，这项改革的关键是对政府机构、职能的“整合”，加速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
同时，浦东也在积极做“减法”。不需要政府审批的，减，行政审批事项已从最初的724项，减少到200项左右；不需要政府干预的事，减；不需要政府掌的“权”，放给社会，不需要政府管理的事务。转给社会服务机构，浦东的NGO，NPO、社工组织等是中国最发达的：中国第一个民间社工组织，第一个市民会馆都在浦东。它们都是直接承接政府社会管理职能，面向社区。而政府购买它们的服务，这是这两个组织得以生存的根本。
据蒋慧工介绍，截至目前，浦东综合配套改革试点三年行动计划确定的六个方面60项改革任务，46项已经完成或正在展开。
“特区和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地区不仅应当实现经济率先发展，同样也要在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和廉洁政府方面走在全国前列。”浦东新区代区长李逸平表示。
3月17日早上8点半，当记者到达浦东新区东明路街道办事处时，正赶上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做早操，虽然下着蒙蒙细雨，但他们依然兴致盎然地进行着早锻炼。
“没有特殊情况，我八点就来上班了，”东明路街道党工委书记吴安桥心情愉快，而在一年多前这样的心情于他十分难得。
街道，作为政府派驻机构，主要职能是建设和管理社区，但在过去，社区建设和管理的经费支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街道税源的充实与否。
“作为浦东新区最‘年轻’的街道，地处城乡结合部，经济基础薄弱，不得不‘千山万水搞招商，千言万语拉招商，千方百计想招商’，但就这样，还是难以满足近10万人口的社区建设经费需要，”吴安桥一度很苦恼。
2006年综合配套改革的一项举措让吴安桥轻松了许多：东明路街道成为浦东完善社区建设与管理财政保障机制的试点，尝试剥离街道的招商引税职能。“以前对税收报表最关心，一旦下滑就要开会研究，现在我们的工作主要就是怎么更好地满足老百姓的需要，‘上午跑菜场，下午跑社区’。”
2007年，浦东新区召开“加强政府公共财政保障，强化公共服务”情况介绍会，高调宣布终止12个街道办事处的招商引资职能，今后“街道干部的工作重心只有一个，就是全力为社区百姓做好公共服务”，而街道提供的公共服务由新区政府买单。
财政实力显然是浦东禁止街道招商引资的基础。数字显示，2007年国家在浦东征缴的税有2000多亿，上海市和浦东有1000多亿，浦东虽只占一小部分，但其财政实力可与成都市相当，可以说是中国最富裕的区级政府之一。正是在财政实力的支撑下，浦东得以简其政，让其回归本位。
政府行政体制改革，也正是三年前国务院批准浦东新区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的核心任务，其意在克服全能型、经济建设型政府的弊病，打造一个公共服务型政府，这是“中央赋予上海和浦东的新的战略使命”。
“之前浦东改革开放进程已经有十几年，具备进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社会条件。”一位多次考察浦东的发改委官员表示。
“我们是小政府，不好混的，想清闲就不要来这里。”浦东新区人事部门的一位官员时常向报考浦东公务员的大学毕业生重复这句话，“工作量大，忙”，在与浦东新区公务员的接触中，记者常常听到这样的“诉苦”。
浦东新区的行政区域，由川沙县全境，以及杨浦、南市、黄浦3区和原上海县的浦东地段组成，在1990年浦东转为区一级管委会时，开拓者们便为浦东勾勒了“小政府、大社会”的公共治理模式。
当时，新区管委会机关的编制仅为800名。机构设置则釆用现代政府的“大部委”格局，如经济委员会一个机构就涵盖了经委，外经贸委、外资委、协作办、商委等管理机构的职能。在浦东新区仅设有13个职能局，与上海其他区县相比，机构减少了一半，相当于国际同等区域的政府机构设置。
在浦东新区局长们中间，有一个流行词：“换频道”，因为他们一个局长往往对接市政府几个部门，有时候一天内向几个部门领导汇报，报告内容、对话方式、言语风格都要做调整。
而这种“上下不对口”的模式，也曾给浦东带来不小压力。
2004年，杜家毫从市政府秘书长一职调到浦东新区担任区委书记的时候，市里有些部门就曾找过他，“我这个部门在浦东区还没有‘脚’，你是不是先把部门建起来?”
当时，对于浦东新区这种管理模式的设置，国务院领导也说，“浦东要戴着钢盔顶住”，“市里各个部门来找你，要你设立新的部门，你就是要顶住，不设”。
最终，“浦东顶住了种种压力，”蒋慧工说。
目前，在浦东新区人口翻了一番，经济总量增长40倍，新区已正式建政，管理体制仍然保持了相对精干的格局，政府机构共设13个职能局，四套班子及其工作机构总编制数为1100人。
因此浦东推动政府改革，更大意义上是对“小政府、大社会”公共管理模式的坚持。
2005年向中央提交综改申请报告时，浦东的一些提法非常超前，比如“逐步推广行政审批和政府服务‘零收费’”、“探索建立公务员的职业化制度”和“探索街镇层面社会管理和社区建设的有效机制”等，核心是政府职能转变，将政府职能真正转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
本轮政府改革，浦东提出打造“现代政府体系”，再次进行“政府事务重组”，大幅度改革行政机构框架。
浦东设立了覆盖全域的六大功能区，并对原来政府部门职能进行拆分重组，比如原城委和农委被“二拆六”，其职能转移到功能区。六大功能区作为区委区政府派出机构，有党委，有行政班子，其设立并没有使浦东新增一个编制，这项改革的关键是对政府机构、职能的“整合”，加速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
同时，浦东也在积极做“减法”。不需要政府审批的，减，行政审批事项已从最初的724项，减少到200项左右；不需要政府干预的事，减；不需要政府掌的“权”，放给社会，不需要政府管理的事务。转给社会服务机构，浦东的NGO，NPO、社工组织等是中国最发达的：中国第一个民间社工组织，第一个市民会馆都在浦东。它们都是直接承接政府社会管理职能，面向社区。而政府购买它们的服务，这是这两个组织得以生存的根本。
据蒋慧工介绍，截至目前，浦东综合配套改革试点三年行动计划确定的六个方面60项改革任务，46项已经完成或正在展开。
“特区和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地区不仅应当实现经济率先发展，同样也要在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和廉洁政府方面走在全国前列。”浦东新区代区长李逸平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