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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外文社成为中国翻译事业的大本营,众多大家在这里成就了中国翻译界前所未有的辉煌。
数千年来,翻译家们的杰出贡献数次影响了中国的命运。早在商周时期就已有译官,发展至唐代,翻译事业空前繁荣,出现了玄奘法师这样的翻译大家,在之后的一千余年里,绵延不断的译书事业为中国文明注入了鲜活之血,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人的思想观念。
其实,回顾历史,中国每次思想解放运动都和我国的翻译事业息息相关。尤其是“五四”之后,中国翻译家们几乎把西方著名作家的作品都翻译成了中文,也有一批中翻外的翻译大家将中国文化传播出去,他们为中国和世界互动打开了一扇窗口。
卧虎藏龙的外文局
解放初期的新中国,外宣事业成了重中之重,目的是为了树立起独立自强的国家形象,并为中国和世界架起一道沟通的桥梁。几乎与新中国同时诞生的中国外文局,是新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的主体。1952年7月,外文局成立了专门从事对外书刊宣传、编译出版外文书刊的外文出版社。
当时,有一大批编辑、记者、翻译等人才排除各种干扰,从国内外汇集于此。翻译家段连城、王作民夫妇乘船从美国归来,由于中国海岸线被美方封锁,他们甚至不惜摘下结婚戒指贿赂船长,才得以在中国下船。
那时在外文出版社工作的很多归侨,母语是外语,外文比中文还好,早晨扫地擦桌子的时候,他们都用外语交流,出版社成了一个卧虎藏龙之地,杨宪益、戴乃迭、萧乾、叶君健、杨绛、草婴、傅雷等一批翻译大家,就是在这样的机缘下共同开始了新中国的翻译事业。
中国外文局副局长黄友义回忆起当年仍然感慨万千,很多刚进入这里的年轻人都是在这些翻译大家们的帮助和关怀下学习和成长起来的,他们把这里比作翻译家的摇篮。
黄友义是1975年到外文社的。“当时是师傅制,每一篇稿子翻译好后不是直接提交,而是先交给自己的师傅修改,然后才提交。”他说。
导师制让很多年轻人在工作之初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种耳濡目染的熏陶不止于业务上的提高,还有对自我的重新塑造,前辈大家们的一言一行都对年轻人产生着影响。
有一次,黄友义问杨宪益,如何能翻译好中国古典文学,杨宪益说:“要想翻译好,必须看100本英美文学原著。”这让黄友义明白,做好翻译必须下苦功,仅靠在学校学的那点东西是远远不够的。
信、达、雅的追求
中国第一个系统翻译西方哲学的严复率先从理论上总结翻译中的经验,提出翻译家应遵从“信”、“达”、“雅”三条标准。从此,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翻译家们对如何才是好的翻译,不断用各种理解和探索加以呈现和表达。
德语文学专家叶廷芳多年从事翻译工作,但他一直控制自己的翻译数量,最多时一年也只翻译20万到30万字。“我们都是把句子打碎了,一个词一个词地消化。”他说。曾经为了翻译一个术语,叶廷芳推敲了几年,才最终定案。同样,翻译家杨绛一天也就翻译500多字。
1957年,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请杨绛翻译《堂吉诃德》,并告诉她从哪种文字转译都可以。她找了五种最有名望的英法文译本细细比对,但觉得每个译本各有长处,却始终代表不了原著。为此,杨绛毅然决定学习西班牙文。1960年3月,读完《西班牙文入门》后,她便开始阅读西班牙文小说,由浅入深,逐渐掌握了这门语言。1961年,杨绛开始动手翻译。1978年四月底,《堂吉诃德》终于出版。因为这个译本,杨绛获得了西班牙国王颁发的勋章。
原译林出版社社长李景端回忆起杨宪益的认真也是格外感慨,“针对每一个地方的出处和理解,他都会在书里明确写出不同的来源,非常负责。此外,当年就是因为他觉得自己看不懂《尤利西斯》,不敢将自己都没看懂的书翻译出来,才回绝了这次能够填补翻译空白的机遇。”
这些翻译大家对译作的严谨和对信、达、雅追求的故事举不胜举,这种孜孜不倦的追求和求真求实的态度在后辈人身上很难看到,这是那个时代的鲜明精神。有人说,翻译要耐得住寂寞,正是这些大师们坐得住冷板凳,才铸就了我国文学翻译的辉煌。
《中国文学》与熊猫丛书
直到现在,已经消失的《中国文学》杂志在很多海外读者的心中都是令人怀念和喜爱的。这里曾汇聚了一批学贯中西的优秀翻译家:叶君健、杨宪益、戴乃迭、萧乾、巴金、王科一、杨必、杨绛、草婴、傅雷、傅东华⋯⋯在这些名字背后,是蔚为大观的优秀译著。
曾在《中国文学》任职的刘方是杨宪益的老同事,一位法文翻译家。她回忆起上世纪80年代初期,称那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黄金年代”。当时,杨宪益任杂志《中国文学》的主编,他从闻名世界的《企鹅丛书》得到了启发,倡议出版“熊猫丛书”,将中国经典著作用英、法两种文字出版。
杨宪益本人对此兴致勃勃,他第一个要推出的就是在当时身份还比较敏感的沈从文,之后是巴金以及当时很流行的伤痕文学。刘方介绍,当时不仅翻译陶渊明、王维、蒲松龄等人的古代文学作品,也翻译张洁、谌容等人的现当代文学作品。丛书的推出一改中国外文版文学书籍免费推销的颓势,很多外国人竞相来订购,“那真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在国际上非常轰动。”刘方说。
从1981年以来,“熊猫丛书”发行到1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文学》杂志和“熊猫丛书”几乎成为很长时期内国外了解、研究中国文学的唯一窗口。有数据统计,《中国文学》杂志共出版590期,“熊猫丛书”出版190多种,介绍中国作家、艺术家2000多人次,译载文学作品3200篇。
在翻译界,相比于“外翻中”来说,“中翻外”的阵容显然要势单力薄很多,尤其像杨宪益这样堪称翻译界国宝级的人物,更是为数甚少。而今,大师们一个接一个的离去,让本就处于弱势地位的文学翻译更加凄冷。如果没有这些翻译家的帮助,国际间的文化交流、沟通与理解将成为难题。作为仍然奋战在翻译岗位的老翻译家,刘方对谁来继承十分忧心,“大家年纪都大了,像杨宪益这样的大家越来越少,而現在的年轻人有几个能安心坐冷板凳搞文学翻译呢?”在当下社会,这些翻译大家们的文化底蕴和严谨的风格越发显得珍贵。(孙晓青)
数千年来,翻译家们的杰出贡献数次影响了中国的命运。早在商周时期就已有译官,发展至唐代,翻译事业空前繁荣,出现了玄奘法师这样的翻译大家,在之后的一千余年里,绵延不断的译书事业为中国文明注入了鲜活之血,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人的思想观念。
其实,回顾历史,中国每次思想解放运动都和我国的翻译事业息息相关。尤其是“五四”之后,中国翻译家们几乎把西方著名作家的作品都翻译成了中文,也有一批中翻外的翻译大家将中国文化传播出去,他们为中国和世界互动打开了一扇窗口。
卧虎藏龙的外文局
解放初期的新中国,外宣事业成了重中之重,目的是为了树立起独立自强的国家形象,并为中国和世界架起一道沟通的桥梁。几乎与新中国同时诞生的中国外文局,是新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的主体。1952年7月,外文局成立了专门从事对外书刊宣传、编译出版外文书刊的外文出版社。
当时,有一大批编辑、记者、翻译等人才排除各种干扰,从国内外汇集于此。翻译家段连城、王作民夫妇乘船从美国归来,由于中国海岸线被美方封锁,他们甚至不惜摘下结婚戒指贿赂船长,才得以在中国下船。
那时在外文出版社工作的很多归侨,母语是外语,外文比中文还好,早晨扫地擦桌子的时候,他们都用外语交流,出版社成了一个卧虎藏龙之地,杨宪益、戴乃迭、萧乾、叶君健、杨绛、草婴、傅雷等一批翻译大家,就是在这样的机缘下共同开始了新中国的翻译事业。
中国外文局副局长黄友义回忆起当年仍然感慨万千,很多刚进入这里的年轻人都是在这些翻译大家们的帮助和关怀下学习和成长起来的,他们把这里比作翻译家的摇篮。
黄友义是1975年到外文社的。“当时是师傅制,每一篇稿子翻译好后不是直接提交,而是先交给自己的师傅修改,然后才提交。”他说。
导师制让很多年轻人在工作之初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种耳濡目染的熏陶不止于业务上的提高,还有对自我的重新塑造,前辈大家们的一言一行都对年轻人产生着影响。
有一次,黄友义问杨宪益,如何能翻译好中国古典文学,杨宪益说:“要想翻译好,必须看100本英美文学原著。”这让黄友义明白,做好翻译必须下苦功,仅靠在学校学的那点东西是远远不够的。
信、达、雅的追求
中国第一个系统翻译西方哲学的严复率先从理论上总结翻译中的经验,提出翻译家应遵从“信”、“达”、“雅”三条标准。从此,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翻译家们对如何才是好的翻译,不断用各种理解和探索加以呈现和表达。
德语文学专家叶廷芳多年从事翻译工作,但他一直控制自己的翻译数量,最多时一年也只翻译20万到30万字。“我们都是把句子打碎了,一个词一个词地消化。”他说。曾经为了翻译一个术语,叶廷芳推敲了几年,才最终定案。同样,翻译家杨绛一天也就翻译500多字。
1957年,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请杨绛翻译《堂吉诃德》,并告诉她从哪种文字转译都可以。她找了五种最有名望的英法文译本细细比对,但觉得每个译本各有长处,却始终代表不了原著。为此,杨绛毅然决定学习西班牙文。1960年3月,读完《西班牙文入门》后,她便开始阅读西班牙文小说,由浅入深,逐渐掌握了这门语言。1961年,杨绛开始动手翻译。1978年四月底,《堂吉诃德》终于出版。因为这个译本,杨绛获得了西班牙国王颁发的勋章。
原译林出版社社长李景端回忆起杨宪益的认真也是格外感慨,“针对每一个地方的出处和理解,他都会在书里明确写出不同的来源,非常负责。此外,当年就是因为他觉得自己看不懂《尤利西斯》,不敢将自己都没看懂的书翻译出来,才回绝了这次能够填补翻译空白的机遇。”
这些翻译大家对译作的严谨和对信、达、雅追求的故事举不胜举,这种孜孜不倦的追求和求真求实的态度在后辈人身上很难看到,这是那个时代的鲜明精神。有人说,翻译要耐得住寂寞,正是这些大师们坐得住冷板凳,才铸就了我国文学翻译的辉煌。
《中国文学》与熊猫丛书
直到现在,已经消失的《中国文学》杂志在很多海外读者的心中都是令人怀念和喜爱的。这里曾汇聚了一批学贯中西的优秀翻译家:叶君健、杨宪益、戴乃迭、萧乾、巴金、王科一、杨必、杨绛、草婴、傅雷、傅东华⋯⋯在这些名字背后,是蔚为大观的优秀译著。
曾在《中国文学》任职的刘方是杨宪益的老同事,一位法文翻译家。她回忆起上世纪80年代初期,称那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黄金年代”。当时,杨宪益任杂志《中国文学》的主编,他从闻名世界的《企鹅丛书》得到了启发,倡议出版“熊猫丛书”,将中国经典著作用英、法两种文字出版。
杨宪益本人对此兴致勃勃,他第一个要推出的就是在当时身份还比较敏感的沈从文,之后是巴金以及当时很流行的伤痕文学。刘方介绍,当时不仅翻译陶渊明、王维、蒲松龄等人的古代文学作品,也翻译张洁、谌容等人的现当代文学作品。丛书的推出一改中国外文版文学书籍免费推销的颓势,很多外国人竞相来订购,“那真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在国际上非常轰动。”刘方说。
从1981年以来,“熊猫丛书”发行到1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文学》杂志和“熊猫丛书”几乎成为很长时期内国外了解、研究中国文学的唯一窗口。有数据统计,《中国文学》杂志共出版590期,“熊猫丛书”出版190多种,介绍中国作家、艺术家2000多人次,译载文学作品3200篇。
在翻译界,相比于“外翻中”来说,“中翻外”的阵容显然要势单力薄很多,尤其像杨宪益这样堪称翻译界国宝级的人物,更是为数甚少。而今,大师们一个接一个的离去,让本就处于弱势地位的文学翻译更加凄冷。如果没有这些翻译家的帮助,国际间的文化交流、沟通与理解将成为难题。作为仍然奋战在翻译岗位的老翻译家,刘方对谁来继承十分忧心,“大家年纪都大了,像杨宪益这样的大家越来越少,而現在的年轻人有几个能安心坐冷板凳搞文学翻译呢?”在当下社会,这些翻译大家们的文化底蕴和严谨的风格越发显得珍贵。(孙晓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