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8月,东莞长安医院有患者因治疗效果不理想,用菜刀砍死医生一名、砍伤医生一名;2011年9月,北京同仁医院,患者王宝洺砍杀喉科主任徐文;2012年3月23日,哈尔滨杀医患者两年求医6次,因求医无果将医生王皓杀死……医患纠纷已逐渐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据《新京报》报道:2012年一项不完全统计,北京市72%的医院发生过殴打、威胁、辱骂医务人员等“医闹”事件,77%的医院出现过患者在诊疗结束后拒绝出院且不交住院费用的事件。
　　一时间,喜欢看热闹的中国人似乎瞬间有了精神,咒骂、批评、怂恿、叫好等各种声音都有。廉价的公众情绪在这一刻得到了一次集体宣泄。然而,当杀医生的事接二连三发生时,麻木的人们慢慢选择了健忘。
　　事实上,医患矛盾自古就有,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曹操与华佗。为了医治自己的头痛,曹操找到了神医华佗,当华佗告诉他要想根治必须做开颅手术时,曹操疑心大起,最终将华佗给杀了。但结果如何呢?神医死了,麻沸散失传了,曹操的头痛依旧。没过多久,三国都消失了,司马家族建立了晋朝。
　　医患关系,用温家宝总理的一句话说:合则两利,斗则俱伤!
　　在医疗制度欠完善的环境下,人人都会成为受害者,患者和医生都沦为弱势群体。本文以“请听我说”为题,让患者与医生就某些关键问题说出自己的心声,试图以这样的对话打破医患关系的壁垒,增进对彼此的了解。
　　问题一:看病时间太短
　　门诊室外乱哄哄的,人头攒动,王洪昌再次仰起头看看墙上的挂钟。
　　“这都快中午了,再不看还能看上吗?”王洪昌忍不住埋怨起来。从7:00挂号、排队到现在等待叫号,已经过去5个小时了。
　　“王洪昌,请到内分泌科二诊室就诊。”医院的叫诊喇叭响着。
　　他蹒跚着走进诊室,待坐定后,医生问:“觉得哪儿不舒服?”王洪昌理了理思路:“大夫,我跟你说,这病还得从5年前说起……”“不要跟我说过程,直接说你哪儿不舒服。”王洪昌没有理会,继续滔滔不绝地说着自己的病史……医生有些着急,第二次打断他的话:“大爷,您直接说哪儿不舒服就行,您说这么多对看病没有多大帮助。”听到这话,王洪昌有些不高兴:“你这个大夫怎么说话?我不说清楚病情你怎么判断是什么病?”最后,连看病和开药方一共8分钟就结束了。
　　王洪昌所经历的事情,正是目前医院普遍存在的“三长一短”现象,即挂号时间长、候诊时间长、交费买药时间长、诊断时间短。这种现象在较大的综合性医院里尤其明显。所以很多患者在看病时都会抱怨:“我千里迢迢排了几天几夜的队挂上号,又在外面排了这么久的队,你就给我看几分钟?”
　　事实上,这并非医生的主观意愿。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候任主任委员翁建平教授说:“我们也想为患者多看几分钟,但是后面排队的人不愿意。试想,我20分钟看一个病号,一小时只能看3个,一上午顶多也就看15个病号;如果我10分钟看一个,一上午就能多看一倍的患者。”
　　煤炭总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刘国荣教授也道出了医生的委屈:“我们医生从主观上都希望治好患者的病,但医生不是机器人。我们现在一个上午至少要看四五十个病号。从7:00到12:00,在这5个小时里,手、脚、嘴、脑并用,连喝水、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上午的号经常到13:00才勉强看完。如果速度不快点的话,又会影响其他医生和患者下午看诊的时间。”
　　问题二:看病何其贵
　　7.6万元,当老张看到自己的住院费用单时,惊得半天说不出话来。想想自己辛辛苦苦一年也挣不到这么多钱,他恨恨地骂道:“医院这哪是看病,简直就是抢劫。”
　　老张的话虽然有失偏颇,但的确喊出了许多中国患者的心声。这些年来,看一次病花费的数字纪录被新闻媒体的报道一次次打破。那么,面对看病贵的问题,医生如何看待?
　　解放军第306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许樟荣:由于我国医保制度还不是很完善,需要患者自掏腰包的依然较多。因此,看病贵就显得特别突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患者朋友需要学会避免看病贵。比如遇到小病(如感冒)、换药的情况应该去社区医院,因为社区医院不用排队,也不用挂号费,药价还便宜。只有在发生频繁低血糖和血糖控制不稳的情况下,才去大医院找专科大夫。但也不一定非要找专家,很多经验丰富的主治医生也能看好病。所以不要一有病就去大医院找专家,这样势必造成医疗资源紧张,看病自然会贵。
　　问题三:检查项目无穷多
　　“我患的是糖尿病,为何要测这么多项呢?”王明拿着医生开的化验单一筹莫展。旁边一位老患者嘟囔:“这都是医院为了挣钱,所以开了这么多的检查项目。反正咱也不懂,任凭他们宰割呗!”王明一听,觉得有理。于是把医生开的化验单丢进了垃圾桶,回家了。
　　解放军第306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许樟荣:医患之间的信任是看好病的前提。一般糖尿病患者的检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必须做的。如空腹血糖、餐后血糖和糖化血红蛋白。
　　第二类是应该做的,如各种糖尿病并发症。但这需要医生作一个经验判断,有些根本不可能有的并发症,就没必要去做检查。
　　第三类是可做可不做的,这就需要医患之间信任。因为医学是一门经验科学,有时候医生会根据自己的经验为患者作出判断。比如我是治疗糖尿病足病的,大部分糖尿病足病血管都可以通过手摸和眼睛观察就能判断出是否存在问题,所以我一般不轻易给患者开昂贵的检查足病的项目。但如果患者不信任医生,那么,医生会为了自保而给患者开出各种筛查单,浪费了患者的金钱和时间。
　　我曾经遇到一位患者,她拿了糖耐量检查单过来,我看了检查结果,告诉她没有糖尿病。她不但不高兴,反而说我不懂、不专业,一定要再做检查。所以,处理医患关系的前提是要彼此信任。
　　问题四:花钱治不了病
　　孙峰气急败坏地走进诊室一阵痛骂:“什么医生,连个病都治不好,还装腔作势的,装什么装……”
　　坐诊医生还没搞清楚什么状况,孙峰已经被大伙拉了出去。他讲出了整个事情的过程。
　　3个月前,孙峰被诊断为2型糖尿病,他拒绝接受治疗,整天郁郁寡欢。在家人的劝说下,孙峰终于答应配合治疗。从医院回来后,孙峰遵医嘱每天按时服药。但是自服药以后,情况反而变得复杂起来。反复性的低血糖反应让孙峰不知所措。3个月去了6次医院,找专家找大夫,不断地调整治疗方案。可病情未见好转,反而愈演愈烈。
　　就孙峰的情况,记者采访了他的主治医生,医生很无奈地说:“初患糖尿病的人群心情糟糕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就疾病本身来说,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同,治疗的个体化很强,需要患者配合进行多次调试,才能找到适合患者的治疗方案及药物。毕竟医生不是神。”
　　就这个问题,许樟荣教授也谈了自己的看法。他曾经遇到过一个糖尿病患者,患病十几年,血糖一直没控制好,最终截肢。他向许樟荣大夫抱怨说:“地方的医生都不会治病,没本事。”许大夫通过观察,问了他几个问题:“您控制饮食了吗?坚持锻炼吗?会测血糖吗?还抽烟吗?”一串问题问下来,该患者不吭声了,因为他除了吃药外,其他“四驾马车”没一样做到。
　　此外,欧美国家对医生职责的定位是:偶尔能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医生毕竟是人,解决不了所有问题。所以,在面对糖尿病时,医患之间需要彼此信任,这是抗病胜利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