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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明清开始“西学东渐”，共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次是明清之际以传教方式进行交流，第二次是清末民初在坚船利炮下认识科学。经徐光启之手把利玛窦输入的西方科学做了儒学包装的“格物穷理之学”;再由洋务派等的努力，“格致”获得了由“技”到“道”的以物理学、自然科学、科学技术等方式存在的格致之学。儒学中关于“天地人和”的思想具有一种整体把握自然的内在思想，还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而科学中的理性精神及科学的研究方法也是儒家在发展中需要学习的，就像康有为用“实测”“实论”“虚实”的方法改造传统释经法一样，在学习研读儒家经典以及其他经典著作中引进科学统计、数据分析等方法，从而使传统文化有了新的发展。
关键词：西学东渐;科学;明清;清末民初
中图分类号：G32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1）16-0131-04
中国是世界上仅有的文明文化从未间断过的国家，并且在古代有着辉煌的历史，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兼容并蓄的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中，曾经有过三次与外来文化的交融：第一次是汉代之后，佛教的传入并本土化;第二次是蒙古西征带来的西亚及阿拉伯文化;第三次就是从明清开始的“西学东渐”。每一次交融，都给中华民族带来新的发展也带来了新的挑战。相比前两次的文化交融，“西学东渐”中的欧洲文明给中国影响很大，具体说来也就是科学带给中国的影响更为深远。
一、明清之际的宫廷“礼学”
16世纪开始罗马教廷实行宗教东传，以利玛窦、汤若望和南怀仁①为代表的耶稣会士们开始向中国传教，由于“东西文化在长期的隔膜之后初次会面，双方对彼此都不太清楚，传教士在文化心理上并不占有优势。这就决定了来华传教士只有采取迎合中国需要的方针，如此才能在中国立足”[1]。这些教士为了传教做了很多功课，起初也考虑过要以武力的方式，但是后来有着“东方使徒”之称的沙勿略②在考察了中国的情况之后，认为中国文化有特殊性，只有让基督教文明与中国文明相适应，才能在中国取得传教的成功;范礼安③就认为中国“这幅员辽阔，百姓品格高尚，官员精明，是愿意让其他有智慧的民族来到这片土地的，但对于传教是有困难的，对于上帝的一切也闭目塞听，加之，那些官吏根本不肯同外国人有任何交往，不屑一谈或联系，他们对其他一切国家都极为藐视，因而我们看不出有什么办法进入他们那里，况且，那些官吏彼此之间百般依顺，奴颜婢膝，下级对上级敬畏之至，大官又对圣裁敬畏之至，因此，假若不溯至皇上那个根子，从他那里着手，大门就永远不可能向神圣福音打开”[2]。当时西方的科技还不够发达，此时近代自然科学体系还刚有雏形，在沙勿略1542年到达印度开始在亚洲传教时，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还没有出版。所以他为后来传教士们选择了一个更合适的方式就是“适应政策”，而利用科学的魅力是这个政策中很重要的部分。
在明代初期，封建统治者把宋代的程颐、朱熹的客观唯心主义理学奉为正统思想，科举考试也以程朱等的经义注疏为准。到明中叶，由于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理学已经不足以满足维护封建统治的需要，因而王守仁的心学开始兴起，并得到统治阶级的赞赏，使之与理学相辅而行成为当时的统治思想。“明中叶在反对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与主观唯心主义的心学的斗争中，唯物主义自然观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3]186而到了明末中国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雏形，在江南地区手工业和商业贸易都已经达到了一定的规模，社会经济结构正处在调整中。商品经济带来了官僚地主对土地的掠夺和兼并，农民和小地主开始转向手工业和商业生产的行列，有些没有生路的则选择了起义，工商业的发展进一步激化了社会上层和社会中下层的矛盾。明朝后期所潜伏的社会危机已经为当时有识之士们所认识，社会改革的呼声日高。我国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后，在社会思想上也有所反映，一种启蒙思想开始出现。这种启蒙思想开始反对抑商，提倡自由生产，坚持唯物主义，最主要的是开始重视“经世致用”的实学。当时比较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也都转向了实学。顾炎武就提出要“博学于文”，并且提出要“重调查，重直接材料、重广求证据、重辨源流正谬误、重明今、重虚怀好学、重体力与脑力并用，用以上方法来解决‘当世之务拐的现实问题’”[3]188。而这潜伏在危机中的资本主义及其启蒙思想萌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我国历史上很多有成就的科学家，如朱载堉、李时珍、徐霞客、徐光启、宋应星和方以智④等人就是在这个时期出现的。
正是在“当时封建经济、社会、政治结构和思想观念依然牢固地占据统治地位，封建社会的固有矛盾日益深化。同时与传统儒学开始向近代思想转型相呼应，逐渐产生了封建内部革新与新兴市民阶层两股社会力量‘会合’而兴起的经世实学思潮下”[4]，东西方两大文明开始了第一次全面碰撞、交流和相互汲取营养。徐光启就在这样背景下第一次提出了“格物穷理之学”，后来李之藻、傅泛际、南怀仁等又用作“穷理诸学”“穷理之总学”“穷理之学”“穷理学”等。而“格物穷理”来于“格物致知”，是儒学认识论范畴。《大学·礼记》有言：“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张岱年先生认为就《大学》本意而言，“格物”与“致知”是同义的，即“衡量事物的本末先后”。徐光启把当时由利玛窦等人传来的西学分为大致三种：一种是修身事天之学;一种是格物穷理之学;还有一种是象数学⑤。“顾惟（利）先生之学，略有三种：大者修身事天;小者格物穷理;物理之一端别为象数，一一皆精实典要，洞无可疑，其分解掰析，亦能使人无疑。而余乃亟传其小者，趋欲先其易信，使人绎其文，想见其意理，而知先生之学，可信不疑。”[4]74-75这三种学问在徐光启看来都是“分解掰析”的，而对于格物穷理之学他则认为“凡世间世外、万事万物之理，叩之无不河悬响达，丝分理解”[5]66。可见徐光启把西学中现在人认为的科学还是放在了比较高的位置，而要理解西方的“格物窮理之学”，就还需要借助数的演绎推理和数量计算方法来认识事物之理，因为他认为“独实理者明理者，剖散心疑，能强人不得不是之，不复有理以疵之，其所致之知且深且固，则无有若几何家矣”[5]29-30。由此可以肯定，徐光启的“格物穷理之学”就是以数学演绎推理以及数量的计算去探求客观事物机器规律的学问。而就数学应用这一点而言，基本上可以说当时人在认识近代科学时，还是基本上把握住了一些近代科学的特征的。 但是，在提出“格物穷理之学”的概念同时，徐光启在事物的认识论上又提出：“夫儒者之学，亟致其知;致其知，当由明达物理耳。物理渺隐，人才玩昏，不因既明，累推其未明，吾知奚至哉。”[6]61-62徐光启虽提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但没有提出具体的方法，这种认识原则实际上又回到了程朱理学关于从“格物”到“穷理”其中是一个“脱然自有贯通”过程的观点上，从而没能将具体认识上升到一般认识，而是诉诸于直觉。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当时认识到的西学还算不上近代科学。而这种具有儒家色彩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缺失有效归纳，没有严格试验，更未能够将二者与数学演绎推理相结合的“格物穷理之学”，是一直贯穿着第一次“西学东渐”始终的主导思想，也是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这次对近代科学的整体把握及诠释。
李约瑟评价道：“即使说他们把欧洲的科学和数学带到了中国只是为了达到传教的目的，但由于当时东西两大文明仍相互隔绝，这种交流作为两大文明之间文化联系的最高范例，仍然是永垂不朽的。那些耶稣会士连同他们的一切荣誉在内，实在是一种奇怪的混合物……错综复杂。”⑥
这些传教士大都经过了严格的科学训练，他们把科学作为传教的主要手段，以知识传教的方法，向中国的学者们传授一些西方的数学、天文学、生物学、地理学等方面的科学知识，并还帮助当时的朝廷制造和装备观象台的仪器、编修历法和测绘中国地理全图等。只是这些传教士主要活动范围仍在宫廷里。新朝定鼎，天运已新，清廷需要准确地观测天象，颁布历法，以新天下耳目：“中国的优秀科学遗产不但不与现代科学相悖，而且是接受和吸收它的基础，实际上中国儒士阶层就是在‘格物致知’延伸的意义上开始接触西方科学技术的。”[7]
二、清末民初的救国之学
在第二次“西学东渐”前，对科技十分关心并和传教士关系密切的康熙皇帝就早已洞察到“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必受其累，国家承平日久，务需安不忘危”。康熙，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皇帝之一，成功预言到了百年之后中国所经历的“千年不遇之变局”。而这次变局以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为标志，并成为第二次“西学东渐”的开始。相比第一次西方科学的传入，即由基督教新教的传教士充当西学东渐的先锋，这次的“西学东渐”是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基础上进行的，所以从一开始就以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大门，通过相对成熟的工业品，让西学大规模地“涌入”中国，进而使得国人认识到了西方科学的力量。
在第二次西学东渐中，由于长时间地闭关锁国，以及一直以来以“天朝大国”自居的心理，使得垂暮之年的中华帝国对世界发展大势所知无几。面对寻求资本积累的西方资本主义，在洋务派中“虽有林则徐等有识的士大夫积极学习西方，终因缺乏对西方知识的积累，未能从根本上理解西方的社会原理，结果收效甚微”[8]。而“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⑦，通过“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礼之道”⑧。这种“中体西用”的观点，认为在中国固有之“体”上是不存在效仿西洋的问题，只有火器和轮船两者不如西洋，通过“彼之利器，可购而得也”“彼之技艺，中学而能也”，认为只要将西人的火器、轮船引进为我所用，就能达到御侮自强的目的。而以这样的思想观点面对近代西方科学，显然是不透彻和不深刻的。
此时无论是传教士，还是国内接受过西方科学教育的先进人士，在传播西方科学时基本都采用了“格致”“博物”等詞汇，如西方传教士翻译的《博物新编》到傅兰雅和徐寿创办的中国最早的科学杂志《格致汇编》都是介绍西方近代科学的书籍。西方的博物或博物学在当时是一门包括了天文、地质、地理、生物学、人类学等学科部分内容的综合性学科，而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博物则具有更为广泛的意义，不是指具体学科，而是一种通识教育的总称。魏晋时期的一位学者张华就著有《博物志》一书，从中可以看到，书中大致分为如下几类：（一）山川地理知识;（二）奇禽异兽描述;（三）古代神话材料;（四）历史人物传说;（五）神仙方伎故事。这五个部分与近代科学还是有一定区别的，而虽然在合信编著的《博物新编》中也涉及众多学科，如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理学等，是属于近代科学的。而“格致”相比第一次“西学东渐”时，在“格物”基础上又增添了西方科学的一些门类，并在此增加了对近代科学的理解。“格物”一词越来越指向了新的西方自然科学，而此时的科学家都被称作“格致士”或者“格致家”。在“江南制造总局所设的翻译馆，在1871—1905年翻译出版了178部著作，其中绝大部分为自然科学、工程学、制造学、医学著作”[9]。但是这个时期国人对于西方近代科技以及世界形势的最高认识还是：西方近世文明之长，主要在于“器”：“夷之长技有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10]从而把属于科学技术的“技”与科学技术理论下的产品“器”混为一体，也就是说科学技术的全部就是它的物化形态，并把这种物化形态统一称作“格致之学”。
而后洋务运动失败后，以严复为代表的一些有识之士抛弃了“格致”，进一步把近代科学作为一种方法论和价值系统开始引进中国，并且认识到西方科学是“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11]。而由于严复少年时的游学经历，他对于西方科学的认识还是比较深刻，他认为学习西方科学不仅要推崇具体科学，还要推崇科学的方法、科学的实证精神，这已触及了西方科学的实质。在严复宣传科学的影响下，康有为用“实测”“实论”“虚实”⑨的方法改造传统释经法;梁启超在历史研究中还引进了演绎法，强调“综合观之”“有说明焉，有推论焉”;还有章太炎等一批维新派及留学归国的学者都很重视科学的方法。并且，通过严复对西方科学著作翻译的分类：“一是统掣科学，他说这类科学‘所标公例为万物所莫能外，又其理则钞众虑而为言。’二是间立科学，分力、质两门，‘力如动、静的力学、水学、火学、声学、光学、电学;质如无机、有机的化学。’三是及事科学，如天文、地质、人体解剖，等等”[9]。“格致”的内涵逐渐趋于西方科学，而“格致”也日益被“科学”所取代。 结语
通过两次“西学东渐”，科学逐渐传入中国，首先经徐光启之手把利玛窦输入的西方科学做了儒学包装而变为“格物穷理之学”;再由洋务派等的努力，“格致”获得了由“技”到“道”的以物理学、自然科学、科学技术等方式存在的格致之学。这是一个随着科学进步和科学传播的逐渐深入而把儒学中“格致”的含义不断扩充的过程，但是终究不是以理性为基础的科学，而儒学和科学如人类文明这课大树上的两朵花，虽无法相互解释，但是可以相互衬托。正如梁漱溟所说，以后的社会将会是中国的伦理与西方科学协同共进的社会。
首先，“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八目”是《大学》的核心思想，而“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在正序说了一遍之后，又反序说了一遍，可见这八目是有内在的联系的。“格物”就是尽可能去把握对象世界的本质。“致知”就是主体去掉蒙昧变得智慧起来[12]。人只有先能够把握对象本质，去掉蒙昧之后才能意诚，接着一步一步才能天下太平，这种由小到大，环环相扣的方式对于科学的发展进程是有一定借鉴意义的。
其次，儒学中关于“天地人和”的思想对于生态文明建设也有帮助，儒家“天地人和”具有一种整体把握自然的内在思想，并且还强调了人的主体能动性，而儒家的“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这种爱人爱自然的观念也是科学发展中需要具备的。
最后，科学中的理性精神及科学的研究方法也是儒家在发展中需要学习的，就像康有为用“实测”“实论”“虚实”的方法改造传统释经法一样，在学習研读儒家经典以及其他经典著作中引进科学统计、数据分析等方法，从而使传统文化得到新的发展。
注释：
①利玛窦（1552年—1610年），意大利人。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学者。1582年（明万历十年）被派往中国传教，直至1610年在北京逝世，在华传教28年，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最早传教士之一。
汤若望（1592年—1666年），德国科隆人，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1620年（明万历四十八年）到澳门，在中国生活47年，历经明、清两朝，是继利玛窦之后最重要的来华耶稣会士之一。
南怀仁（1623年—1688年），比利时人，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1658年，受派抵达澳门，后到陕西传教，1660年到北京参与汤若望修订历法工作。他是清初最有影响的来华传教士之一，为近代西方科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
②沙勿略：即方济各·沙勿略，葡萄牙派至亚洲的天主教传教士。生于西班牙纳瓦拉。出身贵族。在巴黎大学读哲学时，经依纳爵·罗耀拉劝说而成为耶稣会第一批会士之一。1537年，升神父。1540年，奉葡萄牙国王若奥三世派遣，以罗马教宗保罗三世的使者名义航海东来，于1542年抵印度果阿，后转至新加坡、马六甲等地。1549年，乘中国商船至日本山口和丰后水道沿岸等地传教。1551年从日本搭乘葡萄牙商船抵中国台山上川岛，因明朝海禁尚严，无法入内地，死于该岛。沙勿略是最早来东方传教的耶稣会士。
③范礼安（1539—1606），耶稣会意大利籍传教士。1566年入耶稣会。1574年，范礼安被派往东方传教，前后凡32年，曾任印度教区视察员、印度教区大主教、中国和日本教区视察员，多次往返于印度、澳门、日本期间，对于天主教在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在印度、中国和日本的传播作出过很大的贡献。他是继沙勿略之后，又一位对天主教在中国传播有重要影响的人物。
④朱载堉：（1536年—1611年）中国明代著名律学家、历学家、音乐家。创建十二平均律。
李时珍（1518年—1593年）中国明代著名医药学家。编写《本草纲目》，为后世誉为药圣。
徐霞客（1587年—1641年）中国明代著名地理学家、旅行家、文学家。他经30年考察撰成了60万字地理名著《徐霞客游记》，被称为“千古奇人”。
徐光启（1562年—1633年）上海人，中国明代农艺师、天文学家、数学家。万历进士，官至崇祯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内阁次辅。1603年，入天主教，教名保禄。较早师从利玛窦学习西方的天文、历法、数学、测量和水利等科学技术，毕生致力于科学技术的研究，勤奋著述，是介绍和吸收欧洲科学技术的积极推动者，为17世纪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
宋应星（1587年—？），明朝著名科学家。一生致力于对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科学考察和研究，收集了丰富的科学资料;同时思想上的超前意识使他成为对封建主义和中世纪学术传统持批判态度的思想家。他的著作和研究领域涉及自然科学及人文科学的不同学科，而其中最杰出的作品《天工开物》被誉为“中国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
方以智（1611年—1671年）桐城人。明代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明末四公子（复社四公子、金陵四公子）之一。他因家学渊源，博采众长，主张中西合璧，儒、释、道三教归一。一生著述400余万言，多有散佚，存世作品数十种，内容广博，文、史、哲、地、医药、物理，无所不包。
⑤在徐光启看来，修身事天之学就是天主教教义与宗教伦理学说，论及人的宗教信仰、道德修养、社会伦理与社会治理等，而格物穷理之学就是当时西方传来的科学，而象数学则是格物穷理之学的一种，其实为几何学，是徐光启治几何学的目的是欲以小见大，说明格物穷理之学的“可信不疑”的。
⑥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4卷·第2分册[M].翻译小组，译.北京：科学出版社，1975：693-694.
⑦冯桂芬.校邠庐抗议·汇校：制洋器议[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⑧薛福成.筹洋刍议·变法[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
⑨“实测”是为格致家考明实理的方法，大约相当于实验方法。“实论”既“如古时某教如何教人，则人之受教者如何;某国如何立法，则人之受法如何。其功率高下，皆可列为表，而实考之。”这种方法大致相当于归纳法。“虚实”既“如出自儿何公理之法，则其理较实;出自人立之法，则其理较虚。又几何公理所出之法，称为必然之实，亦称为永远之实，人立之法，称为两可之实。”这种方法大致相当于演绎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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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上册）[M].何高济等，译，何兆武，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142-143.
[3] 杜石然，范楚玉，陈美东，等.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下册[M].北京：科学出版社，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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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路甬祥，等.科学之旅[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97.
[8] 马谧挺.鸦片战争的正面与侧面[M].北京：团结出版社，2012.
[9] 段治文.近代中国科学观发展的三形态[J].历史研究，1990（6）.
[10] 魏源.海国图志·筹海篇[M]//魏源集.北京：中华书局，1976.
[11] 严复.论世变之亟《严复全集》（卷七）[M].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12.
[12] 王岳川.大学中庸讲演录[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9.
作者简介：李锦熙（1990—），男，汉族，河南信阳人，中共信阳市委党校讲师，研究方向为科学技术与社会。
（责任编辑：御夫）
关键词：西学东渐;科学;明清;清末民初
中图分类号：G32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1）16-0131-04
中国是世界上仅有的文明文化从未间断过的国家，并且在古代有着辉煌的历史，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兼容并蓄的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中，曾经有过三次与外来文化的交融：第一次是汉代之后，佛教的传入并本土化;第二次是蒙古西征带来的西亚及阿拉伯文化;第三次就是从明清开始的“西学东渐”。每一次交融，都给中华民族带来新的发展也带来了新的挑战。相比前两次的文化交融，“西学东渐”中的欧洲文明给中国影响很大，具体说来也就是科学带给中国的影响更为深远。
一、明清之际的宫廷“礼学”
16世纪开始罗马教廷实行宗教东传，以利玛窦、汤若望和南怀仁①为代表的耶稣会士们开始向中国传教，由于“东西文化在长期的隔膜之后初次会面，双方对彼此都不太清楚，传教士在文化心理上并不占有优势。这就决定了来华传教士只有采取迎合中国需要的方针，如此才能在中国立足”[1]。这些教士为了传教做了很多功课，起初也考虑过要以武力的方式，但是后来有着“东方使徒”之称的沙勿略②在考察了中国的情况之后，认为中国文化有特殊性，只有让基督教文明与中国文明相适应，才能在中国取得传教的成功;范礼安③就认为中国“这幅员辽阔，百姓品格高尚，官员精明，是愿意让其他有智慧的民族来到这片土地的，但对于传教是有困难的，对于上帝的一切也闭目塞听，加之，那些官吏根本不肯同外国人有任何交往，不屑一谈或联系，他们对其他一切国家都极为藐视，因而我们看不出有什么办法进入他们那里，况且，那些官吏彼此之间百般依顺，奴颜婢膝，下级对上级敬畏之至，大官又对圣裁敬畏之至，因此，假若不溯至皇上那个根子，从他那里着手，大门就永远不可能向神圣福音打开”[2]。当时西方的科技还不够发达，此时近代自然科学体系还刚有雏形，在沙勿略1542年到达印度开始在亚洲传教时，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还没有出版。所以他为后来传教士们选择了一个更合适的方式就是“适应政策”，而利用科学的魅力是这个政策中很重要的部分。
在明代初期，封建统治者把宋代的程颐、朱熹的客观唯心主义理学奉为正统思想，科举考试也以程朱等的经义注疏为准。到明中叶，由于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理学已经不足以满足维护封建统治的需要，因而王守仁的心学开始兴起，并得到统治阶级的赞赏，使之与理学相辅而行成为当时的统治思想。“明中叶在反对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与主观唯心主义的心学的斗争中，唯物主义自然观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3]186而到了明末中国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雏形，在江南地区手工业和商业贸易都已经达到了一定的规模，社会经济结构正处在调整中。商品经济带来了官僚地主对土地的掠夺和兼并，农民和小地主开始转向手工业和商业生产的行列，有些没有生路的则选择了起义，工商业的发展进一步激化了社会上层和社会中下层的矛盾。明朝后期所潜伏的社会危机已经为当时有识之士们所认识，社会改革的呼声日高。我国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后，在社会思想上也有所反映，一种启蒙思想开始出现。这种启蒙思想开始反对抑商，提倡自由生产，坚持唯物主义，最主要的是开始重视“经世致用”的实学。当时比较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也都转向了实学。顾炎武就提出要“博学于文”，并且提出要“重调查，重直接材料、重广求证据、重辨源流正谬误、重明今、重虚怀好学、重体力与脑力并用，用以上方法来解决‘当世之务拐的现实问题’”[3]188。而这潜伏在危机中的资本主义及其启蒙思想萌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我国历史上很多有成就的科学家，如朱载堉、李时珍、徐霞客、徐光启、宋应星和方以智④等人就是在这个时期出现的。
正是在“当时封建经济、社会、政治结构和思想观念依然牢固地占据统治地位，封建社会的固有矛盾日益深化。同时与传统儒学开始向近代思想转型相呼应，逐渐产生了封建内部革新与新兴市民阶层两股社会力量‘会合’而兴起的经世实学思潮下”[4]，东西方两大文明开始了第一次全面碰撞、交流和相互汲取营养。徐光启就在这样背景下第一次提出了“格物穷理之学”，后来李之藻、傅泛际、南怀仁等又用作“穷理诸学”“穷理之总学”“穷理之学”“穷理学”等。而“格物穷理”来于“格物致知”，是儒学认识论范畴。《大学·礼记》有言：“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张岱年先生认为就《大学》本意而言，“格物”与“致知”是同义的，即“衡量事物的本末先后”。徐光启把当时由利玛窦等人传来的西学分为大致三种：一种是修身事天之学;一种是格物穷理之学;还有一种是象数学⑤。“顾惟（利）先生之学，略有三种：大者修身事天;小者格物穷理;物理之一端别为象数，一一皆精实典要，洞无可疑，其分解掰析，亦能使人无疑。而余乃亟传其小者，趋欲先其易信，使人绎其文，想见其意理，而知先生之学，可信不疑。”[4]74-75这三种学问在徐光启看来都是“分解掰析”的，而对于格物穷理之学他则认为“凡世间世外、万事万物之理，叩之无不河悬响达，丝分理解”[5]66。可见徐光启把西学中现在人认为的科学还是放在了比较高的位置，而要理解西方的“格物窮理之学”，就还需要借助数的演绎推理和数量计算方法来认识事物之理，因为他认为“独实理者明理者，剖散心疑，能强人不得不是之，不复有理以疵之，其所致之知且深且固，则无有若几何家矣”[5]29-30。由此可以肯定，徐光启的“格物穷理之学”就是以数学演绎推理以及数量的计算去探求客观事物机器规律的学问。而就数学应用这一点而言，基本上可以说当时人在认识近代科学时，还是基本上把握住了一些近代科学的特征的。 但是，在提出“格物穷理之学”的概念同时，徐光启在事物的认识论上又提出：“夫儒者之学，亟致其知;致其知，当由明达物理耳。物理渺隐，人才玩昏，不因既明，累推其未明，吾知奚至哉。”[6]61-62徐光启虽提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但没有提出具体的方法，这种认识原则实际上又回到了程朱理学关于从“格物”到“穷理”其中是一个“脱然自有贯通”过程的观点上，从而没能将具体认识上升到一般认识，而是诉诸于直觉。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当时认识到的西学还算不上近代科学。而这种具有儒家色彩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缺失有效归纳，没有严格试验，更未能够将二者与数学演绎推理相结合的“格物穷理之学”，是一直贯穿着第一次“西学东渐”始终的主导思想，也是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这次对近代科学的整体把握及诠释。
李约瑟评价道：“即使说他们把欧洲的科学和数学带到了中国只是为了达到传教的目的，但由于当时东西两大文明仍相互隔绝，这种交流作为两大文明之间文化联系的最高范例，仍然是永垂不朽的。那些耶稣会士连同他们的一切荣誉在内，实在是一种奇怪的混合物……错综复杂。”⑥
这些传教士大都经过了严格的科学训练，他们把科学作为传教的主要手段，以知识传教的方法，向中国的学者们传授一些西方的数学、天文学、生物学、地理学等方面的科学知识，并还帮助当时的朝廷制造和装备观象台的仪器、编修历法和测绘中国地理全图等。只是这些传教士主要活动范围仍在宫廷里。新朝定鼎，天运已新，清廷需要准确地观测天象，颁布历法，以新天下耳目：“中国的优秀科学遗产不但不与现代科学相悖，而且是接受和吸收它的基础，实际上中国儒士阶层就是在‘格物致知’延伸的意义上开始接触西方科学技术的。”[7]
二、清末民初的救国之学
在第二次“西学东渐”前，对科技十分关心并和传教士关系密切的康熙皇帝就早已洞察到“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必受其累，国家承平日久，务需安不忘危”。康熙，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皇帝之一，成功预言到了百年之后中国所经历的“千年不遇之变局”。而这次变局以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为标志，并成为第二次“西学东渐”的开始。相比第一次西方科学的传入，即由基督教新教的传教士充当西学东渐的先锋，这次的“西学东渐”是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基础上进行的，所以从一开始就以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大门，通过相对成熟的工业品，让西学大规模地“涌入”中国，进而使得国人认识到了西方科学的力量。
在第二次西学东渐中，由于长时间地闭关锁国，以及一直以来以“天朝大国”自居的心理，使得垂暮之年的中华帝国对世界发展大势所知无几。面对寻求资本积累的西方资本主义，在洋务派中“虽有林则徐等有识的士大夫积极学习西方，终因缺乏对西方知识的积累，未能从根本上理解西方的社会原理，结果收效甚微”[8]。而“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⑦，通过“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礼之道”⑧。这种“中体西用”的观点，认为在中国固有之“体”上是不存在效仿西洋的问题，只有火器和轮船两者不如西洋，通过“彼之利器，可购而得也”“彼之技艺，中学而能也”，认为只要将西人的火器、轮船引进为我所用，就能达到御侮自强的目的。而以这样的思想观点面对近代西方科学，显然是不透彻和不深刻的。
此时无论是传教士，还是国内接受过西方科学教育的先进人士，在传播西方科学时基本都采用了“格致”“博物”等詞汇，如西方传教士翻译的《博物新编》到傅兰雅和徐寿创办的中国最早的科学杂志《格致汇编》都是介绍西方近代科学的书籍。西方的博物或博物学在当时是一门包括了天文、地质、地理、生物学、人类学等学科部分内容的综合性学科，而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博物则具有更为广泛的意义，不是指具体学科，而是一种通识教育的总称。魏晋时期的一位学者张华就著有《博物志》一书，从中可以看到，书中大致分为如下几类：（一）山川地理知识;（二）奇禽异兽描述;（三）古代神话材料;（四）历史人物传说;（五）神仙方伎故事。这五个部分与近代科学还是有一定区别的，而虽然在合信编著的《博物新编》中也涉及众多学科，如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理学等，是属于近代科学的。而“格致”相比第一次“西学东渐”时，在“格物”基础上又增添了西方科学的一些门类，并在此增加了对近代科学的理解。“格物”一词越来越指向了新的西方自然科学，而此时的科学家都被称作“格致士”或者“格致家”。在“江南制造总局所设的翻译馆，在1871—1905年翻译出版了178部著作，其中绝大部分为自然科学、工程学、制造学、医学著作”[9]。但是这个时期国人对于西方近代科技以及世界形势的最高认识还是：西方近世文明之长，主要在于“器”：“夷之长技有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10]从而把属于科学技术的“技”与科学技术理论下的产品“器”混为一体，也就是说科学技术的全部就是它的物化形态，并把这种物化形态统一称作“格致之学”。
而后洋务运动失败后，以严复为代表的一些有识之士抛弃了“格致”，进一步把近代科学作为一种方法论和价值系统开始引进中国，并且认识到西方科学是“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11]。而由于严复少年时的游学经历，他对于西方科学的认识还是比较深刻，他认为学习西方科学不仅要推崇具体科学，还要推崇科学的方法、科学的实证精神，这已触及了西方科学的实质。在严复宣传科学的影响下，康有为用“实测”“实论”“虚实”⑨的方法改造传统释经法;梁启超在历史研究中还引进了演绎法，强调“综合观之”“有说明焉，有推论焉”;还有章太炎等一批维新派及留学归国的学者都很重视科学的方法。并且，通过严复对西方科学著作翻译的分类：“一是统掣科学，他说这类科学‘所标公例为万物所莫能外，又其理则钞众虑而为言。’二是间立科学，分力、质两门，‘力如动、静的力学、水学、火学、声学、光学、电学;质如无机、有机的化学。’三是及事科学，如天文、地质、人体解剖，等等”[9]。“格致”的内涵逐渐趋于西方科学，而“格致”也日益被“科学”所取代。 结语
通过两次“西学东渐”，科学逐渐传入中国，首先经徐光启之手把利玛窦输入的西方科学做了儒学包装而变为“格物穷理之学”;再由洋务派等的努力，“格致”获得了由“技”到“道”的以物理学、自然科学、科学技术等方式存在的格致之学。这是一个随着科学进步和科学传播的逐渐深入而把儒学中“格致”的含义不断扩充的过程，但是终究不是以理性为基础的科学，而儒学和科学如人类文明这课大树上的两朵花，虽无法相互解释，但是可以相互衬托。正如梁漱溟所说，以后的社会将会是中国的伦理与西方科学协同共进的社会。
首先，“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八目”是《大学》的核心思想，而“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在正序说了一遍之后，又反序说了一遍，可见这八目是有内在的联系的。“格物”就是尽可能去把握对象世界的本质。“致知”就是主体去掉蒙昧变得智慧起来[12]。人只有先能够把握对象本质，去掉蒙昧之后才能意诚，接着一步一步才能天下太平，这种由小到大，环环相扣的方式对于科学的发展进程是有一定借鉴意义的。
其次，儒学中关于“天地人和”的思想对于生态文明建设也有帮助，儒家“天地人和”具有一种整体把握自然的内在思想，并且还强调了人的主体能动性，而儒家的“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这种爱人爱自然的观念也是科学发展中需要具备的。
最后，科学中的理性精神及科学的研究方法也是儒家在发展中需要学习的，就像康有为用“实测”“实论”“虚实”的方法改造传统释经法一样，在学習研读儒家经典以及其他经典著作中引进科学统计、数据分析等方法，从而使传统文化得到新的发展。
注释：
①利玛窦（1552年—1610年），意大利人。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学者。1582年（明万历十年）被派往中国传教，直至1610年在北京逝世，在华传教28年，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最早传教士之一。
汤若望（1592年—1666年），德国科隆人，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1620年（明万历四十八年）到澳门，在中国生活47年，历经明、清两朝，是继利玛窦之后最重要的来华耶稣会士之一。
南怀仁（1623年—1688年），比利时人，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1658年，受派抵达澳门，后到陕西传教，1660年到北京参与汤若望修订历法工作。他是清初最有影响的来华传教士之一，为近代西方科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
②沙勿略：即方济各·沙勿略，葡萄牙派至亚洲的天主教传教士。生于西班牙纳瓦拉。出身贵族。在巴黎大学读哲学时，经依纳爵·罗耀拉劝说而成为耶稣会第一批会士之一。1537年，升神父。1540年，奉葡萄牙国王若奥三世派遣，以罗马教宗保罗三世的使者名义航海东来，于1542年抵印度果阿，后转至新加坡、马六甲等地。1549年，乘中国商船至日本山口和丰后水道沿岸等地传教。1551年从日本搭乘葡萄牙商船抵中国台山上川岛，因明朝海禁尚严，无法入内地，死于该岛。沙勿略是最早来东方传教的耶稣会士。
③范礼安（1539—1606），耶稣会意大利籍传教士。1566年入耶稣会。1574年，范礼安被派往东方传教，前后凡32年，曾任印度教区视察员、印度教区大主教、中国和日本教区视察员，多次往返于印度、澳门、日本期间，对于天主教在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在印度、中国和日本的传播作出过很大的贡献。他是继沙勿略之后，又一位对天主教在中国传播有重要影响的人物。
④朱载堉：（1536年—1611年）中国明代著名律学家、历学家、音乐家。创建十二平均律。
李时珍（1518年—1593年）中国明代著名医药学家。编写《本草纲目》，为后世誉为药圣。
徐霞客（1587年—1641年）中国明代著名地理学家、旅行家、文学家。他经30年考察撰成了60万字地理名著《徐霞客游记》，被称为“千古奇人”。
徐光启（1562年—1633年）上海人，中国明代农艺师、天文学家、数学家。万历进士，官至崇祯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内阁次辅。1603年，入天主教，教名保禄。较早师从利玛窦学习西方的天文、历法、数学、测量和水利等科学技术，毕生致力于科学技术的研究，勤奋著述，是介绍和吸收欧洲科学技术的积极推动者，为17世纪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
宋应星（1587年—？），明朝著名科学家。一生致力于对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科学考察和研究，收集了丰富的科学资料;同时思想上的超前意识使他成为对封建主义和中世纪学术传统持批判态度的思想家。他的著作和研究领域涉及自然科学及人文科学的不同学科，而其中最杰出的作品《天工开物》被誉为“中国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
方以智（1611年—1671年）桐城人。明代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明末四公子（复社四公子、金陵四公子）之一。他因家学渊源，博采众长，主张中西合璧，儒、释、道三教归一。一生著述400余万言，多有散佚，存世作品数十种，内容广博，文、史、哲、地、医药、物理，无所不包。
⑤在徐光启看来，修身事天之学就是天主教教义与宗教伦理学说，论及人的宗教信仰、道德修养、社会伦理与社会治理等，而格物穷理之学就是当时西方传来的科学，而象数学则是格物穷理之学的一种，其实为几何学，是徐光启治几何学的目的是欲以小见大，说明格物穷理之学的“可信不疑”的。
⑥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4卷·第2分册[M].翻译小组，译.北京：科学出版社，1975：693-694.
⑦冯桂芬.校邠庐抗议·汇校：制洋器议[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⑧薛福成.筹洋刍议·变法[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
⑨“实测”是为格致家考明实理的方法，大约相当于实验方法。“实论”既“如古时某教如何教人，则人之受教者如何;某国如何立法，则人之受法如何。其功率高下，皆可列为表，而实考之。”这种方法大致相当于归纳法。“虚实”既“如出自儿何公理之法，则其理较实;出自人立之法，则其理较虚。又几何公理所出之法，称为必然之实，亦称为永远之实，人立之法，称为两可之实。”这种方法大致相当于演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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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王岳川.大学中庸讲演录[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9.
作者简介：李锦熙（1990—），男，汉族，河南信阳人，中共信阳市委党校讲师，研究方向为科学技术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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