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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爱伦·坡以“效果统一论”为指导，以第一人称的叙事角度深入病态人物内心世界，暴露人性的隐秘，达到了预定的阴森恐怖的统一效果，形成了自己独有的哥特风格。爱伦·坡的“审丑”美学观念具有先锋特质，在文坛上产生了重大影响。
关键词：爱伦·坡 哥特小说 恐怖氛围 效果统一论
1764年，英国作家霍勒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创作《奥特朗托城堡》（The Castle of Otranto），其副标题为“一个哥特故事”（A Gothic Story），标志着一种新的小说体式——哥特小说出现。《奥特朗托城堡》确立了早期古典哥特小说“以古堡、废墟或者荒野为背景，故事往往发生在过去，特别是中世纪；故事情节恐怖刺激，充斥着凶杀、暴力、复仇、强奸、乱伦，甚至常有鬼怪精灵或其他超自然现象出现；小说气氛阴森、神秘、恐怖，充满悬念”{1}的基本模式。继起者克拉拉·里夫（Clara Reeve）、威廉·贝克福德（William Beckford）等争相仿效，并迅速从英国扩展到欧美文坛。美国黑色浪漫主义大师爱伦·坡（Edgar Allan Poe）以死亡为主题的哥特小说随之出现。
一、“效果统一论”——爱伦·坡哥特小说的创作原则
爱伦·坡在《评霍桑的<故事重述>》（Review of Hawthorne’s ‘Twice-Told Tales’，1840）中提出“聪明的艺术家不是用自己的思想去迁就情节，而是预先精心设计，想出某种与众不同的独有的效果，再虚构一些情节，然后将这些情节联结起来，以便最大限度地实现预先构思的效果。如果作者的第一句话无助于这种效果，那么他起步就失败了”的“效果统一论”，并作为其哥特小说创作的指导原则。在《写作的哲学》（The philosophy of composition）中，爱伦·坡再次强调“I prefer commencing with the consideration of an effect.”（我更喜欢一开始就考虑一种效果）。{2}
二、“愿灵魂安息”——爱伦·坡哥特小说的恐怖氛围
爱伦·坡发表于1846年的短篇小说《一桶白葡萄酒》{3}（The Cask of Amontillado），被公认为是反映其小说创作思想的巅峰之作，也是充分展示其高超艺术技巧的标志性作品。因此，本文将以《一桶白葡萄酒》为例分析爱伦·坡是如何在“效果统一论”创作思想的指导下，书写其哥特小说的恐怖氛围的。
（一）恐怖氛围的营造
爱伦·坡认为“故事的首要目的是要在情感上扣住读者的心弦，产生最激动人心的效果”，而依照人类的共识，“死亡”很明显是最悲郁的主题，因此，他的哥特故事打破“美化死亡”的传统美学界限，以“死亡”为主题，围绕着复仇与谋杀，制造神秘紧张、阴森恐怖的氛围。《一桶白葡萄酒》叙述了工于心计、虚伪残忍的复仇者Montresor的谋杀经过。故事开篇就展示了Montresor报复的决心，他变态扭曲的心中认为真正的报仇雪恨是不仅要让仇家知道他是谁，又不能让自己被抓到，在“我”不断接近的复仇快感中揭示人性中充满仇恨的阴暗，最大限度地激起读者的心理震撼，达到预定的激动效果。
不同于传统作家普遍认为的“一篇小说的结局可以同原来所考虑的根本不同”，爱伦·坡“把效果置于情节、人物等因素之上”的“效果统一论”，使他把关注点从对作品的具体构思转移到对构思产生的后果上。为了渲染故事幽暗恐怖的氛围，爱伦·坡在《一桶白葡萄酒》中设计未知悬念。Fortunato怎样对“我”“百般迫害”？地窖是否真的有“Amontillado”这种美酒？作者是不是想用“Amontillado”象征什么恐怖意义？……正是这种对未知的好奇吸引着读者并于无形中更好地瓦解读者的心理防线。同时，爱伦·坡笔下的悬念很少给读者一个确切的答案，很多问题直到故事结束我们也无法得到解释，却使得作品具有更丰富的意蕴和阐释空间，更强张力下的惊人结局也显得合情合理。
“那些导致罪恶或疯狂的是一种邪恶的、非理性力量，它们是人类最基本的冲动，是人类思想中天生的能够思考、自省的力量，同时也具备天生的自我毁灭的力量。”{4}故事的结尾，不可靠的叙述者“我”以复仇者、杀人犯的身份在五十年后剖析自己展开报复的内心世界和全过程，“我”要炫耀自己的逻辑严谨、语言清晰、神智清醒，五十年都没有人找到失踪的Fortunato，五十年都没有人怀疑“我”是杀人凶手，“我”要炫耀自己“绝不留后患”的成功。“In pace requiescat！”（愿灵魂安息！）爱伦·坡利用哥特式恐怖的特殊力量表现罪恶后自我毁灭的古怪行为，推动了通俗的哥特小说向内在方面的发展。
（二）恐怖叙事手法的精深
文学创作中，“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叙事视角固然可以灵活地对故事细节进行叙述，但“选择第一人称叙述者，也就是故事的主人翁‘我’，可以与读者建立私人关系，从而使读者不可避免地偏向叙述者”{5}。因此，在“效果统一论”的主导下，第一人称的主观性叙事成为爱伦·坡哥特小说的显著特征。但第一人称叙述者并不是作者的传声筒，“他们通过坦白的自供，通过他们所叙述的故事以及叙述故事的态度来塑造他们自己”{6}。虽然“所知有限”，但叙述者却可以直接清楚地描述自己的变态心理活动和变化，充分向读者传达“我”的思想，缩短“我”与读者的心理距离，以极其主观的语言和方式引导读者，让读者融入“我”的世界中去。《一桶白葡萄酒》中大量的“我”内心独白式的直接呼喊，使读者不仅能更清楚地掌握Montresor的犯罪动机，窥见他每一个关键时刻所伴随的心理活动及变化，了解他杀人的变态扭曲心理，而且最大限度地模糊虚拟的恐怖场景与现实世界之间的界限，跟随叙述者“我”一步步走进阴暗的地窖深处，直到杀人现场，体验恐怖的极限。在感情上，以“我”为故事推动者，使小说营造出一种真实效果，读者读来感同身受，因此产生故事是真实的“错觉”；但在理智上，读者又会拒绝这种“真实感”，这种矛盾情绪之间形成的张力，增添了小说的诡异怪诞感。 爱伦·坡刻画人物极为细致，但他不着力于用华美的语言描绘人物的外貌特征、内心活动，甚至任何修饰语气、表情的词汇也没有，只是用直白的方式将事件和简短的人物对话呈现在读者面前，加强对“我”的内心世界，特别是扭曲的病态心理加以挖掘。在《一桶白葡萄酒》中，随着情节的发展和性格对比的深入，虚伪狡诈、阴险歹毒、工于心计、报复心强、心理扭曲的没落贵族Montresor，高傲自大、不可一世、嗜酒如命的Fortunato，两位主人公一明一暗的病态形象逐渐丰满起来，现实真切感增强，无疑又加强了故事高潮到来时的恐怖效果。
（三）追求剧烈的恐怖刺激的考究
在《写作的哲学》中，爱伦·坡坚信“All intense excitements are brief.”（所有强烈的刺激都是短暂的），而只有能够一口气（a single sitting）读完的作品，读者才能不受世俗事物的干扰，充分感受他所读的故事。为了达到这种效果，爱伦·坡精心构思，考究文笔，创作结构紧凑、寓意深刻的短篇小说。
爱伦·坡擅长使用节奏感强的短句，故事第一段就是一系列短句，“我尽力忍受Fortunato对我的百般伤害，但只要他敢侮辱我，我发誓我一定要报仇。我不只是说说而已，你知道我本性的。最终我一定会报仇，一定会的，不计后果。我不仅要报仇，还要干得不留痕迹，还要让对方知道杀他的人是谁。”短小凝练，言简意赅，富有动感，把Montresor的报仇心理刻画得清晰深刻，阅读中不免产生一种紧张刺激感。
美国著名小说家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倡导的“‘展示’（to show） 优于‘讲述’（to tell）”的原则，在爱伦·坡的小说中就表现为大篇幅的引用人物对话，直接呈现对话内容。首先，用语言展现性格，Montresor使用一系列形容词恭维自己的死敌Fortunato，“rich，respected，admired，beloved，happy”，虚伪阴险的人物形象展现，生动具体，动感鲜活；其次，不受叙事者主观操纵而直接交流的对话内容，有利于增强故事的客观真实性，使读者在阅读、理解、判断人物性格时拥有充分的主观能动性；最后可以大大地节省篇幅，最大限度地加快小说的节奏，以实现小说整体紧张恐怖效果的最佳状态。
为了追求篇幅短小，爱伦·坡节俭字词，删减甚至零化不必要的人物、故事背景信息而直入主题。在叙述时，直接以人称代词“我”开头，小说第一句话就是“我尽力忍受Fortunato对我的百般迫害，但只要他敢侮辱我，我发誓要报仇”，然而，“我”是谁？“Fortunato”是谁？他对“我”怎样的“百般迫害”？“我”要怎样报仇？……读者就在“陌生化”的语言环境中，在这些疑问的引领下，慢慢深入故事，逐渐进入了一种无意识的“读”的状态，直到故事结束又不得不感叹作者构思的精巧、语言的凝练以及氛围的强烈。
爱伦·坡设定“效果”的短篇小说必然无法详述一切，因而只能通过大量运用“象征”手法，赋予意象复杂多样的意义，以扩大信息容量。他的小说也因此被称为“象征主义戏剧”。《一桶白葡萄酒》的人物情节看似简单，实则运用了繁复的寓意深刻的象征意象。第一，题目的选择别有用意，“cask”和“barrel”本都指“酒桶”，但爱伦·坡刻意选择“cask”做题目，文中却全部用“barrel”。从词汇学看，“cask”与“casket”同根，“casket”有“棺材、骨灰盒”之意，一语双关，暗指Fortunato念想的美酒，最终将带他走上一条不归路，成为他死后容身的棺材，讽刺意味极浓；第二，故事中的酒的名字是爱伦·坡精心选择的。在往酒窖的路上，Fortunato喝了“De Grave”酒，用“De Grave”暗指“the grave（坟墓；死亡）”，身处与墓室相连的地窖深处，Fortunato未来的命运就是不幸的必死无疑；第三，爱伦·坡在主人公的服饰上有着意味深长的安排。Montresor“putting on a mask of black silk and drawing a roquelaire closely about my person”，带着黑绸面具，身披黑色斗篷，俨然阴森恐怖的死神形象，而Fortunato“the man wore motley，he had on a tight-fitting parti-striped dress and his head was surmounted by the conical cap and bells”，被打扮成戴铃铛帽的小丑，如此布置，结果也全可预料，死神Montresor设计圈套，引诱小丑般的Fortunato最终丧命墓窖深处；第四，Montresor家族的古老家徽及家训更是爱伦·坡匠心独具的象征选择。“A huge human foot d’or，in a field azure；the foot crushes a serpent rampant whose fangs are imbedded in the heel.”（蓝色的田野上，偌大一只人脚踩着一条毒蛇，而蛇的毒牙就咬着巨人的脚跟。）在Montresor看来，Fortunato像是那个巨人，欺凌、侮辱自己，而“我”就是那条毒蛇，秉承着家训“Nemo me impune lacessit.”（凡伤我者，必遭惩罚），用毒牙咬着Fortunato的脚跟，一定要置他于死地。仅仅两句话就传达出Montresor的恶毒、故事的结局等丰富的讯息；第五，关于“mason”的争论是故事冲突最高潮。“mason”既是泥瓦匠，又指“共济会”，Fortunato企图以高傲的姿态讽刺Montresor来显示自己身份的尊贵，却在不经意间再次惹恼本就想置自己于死地的Montresor。当Montresor拿出早已准备好的泥瓦刀时，酩酊大醉的Fortunato丝毫没有感受到危险将至，一步步把自己逼进了死亡的墓穴。这些深思熟虑的象征，更好地烘托了小说恐怖压抑的氛围，使读者体验到恐怖的精深。
三、爱伦·坡式的“审丑”
爱伦·坡打破19世纪中叶美国社会占主导地位的“希望”“美”的传统，重视丑的美学价值，专注“死亡美学”和“恐怖美学”。爱伦·坡“用细致而科学的、具有骇人效果的方式描写飘浮在神经质的人周围的、并将他引向恶的想象之物”{7}，他把偏僻荒远、阴冷潮湿、尸骨成堆的古堡地窖深处的“黑色的场景”，配以黑色的人物及其紧张得让人透不过气的心理活动，气氛更显诡异恐怖。爱伦·坡不仅仅写暴力和惊悚，他还用审丑的视角描写心灵的无意识或潜意识以及变态扭曲心理，以死亡面对恐惧，强化了读者的审美接受心理，唤起读者的怜悯和思考，从而达到一种阅读的快感。他也因此被称为西方颓废美学的鼻祖。在爱伦·坡的理论实践下，“以丑为美”对美国甚至世界文学做出巨大贡献。波德莱尔正是受到爱伦·坡“以丑为美”的美学思想影响，创作出颇有影响的表现西方精神病态和社会病态的诗歌集《恶之花》。
四、结语
爱伦·坡以第一人称的角度，通过设置死亡主题、悬念和崩溃结局，运用精练的叙事手法，追求短暂而强烈的恐怖刺激，成功塑造了恐怖阴森的哥特氛围，达到了统一而完整的效果，使读者在获得观感刺激后达到灵魂的升华。
{1} 肖明翰：《英美文学中的哥特传统》，《外国文学评论》2001年。
{2}{3} The Portable Edgar Allan Poe. J.Gerald Kennedy，New York，Penguin Books，2006，P543，P208-214。
{4} 常耀信：《美国文学简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5} Leech G.N. & Short M.H：《小说文体论：英语小说的语言学入门》，外研社2001年版。
{6} 转引自曹曼：《从“效果说”看爱伦·坡作品主题的艺术表现构架》，《外国文学研究》2005年第3期。
{7} 波德莱尔著、郭宏安译：《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
关键词：爱伦·坡 哥特小说 恐怖氛围 效果统一论
1764年，英国作家霍勒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创作《奥特朗托城堡》（The Castle of Otranto），其副标题为“一个哥特故事”（A Gothic Story），标志着一种新的小说体式——哥特小说出现。《奥特朗托城堡》确立了早期古典哥特小说“以古堡、废墟或者荒野为背景，故事往往发生在过去，特别是中世纪；故事情节恐怖刺激，充斥着凶杀、暴力、复仇、强奸、乱伦，甚至常有鬼怪精灵或其他超自然现象出现；小说气氛阴森、神秘、恐怖，充满悬念”{1}的基本模式。继起者克拉拉·里夫（Clara Reeve）、威廉·贝克福德（William Beckford）等争相仿效，并迅速从英国扩展到欧美文坛。美国黑色浪漫主义大师爱伦·坡（Edgar Allan Poe）以死亡为主题的哥特小说随之出现。
一、“效果统一论”——爱伦·坡哥特小说的创作原则
爱伦·坡在《评霍桑的<故事重述>》（Review of Hawthorne’s ‘Twice-Told Tales’，1840）中提出“聪明的艺术家不是用自己的思想去迁就情节，而是预先精心设计，想出某种与众不同的独有的效果，再虚构一些情节，然后将这些情节联结起来，以便最大限度地实现预先构思的效果。如果作者的第一句话无助于这种效果，那么他起步就失败了”的“效果统一论”，并作为其哥特小说创作的指导原则。在《写作的哲学》（The philosophy of composition）中，爱伦·坡再次强调“I prefer commencing with the consideration of an effect.”（我更喜欢一开始就考虑一种效果）。{2}
二、“愿灵魂安息”——爱伦·坡哥特小说的恐怖氛围
爱伦·坡发表于1846年的短篇小说《一桶白葡萄酒》{3}（The Cask of Amontillado），被公认为是反映其小说创作思想的巅峰之作，也是充分展示其高超艺术技巧的标志性作品。因此，本文将以《一桶白葡萄酒》为例分析爱伦·坡是如何在“效果统一论”创作思想的指导下，书写其哥特小说的恐怖氛围的。
（一）恐怖氛围的营造
爱伦·坡认为“故事的首要目的是要在情感上扣住读者的心弦，产生最激动人心的效果”，而依照人类的共识，“死亡”很明显是最悲郁的主题，因此，他的哥特故事打破“美化死亡”的传统美学界限，以“死亡”为主题，围绕着复仇与谋杀，制造神秘紧张、阴森恐怖的氛围。《一桶白葡萄酒》叙述了工于心计、虚伪残忍的复仇者Montresor的谋杀经过。故事开篇就展示了Montresor报复的决心，他变态扭曲的心中认为真正的报仇雪恨是不仅要让仇家知道他是谁，又不能让自己被抓到，在“我”不断接近的复仇快感中揭示人性中充满仇恨的阴暗，最大限度地激起读者的心理震撼，达到预定的激动效果。
不同于传统作家普遍认为的“一篇小说的结局可以同原来所考虑的根本不同”，爱伦·坡“把效果置于情节、人物等因素之上”的“效果统一论”，使他把关注点从对作品的具体构思转移到对构思产生的后果上。为了渲染故事幽暗恐怖的氛围，爱伦·坡在《一桶白葡萄酒》中设计未知悬念。Fortunato怎样对“我”“百般迫害”？地窖是否真的有“Amontillado”这种美酒？作者是不是想用“Amontillado”象征什么恐怖意义？……正是这种对未知的好奇吸引着读者并于无形中更好地瓦解读者的心理防线。同时，爱伦·坡笔下的悬念很少给读者一个确切的答案，很多问题直到故事结束我们也无法得到解释，却使得作品具有更丰富的意蕴和阐释空间，更强张力下的惊人结局也显得合情合理。
“那些导致罪恶或疯狂的是一种邪恶的、非理性力量，它们是人类最基本的冲动，是人类思想中天生的能够思考、自省的力量，同时也具备天生的自我毁灭的力量。”{4}故事的结尾，不可靠的叙述者“我”以复仇者、杀人犯的身份在五十年后剖析自己展开报复的内心世界和全过程，“我”要炫耀自己的逻辑严谨、语言清晰、神智清醒，五十年都没有人找到失踪的Fortunato，五十年都没有人怀疑“我”是杀人凶手，“我”要炫耀自己“绝不留后患”的成功。“In pace requiescat！”（愿灵魂安息！）爱伦·坡利用哥特式恐怖的特殊力量表现罪恶后自我毁灭的古怪行为，推动了通俗的哥特小说向内在方面的发展。
（二）恐怖叙事手法的精深
文学创作中，“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叙事视角固然可以灵活地对故事细节进行叙述，但“选择第一人称叙述者，也就是故事的主人翁‘我’，可以与读者建立私人关系，从而使读者不可避免地偏向叙述者”{5}。因此，在“效果统一论”的主导下，第一人称的主观性叙事成为爱伦·坡哥特小说的显著特征。但第一人称叙述者并不是作者的传声筒，“他们通过坦白的自供，通过他们所叙述的故事以及叙述故事的态度来塑造他们自己”{6}。虽然“所知有限”，但叙述者却可以直接清楚地描述自己的变态心理活动和变化，充分向读者传达“我”的思想，缩短“我”与读者的心理距离，以极其主观的语言和方式引导读者，让读者融入“我”的世界中去。《一桶白葡萄酒》中大量的“我”内心独白式的直接呼喊，使读者不仅能更清楚地掌握Montresor的犯罪动机，窥见他每一个关键时刻所伴随的心理活动及变化，了解他杀人的变态扭曲心理，而且最大限度地模糊虚拟的恐怖场景与现实世界之间的界限，跟随叙述者“我”一步步走进阴暗的地窖深处，直到杀人现场，体验恐怖的极限。在感情上，以“我”为故事推动者，使小说营造出一种真实效果，读者读来感同身受，因此产生故事是真实的“错觉”；但在理智上，读者又会拒绝这种“真实感”，这种矛盾情绪之间形成的张力，增添了小说的诡异怪诞感。 爱伦·坡刻画人物极为细致，但他不着力于用华美的语言描绘人物的外貌特征、内心活动，甚至任何修饰语气、表情的词汇也没有，只是用直白的方式将事件和简短的人物对话呈现在读者面前，加强对“我”的内心世界，特别是扭曲的病态心理加以挖掘。在《一桶白葡萄酒》中，随着情节的发展和性格对比的深入，虚伪狡诈、阴险歹毒、工于心计、报复心强、心理扭曲的没落贵族Montresor，高傲自大、不可一世、嗜酒如命的Fortunato，两位主人公一明一暗的病态形象逐渐丰满起来，现实真切感增强，无疑又加强了故事高潮到来时的恐怖效果。
（三）追求剧烈的恐怖刺激的考究
在《写作的哲学》中，爱伦·坡坚信“All intense excitements are brief.”（所有强烈的刺激都是短暂的），而只有能够一口气（a single sitting）读完的作品，读者才能不受世俗事物的干扰，充分感受他所读的故事。为了达到这种效果，爱伦·坡精心构思，考究文笔，创作结构紧凑、寓意深刻的短篇小说。
爱伦·坡擅长使用节奏感强的短句，故事第一段就是一系列短句，“我尽力忍受Fortunato对我的百般伤害，但只要他敢侮辱我，我发誓我一定要报仇。我不只是说说而已，你知道我本性的。最终我一定会报仇，一定会的，不计后果。我不仅要报仇，还要干得不留痕迹，还要让对方知道杀他的人是谁。”短小凝练，言简意赅，富有动感，把Montresor的报仇心理刻画得清晰深刻，阅读中不免产生一种紧张刺激感。
美国著名小说家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倡导的“‘展示’（to show） 优于‘讲述’（to tell）”的原则，在爱伦·坡的小说中就表现为大篇幅的引用人物对话，直接呈现对话内容。首先，用语言展现性格，Montresor使用一系列形容词恭维自己的死敌Fortunato，“rich，respected，admired，beloved，happy”，虚伪阴险的人物形象展现，生动具体，动感鲜活；其次，不受叙事者主观操纵而直接交流的对话内容，有利于增强故事的客观真实性，使读者在阅读、理解、判断人物性格时拥有充分的主观能动性；最后可以大大地节省篇幅，最大限度地加快小说的节奏，以实现小说整体紧张恐怖效果的最佳状态。
为了追求篇幅短小，爱伦·坡节俭字词，删减甚至零化不必要的人物、故事背景信息而直入主题。在叙述时，直接以人称代词“我”开头，小说第一句话就是“我尽力忍受Fortunato对我的百般迫害，但只要他敢侮辱我，我发誓要报仇”，然而，“我”是谁？“Fortunato”是谁？他对“我”怎样的“百般迫害”？“我”要怎样报仇？……读者就在“陌生化”的语言环境中，在这些疑问的引领下，慢慢深入故事，逐渐进入了一种无意识的“读”的状态，直到故事结束又不得不感叹作者构思的精巧、语言的凝练以及氛围的强烈。
爱伦·坡设定“效果”的短篇小说必然无法详述一切，因而只能通过大量运用“象征”手法，赋予意象复杂多样的意义，以扩大信息容量。他的小说也因此被称为“象征主义戏剧”。《一桶白葡萄酒》的人物情节看似简单，实则运用了繁复的寓意深刻的象征意象。第一，题目的选择别有用意，“cask”和“barrel”本都指“酒桶”，但爱伦·坡刻意选择“cask”做题目，文中却全部用“barrel”。从词汇学看，“cask”与“casket”同根，“casket”有“棺材、骨灰盒”之意，一语双关，暗指Fortunato念想的美酒，最终将带他走上一条不归路，成为他死后容身的棺材，讽刺意味极浓；第二，故事中的酒的名字是爱伦·坡精心选择的。在往酒窖的路上，Fortunato喝了“De Grave”酒，用“De Grave”暗指“the grave（坟墓；死亡）”，身处与墓室相连的地窖深处，Fortunato未来的命运就是不幸的必死无疑；第三，爱伦·坡在主人公的服饰上有着意味深长的安排。Montresor“putting on a mask of black silk and drawing a roquelaire closely about my person”，带着黑绸面具，身披黑色斗篷，俨然阴森恐怖的死神形象，而Fortunato“the man wore motley，he had on a tight-fitting parti-striped dress and his head was surmounted by the conical cap and bells”，被打扮成戴铃铛帽的小丑，如此布置，结果也全可预料，死神Montresor设计圈套，引诱小丑般的Fortunato最终丧命墓窖深处；第四，Montresor家族的古老家徽及家训更是爱伦·坡匠心独具的象征选择。“A huge human foot d’or，in a field azure；the foot crushes a serpent rampant whose fangs are imbedded in the heel.”（蓝色的田野上，偌大一只人脚踩着一条毒蛇，而蛇的毒牙就咬着巨人的脚跟。）在Montresor看来，Fortunato像是那个巨人，欺凌、侮辱自己，而“我”就是那条毒蛇，秉承着家训“Nemo me impune lacessit.”（凡伤我者，必遭惩罚），用毒牙咬着Fortunato的脚跟，一定要置他于死地。仅仅两句话就传达出Montresor的恶毒、故事的结局等丰富的讯息；第五，关于“mason”的争论是故事冲突最高潮。“mason”既是泥瓦匠，又指“共济会”，Fortunato企图以高傲的姿态讽刺Montresor来显示自己身份的尊贵，却在不经意间再次惹恼本就想置自己于死地的Montresor。当Montresor拿出早已准备好的泥瓦刀时，酩酊大醉的Fortunato丝毫没有感受到危险将至，一步步把自己逼进了死亡的墓穴。这些深思熟虑的象征，更好地烘托了小说恐怖压抑的氛围，使读者体验到恐怖的精深。
三、爱伦·坡式的“审丑”
爱伦·坡打破19世纪中叶美国社会占主导地位的“希望”“美”的传统，重视丑的美学价值，专注“死亡美学”和“恐怖美学”。爱伦·坡“用细致而科学的、具有骇人效果的方式描写飘浮在神经质的人周围的、并将他引向恶的想象之物”{7}，他把偏僻荒远、阴冷潮湿、尸骨成堆的古堡地窖深处的“黑色的场景”，配以黑色的人物及其紧张得让人透不过气的心理活动，气氛更显诡异恐怖。爱伦·坡不仅仅写暴力和惊悚，他还用审丑的视角描写心灵的无意识或潜意识以及变态扭曲心理，以死亡面对恐惧，强化了读者的审美接受心理，唤起读者的怜悯和思考，从而达到一种阅读的快感。他也因此被称为西方颓废美学的鼻祖。在爱伦·坡的理论实践下，“以丑为美”对美国甚至世界文学做出巨大贡献。波德莱尔正是受到爱伦·坡“以丑为美”的美学思想影响，创作出颇有影响的表现西方精神病态和社会病态的诗歌集《恶之花》。
四、结语
爱伦·坡以第一人称的角度，通过设置死亡主题、悬念和崩溃结局，运用精练的叙事手法，追求短暂而强烈的恐怖刺激，成功塑造了恐怖阴森的哥特氛围，达到了统一而完整的效果，使读者在获得观感刺激后达到灵魂的升华。
{1} 肖明翰：《英美文学中的哥特传统》，《外国文学评论》2001年。
{2}{3} The Portable Edgar Allan Poe. J.Gerald Kennedy，New York，Penguin Books，2006，P543，P208-214。
{4} 常耀信：《美国文学简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5} Leech G.N. & Short M.H：《小说文体论：英语小说的语言学入门》，外研社2001年版。
{6} 转引自曹曼：《从“效果说”看爱伦·坡作品主题的艺术表现构架》，《外国文学研究》2005年第3期。
{7} 波德莱尔著、郭宏安译：《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