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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的伯乐：刘坤一
如果说袁世凯是一匹千里马，那么发现他的伯乐，便是湖南邵阳人刘坤一。刘坤一本是湘军统帅，袁世凯是淮军部将。然而，刘坤一却能摒弃门户之见，先后两次保荐出身淮系的袁世凯。
第一次是在甲午战争中淮军一败涂地、日寇长驱直入的危难时刻，刘坤一于光绪二十年十二月二日（1894年12月28日）被光绪帝任为钦差大臣。刘氏奉旨出关督师时，发现在关外前敌营务处做转运工作的袁世凯办事干练稳妥，甚是喜欢，感叹人才难得。《马关条约》签订后，刘坤一立马请求朝廷将自己部下、失职统领革职严惩，同时向朝廷保荐袁世凯接替：“北洋前敌营务处浙江温处道袁世凯，名家之子，于军务及时务均肯留心讲求。前在朝鲜多年，声绩懋著，早在朝廷洞察之中。臣抵关津后，与该道时常往来，见其胆识优长，性情忠笃，办事皆有条理，为方面中出色之员。……知兵文臣甚少如袁世凯者。”
刘坤一花费这么多的文字对袁世凯予以肯定，可见他对袁世凯厚爱有加。刘坤一的保荐，直接促成了袁世凯“迅即来京，交吏部带领引见”，得以受到慈禧太后的赏识。
第二次是刘坤一以两江总督之身兼任主持清廷国防工作时，当时，在小站练兵的两位主帅胡燏棻、汉纳根辞职。在刘坤一的大力推荐下，光绪正式召见了袁世凯，并把练兵重任交给了袁世凯，使他获得了一次培植亲信的大好机会。
与袁世凯发迹相关的三大元老，刘坤一对袁世凯一再扶持荐举，所做的工作是最给力的；张之洞与袁氏恩怨相连，关系时亲时疏；即便被人看作是同一“山头”的李鸿章，也不看好袁世凯。而刘坤一，原本对李鸿章的北洋系相当不满，独独对与之素无渊源的袁世凯青睐有加，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爱才。海陆接连大败、湘淮两军都暮气深重之时，刘坤一“国难思良将”，从勇于任事、善于任事的袁世凯身上，看到了新的希望。他在给翁同龢的信中，表达了不拘一格求人才的急切心情。因为求才若渴，以至于饥不择食，刘坤一提出“唯能是予，不必问其流品何如”的主张，为袁世凯这种有能无品的“人物”进入政治核心，奠定了基础。
刘坤一对袁世凯不仅“扶上马”，而且不断地“送上一程”。他把与张之洞共同缔造的一支洋枪洋炮装备的“自强军”拱手送归袁世凯的麾下；当袁世凯领衔参劾端王、刚毅等人主战误国时，刘坤一又率先署名支持。
刘坤一何等人物，他的举荐，对袁世凯有这么大的意义？我们只要看看张謇致送刘坤一的挽联，便可想见。联曰：
吕端大事不糊涂，东南半壁，五年之间，太保幸在；诸葛一生唯谨慎，咸同两朝，众贤之后，新宁有光。
刘坤一在晚清的作用颇大，正是刘坤一的两次推荐，成就了袁世凯日后的大红大紫。
袁世凯与蔡锷：从朋友到政敌
邵阳人刘坤一把袁世凯扶上马，使之最终爬上权力巅峰；而另一个邵阳人则把袁皇帝拉下马，使之遗臭万年。
这人，便是讨袁护国、再造共和的蔡锷。
蔡锷和袁世凯的关系比较微妙。他要去日本东京找老师梁启超，在长沙动身的时候只借得两毛钱，到了汉口借亲戚六元大洋，而袁世凯一送就是大洋一千元。蔡锷能顺利留学日本，与袁世凯的慷慨资助是分不开的。
蔡锷以“士官三杰”的殊荣留学归国后，在广西、云南等地从军，与袁世凯没有太多的交往，但袁世凯一直把他引为亲信，蔡锷也始终记着袁世凯的襄助之恩。1912年1月12日，已是云南都督的蔡锷在致电黎元洪时称袁世凯“闳才伟略，实近代伟人，即孙中山先生亦曾有民国大总统宜推项城之论”。只是因为政见不同，蔡锷主张推翻君主专政制度，而袁世凯对清王朝死心塌地，蔡锷便逐渐改变了对袁世凯的态度。
然而一旦清帝退位，南北议和，蔡锷对袁世凯的态度就改变了。他曾几次发表通电，坚决支持建都北京；他电贺袁世凯就任大总统，称袁“闳才伟略，群望所归”；他给上海各报馆辟谣的电文中又说“况袁公一代伟人，中外钦仰”。
袁世凯担任总统期间，内战纷争，讨袁之声不断，蔡锷总是第一个站出来调停，主张以法律程序解决纷争，力劝勿动兵。
1913年6月，“二次革命”前夕，黄兴派原宝靖招讨使谭心休至滇，约蔡锷起兵，蔡锷答道：“未可轻动。”谭心休说：“我等若再忍耐，袁贼必将做皇帝。”蔡锷严正地说：“国体共和，载在约法。有人敢违约法，国人必起而共击之，我就是第一个不饶他的。现在袁贼逆迹未彰，师出无名，故我主张暂时忍耐，时机未到，劝公等万勿轻动。”谭心休怏怏而返。
然而，拥兵自重的袁世凯早已把整个国家看成囊中之物，铁了心要做皇帝、搞家天下。蔡锷与他交谊虽好，但政见截然相反，袁世凯心知肚明，故视蔡锷为心腹之患，笼络不成便想牢笼蔡锷，1913年10月袁世凯电令云南都督蔡锷来京养病。蔡锷到京后，袁世凯表面上对他礼信，给了他一连串的官衔，如政治会议委员、参政院参政、将军府将军、陆海军统率处办事员、全国经界局督办等，且几乎天天召见，名义上是磋商政要，其实是提防他。
当蔡锷摸清袁世凯的本性后，也将计就计，明里“终日沉湎于曲院，以示颓唐”，不发表任何政见，而且逢人就说：“我们先生（梁启超）是书呆子，不识时务。”暗中与梁启超、黄兴等人密商大计，准备找个机会返回西南起兵讨袁。他甚至爽快地在赞同帝制签名书上签了名，以此迷惑袁世凯。
尽管袁世凯紧紧监视着蔡锷，但蔡锷最终巧计脱身，绕道日本到了云南。当初袁世凯曾对财政总长周学熙说，蔡锷“精悍远在黄兴及诸民党之上，即宋教仁或亦非所能匹”。
1915年12月25日，蔡锷在云南宣布独立，召集旧部，扯起了讨袁护国的大旗。
袁世凯至死都不能理解蔡锷反对他称帝，竟然是“为四万万国民争人格”。而在蔡锷看来，他之所以起义反袁，于公是为保卫民国，于私是出于个人感情，不忍心看到袁世凯开历史的倒车，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如果说袁世凯是一匹千里马，那么发现他的伯乐，便是湖南邵阳人刘坤一。刘坤一本是湘军统帅，袁世凯是淮军部将。然而，刘坤一却能摒弃门户之见，先后两次保荐出身淮系的袁世凯。
第一次是在甲午战争中淮军一败涂地、日寇长驱直入的危难时刻，刘坤一于光绪二十年十二月二日（1894年12月28日）被光绪帝任为钦差大臣。刘氏奉旨出关督师时，发现在关外前敌营务处做转运工作的袁世凯办事干练稳妥，甚是喜欢，感叹人才难得。《马关条约》签订后，刘坤一立马请求朝廷将自己部下、失职统领革职严惩，同时向朝廷保荐袁世凯接替：“北洋前敌营务处浙江温处道袁世凯，名家之子，于军务及时务均肯留心讲求。前在朝鲜多年，声绩懋著，早在朝廷洞察之中。臣抵关津后，与该道时常往来，见其胆识优长，性情忠笃，办事皆有条理，为方面中出色之员。……知兵文臣甚少如袁世凯者。”
刘坤一花费这么多的文字对袁世凯予以肯定，可见他对袁世凯厚爱有加。刘坤一的保荐，直接促成了袁世凯“迅即来京，交吏部带领引见”，得以受到慈禧太后的赏识。
第二次是刘坤一以两江总督之身兼任主持清廷国防工作时，当时，在小站练兵的两位主帅胡燏棻、汉纳根辞职。在刘坤一的大力推荐下，光绪正式召见了袁世凯，并把练兵重任交给了袁世凯，使他获得了一次培植亲信的大好机会。
与袁世凯发迹相关的三大元老，刘坤一对袁世凯一再扶持荐举，所做的工作是最给力的；张之洞与袁氏恩怨相连，关系时亲时疏；即便被人看作是同一“山头”的李鸿章，也不看好袁世凯。而刘坤一，原本对李鸿章的北洋系相当不满，独独对与之素无渊源的袁世凯青睐有加，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爱才。海陆接连大败、湘淮两军都暮气深重之时，刘坤一“国难思良将”，从勇于任事、善于任事的袁世凯身上，看到了新的希望。他在给翁同龢的信中，表达了不拘一格求人才的急切心情。因为求才若渴，以至于饥不择食，刘坤一提出“唯能是予，不必问其流品何如”的主张，为袁世凯这种有能无品的“人物”进入政治核心，奠定了基础。
刘坤一对袁世凯不仅“扶上马”，而且不断地“送上一程”。他把与张之洞共同缔造的一支洋枪洋炮装备的“自强军”拱手送归袁世凯的麾下；当袁世凯领衔参劾端王、刚毅等人主战误国时，刘坤一又率先署名支持。
刘坤一何等人物，他的举荐，对袁世凯有这么大的意义？我们只要看看张謇致送刘坤一的挽联，便可想见。联曰：
吕端大事不糊涂，东南半壁，五年之间，太保幸在；诸葛一生唯谨慎，咸同两朝，众贤之后，新宁有光。
刘坤一在晚清的作用颇大，正是刘坤一的两次推荐，成就了袁世凯日后的大红大紫。
袁世凯与蔡锷：从朋友到政敌
邵阳人刘坤一把袁世凯扶上马，使之最终爬上权力巅峰；而另一个邵阳人则把袁皇帝拉下马，使之遗臭万年。
这人，便是讨袁护国、再造共和的蔡锷。
蔡锷和袁世凯的关系比较微妙。他要去日本东京找老师梁启超，在长沙动身的时候只借得两毛钱，到了汉口借亲戚六元大洋，而袁世凯一送就是大洋一千元。蔡锷能顺利留学日本，与袁世凯的慷慨资助是分不开的。
蔡锷以“士官三杰”的殊荣留学归国后，在广西、云南等地从军，与袁世凯没有太多的交往，但袁世凯一直把他引为亲信，蔡锷也始终记着袁世凯的襄助之恩。1912年1月12日，已是云南都督的蔡锷在致电黎元洪时称袁世凯“闳才伟略，实近代伟人，即孙中山先生亦曾有民国大总统宜推项城之论”。只是因为政见不同，蔡锷主张推翻君主专政制度，而袁世凯对清王朝死心塌地，蔡锷便逐渐改变了对袁世凯的态度。
然而一旦清帝退位，南北议和，蔡锷对袁世凯的态度就改变了。他曾几次发表通电，坚决支持建都北京；他电贺袁世凯就任大总统，称袁“闳才伟略，群望所归”；他给上海各报馆辟谣的电文中又说“况袁公一代伟人，中外钦仰”。
袁世凯担任总统期间，内战纷争，讨袁之声不断，蔡锷总是第一个站出来调停，主张以法律程序解决纷争，力劝勿动兵。
1913年6月，“二次革命”前夕，黄兴派原宝靖招讨使谭心休至滇，约蔡锷起兵，蔡锷答道：“未可轻动。”谭心休说：“我等若再忍耐，袁贼必将做皇帝。”蔡锷严正地说：“国体共和，载在约法。有人敢违约法，国人必起而共击之，我就是第一个不饶他的。现在袁贼逆迹未彰，师出无名，故我主张暂时忍耐，时机未到，劝公等万勿轻动。”谭心休怏怏而返。
然而，拥兵自重的袁世凯早已把整个国家看成囊中之物，铁了心要做皇帝、搞家天下。蔡锷与他交谊虽好，但政见截然相反，袁世凯心知肚明，故视蔡锷为心腹之患，笼络不成便想牢笼蔡锷，1913年10月袁世凯电令云南都督蔡锷来京养病。蔡锷到京后，袁世凯表面上对他礼信，给了他一连串的官衔，如政治会议委员、参政院参政、将军府将军、陆海军统率处办事员、全国经界局督办等，且几乎天天召见，名义上是磋商政要，其实是提防他。
当蔡锷摸清袁世凯的本性后，也将计就计，明里“终日沉湎于曲院，以示颓唐”，不发表任何政见，而且逢人就说：“我们先生（梁启超）是书呆子，不识时务。”暗中与梁启超、黄兴等人密商大计，准备找个机会返回西南起兵讨袁。他甚至爽快地在赞同帝制签名书上签了名，以此迷惑袁世凯。
尽管袁世凯紧紧监视着蔡锷，但蔡锷最终巧计脱身，绕道日本到了云南。当初袁世凯曾对财政总长周学熙说，蔡锷“精悍远在黄兴及诸民党之上，即宋教仁或亦非所能匹”。
1915年12月25日，蔡锷在云南宣布独立，召集旧部，扯起了讨袁护国的大旗。
袁世凯至死都不能理解蔡锷反对他称帝，竟然是“为四万万国民争人格”。而在蔡锷看来，他之所以起义反袁，于公是为保卫民国，于私是出于个人感情，不忍心看到袁世凯开历史的倒车，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