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0日，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浴血抗战，日本终于无条件投降。这使国民政府、国民党的威望突然高涨，达到多年未有的高度。然而，就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国民党的威望却一落千丈，并就此埋下了几年后失败的祸根。何以至此，的确令人深思。一切，都源于对“敌产”的接收。
　　日本的失败，使国民党突然面对一笔巨大的财富。按说，对敌产的接收，应查清财产数目，来源，归属等问题，该没收的没收，该还原主的归还原主。应有统一机构和严格的规章制度。但国民党的接收却是多头齐下，互相争夺仍至冲突，谁先抢到就是谁的。如1945年9月上海成立了“敌伪机关及资产接收委员会”，但lO月又成立了“不动产处置委员会”和“敌伪侵占平民工商企业处置委员会”。以后各种有关机构越来越多，如第三集团军、海军总司令部、国防部、经济部、粮食部、上海市政府等都有自己的“办事处”负责接收。各机构后面是不同利益集团，代表不同集团的利益，各有各的后台，根本无法统一。一些部门将“敌产”贴上封条，另一些部门来后撕下原封条，换上自己的封条。有时竟然架起机枪，武装相向。在许多地方只能靠日、伪军维持秩序，甚至谁只要有一两杆枪，就可以军管之名横行，以搜捕卖国投敌分子为名，抢占房产，强行抓人，“接收”各种财富。在这种情况下，本来有关规章就不健全，实际更是完全无人执行。
　　军队、海关、警察利用手中特权以“接收”为名大发横财更加便利。湖南岳阳是敌伪遗留物质最多的城市之一，国民党某军接收时将日军所建不少工厂的机器全部变卖一空，每天黄昏宣布戒严，将各种变卖物质转运到外地。安徽芜湖警察局长和下属监守自盗，把仓库内的大米卖到外地。据统计，北平被接收敌伪财产入库率不到五分之一。
　　胜利者的接收，就这样成为贪官污吏的“劫收”。“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这句民谣，直观生动地说明了民心向背的瞬息之变。国民党一位负责接收的要员也不能不承认此点，向蒋介石进言：“像这样下去，我们虽已收复国土，但我们将丧失人心!”当时即有舆论称这种“光复”是“胜利的灾难”。
　　此种情况，国民党最高层当然完全清楚。所以在1946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国民党要“革新”，宋子文承认自己当时是负责接收的行政院院长，因此“不能辞其咎”。六届二中全会“政治报告决议案”则明确提出许多“革新”的“要点”。其中一条即“清查战时暴利之财富，课以重税。清查不法接收人员之赃产”。《中央日报》发表题为“向官僚资本主义宣战!”的文章，甚至主张要用调查、告密、陈报、清查等方法尽快查明“谁是战时暴利者”、“谁是不法的接收人员”。
　　这些“决议”文章，其文字何其冠冕堂皇、正气凛然，但根本没有、其实也不可能实施。孔、宋家族是公认的最大的官僚资本，谁敢动其一根毫毛?“利益集团”是此时的国民党无法克服的顽症。在“劫收”中民心失尽的国民党，在随后的“大决战”中注定要“在劫难逃”。国民党在抗战胜利后得到的那笔堪称丰厚、至为珍贵的政治资本，就这样被它突然得到的物质财富所吞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