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届里昂双年展的主题是“与此同时……突然，以及然后”。策展人贡纳B.卡瓦兰（Gunnar B. Kvaran）沿着第十届所确定的关键词“传承”，将其定位在“叙事”这一话语视角。
　　“叙事”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在西方最早可以追溯到13世纪的乔托（Giotto）那里。卡瓦兰所谓的“叙事”自然不是乔托式的古典叙事，也不是由形式主导、手法作为目的的现代主义叙事，换句话说，它既不是以视觉的方式讲述一个故事，也不是把视觉本身作为目的，仅仅为了呈现一种叙事结构，而是通过探触和建构不同的叙事话语，开启我们对于现实世界的新的体验和认知。因此，几乎每一件参展作品都有一个叙事底本，但作品并不是这个底本的简单视觉化，它的目的恰恰是在此基础上拓展出更多的叙事维度。诚如蒂埃里·拉斯帕尔所说的，它“就像一个游戏，像欧洲广告里惯用的伎俩：从照片里我们猜测这是什么，但是谜底却和表面完全不同。”
　　来自12个国家的70余位艺术家参加了此次展览，虽然有杰夫·昆斯、小野洋子、马修·巴尼等知名艺术家的零星点缀，但主打是70后、80后年轻艺术家。从展览的部署看，卡瓦兰并没有设定硬性的叙事线索，更没有意图建立一个话语的结构，而是将主体彻底让渡给了艺术家个体及其叙事。几乎每一个参展艺术家都拥有一个相对自足和完整的叙事空间，都是以独立的小个展呈现的，所以，它似乎有意地拒绝艺术家或作品之间具体的内在关联，所遵循的更像是一种均质、平衡或“千高原”式的呈现方式。如果说这是一种条件或是平等前提的设定的话，那么，卡瓦兰由此所呈现的恰恰是基于这一“同等”的物理条件，不同的艺术家所建立的叙事之间的“隐性差异”。
　　显然，这样一种“设计”有别于波瑞奥德的“关系美学”。准确说，它是对“关系美学”的一次“反思的平衡”。在波瑞奥德这里，艺术是一种开放的、互动的、无结果的实践，作品也不是一个完整的物品，而始终处在进程之中。与之相对，克莱尔·毕夏普（Claire Bishop）则主张激活已然被景观和重复所麻痹的感知力，以一种自觉的对抗意识取代在空间中自由游荡和参与的莫名的归属感。卡瓦兰的“叙事”更像是在这二者之间的一次折中。也因此，比起更加激进的奥奎、卡洛琳和吉奥尼，他显得更为保守，还是在既有的模式基础上探索一种新的可能。因此，我们可以视其为一种“后关系美学”。
　　命名并不重要，关键在于它能不能带出真正的问题。尽管“关系美学”意在探触一种新的关于全球化/现代性的反思方式，但它所忽略的恰恰是受制于全球化的当代艺术体制。“后关系美学”的话语视角无疑更为多元，方式也更加微观，但在结构上它并没有脱离“关系美学”，也依然无视愈加僵化的当代艺术运作体制本身。当然，全球化也并不可怕，如果你足够强大，足够野蛮，它反而会成为本土化/异质性的一种动力，但前提是，你对自身所在系统的运作机制须有足够的自觉、反省和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