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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学是人的活动，“冲动”体现在文学活动的全过程。在文学中，冲动的排列秩序可发生在作品、接受者、批评家等三个层次。在文学批评活动视野中，“冲动”排列秩序属于“内在价值”范畴，并在内在价值、意义、功能、价值等诸范畴中处于批评的起步位置。终极依据是对文学批评价值判断和评价给予合理性支持和可凭依的观念形态。“冲动”与道德的关联性、文学批评价值体系的理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从不同层面为终极依据的必要性提供了支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友善”范畴可作为文学批评的基本参照点。首先，人性中具有“友善”的可能;其次，“友善”与文学书写的“冲动”多样性、复杂性具有双向兼容性;最后，“友善”是文学批评终极性依据的“大众方向”导向等。
【关键词】文学批评 “冲动” 价值秩序 友善 终极依据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7.10.004
“冲动”的概念。文学批评理论中的“冲动”概念来自英国文学理论家艾·阿·瑞恰慈（1893～1979）的《文学批评原理》。瑞恰慈既启迪又超越了英美新批评，是20世纪开宗立派的理论家。他立志建设文学批评原理，“直接把心理学方法引入了文学研究和批评，从而对由来已久的主观武断的批评传统形成了动摇其根基的挑战”。①《文学批评原理》提出一系列心理学概念与批评方法，“冲动”即为其重要概念之一。什么是冲动呢？他用的英文是impulse，一种突然、强烈且不经思考想要做某事的动力或欲望（a sudden strong and unreflective urge or desire to act）。该著第七章《心理学价值》多处谈及“冲动”：Always some impulse， or set of impulses， can be found which in one way or another interferes， or conflicts， with others. It may do so in two ways， directly or indirectly. Some impulses are in themselves psychogically incompatible， some are incompatible only indirectly， through producing contrary effects in the world outside. （总能发现一些冲动，或同类相应的冲动，它们以各种方式介入或抵触其他冲动，这可以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有些冲动从心理学来看本身就是互不相容的，还有一些只是间接地相互排斥，通过外部世界产生相反的作用。）②瑞恰慈认为，“人实际上都宁愿满足较多而非较少的相等的欲念”。欲念得到满足，就是这方面价值的实现。由于冲动（欲念）很多，某种欲念如果要实现，就有可能会妨碍或破坏其他欲念的实现，那么，如果以一个无关紧要的欲念的实现，妨碍或破坏了更重要的欲念的实现，这就是损失。所以，“任何个人的生活片断都离不开极其错综复杂而在有限程度上又是极其理想的冲动协调。”③冲动协调问题就这样被推了出来。他认为，人们的冲动协调能力有差异，由此有成功、不太成功乃至失败等各色人的区别。可见冲动应有所协调。所谓协调，就是按照某种原则将多种冲动予以排列，让其有秩序。所以，协调就是让各种冲动秩序化。瑞恰慈表述为：“凡是能满足一个欲念而同时又不挫伤某种相等或更重要的欲念的东西都是有价值的。换言之，可以举出不满足某个欲望的唯一理由是更重要的欲望将会由此而被挫败。”④这就是瑞恰慈关于冲动的多样性、秩序和组织的思想，可用如下关键词表述：多样性、普遍性、冲突性、秩序性、价值性。
文学批评中“冲动”的三层次区分。“冲动”及其排列秩序是人的动物禀赋、人性禀赋和人格性禀赋的体现。⑤文学是人的活动，“冲动”体现在文学活动全过程。文学活动论是我国新时期文艺学的重要理论收获。它的基本内涵是：文学活动是满足人的高层次需要的一种高级精神活动;人的需要作为人的活动的动力，决定着活动的本质。⑥文学活动具有哪些要素呢？“人的活动的要素共有两个：主体及其能动性，客体及其属性。所谓活动就是这两个要素之间所产生的复杂关系。具体到文学活动，其要素是四个：第一主体及其能动性（作家），第一客体及其属性（生活），第二主体及其能动性（欣赏者），第二客体及其属性（作品）。这四个要素，构成了两组关系，即第一主体及其能动性与第一客体所形成的关系（作家与生活的关系），第二主体及其能动性与第二客体所形成的关系（欣赏者与作品的关系）。”⑦这个文学活动的思想与美国学者M.H.艾布拉姆斯的“艺术批评的诸座标”即四要素的思想，从不同角度谈论不同问题，但显示出基本一致的思想，可谓殊途同归。现在，笔者在文学活动论视野中，从主体与客体发生关联思路出发，就文学批评的“冲动”问题，发现并整理为如下层次：第一，作为作家创作结晶的文学作品中诸因素的多种冲动的排列（作品）。第二，接受者多种冲动的排列（读者）。第三，批评家多种冲动的排列（批评家）。质言之，“冲动”排列的秩序问题可能发生在三个层次。那么，“冲动”在文学批评活动中处于怎样的位置？
文学批评活动视野中“冲动”的位置。按说，文学活动全过程都是批评的对象，本论文笔者将问题探究的范围定位在文学作品。即前述的“第一，作为作家创作结晶的文学作品中诸因素的多种冲动的排列（作品）”。诸因素指哪些呢？以叙事性文学为例，主要体现如下方面：首先，是人物性格的多种冲动，以及作家如何处理人物诸种冲动的序列关系。人物性格批评既往主要使用“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圆形人物和扁平人物之区分等术语。瑞恰慈率先从心理学角度介入作品，提出“冲动”排列秩序与人物形象塑造的关系问题。其次，是作品中人物关系设置和情节呈現的对于各种冲动的处理及体现的价值倾向。如上两大方面均与读者接受相关。读者是活生生的人，有七情六欲，自然也有诸种冲动及其排列问题，阅读中他们感悟和认可怎样的冲动秩序？怎样感悟和认可，其实是理解问题。质言之，是接受主体与作品客体发生关系的意义实现。那么，“冲动”在文学批评活动中处于怎样的位置？要搞清楚“冲动”在文学批评活动中的位置，就要搞清楚与“冲动”关联的一系列环节，这些环节是：“内在价值”、“意义”、“功能”、“价值”。 何为“内在价值”？⑧“内在价值”概念也来自瑞恰慈。笔者综合瑞恰慈多处表述将“内在价值”的涵义概括为：文学所以能够触及人类丰富复杂的精神世界，缘于它有艺术效应的内在机制，也可以说是读者感受体悟的内在合理性，笔者曾将之称为“艺术价值形成的内在机制”。“对文学的艺术作品进行研究的前审美认识，目的是发现那些使它成为一部艺术作品的特性和要素，……这种东西是有价值的。……我所做的文本分析，其实就是在探寻作为文学的艺术作品的‘艺术价值’，以及这样的艺术价值是怎样形成的，即分析出这些经典文学作品何以在那么漫长的时间里能够徐徐不断地挥发出艺术魅力的原因。”⑨如果内在形成机制是成功的，文学作品触及到的人类隐秘复杂的心灵世界，读者就能体悟和感觉到。读者体悟和感觉到的东西，理论可将之称为“意义”的发生。
何为“意义”？汉语中的“意”，是“意思”、“愿望/意图”、“料想/猜测”等。和“义”合为一个词，则是“内容/含义”、“意思/思想”等。比如唐朝韩愈的《昌黎集》之《十六·答侯继书》：“仆少好学问，自五经之外，百氏之书，未有闻而不求，得而不观者，然其所志，惟在其意义所归。”英语中作为名词的“meaning”，其含义为“what is meant by a word， text， concept， or action”（一个词语、文本、概念或行为所表示的意思）。参照该词的中英文含义，可以概括为，属于人主体性质的诸如意思、思想以及意味等。那么，在文学接受活动中，这些主观性的思想、对内容的体悟和概括、猜测、料想等如何获得？从“意义”和“内在价值”（“艺术价值构成机制”）两个概念的关联性来看，可以表述为，文学作品的“内在价值”有某种能力或特性引发“意义”的发生。原理在于，语词本身是无所谓意味的，只有在加以运用时才具有意义，也就是维特根斯坦所说的“意义即用法”。文学作品中的语词就是被组织到一个文本的复杂整体中了，“有水平的读者的反应可能具有相似性”。⑩而且瑞恰慈研究专家归纳出，在瑞恰慈看来，文学的经验与日常生活里最有价值的经验非常类似，即文学的价值与社会生活的价值有一致性。?“意义”是作品可以起到某种“功能”的主体方面的心理性因素，或者说“功能”的心理基础。
何为“功能”？“功能”对应的英文是function，意思是“作用”或者“其作用”、“行使职责”等。中文涵义相同，就是有什么用处，可以起到怎样的作用。具体到本论题，就是文学有什么用，某类某部文学作品可起到怎样的作用等。
何為“价值”？“价值”对应的英文是value，名词的意思是价值、意义、重要性等，动词的意思是评价、重视、看重、估价等。笔者论题中取其名词涵义，即意义、价值、重要性。从哲学角度看，价值是关系性概念。指客体以怎样的特质满足了需求它的主体，以及满足程度如何等。因此是主体和客体两者的关系性概念。价值一词的主要元素为：满足、需要、程度。同时，价值也是评价性概念。笔者在此特别提出，本文中“功能”与“价值”是区分的。两者确有相似，但是，“功能”属于以描述追究的“真”范畴;“价值”属于以评价判断的“善”范畴。从文学价值来说，文学的诸多功能可以满足人们不同方面的需求。不同方面需求的潜台词是文学价值多种多样并可兼容，即文学价值以价值体系方式表述更为合理。由此可推导出：只有立在社会的全局俯视角，以动态维度准确判断和评价某类、某阶段文学具有哪些价值，以静态维度准确判断和评价文学总体有哪些价值。从这个意义看，文学价值评价是社会性行为。
由上述陈述和介绍可知，以作品为主要批评对象的范围内，“冲动”属于文本范畴，确切地说属于“内在价值”，“内在价值”概念在“意义”“功能”“价值”等相关的逻辑链中为起点，和其他几者的关系是：“冲动”是“内在价值”的题中应有之义，阅读文本之内的“冲动”，可引起“意义”的发生。“意义”是作品发生“功能”的心理性因素。有了功能，就可在社会大视野中予以价值判断与评价。概而言之：由文本的“内在价值”产生“意义”，由“意义”生发了“功能”，有了“功能”，才能谈及有怎样的价值。同时，缘于文学作品静态存在，阅读主体动态地存在于各个时代社会环境不同国度，动态性主体存在对应静态性客体存在，意义于是变成了动态，价值也随之成为动态的。动态，不仅有历时维度的变化涵义，还有共时维度的多样多层涵义。历时和共时两个维度决定了价值不是单一的，而是复合型体系性存在的。?这是从文学作品价值可能性角度而言。
“冲动”何以存在价值秩序问题：以利维斯《伟大的传统》为例。“冲动”来自于人的内在世界，多种“冲动”如何处理即如何排序问题，瑞恰慈在《心理学价值理论》那一章已经从理论上阐述清楚了。现在笔者将“冲动”问题置于文学批评活动中再次提出。批评家既然面对文本，就要准确理解人物冲动的排列和处置等艺术现象，就要意识或者说预测到读者面对冲动如此排列和处置会发生怎样的意义，还要考虑到如此“意义”的发生可能产生怎样的“功能”。所以，如上所陈述的，冲动排列秩序可发生在三个层次：作品中诸因素的多种冲动的排列;接受者多种冲动的排列;批评家多种冲动的排列。为什么特别提出批评家？因为，读者不可计数不可规约。批评家既是读者，又是读者中的特殊者，他的活动是理性的，由理性会引申出关于文学批评更宏观和更重要的问题。后面会具体提出和展开阐述，此处暂不涉及。
笔者以较为典型的批评个案，展示和讨论批评家如何处理冲动的排列。英国批评家弗·雷·利维斯（F. R. Leavis，1895～1978），英国剑桥大学教授，他“始终立足剑桥，以《细察》为喉舌，以唐宁学院为中心，一步一个脚印地追求他的批评与文学理想”。?《伟大的传统》是以“伟大的传统”为原则选取作家作品的文学批评著作。特点为，其一，利维斯认为，文学批评所以非常重要，乃由于“经典”显然用得过滥，批评家应予以甄别，让读者看出作家作品的差别。其二，“甄别”的目的让“利维斯在喜好的作家中，采取苛刻的取舍标准”。?他选取和确定的英国小说的伟大传统由菲尔丁、理查逊和范妮·伯尼为铺垫，简·奥斯丁奠定了英国小说的伟大传统，从此乔治·艾略特、亨利·詹姆斯、约瑟夫·康拉德等形成一条发展之链。?由此，利维斯将诸多英国文学大家屏蔽在“伟大的传统”之外。第三，利维斯的“伟大的传统”不仅是文学的传统，主要是道德意义的传统。他选取的最重要的小说大家之特点是，“他们不仅为同行和读者改变了艺术的潜能，而且就其所能促发的人性意识——对于生活潜能的意识而言，也具有重大的意义”。?品评这些伟大作品中的人物时，利维斯说，这些人物以坦诚虔敬之心面对生活，有巨大的吐纳经验的能力和显著的道德力量。由于此著绝非严谨理论，就“伟大的传统”未有严格的理论界定。从起统领作用的第一章“伟大的传统”对两百年来英国小说的描述，可见利维斯理解重点放置在“人性意识”“生活潜能”“道德力量”等这些关键词上。作家之比较、取舍和评价均围绕这些关键词展开。概而言之，利维斯臧否作品的标准基本以道德为出发点。?缘此，此著屡受新批评及其他一些理论家诟病，但笔者以为，利维斯的批评实践，在人物分析方面确有明显的“冲动”组织视角，只是他尚未如此意识且缺乏较深入的“内在价值”分析而已。比如，利维斯在他认可的小说大家《乔治·艾略特》这一章分析和高度评价了乔治·艾略特的《费利克斯·霍尔特》，“乔治·艾略特正是在《费利克斯·霍尔特》里描写特兰萨姆夫人的这一部分中，进入了具有独创性的艺术大家之列”。这位太太有着女王般的仪态风度，但是她的生活却为一段隐衷所苦。她婚后与家庭律师有染并生有一子，不久发觉律师工于心计，失望中默默忍受痛苦，但是她从不在言语和行为中流露出屈辱感。她决定决不“与这人”争吵，“决不把自己对他的看法告诉他”，?这已成为了习惯。她把那份女人的自尊和敏感保护得完好无损。确实，特兰萨姆夫人有诸多“冲动”：后悔、恐惧、苦涩、痛苦、挫折感、无奈、自尊等，但其中有一种秩序，那就是人性的尊严。批评家的利维斯认为，这个人物的魅力恰在于人性尊严让诸种“冲动”有了秩序。这样此人物就产生了让读者同情并赞美的人格，并为之钦佩。这个人物的艺术效应，利维斯看得很准确，那就是人物悲剧性意味，读者并没有产生反讽的感受。如果放置在时代氛围来看，就更能看出其价值。此作为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作品，维多利亚时代（Vitorianera，一般定义为1837～1901）的社会风气以崇尚道德修养和谦虚礼貌而著称，这是一个科学、文化和工业都得到很大发展的繁荣昌盛的太平盛世。而特兰萨姆夫人“早年失足的处理竟然没有一点维多利亚时代道德家的气息”，?特兰萨姆夫人显示了“道德平庸”中造出的悲剧。因为特兰萨姆夫人处在维多利亚时代，所以，这个效果可回溯性地从两种可能分析。第一种可能，顺应当时社会崇尚道德修养和谦虚礼貌的风气，那么，人物则是时代风貌的顺向刻画，效果则是助力和彰显。第二种可能，逆着时代风貌的反向刻画，这就成了艾略特笔下的特兰萨姆夫人形象了。所以，利维斯说，这个人物竟然没有一点维多利亚时代道德家的气息，这一点非比寻常。人物多种冲动的排列，最大意义是刻画个性化人物形象，让人物性格有了深度。人物刻画如何恰是作品艺术魅力的重要方面。显然，利维斯认可并如此理解了乔治·艾略特就这个人物“冲动”的排列和艺术处置。 从这个批评个案展示可见，利维斯已经代表有水平的读者读懂并获得了特兰萨姆夫人的“冲动”及其秩序的“意义”。那么，笔者会继续追问：利维斯依据什么理念或者说价值观来看待和评价特兰萨姆夫人的“冲动”及其秩序？这已经涉及到终极依据问题，暂且放下，后面将会展开这个追问。笔者此处想说，该个案再次印证了“冲动”涉及作家、作品、人物、读者和批评家。现在笔者所强调的是，批评家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由此，借助文学批评处理诸种“冲动”价值秩序的维度，全方位地提出了文学的终极依据问题。
什么叫作终极依据？如前所述，文学批评需要也应起步于“内在价值”的分析与评价，这可看作是确认文学作品资格的基本审查阶段。“内在机制”和可能发生的意义是一体两面，所以，“内在价值”分析已经涉及了意义。无论作家潜意识还是显意识关于“意义”的提前预想，抑或读者与作品相遇发生的“意义”，还是批评家的理性对作品意义的理解，都是特定社会精神生活的存在。将这些予以概括后可提出这样的问题：批评家对作品意义的确认、对读者可能获得意义的判断，凭借和参照的是什么呢？所以此问题主要从批评家角度提出，缘于“以批评家自居就等于以价值鉴定者自居。……因为文学是对生存的一种评价”。?而且在瑞恰慈看来，批评原理主要包括两方面：一种有根有据的价值理论是批评的必要条件;理解文学艺术中发生的一切乃是价值理论所需要的。质言之，无论批评家是否自觉意识到，他们实际上确实需要一个可做参照的坐标系。如果将该坐标系定为最高等级，那么就是终极依据。终极依据既然要起到凭借和参照系作用，那么必定是高度凝练的观念形态。概而言之：终极依据就是对文学批评价值判断和评价给予合理性支持和可凭依的观念形态。这种观念形态可靠、科学，而且实用。那么，从哪些方面可进一步认识终极依据的必要性？
从“道德的基础”是“诗人奠定的”看终极依据的必要性。虽说瑞恰慈的文学批评原理是从心理学角度介入，存在诸多问题，受到诸多理论质疑，但是，他将批评和价值相联系，却极有见地。其深刻和独到也来自于此。他认为，人类对于客观可见的物理世界诸多事物的经验都可比较并可交流，但人们心理世界的经验却难以被他人看见，自然也无法形成交流。但文学创作则可发现、描写隐秘的经验来为人们交流提供空间和可能。又由于文学专长发现人们隐秘细腻复杂的心理经验，所以他采用“冲动”概念，这就是他的心理交流理论。在第八章《艺术与道德》中，他进而提出，道德家只是就最抽象有限的若干道德概念来讨论，诸如善良等。“我们如果始终根据善与恶这类大的抽象概念去思维，那就永远无法理解什么是价值和哪些经验是最有价值的。”面对文学处理的细腻复杂微妙的经验，只有艺术家乃是“细枝末节”方面的专家，“道德家对艺术的这种忽略几乎意味着他们没有资格谈论道德。正如雪莱所强调的，道德的基础不是由说教者而是由诗人奠定的”。但是，文学依然需要道德，这也是瑞恰慈始终清醒意识到并予以强调的，他从道德与冲动的关系入手，“道德规范这个问题，于是就变成了冲动组织的问题”。或者说，因为冲动需要秩序，自然需要一个系统性的道德支持。由此，他进一步的思想是，无论是道德，还是价值，都是有系统的，“无庸置疑，没有系统，价值便消失了，因为处于一团混乱的状态时，重要的和微末的冲动都同样遭到挫伤”。所以，从“冲动”与道德的关联性，即从“道德的基础”是“诗人奠定的”可看清终极依据的必要性。
从文学批评价值体系的理论建设看终极依据的必要性。文学有多方面功能，自然价值也就多样。建设科学合理实用的文艺批评价值体系的任务自然提了出来。何为价值体系？价值已然明了，现在说体系。综合汉语和英语相关语词可知体系性质与特点：“体系”为一整套同时运作的事物，是结构性的具有内部联系的组成部分的复合整体，在自身调整以及与外在环境互动中保持生命活力。文艺评论价值体系，是就文艺评论活动中凭借的关于文艺以其怎样的特质对人有怎样的用处、用处大小等价值观念和评价的复合性整体，是合乎客观规律基础的主观性人为之建构。“价值体系”具有如下本质性要求：其一，“体系”排除单一价值独尊，确认多种价值同时运作并构成其内部联系的复合性整体的合理性。其二，体系只有同外界保持联系与互动方具活跃的生命力。其三，人是全部社会关系的总和。价值需求主体总是具体社会历史语境的人，与价值体系既有关联又从属于外在环境。其四，价值客体的文学作品作为语词凝固体，是“历史流传物”。综合这些特质，可以推导出，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理应有个更大于它的体系，那个价值体系是社会性的，可以表征活跃的社会生活，因此，也就具有了外界的特质。文艺评论价值体系只有与其保持联系和互动，才能有生命力。仅从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理论建设的学理来看，就需要找到属于外在于文学的具有社会动态性质的那个更大的价值体系，那个价值体系就是笔者所谓的终极依据。
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看终极依据的必要性。综合“道德的基础”是“诗人奠定的”，以及文学批评价值体系建设这两个终极依据必要性的理由，可以做如下理解：我们要建设的文艺评论价值体系，需要一个可依托并与之互动以激活生命力的那个属于外在环境性质的体系。瑞恰慈已经触及到了“最佳组织”，他推崇和赞同社会道德体系对文学批评中处理冲动组织系统的决定性质，但他没有系统论思想方法，而且不是目前中国语境的理论家。回到我们自己的语境与问题，可提出如此理论假设：在我国当下语境中，文艺评论价值体系与主导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是彼此蕴含与包容的互动关系，此理论假设，可以得到哪些支持呢？
必须说明的是，笔者不是伦理学和政治学领域学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问题不属于笔者学科的研究领域，本论文也无意系统探究该领域的任何问题，只是通过学习有些基本观点和确认，以作为本论题的理论资源和探究理路。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国家意识形态的体现，共计十二个范畴。按照该领域研究专家的看法，乃为国家之善、社会之善和个人之善三组，每组四个范畴。笔者理解为，十二个范畴是中国文化传统积淀到如今，并根据当下我国人民利益诉求以及未来发展需要概括而成，是文化传统而非传统文化的积淀。希尔斯在《论传统》一书中认为，就广义而言，传统是指从过去传延到今天的事物。就外延而言，凡是被人类赋予价值和意义的事物，传延三代以上的都是传统;就主要用法而言，传统多指文化传统，即世代相传的思想、信仰、艺术、制度。传统的功能是保持文化的连续性，为社会带来秩序和意义。传统的功能的实现以敬畏传统为条件。希尔斯还指出，传统是人类智慧在历史长河中的积淀，是世代相传的行为方式，是对社会行为有规范作用和道德感召力的文化力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十二个范畴，每个都融汇了文化传统的智慧、精华和经过历史验证的积极經验。尽管有些并非我国文化传统现成的范畴，含有西方范畴的元素，但因凝聚为一个整体而具有了整体性的中国性质与特色。十二个范畴遍布于制度、思想、信仰等。关于信仰，学界目前的共识为：信仰对象既可为宗教，更可为诸如品质、操守、道德等在内的优秀文化传统，因为文化传统已经过历史检验确认其优秀，漫长的历史经验铸就了其不容置疑的可靠性。十二个核心价值观还有一个突出特质，就是相互之间有互相关联的内在逻辑性和层次性。人本来就是全部社会关系的总和，内在逻辑性和层次性保证了价值观的全面性，所以，是最可靠的具有中国本土特点的价值坐标。那么，具体到文学批评，如果将其作为终极依据，从哪里入手并具操作性呢？笔者以既有思考凝聚的理论设想为“友善”范畴。
现在落实到“友善”价值观与文学批评关系问题，侧重探究“友善”在文学批评中作为判断与评价依据的合理性。
“友善”的涵义是什么？“友”的文字源流为“会意字，甲骨文和金文中的友像两只方向相同的手。友的本义指志趣相同的人，即朋友，引申指相好、亲近。友也表示结交为友的意思，用作动词”。“善”的文字源流也为会意字。“善在古文字中是会意字。在金文中，这个字由表吉祥的羊和言（两个言合成的字，此字字典没有查到，特说明。）组成，合起来表示吉利话、吉祥的言辞。善的基本义是美好，特指人的言行、品德符合道德规范。善又作动词用，表示使事物向好的方面发展，把事情做好，由此引申为善于、擅长，又引申为容易出现的或经常发生的。善也用作意动，表示认为好之义，由此引申表示同意，为应对之词。善还指双方关系融洽，作形容词。善也作副词用，指尽心尽力地。”以上叙述分别考察了“友”“善”两个词，显现出的绝大多数词义都具有现代合成词“友善”的词素，由此，“友善”可囊括诸多涵义：与人友好、融洽地相处、亲近、协力、团结、符合道德规范、努力将事情引向好的方面等。
“友善”价值观与文学批评的关系如何？或者更具体地问：“友善”是否可为文学批评的基本参照点？
人性中具有“友善”的可能。文学是关于人的书写，更确切说是关于人性的有艺术感染力的书写。既然如此，前述的“冲动”即可置于人性所有欲求之内并被覆盖。那么，如果将“友善”作为批评的基本参照点，就要说清楚人性中有没有“友善”的基因，或者换个词，是否有“向善”的可能性，如果人性中有这种可能，“友善”作终极性基本参照点就是可行的。
康德对此问题有过一个经典表述：“论人的本性中的向善的原初禀赋”。所谓原初禀赋，意味着人都有这些禀赋，“向善”的禀赋是“友善”的前提。由此逻辑，以“友善”来做参照就是合理性的。康德提出，人有动物性、人性、人格性三种原初性禀赋。原初指人作为存在物所必然具有的，而且三种原初禀赋均具有且合成为人之本性。具体说，即第一，动物性禀赋：来自人作为一种有生命的存在物，这种禀赋不以理性为根源，而且可能顺着动物性欲求出现诸种恶习。第二，人性的禀赋：出自人基于比较的自爱（为此就要求有理性）的总名目下。这种禀赋虽然是实践的，但却以隶属于其他动机的理性为根源。因此也可能产生诸如妒贤忌能、幸灾乐祸等不正当欲求和恶习。上述两种禀赋，都有可能产生与善相反方向的欲求和恶习，但绝非必然。第三，“人格性的禀赋是一种易于接受对道德法则的敬重，把道德法则当作任性的自身充分的动机的素质。这种易于接受对我们心中的道德法则的纯粹敬重的素质，也就是道德情感。这种情感自身还没有构成自然禀赋的一个目的，而是仅仅当它是任性的动机时，才构成自然禀赋的一个目的。由于这种道德情感，只有在自由的任性把它纳入自己的准则时才是可能的，所以，这样任性的性质就是善的特性：善的特性一般与自由任性的任何特性一样，都是某种只能获得的东西。但尽管如此，要使它可能，就必须有一种禀赋存在于我们的本性中，在这种禀赋之上，绝对不能嫁接任何恶的东西。……它就是人格性本身（完全在智性的[intelligibel]意义上看，它就是人性的理念）。但是，我们把这种敬重，作为动机纳入自己的准则，其主观根据显得就是人格性的一种附加物，因而理应被称做一种为了人格性的禀赋。”这第三种禀赋自身就是实践的，但却无条件地以立法的理性为根源。关于第三种禀赋中的“任性”概念，笔者以为，就是将外在的道德法则内化为自己的情感。或者说，这是一种可以将外在道德法则内化为自己内心道德情感的禀赋。人虽说具有动物禀赋、人性禀赋，但由于同时也有人格性禀赋中的内化能力，由此，人性中具有“向善”的可能。这就是康德表述的，人身上所有这些禀赋，都不仅仅是（消极地）是苦的，也就是与道德法则没有冲突，而且都是向善的禀赋。即它们都促使人遵从道德法则，它们都是原初的。笔者认可康德的这个观念，认为如果人格性禀赋发生了作用，那么，它就抑制了人的动物性禀赋和人性禀赋可能“嫁接”出的各种各样恶习，既保留人之为人的本性，又充分发挥人格性中“向善”的禀赋。可见，“友善”于人来说是可能的，此为“友善”将纳入文学批评参照基点的根本依据。
“友善”与文学书写的“冲动”多样性、复杂性具有双向兼容性。所谓双向兼容，第一是指给予空间，第二是指给予限定。先说第一种兼容，即给予空间。康德讨论人的本性中的“向善”的原初禀赋，既给予人“向善”的可能性，同时，也给予人性各种丰富复杂的表现以空间。动物性禀赋可产生生存、繁衍的欲求，产生与其他人共同生活的社会本能，人性禀赋能产生出自爱，在意他人对自己的评价和看法，能产生争强好胜的性格等，这两种禀赋更可产生诸般恶习。所以，作为复合体的人的本性中的三种禀赋，与文学书写的“冲动”多样性、复杂性具有兼容性。因为，文学书写特别是叙事性文学对人物的刻画、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设置，不仅有人格性禀赋为主的性格展示，也会有动物性、人性禀赋“嫁接”出的恶习及其性格展示，所以，人性原初的“向善”禀赋的思想，以及以“友善”为基本参照点，是本论题所谓双向兼容的第一种。可表述为，作为终极依据并不限制而是给予文学书写以开阔空间。
再说第二种兼容，即给予限定。作为文学批评终极性依据的“友善”，处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之内，具有“社会价值导向性”特质，这与人类的伦理底线具有本质区别。所谓伦理底线，指全世界的伦理学家、宗教学家力求探寻超越党派、种族、国度、宗教和意识形态的人类可共同认可并遵从的共同约定，最具体体现在世界宗教会议于1993年在美国芝加哥举行的会议上通过的《全球伦理宣言》中。该《宣言》的“基本要求：每个人必须被当作人来对待”，宣言认为，这个基本要求就是“数千年以来，人类许多宗教和伦理传统都具有并维系着这样一条原则，黄金原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或者换成肯定的说法，即你希望人怎样对待你，你也要怎样待人！这应当成为所有的生活领域中不可取消和无条件遵循的规则，不论是对家庭、社团、种族、国家和宗教，都是如此”。这项原则衍生出四项宽泛而古老的人类行为准则，也就是“四种不可取消的律令”，那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偷窃！……不可说谎！……不要奸淫！”这就是人类伦理底线，即对人之為人的最起码的限定。所谓限定，是指此底线之下的则不为人，将受到法律的制裁。底线与导向是朝向相反的两个方向。质言之，“友善”的价值导向性与这四个不可的限定性由此形成了两个方向，两者互补。伦理学家从公民道德建设角度，对于导向与底线两者区别与互补的关系有个非常好的表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目标和价值欲求，但人必须先满足一种道德底线，然后才能去追求自己的生活理想。严守道德底线需要得到人生理想的支持，而去实现任何人生理想也要受到道德底线的限制。所以说，强调道德底线与基本义务，提倡人生理想与超越精神又是紧密联系、完全可以互补的。”“友善”的导向性而非限定性，从而可作为文学批评基本参照。 “友善”为文学批评终极性依据的“大众方向”导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国家层面具有主流意识形态性质的导向。前面业已论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终极性依据的合理性。现在进而具体到论证“友善”作为文学批评终极性依据的合理性。人性中具有“友善”的可能，以及“友善”与文学书写的“冲动”多样性、复杂性具有双向兼容性，已经得到论证，现在继而从“大众方向”导向性论证其合理性。“价值导向”，“这是一个由中国人针对中国问题创造出来的地地道道的‘中国话语’”。“价值导向”这个概念有一个逐步形成的中国语境和过程。所谓导向，就是在“个体觉醒和个人的权利意识增长之后，如何遏制相对主义的蔓延，以免造成个体与社会之间的鸿沟的扩大……‘价值导向’的概念就是一个旨在实践中解决实际问题的概念，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操作性”。那么，恰恰因为“价值导向”是地道的中国话语，所以，早在1991年冯契先生在“改革开放与社会价值导向”讨论会的讲座中就提出：“应以价值论的角度来考虑，这是一个理论问题，不仅善，而且美、真、功、利都有一个价值导向的问题。从这个角度看，价值导向就是要坚持价值观的大众方向。”
何以坚持价值观的“大众方向”以及如何实施？冯契先生的思路是，只有把握住“大众方向”，才能有效实施价值导向。直白地说，即为了有效实施价值导向，只有坚持“大众方向”。什么是“大众方向”？就是把功利和道义、功利的价值和精神的价值统一起来，目的是为了实现理想。总归一句话，就是价值观上要有宽容精神，不强求一律。因为，价值是多方面的，多层次的，每个人品德的培养要经历过程，不能一下子达到理想，因人而异。宽容还体现在大众在理解基础上的自觉自愿。近期朱贻庭教授在理解冯契先生此演讲的文章中更具体地说：“这就把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理想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非常具体地结合在一起，使得理想不再是遥远的东西，而成了活生生地引领现实的价值导向。”
“友善”处于核心价值观的最末一位，并非它档次低，而是它与人的本性最近。把文学作为感性存在物来看，“美是道德的象征;并且也只有回顾这一层（这对每个人是自然的，也要求这每个人作为义务），美使人愉快并提出人人同意的要求，在这场合人的心情同时自觉到一定程度的醇化和昂扬，超越着单纯对于感官印象的愉快感受，别的价值也按照着它的判断力的一类似的规准被评价着”。“友善”就是康德所说的“别的价值”中最贴近人本性的价值，也是与道德象征的美最底线性吻合的范畴。以“友善”为文学批评基本参照，就是将文学接受定位在读者作为人均具有“向善”的本性，文学书写“友善”可能折射的诸多“冲动”，即有了组织秩序，是人民大众可广泛接受的，也具有导向功能。文学与人们站立的地气相接壤，这可表述为文学批评导向的大众化。可证明文学批评导向的大众化的一个旁证是伦理学领域的“底线伦理是建设公民道德的可行之路”的思想。该思想认为，全面道德建设应立在底线伦理上，而不是要求人们成为圣贤或者职业模范。笔者以为，这即是全民道德建设的“大众方向”，学者就此观念的表述都是极为大众化的：“总之，只要你是一个社会的成员，你就必须履行某些义务。不管你是什么信仰，追求什么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也不管你多有权、多有钱或多有名，有一些基本的东西你是不能丢的。……某种做人的底线你是不能退的。”
“友善”价值观作为文学批评基本参照的实用性与理论空间
“友善”作为文学批评终极性基本参照的实用性：以《北京折叠》为中心。郝景芳的《北京折叠》2016年获国际雨果奖，已然被确认为科幻小说。笔者通过查阅学习既有科幻文学理论著作和深入研究，认为在科幻小说范围内，此作属于“空间旅行”和“时间旅行”合成的“奇异旅行”支脉。它顺叙地讲述了一个故事，以科学幻想思维形成了三个空间可折叠的“框架式”模式，以老刀在三个空间依次穿行、返回的新奇旅行，造成折叠式空间这种他异样态引发的陌生感。在现实生活中，我国语境的读者熟悉社会已经分为阶层，各阶层的生活方式有极大的反差。这样，陌生感的他异样态与读者熟悉的同质样态的感知之间就形成了在場和互动的机制，读者得以在一个潜在革命性的新视角中来理解我们自己的生命状态，有了艺术感受和感悟。笔者以批评家的视角代读者表述阅读心理，可以表述为：发现，发现现实生活原来有如此不堪的一面;同情，同情老刀生活于困窘的第三空间;欣慰，为第一空间依然有善良的人而欣慰;警觉，为人类未来可能会面对如此情境而警觉。意义之发生就在于可在这多种冲动中理出一个秩序。如果说认可了警觉为最重要的“冲动”并起到组织和统领作用，那么，意义发生就可以概括出来了：警觉，是发现了生活如此真实状况并同情老刀，为老刀暂时得以解脱而欣慰，为了避免老刀这样阶层的如此状况未来成真，警觉发生了。这些属于心理范畴的动词，都可以“友善”为基本参照。发现来自关注;关注的对象是他人处境和社会;关注而产生了对他人的同情，因为有同情，而为他人暂时安全感到欣慰。可见发现、关注、同情、欣慰均为将自己和他人联系起来的立足点，如同我国传统文化表述的“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的德行，均来自与人类本性中对外在于自己的正常社会生活和道德规范的敬畏而产生的“向善”的禀赋。甚至有对社会对人类未来的责任心。“警觉”及其表现是读者接受并立足于“友善”而逐步向更上级价值观范畴的空间开拓。
“友善”的范畴关联度与理论空间。上面《北京折叠》的批评实践，显示了诸种“冲动”以“友善”为基本依据的实用性，也显示了与“友善”相关联的范畴。笔者以为，因为“冲动”概念本来就是瑞恰慈从心理学借用到文学批评原理来的，而且如上将“冲动”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其与文学最贴近的“友善”范畴相联系。由此，我们就有理由继续借助心理学资源，以“友善”为中心，建立起具有关联度性质的谱系。笔者的基本理论设想是，仅仅一个“友善”，固然可为终极性依据的底线，但就此一个范畴毕竟有限，这个范畴又确实可能与诸多心理学、伦理学术语形成交织。因为交织而产生若干与“友善”相关联又有所区别的范畴，范畴丰富起来，在文学批评中操作性就会更强。将若干与“友善”相关联的范畴排列，或者形成以“友善”为中心的环形范畴圈，这就是笔者所谓的谱系。显然，谱系的建设需要参考和借鉴心理学、伦理学、美学、文学批评理论、修辞学等学科的既有术语、概念及其元素，是一件细致繁琐的工作，但如果构建起如此谱系，也就形成一个开拓性理论空间。目前仅为理论设想，即便可行也将是复杂细致的工作。笔者仅以近期读到的医学和心理学相结合而发现的“意念对健康的影响，大到不可思议”的规律为例。重要的是这个发现列出了一个融心理学和医学结合的谱系表，此发现来自美国的戴维·霍金斯博士，他通过百万次试验测定得出这个结论。他提出，没有爱会生病，凡是生病的人一般都用负面的意念，他们喜欢抱怨、指责、仇恨别人，不断指责别人的过程当中就削减了自己很大的能量。这些意念的振动频率低于200，这些人容易得很多不同的疾病。反之，慈悲、爱心、宽容、柔和等心理则使人健康。他列出了一个正面意念的图标，即正能量层级，从低到高的层次为：勇气/淡定/主动/宽容/明智/爱/喜悦/平和/开悟。在他的展示中，笔者发现，所有这些层级均与人类“友善”范畴相关。比如，“主动”层级的表述是：“全然敞开、成长迅速，真诚友善、易于成功。”“爱”层级的表述是：“聚焦生活的美好、真正的幸福。”“喜悦”层级的表述是：“慈悲、巨大耐性、持久的乐观”等。这就从医学与心理学结合的案例，看出作为价值观的“友善”范畴与文学批评理论结合而生成新的理论空间的可能性与合理性。 （本文系2015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的理论建设与实践研究”中期成果，项目编号：15JZD039）
注释
杨自伍：《译者前言》，参见[英]艾·阿·瑞恰慈：《文学批评原理》，杨自伍译，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1页。
[英]艾·阿·瑞恰慈：《文学批评原理》，杨自伍译，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39、44、40页。
[德]康德：《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
童庆炳：《文学活动的审美维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54、62页。
[英]艾·阿·瑞恰慈：《文学批评原理》，第38页。
刘俐俐：《导读：聚焦于文本的愉悦”》，《外国经典短篇小说文本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页。
[英]艾·阿·瑞恰慈：《文学批评原理》，第5页。
黄一：《敢于面对“文学与现实”的严峻命题》，《社会科学报》，2017年2月16日，第5版。
刘俐俐：《建设科学实用的文艺评论价值体系》，《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2月6日，第5版。
陆建德：《弗·雷·利维斯和〈伟大的传统〉》，《伟大的传统》中译本“序”，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5页。
[美]雷纳·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五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第402页。
陆建德：《弗·雷·利维斯和〈伟大的传统〉》，第15页。
[英]弗·雷·利维斯：《伟大的传统》，袁伟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3～4页。
陆建德：《弗·雷·利维斯和〈伟大的传统〉》，第16页。
[英]弗·雷·利维斯：《伟大的传统》，第101、97页。
[英]艾·阿·瑞恰慈：《文学批评原理》，第51、52、50页。
[美]希尔斯：《论传统》，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2～19页。
《新华大字典》（最新修订版），北京：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2014年，第1043、764页。
[德]康德：《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李秋零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20～23页。
[德]孔汉思：《世界伦理手册》，邓建华、廖恒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
何怀宏：《底线伦理是建设公民道德的可行之路》，《光明日报》，2007年9月13日。
赵修义：《“价值导向”：地道的中国话语》，《探索与争鸣》，2016年9期。
冯契：《坚持价值导向的“大众方向”》，《探索与争鸣》，2015年11期。
朱贻庭：《社会价值重建要坚持价值导向的大众方向》，《探索与争鸣》，2016年9期。
[德]康德：《判断力批判》上卷，宗白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201页。
何怀宏：《底线伦理是建设公民道德的可行之路》，《光明日报》，2007年9月13日。
责 编∕樊保玲
“冲动”及其价值秩序问题
“冲动”的概念。文学批评理论中的“冲动”概念来自英国文学理论家艾·阿·瑞恰慈（1893～1979）的《文学批评原理》。瑞恰慈既启迪又超越了英美新批评，是20世纪开宗立派的理论家。他立志建设文学批评原理，“直接把心理学方法引入了文学研究和批评，从而对由来已久的主观武断的批评传统形成了动摇其根基的挑战”。①《文学批评原理》提出一系列心理学概念与批评方法，“冲动”即为其重要概念之一。什么是冲动呢？他用的英文是impulse，一种突然、强烈且不经思考想要做某事的动力或欲望（a sudden strong and unreflective urge or desire to act）。该著第七章《心理学价值》多处谈及“冲动”：Always some impulse， or set of impulses， can be found which in one way or another interferes， or conflicts， with others. It may do so in two ways， directly or indirectly. Some impulses are in themselves psychogically incompatible， some are incompatible only indirectly， through producing contrary effects in the world outside. （總能发现一些冲动，或同类相应的冲动，它们以各种方式介入或抵触其他冲动，这可以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有些冲动从心理学来看本身就是互不相容的，还有一些只是间接地相互排斥，通过外部世界产生相反的作用。）②瑞恰慈认为，“人实际上都宁愿满足较多而非较少的相等的欲念”。欲念得到满足，就是这方面价值的实现。由于冲动（欲念）很多，某种欲念如果要实现，就有可能会妨碍或破坏其他欲念的实现，那么，如果以一个无关紧要的欲念的实现，妨碍或破坏了更重要的欲念的实现，这就是损失。所以，“任何个人的生活片断都离不开极其错综复杂而在有限程度上又是极其理想的冲动协调。”③冲动协调问题就这样被推了出来。他认为，人们的冲动协调能力有差异，由此有成功、不太成功乃至失败等各色人的区别。可见冲动应有所协调。所谓协调，就是按照某种原则将多种冲动予以排列，让其有秩序。所以，协调就是让各种冲动秩序化。瑞恰慈表述为：“凡是能满足一个欲念而同时又不挫伤某种相等或更重要的欲念的东西都是有价值的。换言之，可以举出不满足某个欲望的唯一理由是更重要的欲望将会由此而被挫败。”④这就是瑞恰慈关于冲动的多样性、秩序和组织的思想，可用如下关键词表述：多样性、普遍性、冲突性、秩序性、价值性。 文学批评中“冲动”的三层次区分。“冲动”及其排列秩序是人的动物禀赋、人性禀赋和人格性禀赋的体现。⑤文学是人的活动，“冲动”体现在文学活动全过程。文学活动论是我国新时期文艺学的重要理论收获。它的基本内涵是：文学活动是满足人的高层次需要的一种高级精神活动;人的需要作为人的活动的动力，决定着活动的本质。⑥文学活动具有哪些要素呢？“人的活动的要素共有两个：主体及其能动性，客体及其属性。所谓活动就是这两个要素之间所产生的复杂关系。具体到文学活动，其要素是四个：第一主体及其能动性（作家），第一客体及其属性（生活），第二主体及其能动性（欣赏者），第二客体及其属性（作品）。这四个要素，构成了两组关系，即第一主体及其能动性与第一客体所形成的关系（作家与生活的关系），第二主体及其能动性与第二客体所形成的关系（欣赏者与作品的关系）。”⑦这个文学活动的思想与美国学者M.H.艾布拉姆斯的“艺术批评的诸座标”即四要素的思想，从不同角度谈论不同问题，但显示出基本一致的思想，可谓殊途同归。现在，笔者在文学活动论视野中，从主体与客体发生关联思路出发，就文学批评的“冲动”问题，发现并整理为如下层次：第一，作为作家创作结晶的文学作品中诸因素的多种冲动的排列（作品）。第二，接受者多种冲动的排列（读者）。第三，批评家多种冲动的排列（批评家）。质言之，“冲动”排列的秩序问题可能发生在三个层次。那么，“冲动”在文学批评活动中处于怎样的位置？
文学批评活动视野中“冲动”的位置。按说，文学活动全过程都是批评的对象，本论文笔者将问题探究的范围定位在文学作品。即前述的“第一，作为作家创作结晶的文学作品中诸因素的多种冲动的排列（作品）”。诸因素指哪些呢？以叙事性文学为例，主要体现如下方面：首先，是人物性格的多种冲动，以及作家如何处理人物诸种冲动的序列关系。人物性格批评既往主要使用“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圆形人物和扁平人物之区分等术语。瑞恰慈率先从心理学角度介入作品，提出“冲动”排列秩序与人物形象塑造的关系问题。其次，是作品中人物关系设置和情节呈现的对于各种冲动的处理及体现的價值倾向。如上两大方面均与读者接受相关。读者是活生生的人，有七情六欲，自然也有诸种冲动及其排列问题，阅读中他们感悟和认可怎样的冲动秩序？怎样感悟和认可，其实是理解问题。质言之，是接受主体与作品客体发生关系的意义实现。那么，“冲动”在文学批评活动中处于怎样的位置？要搞清楚“冲动”在文学批评活动中的位置，就要搞清楚与“冲动”关联的一系列环节，这些环节是：“内在价值”、“意义”、“功能”、“价值”。
何为“内在价值”？⑧“内在价值”概念也来自瑞恰慈。笔者综合瑞恰慈多处表述将“内在价值”的涵义概括为：文学所以能够触及人类丰富复杂的精神世界，缘于它有艺术效应的内在机制，也可以说是读者感受体悟的内在合理性，笔者曾将之称为“艺术价值形成的内在机制”。“对文学的艺术作品进行研究的前审美认识，目的是发现那些使它成为一部艺术作品的特性和要素，……这种东西是有价值的。……我所做的文本分析，其实就是在探寻作为文学的艺术作品的‘艺术价值’，以及这样的艺术价值是怎样形成的，即分析出这些经典文学作品何以在那么漫长的时间里能够徐徐不断地挥发出艺术魅力的原因。”⑨如果内在形成机制是成功的，文学作品触及到的人类隐秘复杂的心灵世界，读者就能体悟和感觉到。读者体悟和感觉到的东西，理论可将之称为“意义”的发生。
何为“意义”？汉语中的“意”，是“意思”、“愿望/意图”、“料想/猜测”等。和“义”合为一个词，则是“内容/含义”、“意思/思想”等。比如唐朝韩愈的《昌黎集》之《十六·答侯继书》：“仆少好学问，自五经之外，百氏之书，未有闻而不求，得而不观者，然其所志，惟在其意义所归。”英语中作为名词的“meaning”，其含义为“what is meant by a word， text， concept， or action”（一个词语、文本、概念或行为所表示的意思）。参照该词的中英文含义，可以概括为，属于人主体性质的诸如意思、思想以及意味等。那么，在文学接受活动中，这些主观性的思想、对内容的体悟和概括、猜测、料想等如何获得？从“意义”和“内在价值”（“艺术价值构成机制”）两个概念的关联性来看，可以表述为，文学作品的“内在价值”有某种能力或特性引发“意义”的发生。原理在于，语词本身是无所谓意味的，只有在加以运用时才具有意义，也就是维特根斯坦所说的“意义即用法”。文学作品中的语词就是被组织到一个文本的复杂整体中了，“有水平的读者的反应可能具有相似性”。⑩而且瑞恰慈研究专家归纳出，在瑞恰慈看来，文学的经验与日常生活里最有价值的经验非常类似，即文学的价值与社会生活的价值有一致性。?“意义”是作品可以起到某种“功能”的主体方面的心理性因素，或者说“功能”的心理基础。
何为“功能”？“功能”对应的英文是function，意思是“作用”或者“其作用”、“行使职责”等。中文涵义相同，就是有什么用处，可以起到怎样的作用。具体到本论题，就是文学有什么用，某类某部文学作品可起到怎样的作用等。
何为“价值”？“价值”对应的英文是value，名词的意思是价值、意义、重要性等，动词的意思是评价、重视、看重、估价等。笔者论题中取其名词涵义，即意义、价值、重要性。从哲学角度看，价值是关系性概念。指客体以怎样的特质满足了需求它的主体，以及满足程度如何等。因此是主体和客体两者的关系性概念。价值一词的主要元素为：满足、需要、程度。同时，价值也是评价性概念。笔者在此特别提出，本文中“功能”与“价值”是区分的。两者确有相似，但是，“功能”属于以描述追究的“真”范畴;“价值”属于以评价判断的“善”范畴。从文学价值来说，文学的诸多功能可以满足人们不同方面的需求。不同方面需求的潜台词是文学价值多种多样并可兼容，即文学价值以价值体系方式表述更为合理。由此可推导出：只有立在社会的全局俯视角，以动态维度准确判断和评价某类、某阶段文学具有哪些价值，以静态维度准确判断和评价文学总体有哪些价值。从这个意义看，文学价值评价是社会性行为。 由上述陈述和介绍可知，以作品为主要批评对象的范围内，“冲动”属于文本范畴，确切地说属于“内在价值”，“内在价值”概念在“意义”“功能”“价值”等相关的逻辑链中为起点，和其他几者的关系是：“冲动”是“内在价值”的题中应有之义，阅读文本之内的“冲动”，可引起“意义”的发生。“意义”是作品发生“功能”的心理性因素。有了功能，就可在社会大视野中予以价值判断与评价。概而言之：由文本的“内在价值”产生“意义”，由“意义”生发了“功能”，有了“功能”，才能谈及有怎样的价值。同时，缘于文学作品静态存在，阅读主体动态地存在于各个时代社会环境不同国度，动态性主体存在对应静态性客体存在，意义于是变成了动态，价值也随之成为动态的。动态，不仅有历时维度的变化涵义，还有共时维度的多样多层涵义。历时和共时两个维度决定了价值不是单一的，而是复合型体系性存在的。?这是从文学作品价值可能性角度而言。
“冲动”何以存在价值秩序问题：以利维斯《伟大的传统》为例。“冲动”来自于人的内在世界，多种“冲动”如何处理即如何排序问题，瑞恰慈在《心理学价值理论》那一章已经从理论上阐述清楚了。现在笔者将“冲动”问题置于文学批评活动中再次提出。批评家既然面对文本，就要准确理解人物冲动的排列和处置等艺术现象，就要意识或者说预测到读者面对冲动如此排列和处置会发生怎样的意义，还要考虑到如此“意义”的发生可能产生怎样的“功能”。所以，如上所陈述的，冲动排列秩序可发生在三个层次：作品中诸因素的多种冲动的排列;接受者多种冲动的排列;批评家多种冲动的排列。为什么特别提出批评家？因为，读者不可计数不可规约。批评家既是读者，又是读者中的特殊者，他的活动是理性的，由理性会引申出关于文学批评更宏观和更重要的问题。后面会具体提出和展开阐述，此处暂不涉及。
笔者以较为典型的批评个案，展示和讨论批评家如何处理冲动的排列。英国批评家弗·雷·利维斯（F. R. Leavis，1895～1978），英国剑桥大学教授，他“始终立足剑桥，以《细察》为喉舌，以唐宁学院为中心，一步一个脚印地追求他的批评与文学理想”。?《伟大的传统》是以“伟大的传统”为原则选取作家作品的文学批评著作。特点为，其一，利维斯认为，文学批评所以非常重要，乃由于“经典”显然用得过滥，批评家应予以甄别，让读者看出作家作品的差别。其二，“甄别”的目的让“利维斯在喜好的作家中，采取苛刻的取舍标准”。?他选取和确定的英国小说的伟大传统由菲尔丁、理查逊和范妮·伯尼为铺垫，简·奥斯丁奠定了英国小说的伟大传统，从此乔治·艾略特、亨利·詹姆斯、约瑟夫·康拉德等形成一条发展之链。?由此，利维斯将诸多英国文学大家屏蔽在“伟大的传统”之外。第三，利维斯的“伟大的传统”不仅是文学的传统，主要是道德意义的传统。他选取的最重要的小说大家之特点是，“他们不仅为同行和读者改变了艺术的潜能，而且就其所能促发的人性意识——对于生活潜能的意识而言，也具有重大的意义”。?品评这些伟大作品中的人物时，利维斯说，这些人物以坦诚虔敬之心面对生活，有巨大的吐纳经验的能力和显著的道德力量。由于此著绝非严谨理论，就“伟大的传统”未有严格的理论界定。从起统领作用的第一章“伟大的传统”对两百年来英国小说的描述，可见利维斯理解重点放置在“人性意识”“生活潜能”“道德力量”等这些关键词上。作家之比较、取舍和评价均围绕这些关键词展开。概而言之，利维斯臧否作品的标准基本以道德为出发点。?缘此，此著屡受新批评及其他一些理论家诟病，但笔者以为，利维斯的批评实践，在人物分析方面确有明显的“冲动”组织视角，只是他尚未如此意识且缺乏较深入的“内在价值”分析而已。比如，利维斯在他认可的小说大家《乔治·艾略特》这一章分析和高度评价了乔治·艾略特的《费利克斯·霍尔特》，“乔治·艾略特正是在《费利克斯·霍尔特》里描写特兰萨姆夫人的这一部分中，进入了具有独创性的艺术大家之列”。这位太太有着女王般的仪态风度，但是她的生活却为一段隐衷所苦。她婚后与家庭律师有染并生有一子，不久发觉律师工于心计，失望中默默忍受痛苦，但是她从不在言语和行为中流露出屈辱感。她决定决不“与这人”争吵，“决不把自己对他的看法告诉他”，?这已成为了习惯。她把那份女人的自尊和敏感保护得完好无损。确实，特兰萨姆夫人有诸多“冲动”：后悔、恐惧、苦涩、痛苦、挫折感、无奈、自尊等，但其中有一种秩序，那就是人性的尊严。批评家的利维斯认为，这个人物的魅力恰在于人性尊严让诸种“冲动”有了秩序。这样此人物就产生了让读者同情并赞美的人格，并为之钦佩。这个人物的艺术效应，利维斯看得很准确，那就是人物悲剧性意味，读者并没有产生反讽的感受。如果放置在时代氛围来看，就更能看出其价值。此作为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作品，维多利亚时代（Vitorianera，一般定义为1837～1901）的社会风气以崇尚道德修养和谦虚礼貌而著称，这是一个科学、文化和工业都得到很大发展的繁荣昌盛的太平盛世。而特兰萨姆夫人“早年失足的处理竟然没有一点维多利亚时代道德家的气息”，?特兰萨姆夫人显示了“道德平庸”中造出的悲剧。因为特兰萨姆夫人处在维多利亚时代，所以，这个效果可回溯性地从两种可能分析。第一种可能，顺应当时社会崇尚道德修养和谦虚礼貌的风气，那么，人物则是时代风貌的顺向刻画，效果则是助力和彰显。第二种可能，逆着时代风貌的反向刻画，这就成了艾略特笔下的特兰萨姆夫人形象了。所以，利维斯说，这个人物竟然没有一点维多利亚时代道德家的气息，这一点非比寻常。人物多种冲动的排列，最大意义是刻画个性化人物形象，让人物性格有了深度。人物刻画如何恰是作品艺术魅力的重要方面。显然，利维斯认可并如此理解了乔治·艾略特就这个人物“冲动”的排列和艺术处置。
从这个批评个案展示可见，利维斯已经代表有水平的读者读懂并获得了特兰萨姆夫人的“冲动”及其秩序的“意义”。那么，笔者会继续追问：利维斯依据什么理念或者说价值观来看待和评价特兰萨姆夫人的“冲动”及其秩序？这已经涉及到终极依据问题，暂且放下，后面将会展开这个追问。笔者此处想说，该个案再次印证了“冲动”涉及作家、作品、人物、读者和批评家。现在笔者所强调的是，批评家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由此，借助文学批评处理諸种“冲动”价值秩序的维度，全方位地提出了文学的终极依据问题。 终极依据的涵义与思路
什么叫作终极依据？如前所述，文学批评需要也应起步于“内在价值”的分析与评价，这可看作是确认文学作品资格的基本审查阶段。“内在机制”和可能发生的意义是一体两面，所以，“内在价值”分析已经涉及了意义。无论作家潜意识还是显意识关于“意义”的提前预想，抑或读者与作品相遇发生的“意义”，还是批评家的理性对作品意义的理解，都是特定社会精神生活的存在。将这些予以概括后可提出这样的问题：批评家对作品意义的确认、对读者可能获得意义的判断，凭借和参照的是什么呢？所以此问题主要从批评家角度提出，缘于“以批评家自居就等于以价值鉴定者自居。……因为文学是对生存的一种评价”。?而且在瑞恰慈看来，批评原理主要包括两方面：一种有根有据的价值理论是批评的必要条件;理解文学艺术中发生的一切乃是价值理论所需要的。质言之，无论批评家是否自觉意识到，他们实际上确实需要一个可做参照的坐标系。如果将该坐标系定为最高等级，那么就是终极依据。终极依据既然要起到憑借和参照系作用，那么必定是高度凝练的观念形态。概而言之：终极依据就是对文学批评价值判断和评价给予合理性支持和可凭依的观念形态。这种观念形态可靠、科学，而且实用。那么，从哪些方面可进一步认识终极依据的必要性？
从“道德的基础”是“诗人奠定的”看终极依据的必要性。虽说瑞恰慈的文学批评原理是从心理学角度介入，存在诸多问题，受到诸多理论质疑，但是，他将批评和价值相联系，却极有见地。其深刻和独到也来自于此。他认为，人类对于客观可见的物理世界诸多事物的经验都可比较并可交流，但人们心理世界的经验却难以被他人看见，自然也无法形成交流。但文学创作则可发现、描写隐秘的经验来为人们交流提供空间和可能。又由于文学专长发现人们隐秘细腻复杂的心理经验，所以他采用“冲动”概念，这就是他的心理交流理论。在第八章《艺术与道德》中，他进而提出，道德家只是就最抽象有限的若干道德概念来讨论，诸如善良等。“我们如果始终根据善与恶这类大的抽象概念去思维，那就永远无法理解什么是价值和哪些经验是最有价值的。”面对文学处理的细腻复杂微妙的经验，只有艺术家乃是“细枝末节”方面的专家，“道德家对艺术的这种忽略几乎意味着他们没有资格谈论道德。正如雪莱所强调的，道德的基础不是由说教者而是由诗人奠定的”。但是，文学依然需要道德，这也是瑞恰慈始终清醒意识到并予以强调的，他从道德与冲动的关系入手，“道德规范这个问题，于是就变成了冲动组织的问题”。或者说，因为冲动需要秩序，自然需要一个系统性的道德支持。由此，他进一步的思想是，无论是道德，还是价值，都是有系统的，“无庸置疑，没有系统，价值便消失了，因为处于一团混乱的状态时，重要的和微末的冲动都同样遭到挫伤”。所以，从“冲动”与道德的关联性，即从“道德的基础”是“诗人奠定的”可看清终极依据的必要性。
从文学批评价值体系的理论建设看终极依据的必要性。文学有多方面功能，自然价值也就多样。建设科学合理实用的文艺批评价值体系的任务自然提了出来。何为价值体系？价值已然明了，现在说体系。综合汉语和英语相关语词可知体系性质与特点：“体系”为一整套同时运作的事物，是结构性的具有内部联系的组成部分的复合整体，在自身调整以及与外在环境互动中保持生命活力。文艺评论价值体系，是就文艺评论活动中凭借的关于文艺以其怎样的特质对人有怎样的用处、用处大小等价值观念和评价的复合性整体，是合乎客观规律基础的主观性人为之建构。“价值体系”具有如下本质性要求：其一，“体系”排除单一价值独尊，确认多种价值同时运作并构成其内部联系的复合性整体的合理性。其二，体系只有同外界保持联系与互动方具活跃的生命力。其三，人是全部社会关系的总和。价值需求主体总是具体社会历史语境的人，与价值体系既有关联又从属于外在环境。其四，价值客体的文学作品作为语词凝固体，是“历史流传物”。综合这些特质，可以推导出，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理应有个更大于它的体系，那个价值体系是社会性的，可以表征活跃的社会生活，因此，也就具有了外界的特质。文艺评论价值体系只有与其保持联系和互动，才能有生命力。仅从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理论建设的学理来看，就需要找到属于外在于文学的具有社会动态性质的那个更大的价值体系，那个价值体系就是笔者所谓的终极依据。
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看终极依据的必要性。综合“道德的基础”是“诗人奠定的”，以及文学批评价值体系建设这两个终极依据必要性的理由，可以做如下理解：我们要建设的文艺评论价值体系，需要一个可依托并与之互动以激活生命力的那个属于外在环境性质的体系。瑞恰慈已经触及到了“最佳组织”，他推崇和赞同社会道德体系对文学批评中处理冲动组织系统的决定性质，但他没有系统论思想方法，而且不是目前中国语境的理论家。回到我们自己的语境与问题，可提出如此理论假设：在我国当下语境中，文艺评论价值体系与主导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是彼此蕴含与包容的互动关系，此理论假设，可以得到哪些支持呢？
必须说明的是，笔者不是伦理学和政治学领域学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问题不属于笔者学科的研究领域，本论文也无意系统探究该领域的任何问题，只是通过学习有些基本观点和确认，以作为本论题的理论资源和探究理路。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国家意识形态的体现，共计十二个范畴。按照该领域研究专家的看法，乃为国家之善、社会之善和个人之善三组，每组四个范畴。笔者理解为，十二个范畴是中国文化传统积淀到如今，并根据当下我国人民利益诉求以及未来发展需要概括而成，是文化传统而非传统文化的积淀。希尔斯在《论传统》一书中认为，就广义而言，传统是指从过去传延到今天的事物。就外延而言，凡是被人类赋予价值和意义的事物，传延三代以上的都是传统;就主要用法而言，传统多指文化传统，即世代相传的思想、信仰、艺术、制度。传统的功能是保持文化的连续性，为社会带来秩序和意义。传统的功能的实现以敬畏传统为条件。希尔斯还指出，传统是人类智慧在历史长河中的积淀，是世代相传的行为方式，是对社会行为有规范作用和道德感召力的文化力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十二个范畴，每个都融汇了文化传统的智慧、精华和经过历史验证的积极经验。尽管有些并非我国文化传统现成的范畴，含有西方范畴的元素，但因凝聚为一个整体而具有了整体性的中国性质与特色。十二个范畴遍布于制度、思想、信仰等。关于信仰，学界目前的共识为：信仰对象既可为宗教，更可为诸如品质、操守、道德等在内的优秀文化传统，因为文化传统已经过历史检验确认其优秀，漫长的历史经验铸就了其不容置疑的可靠性。十二个核心价值观还有一个突出特质，就是相互之间有互相关联的内在逻辑性和层次性。人本来就是全部社会关系的总和，内在逻辑性和层次性保证了价值观的全面性，所以，是最可靠的具有中国本土特点的价值坐标。那么，具体到文学批评，如果将其作为终极依据，从哪里入手并具操作性呢？笔者以既有思考凝聚的理论设想为“友善”范畴。 “友善”价值观与文学批评
现在落实到“友善”价值观与文学批评关系问题，侧重探究“友善”在文学批评中作为判断与评价依据的合理性。
“友善”的涵义是什么？“友”的文字源流为“会意字，甲骨文和金文中的友像两只方向相同的手。友的本义指志趣相同的人，即朋友，引申指相好、亲近。友也表示结交为友的意思，用作动词”。“善”的文字源流也为会意字。“善在古文字中是会意字。在金文中，这个字由表吉祥的羊和言（两个言合成的字，此字字典没有查到，特说明。）组成，合起来表示吉利话、吉祥的言辞。善的基本义是美好，特指人的言行、品德符合道德规范。善又作动词用，表示使事物向好的方面发展，把事情做好，由此引申为善于、擅长，又引申为容易出现的或经常发生的。善也用作意动，表示认为好之义，由此引申表示同意，为应对之词。善还指双方关系融洽，作形容词。善也作副词用，指尽心尽力地。”以上叙述分别考察了“友”“善”两个词，显现出的绝大多数词义都具有现代合成词“友善”的词素，由此，“友善”可囊括诸多涵义：与人友好、融洽地相处、亲近、协力、团结、符合道德规范、努力将事情引向好的方面等。
“友善”价值观与文学批评的关系如何？或者更具体地问：“友善”是否可为文学批评的基本参照点？
人性中具有“友善”的可能。文学是关于人的书写，更确切说是关于人性的有艺术感染力的书写。既然如此，前述的“冲动”即可置于人性所有欲求之内并被覆盖。那么，如果将“友善”作为批评的基本参照点，就要说清楚人性中有没有“友善”的基因，或者换个词，是否有“向善”的可能性，如果人性中有这种可能，“友善”作终极性基本参照点就是可行的。
康德对此问题有过一个经典表述：“论人的本性中的向善的原初禀赋”。所谓原初禀赋，意味着人都有这些禀赋，“向善”的禀赋是“友善”的前提。由此逻辑，以“友善”来做参照就是合理性的。康德提出，人有动物性、人性、人格性三种原初性禀赋。原初指人作为存在物所必然具有的，而且三种原初禀赋均具有且合成为人之本性。具体说，即第一，动物性禀赋：来自人作为一种有生命的存在物，这种禀赋不以理性为根源，而且可能顺着动物性欲求出现诸种恶习。第二，人性的禀赋：出自人基于比较的自爱（为此就要求有理性）的总名目下。这种禀赋虽然是实践的，但却以隶属于其他动机的理性为根源。因此也可能产生诸如妒贤忌能、幸灾乐祸等不正当欲求和恶习。上述两种禀赋，都有可能产生与善相反方向的欲求和恶习，但绝非必然。第三，“人格性的禀赋是一种易于接受对道德法则的敬重，把道德法则当作任性的自身充分的动机的素质。这种易于接受对我们心中的道德法则的纯粹敬重的素质，也就是道德情感。这种情感自身还没有构成自然禀赋的一个目的，而是仅仅当它是任性的动机时，才构成自然禀赋的一个目的。由于这种道德情感，只有在自由的任性把它纳入自己的准则时才是可能的，所以，这样任性的性质就是善的特性：善的特性一般与自由任性的任何特性一样，都是某种只能获得的东西。但尽管如此，要使它可能，就必须有一种禀赋存在于我们的本性中，在这种禀赋之上，绝对不能嫁接任何恶的东西。……它就是人格性本身（完全在智性的[intelligibel]意义上看，它就是人性的理念）。但是，我们把这种敬重，作为动机纳入自己的准则，其主观根据显得就是人格性的一种附加物，因而理应被称做一种为了人格性的禀赋。”这第三种禀赋自身就是实践的，但却无条件地以立法的理性为根源。关于第三种禀赋中的“任性”概念，笔者以为，就是将外在的道德法则内化为自己的情感。或者说，这是一种可以将外在道德法则内化为自己内心道德情感的禀赋。人虽说具有动物禀赋、人性禀赋，但由于同时也有人格性禀赋中的内化能力，由此，人性中具有“向善”的可能。这就是康德表述的，人身上所有这些禀赋，都不仅仅是（消极地）是苦的，也就是与道德法则没有冲突，而且都是向善的禀赋。即它们都促使人遵从道德法则，它们都是原初的。笔者认可康德的这个观念，认为如果人格性禀赋发生了作用，那么，它就抑制了人的动物性禀赋和人性禀赋可能“嫁接”出的各种各样恶习，既保留人之为人的本性，又充分发挥人格性中“向善”的禀赋。可见，“友善”于人来说是可能的，此为“友善”将纳入文学批评参照基点的根本依据。
“友善”与文学书写的“冲动”多样性、复杂性具有双向兼容性。所谓双向兼容，第一是指给予空间，第二是指给予限定。先说第一种兼容，即给予空间。康德讨论人的本性中的“向善”的原初禀赋，既给予人“向善”的可能性，同时，也给予人性各种丰富复杂的表现以空间。动物性禀赋可产生生存、繁衍的欲求，产生与其他人共同生活的社会本能，人性禀赋能产生出自爱，在意他人对自己的评价和看法，能产生争强好胜的性格等，这两种禀赋更可产生诸般恶习。所以，作为复合体的人的本性中的三种禀赋，与文学书写的“冲动”多样性、复杂性具有兼容性。因为，文学书写特别是叙事性文学对人物的刻画、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设置，不仅有人格性禀赋为主的性格展示，也会有动物性、人性禀赋“嫁接”出的恶习及其性格展示，所以，人性原初的“向善”禀赋的思想，以及以“友善”为基本参照点，是本论题所谓双向兼容的第一种。可表述为，作为终极依据并不限制而是给予文学书写以开阔空间。
再说第二种兼容，即给予限定。作为文学批评终极性依据的“友善”，处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之内，具有“社会价值导向性”特质，这与人类的伦理底线具有本质区别。所谓伦理底线，指全世界的伦理学家、宗教学家力求探寻超越党派、种族、国度、宗教和意識形态的人类可共同认可并遵从的共同约定，最具体体现在世界宗教会议于1993年在美国芝加哥举行的会议上通过的《全球伦理宣言》中。该《宣言》的“基本要求：每个人必须被当作人来对待”，宣言认为，这个基本要求就是“数千年以来，人类许多宗教和伦理传统都具有并维系着这样一条原则，黄金原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或者换成肯定的说法，即你希望人怎样对待你，你也要怎样待人！这应当成为所有的生活领域中不可取消和无条件遵循的规则，不论是对家庭、社团、种族、国家和宗教，都是如此”。这项原则衍生出四项宽泛而古老的人类行为准则，也就是“四种不可取消的律令”，那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偷窃！……不可说谎！……不要奸淫！”这就是人类伦理底线，即对人之为人的最起码的限定。所谓限定，是指此底线之下的则不为人，将受到法律的制裁。底线与导向是朝向相反的两个方向。质言之，“友善”的价值导向性与这四个不可的限定性由此形成了两个方向，两者互补。伦理学家从公民道德建设角度，对于导向与底线两者区别与互补的关系有个非常好的表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目标和价值欲求，但人必须先满足一种道德底线，然后才能去追求自己的生活理想。严守道德底线需要得到人生理想的支持，而去实现任何人生理想也要受到道德底线的限制。所以说，强调道德底线与基本义务，提倡人生理想与超越精神又是紧密联系、完全可以互补的。”“友善”的导向性而非限定性，从而可作为文学批评基本参照。 “友善”为文学批评终极性依据的“大众方向”导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国家层面具有主流意识形态性质的导向。前面业已论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终极性依据的合理性。现在进而具体到论证“友善”作为文学批评终极性依据的合理性。人性中具有“友善”的可能，以及“友善”与文学书写的“冲动”多样性、复杂性具有双向兼容性，已经得到论证，现在继而从“大众方向”导向性论证其合理性。“价值导向”，“这是一个由中国人针对中国问题创造出来的地地道道的‘中国话语’”。“价值导向”这个概念有一个逐步形成的中国语境和过程。所谓导向，就是在“个体觉醒和个人的权利意识增长之后，如何遏制相对主义的蔓延，以免造成个体与社会之间的鸿沟的扩大……‘价值导向’的概念就是一个旨在实践中解决实际问题的概念，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操作性”。那么，恰恰因为“价值导向”是地道的中国话语，所以，早在1991年冯契先生在“改革开放与社会价值导向”讨论会的讲座中就提出：“应以价值论的角度来考虑，这是一个理论问题，不仅善，而且美、真、功、利都有一个价值导向的问题。从这个角度看，价值导向就是要坚持价值观的大众方向。”
何以坚持价值观的“大众方向”以及如何实施？冯契先生的思路是，只有把握住“大众方向”，才能有效实施价值导向。直白地说，即为了有效实施价值导向，只有坚持“大众方向”。什么是“大众方向”？就是把功利和道义、功利的价值和精神的价值统一起来，目的是为了实现理想。总归一句话，就是价值观上要有宽容精神，不强求一律。因为，价值是多方面的，多层次的，每个人品德的培养要经历过程，不能一下子达到理想，因人而异。宽容还体现在大众在理解基础上的自觉自愿。近期朱贻庭教授在理解冯契先生此演讲的文章中更具体地说：“这就把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理想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非常具体地结合在一起，使得理想不再是遥远的东西，而成了活生生地引领现实的价值导向。”
“友善”处于核心价值观的最末一位，并非它档次低，而是它与人的本性最近。把文学作为感性存在物来看，“美是道德的象征;并且也只有回顾这一层（这对每个人是自然的，也要求这每个人作为义务），美使人愉快并提出人人同意的要求，在这场合人的心情同时自觉到一定程度的醇化和昂扬，超越着单纯对于感官印象的愉快感受，别的价值也按照着它的判断力的一类似的规准被评价着”。“友善”就是康德所说的“别的价值”中最贴近人本性的价值，也是与道德象征的美最底线性吻合的范畴。以“友善”为文学批评基本参照，就是将文学接受定位在读者作为人均具有“向善”的本性，文学书写“友善”可能折射的诸多“冲动”，即有了组织秩序，是人民大众可广泛接受的，也具有导向功能。文学与人们站立的地气相接壤，这可表述为文学批评导向的大众化。可证明文学批评导向的大众化的一个旁证是伦理学领域的“底线伦理是建设公民道德的可行之路”的思想。该思想认为，全面道德建设应立在底线伦理上，而不是要求人们成为圣贤或者职业模范。笔者以为，这即是全民道德建设的“大众方向”，学者就此观念的表述都是极为大众化的：“总之，只要你是一个社会的成员，你就必须履行某些义务。不管你是什么信仰，追求什么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也不管你多有权、多有钱或多有名，有一些基本的东西你是不能丢的。……某种做人的底线你是不能退的。”
“友善”價值观作为文学批评基本参照的实用性与理论空间
“友善”作为文学批评终极性基本参照的实用性：以《北京折叠》为中心。郝景芳的《北京折叠》2016年获国际雨果奖，已然被确认为科幻小说。笔者通过查阅学习既有科幻文学理论著作和深入研究，认为在科幻小说范围内，此作属于“空间旅行”和“时间旅行”合成的“奇异旅行”支脉。它顺叙地讲述了一个故事，以科学幻想思维形成了三个空间可折叠的“框架式”模式，以老刀在三个空间依次穿行、返回的新奇旅行，造成折叠式空间这种他异样态引发的陌生感。在现实生活中，我国语境的读者熟悉社会已经分为阶层，各阶层的生活方式有极大的反差。这样，陌生感的他异样态与读者熟悉的同质样态的感知之间就形成了在场和互动的机制，读者得以在一个潜在革命性的新视角中来理解我们自己的生命状态，有了艺术感受和感悟。笔者以批评家的视角代读者表述阅读心理，可以表述为：发现，发现现实生活原来有如此不堪的一面;同情，同情老刀生活于困窘的第三空间;欣慰，为第一空间依然有善良的人而欣慰;警觉，为人类未来可能会面对如此情境而警觉。意义之发生就在于可在这多种冲动中理出一个秩序。如果说认可了警觉为最重要的“冲动”并起到组织和统领作用，那么，意义发生就可以概括出来了：警觉，是发现了生活如此真实状况并同情老刀，为老刀暂时得以解脱而欣慰，为了避免老刀这样阶层的如此状况未来成真，警觉发生了。这些属于心理范畴的动词，都可以“友善”为基本参照。发现来自关注;关注的对象是他人处境和社会;关注而产生了对他人的同情，因为有同情，而为他人暂时安全感到欣慰。可见发现、关注、同情、欣慰均为将自己和他人联系起来的立足点，如同我国传统文化表述的“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的德行，均来自与人类本性中对外在于自己的正常社会生活和道德规范的敬畏而产生的“向善”的禀赋。甚至有对社会对人类未来的责任心。“警觉”及其表现是读者接受并立足于“友善”而逐步向更上级价值观范畴的空间开拓。
“友善”的范畴关联度与理论空间。上面《北京折叠》的批评实践，显示了诸种“冲动”以“友善”为基本依据的实用性，也显示了与“友善”相关联的范畴。笔者以为，因为“冲动”概念本来就是瑞恰慈从心理学借用到文学批评原理来的，而且如上将“冲动”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其与文学最贴近的“友善”范畴相联系。由此，我们就有理由继续借助心理学资源，以“友善”为中心，建立起具有关联度性质的谱系。笔者的基本理论设想是，仅仅一个“友善”，固然可为终极性依据的底线，但就此一个范畴毕竟有限，这个范畴又确实可能与诸多心理学、伦理学术语形成交织。因为交织而产生若干与“友善”相关联又有所区别的范畴，范畴丰富起来，在文学批评中操作性就会更强。将若干与“友善”相关联的范畴排列，或者形成以“友善”为中心的环形范畴圈，这就是笔者所谓的谱系。显然，谱系的建设需要参考和借鉴心理学、伦理学、美学、文学批评理论、修辞学等学科的既有术语、概念及其元素，是一件细致繁琐的工作，但如果构建起如此谱系，也就形成一个开拓性理论空间。目前仅为理论设想，即便可行也将是复杂细致的工作。笔者仅以近期读到的医学和心理学相结合而发现的“意念对健康的影响，大到不可思议”的规律为例。重要的是这个发现列出了一个融心理学和医学结合的谱系表，此发现来自美国的戴维·霍金斯博士，他通过百万次试验测定得出这个结论。他提出，没有爱会生病，凡是生病的人一般都用负面的意念，他们喜欢抱怨、指责、仇恨别人，不断指责别人的过程当中就削减了自己很大的能量。这些意念的振动频率低于200，这些人容易得很多不同的疾病。反之，慈悲、爱心、宽容、柔和等心理则使人健康。他列出了一个正面意念的图标，即正能量层级，从低到高的层次为：勇气/淡定/主动/宽容/明智/爱/喜悦/平和/开悟。在他的展示中，笔者发现，所有这些层级均与人类“友善”范畴相关。比如，“主动”层级的表述是：“全然敞开、成长迅速，真诚友善、易于成功。”“爱”层级的表述是：“聚焦生活的美好、真正的幸福。”“喜悦”层级的表述是：“慈悲、巨大耐性、持久的乐观”等。这就从医学与心理学结合的案例，看出作为价值观的“友善”范畴与文学批评理论结合而生成新的理论空间的可能性与合理性。
【关键词】文学批评 “冲动” 价值秩序 友善 终极依据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7.10.004
“冲动”及其价值秩序问题
“冲动”的概念。文学批评理论中的“冲动”概念来自英国文学理论家艾·阿·瑞恰慈（1893～1979）的《文学批评原理》。瑞恰慈既启迪又超越了英美新批评，是20世纪开宗立派的理论家。他立志建设文学批评原理，“直接把心理学方法引入了文学研究和批评，从而对由来已久的主观武断的批评传统形成了动摇其根基的挑战”。①《文学批评原理》提出一系列心理学概念与批评方法，“冲动”即为其重要概念之一。什么是冲动呢？他用的英文是impulse，一种突然、强烈且不经思考想要做某事的动力或欲望（a sudden strong and unreflective urge or desire to act）。该著第七章《心理学价值》多处谈及“冲动”：Always some impulse， or set of impulses， can be found which in one way or another interferes， or conflicts， with others. It may do so in two ways， directly or indirectly. Some impulses are in themselves psychogically incompatible， some are incompatible only indirectly， through producing contrary effects in the world outside. （总能发现一些冲动，或同类相应的冲动，它们以各种方式介入或抵触其他冲动，这可以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有些冲动从心理学来看本身就是互不相容的，还有一些只是间接地相互排斥，通过外部世界产生相反的作用。）②瑞恰慈认为，“人实际上都宁愿满足较多而非较少的相等的欲念”。欲念得到满足，就是这方面价值的实现。由于冲动（欲念）很多，某种欲念如果要实现，就有可能会妨碍或破坏其他欲念的实现，那么，如果以一个无关紧要的欲念的实现，妨碍或破坏了更重要的欲念的实现，这就是损失。所以，“任何个人的生活片断都离不开极其错综复杂而在有限程度上又是极其理想的冲动协调。”③冲动协调问题就这样被推了出来。他认为，人们的冲动协调能力有差异，由此有成功、不太成功乃至失败等各色人的区别。可见冲动应有所协调。所谓协调，就是按照某种原则将多种冲动予以排列，让其有秩序。所以，协调就是让各种冲动秩序化。瑞恰慈表述为：“凡是能满足一个欲念而同时又不挫伤某种相等或更重要的欲念的东西都是有价值的。换言之，可以举出不满足某个欲望的唯一理由是更重要的欲望将会由此而被挫败。”④这就是瑞恰慈关于冲动的多样性、秩序和组织的思想，可用如下关键词表述：多样性、普遍性、冲突性、秩序性、价值性。
文学批评中“冲动”的三层次区分。“冲动”及其排列秩序是人的动物禀赋、人性禀赋和人格性禀赋的体现。⑤文学是人的活动，“冲动”体现在文学活动全过程。文学活动论是我国新时期文艺学的重要理论收获。它的基本内涵是：文学活动是满足人的高层次需要的一种高级精神活动;人的需要作为人的活动的动力，决定着活动的本质。⑥文学活动具有哪些要素呢？“人的活动的要素共有两个：主体及其能动性，客体及其属性。所谓活动就是这两个要素之间所产生的复杂关系。具体到文学活动，其要素是四个：第一主体及其能动性（作家），第一客体及其属性（生活），第二主体及其能动性（欣赏者），第二客体及其属性（作品）。这四个要素，构成了两组关系，即第一主体及其能动性与第一客体所形成的关系（作家与生活的关系），第二主体及其能动性与第二客体所形成的关系（欣赏者与作品的关系）。”⑦这个文学活动的思想与美国学者M.H.艾布拉姆斯的“艺术批评的诸座标”即四要素的思想，从不同角度谈论不同问题，但显示出基本一致的思想，可谓殊途同归。现在，笔者在文学活动论视野中，从主体与客体发生关联思路出发，就文学批评的“冲动”问题，发现并整理为如下层次：第一，作为作家创作结晶的文学作品中诸因素的多种冲动的排列（作品）。第二，接受者多种冲动的排列（读者）。第三，批评家多种冲动的排列（批评家）。质言之，“冲动”排列的秩序问题可能发生在三个层次。那么，“冲动”在文学批评活动中处于怎样的位置？
文学批评活动视野中“冲动”的位置。按说，文学活动全过程都是批评的对象，本论文笔者将问题探究的范围定位在文学作品。即前述的“第一，作为作家创作结晶的文学作品中诸因素的多种冲动的排列（作品）”。诸因素指哪些呢？以叙事性文学为例，主要体现如下方面：首先，是人物性格的多种冲动，以及作家如何处理人物诸种冲动的序列关系。人物性格批评既往主要使用“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圆形人物和扁平人物之区分等术语。瑞恰慈率先从心理学角度介入作品，提出“冲动”排列秩序与人物形象塑造的关系问题。其次，是作品中人物关系设置和情节呈現的对于各种冲动的处理及体现的价值倾向。如上两大方面均与读者接受相关。读者是活生生的人，有七情六欲，自然也有诸种冲动及其排列问题，阅读中他们感悟和认可怎样的冲动秩序？怎样感悟和认可，其实是理解问题。质言之，是接受主体与作品客体发生关系的意义实现。那么，“冲动”在文学批评活动中处于怎样的位置？要搞清楚“冲动”在文学批评活动中的位置，就要搞清楚与“冲动”关联的一系列环节，这些环节是：“内在价值”、“意义”、“功能”、“价值”。 何为“内在价值”？⑧“内在价值”概念也来自瑞恰慈。笔者综合瑞恰慈多处表述将“内在价值”的涵义概括为：文学所以能够触及人类丰富复杂的精神世界，缘于它有艺术效应的内在机制，也可以说是读者感受体悟的内在合理性，笔者曾将之称为“艺术价值形成的内在机制”。“对文学的艺术作品进行研究的前审美认识，目的是发现那些使它成为一部艺术作品的特性和要素，……这种东西是有价值的。……我所做的文本分析，其实就是在探寻作为文学的艺术作品的‘艺术价值’，以及这样的艺术价值是怎样形成的，即分析出这些经典文学作品何以在那么漫长的时间里能够徐徐不断地挥发出艺术魅力的原因。”⑨如果内在形成机制是成功的，文学作品触及到的人类隐秘复杂的心灵世界，读者就能体悟和感觉到。读者体悟和感觉到的东西，理论可将之称为“意义”的发生。
何为“意义”？汉语中的“意”，是“意思”、“愿望/意图”、“料想/猜测”等。和“义”合为一个词，则是“内容/含义”、“意思/思想”等。比如唐朝韩愈的《昌黎集》之《十六·答侯继书》：“仆少好学问，自五经之外，百氏之书，未有闻而不求，得而不观者，然其所志，惟在其意义所归。”英语中作为名词的“meaning”，其含义为“what is meant by a word， text， concept， or action”（一个词语、文本、概念或行为所表示的意思）。参照该词的中英文含义，可以概括为，属于人主体性质的诸如意思、思想以及意味等。那么，在文学接受活动中，这些主观性的思想、对内容的体悟和概括、猜测、料想等如何获得？从“意义”和“内在价值”（“艺术价值构成机制”）两个概念的关联性来看，可以表述为，文学作品的“内在价值”有某种能力或特性引发“意义”的发生。原理在于，语词本身是无所谓意味的，只有在加以运用时才具有意义，也就是维特根斯坦所说的“意义即用法”。文学作品中的语词就是被组织到一个文本的复杂整体中了，“有水平的读者的反应可能具有相似性”。⑩而且瑞恰慈研究专家归纳出，在瑞恰慈看来，文学的经验与日常生活里最有价值的经验非常类似，即文学的价值与社会生活的价值有一致性。?“意义”是作品可以起到某种“功能”的主体方面的心理性因素，或者说“功能”的心理基础。
何为“功能”？“功能”对应的英文是function，意思是“作用”或者“其作用”、“行使职责”等。中文涵义相同，就是有什么用处，可以起到怎样的作用。具体到本论题，就是文学有什么用，某类某部文学作品可起到怎样的作用等。
何為“价值”？“价值”对应的英文是value，名词的意思是价值、意义、重要性等，动词的意思是评价、重视、看重、估价等。笔者论题中取其名词涵义，即意义、价值、重要性。从哲学角度看，价值是关系性概念。指客体以怎样的特质满足了需求它的主体，以及满足程度如何等。因此是主体和客体两者的关系性概念。价值一词的主要元素为：满足、需要、程度。同时，价值也是评价性概念。笔者在此特别提出，本文中“功能”与“价值”是区分的。两者确有相似，但是，“功能”属于以描述追究的“真”范畴;“价值”属于以评价判断的“善”范畴。从文学价值来说，文学的诸多功能可以满足人们不同方面的需求。不同方面需求的潜台词是文学价值多种多样并可兼容，即文学价值以价值体系方式表述更为合理。由此可推导出：只有立在社会的全局俯视角，以动态维度准确判断和评价某类、某阶段文学具有哪些价值，以静态维度准确判断和评价文学总体有哪些价值。从这个意义看，文学价值评价是社会性行为。
由上述陈述和介绍可知，以作品为主要批评对象的范围内，“冲动”属于文本范畴，确切地说属于“内在价值”，“内在价值”概念在“意义”“功能”“价值”等相关的逻辑链中为起点，和其他几者的关系是：“冲动”是“内在价值”的题中应有之义，阅读文本之内的“冲动”，可引起“意义”的发生。“意义”是作品发生“功能”的心理性因素。有了功能，就可在社会大视野中予以价值判断与评价。概而言之：由文本的“内在价值”产生“意义”，由“意义”生发了“功能”，有了“功能”，才能谈及有怎样的价值。同时，缘于文学作品静态存在，阅读主体动态地存在于各个时代社会环境不同国度，动态性主体存在对应静态性客体存在，意义于是变成了动态，价值也随之成为动态的。动态，不仅有历时维度的变化涵义，还有共时维度的多样多层涵义。历时和共时两个维度决定了价值不是单一的，而是复合型体系性存在的。?这是从文学作品价值可能性角度而言。
“冲动”何以存在价值秩序问题：以利维斯《伟大的传统》为例。“冲动”来自于人的内在世界，多种“冲动”如何处理即如何排序问题，瑞恰慈在《心理学价值理论》那一章已经从理论上阐述清楚了。现在笔者将“冲动”问题置于文学批评活动中再次提出。批评家既然面对文本，就要准确理解人物冲动的排列和处置等艺术现象，就要意识或者说预测到读者面对冲动如此排列和处置会发生怎样的意义，还要考虑到如此“意义”的发生可能产生怎样的“功能”。所以，如上所陈述的，冲动排列秩序可发生在三个层次：作品中诸因素的多种冲动的排列;接受者多种冲动的排列;批评家多种冲动的排列。为什么特别提出批评家？因为，读者不可计数不可规约。批评家既是读者，又是读者中的特殊者，他的活动是理性的，由理性会引申出关于文学批评更宏观和更重要的问题。后面会具体提出和展开阐述，此处暂不涉及。
笔者以较为典型的批评个案，展示和讨论批评家如何处理冲动的排列。英国批评家弗·雷·利维斯（F. R. Leavis，1895～1978），英国剑桥大学教授，他“始终立足剑桥，以《细察》为喉舌，以唐宁学院为中心，一步一个脚印地追求他的批评与文学理想”。?《伟大的传统》是以“伟大的传统”为原则选取作家作品的文学批评著作。特点为，其一，利维斯认为，文学批评所以非常重要，乃由于“经典”显然用得过滥，批评家应予以甄别，让读者看出作家作品的差别。其二，“甄别”的目的让“利维斯在喜好的作家中，采取苛刻的取舍标准”。?他选取和确定的英国小说的伟大传统由菲尔丁、理查逊和范妮·伯尼为铺垫，简·奥斯丁奠定了英国小说的伟大传统，从此乔治·艾略特、亨利·詹姆斯、约瑟夫·康拉德等形成一条发展之链。?由此，利维斯将诸多英国文学大家屏蔽在“伟大的传统”之外。第三，利维斯的“伟大的传统”不仅是文学的传统，主要是道德意义的传统。他选取的最重要的小说大家之特点是，“他们不仅为同行和读者改变了艺术的潜能，而且就其所能促发的人性意识——对于生活潜能的意识而言，也具有重大的意义”。?品评这些伟大作品中的人物时，利维斯说，这些人物以坦诚虔敬之心面对生活，有巨大的吐纳经验的能力和显著的道德力量。由于此著绝非严谨理论，就“伟大的传统”未有严格的理论界定。从起统领作用的第一章“伟大的传统”对两百年来英国小说的描述，可见利维斯理解重点放置在“人性意识”“生活潜能”“道德力量”等这些关键词上。作家之比较、取舍和评价均围绕这些关键词展开。概而言之，利维斯臧否作品的标准基本以道德为出发点。?缘此，此著屡受新批评及其他一些理论家诟病，但笔者以为，利维斯的批评实践，在人物分析方面确有明显的“冲动”组织视角，只是他尚未如此意识且缺乏较深入的“内在价值”分析而已。比如，利维斯在他认可的小说大家《乔治·艾略特》这一章分析和高度评价了乔治·艾略特的《费利克斯·霍尔特》，“乔治·艾略特正是在《费利克斯·霍尔特》里描写特兰萨姆夫人的这一部分中，进入了具有独创性的艺术大家之列”。这位太太有着女王般的仪态风度，但是她的生活却为一段隐衷所苦。她婚后与家庭律师有染并生有一子，不久发觉律师工于心计，失望中默默忍受痛苦，但是她从不在言语和行为中流露出屈辱感。她决定决不“与这人”争吵，“决不把自己对他的看法告诉他”，?这已成为了习惯。她把那份女人的自尊和敏感保护得完好无损。确实，特兰萨姆夫人有诸多“冲动”：后悔、恐惧、苦涩、痛苦、挫折感、无奈、自尊等，但其中有一种秩序，那就是人性的尊严。批评家的利维斯认为，这个人物的魅力恰在于人性尊严让诸种“冲动”有了秩序。这样此人物就产生了让读者同情并赞美的人格，并为之钦佩。这个人物的艺术效应，利维斯看得很准确，那就是人物悲剧性意味，读者并没有产生反讽的感受。如果放置在时代氛围来看，就更能看出其价值。此作为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作品，维多利亚时代（Vitorianera，一般定义为1837～1901）的社会风气以崇尚道德修养和谦虚礼貌而著称，这是一个科学、文化和工业都得到很大发展的繁荣昌盛的太平盛世。而特兰萨姆夫人“早年失足的处理竟然没有一点维多利亚时代道德家的气息”，?特兰萨姆夫人显示了“道德平庸”中造出的悲剧。因为特兰萨姆夫人处在维多利亚时代，所以，这个效果可回溯性地从两种可能分析。第一种可能，顺应当时社会崇尚道德修养和谦虚礼貌的风气，那么，人物则是时代风貌的顺向刻画，效果则是助力和彰显。第二种可能，逆着时代风貌的反向刻画，这就成了艾略特笔下的特兰萨姆夫人形象了。所以，利维斯说，这个人物竟然没有一点维多利亚时代道德家的气息，这一点非比寻常。人物多种冲动的排列，最大意义是刻画个性化人物形象，让人物性格有了深度。人物刻画如何恰是作品艺术魅力的重要方面。显然，利维斯认可并如此理解了乔治·艾略特就这个人物“冲动”的排列和艺术处置。 从这个批评个案展示可见，利维斯已经代表有水平的读者读懂并获得了特兰萨姆夫人的“冲动”及其秩序的“意义”。那么，笔者会继续追问：利维斯依据什么理念或者说价值观来看待和评价特兰萨姆夫人的“冲动”及其秩序？这已经涉及到终极依据问题，暂且放下，后面将会展开这个追问。笔者此处想说，该个案再次印证了“冲动”涉及作家、作品、人物、读者和批评家。现在笔者所强调的是，批评家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由此，借助文学批评处理诸种“冲动”价值秩序的维度，全方位地提出了文学的终极依据问题。
终极依据的涵义与思路
什么叫作终极依据？如前所述，文学批评需要也应起步于“内在价值”的分析与评价，这可看作是确认文学作品资格的基本审查阶段。“内在机制”和可能发生的意义是一体两面，所以，“内在价值”分析已经涉及了意义。无论作家潜意识还是显意识关于“意义”的提前预想，抑或读者与作品相遇发生的“意义”，还是批评家的理性对作品意义的理解，都是特定社会精神生活的存在。将这些予以概括后可提出这样的问题：批评家对作品意义的确认、对读者可能获得意义的判断，凭借和参照的是什么呢？所以此问题主要从批评家角度提出，缘于“以批评家自居就等于以价值鉴定者自居。……因为文学是对生存的一种评价”。?而且在瑞恰慈看来，批评原理主要包括两方面：一种有根有据的价值理论是批评的必要条件;理解文学艺术中发生的一切乃是价值理论所需要的。质言之，无论批评家是否自觉意识到，他们实际上确实需要一个可做参照的坐标系。如果将该坐标系定为最高等级，那么就是终极依据。终极依据既然要起到凭借和参照系作用，那么必定是高度凝练的观念形态。概而言之：终极依据就是对文学批评价值判断和评价给予合理性支持和可凭依的观念形态。这种观念形态可靠、科学，而且实用。那么，从哪些方面可进一步认识终极依据的必要性？
从“道德的基础”是“诗人奠定的”看终极依据的必要性。虽说瑞恰慈的文学批评原理是从心理学角度介入，存在诸多问题，受到诸多理论质疑，但是，他将批评和价值相联系，却极有见地。其深刻和独到也来自于此。他认为，人类对于客观可见的物理世界诸多事物的经验都可比较并可交流，但人们心理世界的经验却难以被他人看见，自然也无法形成交流。但文学创作则可发现、描写隐秘的经验来为人们交流提供空间和可能。又由于文学专长发现人们隐秘细腻复杂的心理经验，所以他采用“冲动”概念，这就是他的心理交流理论。在第八章《艺术与道德》中，他进而提出，道德家只是就最抽象有限的若干道德概念来讨论，诸如善良等。“我们如果始终根据善与恶这类大的抽象概念去思维，那就永远无法理解什么是价值和哪些经验是最有价值的。”面对文学处理的细腻复杂微妙的经验，只有艺术家乃是“细枝末节”方面的专家，“道德家对艺术的这种忽略几乎意味着他们没有资格谈论道德。正如雪莱所强调的，道德的基础不是由说教者而是由诗人奠定的”。但是，文学依然需要道德，这也是瑞恰慈始终清醒意识到并予以强调的，他从道德与冲动的关系入手，“道德规范这个问题，于是就变成了冲动组织的问题”。或者说，因为冲动需要秩序，自然需要一个系统性的道德支持。由此，他进一步的思想是，无论是道德，还是价值，都是有系统的，“无庸置疑，没有系统，价值便消失了，因为处于一团混乱的状态时，重要的和微末的冲动都同样遭到挫伤”。所以，从“冲动”与道德的关联性，即从“道德的基础”是“诗人奠定的”可看清终极依据的必要性。
从文学批评价值体系的理论建设看终极依据的必要性。文学有多方面功能，自然价值也就多样。建设科学合理实用的文艺批评价值体系的任务自然提了出来。何为价值体系？价值已然明了，现在说体系。综合汉语和英语相关语词可知体系性质与特点：“体系”为一整套同时运作的事物，是结构性的具有内部联系的组成部分的复合整体，在自身调整以及与外在环境互动中保持生命活力。文艺评论价值体系，是就文艺评论活动中凭借的关于文艺以其怎样的特质对人有怎样的用处、用处大小等价值观念和评价的复合性整体，是合乎客观规律基础的主观性人为之建构。“价值体系”具有如下本质性要求：其一，“体系”排除单一价值独尊，确认多种价值同时运作并构成其内部联系的复合性整体的合理性。其二，体系只有同外界保持联系与互动方具活跃的生命力。其三，人是全部社会关系的总和。价值需求主体总是具体社会历史语境的人，与价值体系既有关联又从属于外在环境。其四，价值客体的文学作品作为语词凝固体，是“历史流传物”。综合这些特质，可以推导出，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理应有个更大于它的体系，那个价值体系是社会性的，可以表征活跃的社会生活，因此，也就具有了外界的特质。文艺评论价值体系只有与其保持联系和互动，才能有生命力。仅从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理论建设的学理来看，就需要找到属于外在于文学的具有社会动态性质的那个更大的价值体系，那个价值体系就是笔者所谓的终极依据。
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看终极依据的必要性。综合“道德的基础”是“诗人奠定的”，以及文学批评价值体系建设这两个终极依据必要性的理由，可以做如下理解：我们要建设的文艺评论价值体系，需要一个可依托并与之互动以激活生命力的那个属于外在环境性质的体系。瑞恰慈已经触及到了“最佳组织”，他推崇和赞同社会道德体系对文学批评中处理冲动组织系统的决定性质，但他没有系统论思想方法，而且不是目前中国语境的理论家。回到我们自己的语境与问题，可提出如此理论假设：在我国当下语境中，文艺评论价值体系与主导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是彼此蕴含与包容的互动关系，此理论假设，可以得到哪些支持呢？
必须说明的是，笔者不是伦理学和政治学领域学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问题不属于笔者学科的研究领域，本论文也无意系统探究该领域的任何问题，只是通过学习有些基本观点和确认，以作为本论题的理论资源和探究理路。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国家意识形态的体现，共计十二个范畴。按照该领域研究专家的看法，乃为国家之善、社会之善和个人之善三组，每组四个范畴。笔者理解为，十二个范畴是中国文化传统积淀到如今，并根据当下我国人民利益诉求以及未来发展需要概括而成，是文化传统而非传统文化的积淀。希尔斯在《论传统》一书中认为，就广义而言，传统是指从过去传延到今天的事物。就外延而言，凡是被人类赋予价值和意义的事物，传延三代以上的都是传统;就主要用法而言，传统多指文化传统，即世代相传的思想、信仰、艺术、制度。传统的功能是保持文化的连续性，为社会带来秩序和意义。传统的功能的实现以敬畏传统为条件。希尔斯还指出，传统是人类智慧在历史长河中的积淀，是世代相传的行为方式，是对社会行为有规范作用和道德感召力的文化力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十二个范畴，每个都融汇了文化传统的智慧、精华和经过历史验证的积极經验。尽管有些并非我国文化传统现成的范畴，含有西方范畴的元素，但因凝聚为一个整体而具有了整体性的中国性质与特色。十二个范畴遍布于制度、思想、信仰等。关于信仰，学界目前的共识为：信仰对象既可为宗教，更可为诸如品质、操守、道德等在内的优秀文化传统，因为文化传统已经过历史检验确认其优秀，漫长的历史经验铸就了其不容置疑的可靠性。十二个核心价值观还有一个突出特质，就是相互之间有互相关联的内在逻辑性和层次性。人本来就是全部社会关系的总和，内在逻辑性和层次性保证了价值观的全面性，所以，是最可靠的具有中国本土特点的价值坐标。那么，具体到文学批评，如果将其作为终极依据，从哪里入手并具操作性呢？笔者以既有思考凝聚的理论设想为“友善”范畴。
“友善”价值观与文学批评
现在落实到“友善”价值观与文学批评关系问题，侧重探究“友善”在文学批评中作为判断与评价依据的合理性。
“友善”的涵义是什么？“友”的文字源流为“会意字，甲骨文和金文中的友像两只方向相同的手。友的本义指志趣相同的人，即朋友，引申指相好、亲近。友也表示结交为友的意思，用作动词”。“善”的文字源流也为会意字。“善在古文字中是会意字。在金文中，这个字由表吉祥的羊和言（两个言合成的字，此字字典没有查到，特说明。）组成，合起来表示吉利话、吉祥的言辞。善的基本义是美好，特指人的言行、品德符合道德规范。善又作动词用，表示使事物向好的方面发展，把事情做好，由此引申为善于、擅长，又引申为容易出现的或经常发生的。善也用作意动，表示认为好之义，由此引申表示同意，为应对之词。善还指双方关系融洽，作形容词。善也作副词用，指尽心尽力地。”以上叙述分别考察了“友”“善”两个词，显现出的绝大多数词义都具有现代合成词“友善”的词素，由此，“友善”可囊括诸多涵义：与人友好、融洽地相处、亲近、协力、团结、符合道德规范、努力将事情引向好的方面等。
“友善”价值观与文学批评的关系如何？或者更具体地问：“友善”是否可为文学批评的基本参照点？
人性中具有“友善”的可能。文学是关于人的书写，更确切说是关于人性的有艺术感染力的书写。既然如此，前述的“冲动”即可置于人性所有欲求之内并被覆盖。那么，如果将“友善”作为批评的基本参照点，就要说清楚人性中有没有“友善”的基因，或者换个词，是否有“向善”的可能性，如果人性中有这种可能，“友善”作终极性基本参照点就是可行的。
康德对此问题有过一个经典表述：“论人的本性中的向善的原初禀赋”。所谓原初禀赋，意味着人都有这些禀赋，“向善”的禀赋是“友善”的前提。由此逻辑，以“友善”来做参照就是合理性的。康德提出，人有动物性、人性、人格性三种原初性禀赋。原初指人作为存在物所必然具有的，而且三种原初禀赋均具有且合成为人之本性。具体说，即第一，动物性禀赋：来自人作为一种有生命的存在物，这种禀赋不以理性为根源，而且可能顺着动物性欲求出现诸种恶习。第二，人性的禀赋：出自人基于比较的自爱（为此就要求有理性）的总名目下。这种禀赋虽然是实践的，但却以隶属于其他动机的理性为根源。因此也可能产生诸如妒贤忌能、幸灾乐祸等不正当欲求和恶习。上述两种禀赋，都有可能产生与善相反方向的欲求和恶习，但绝非必然。第三，“人格性的禀赋是一种易于接受对道德法则的敬重，把道德法则当作任性的自身充分的动机的素质。这种易于接受对我们心中的道德法则的纯粹敬重的素质，也就是道德情感。这种情感自身还没有构成自然禀赋的一个目的，而是仅仅当它是任性的动机时，才构成自然禀赋的一个目的。由于这种道德情感，只有在自由的任性把它纳入自己的准则时才是可能的，所以，这样任性的性质就是善的特性：善的特性一般与自由任性的任何特性一样，都是某种只能获得的东西。但尽管如此，要使它可能，就必须有一种禀赋存在于我们的本性中，在这种禀赋之上，绝对不能嫁接任何恶的东西。……它就是人格性本身（完全在智性的[intelligibel]意义上看，它就是人性的理念）。但是，我们把这种敬重，作为动机纳入自己的准则，其主观根据显得就是人格性的一种附加物，因而理应被称做一种为了人格性的禀赋。”这第三种禀赋自身就是实践的，但却无条件地以立法的理性为根源。关于第三种禀赋中的“任性”概念，笔者以为，就是将外在的道德法则内化为自己的情感。或者说，这是一种可以将外在道德法则内化为自己内心道德情感的禀赋。人虽说具有动物禀赋、人性禀赋，但由于同时也有人格性禀赋中的内化能力，由此，人性中具有“向善”的可能。这就是康德表述的，人身上所有这些禀赋，都不仅仅是（消极地）是苦的，也就是与道德法则没有冲突，而且都是向善的禀赋。即它们都促使人遵从道德法则，它们都是原初的。笔者认可康德的这个观念，认为如果人格性禀赋发生了作用，那么，它就抑制了人的动物性禀赋和人性禀赋可能“嫁接”出的各种各样恶习，既保留人之为人的本性，又充分发挥人格性中“向善”的禀赋。可见，“友善”于人来说是可能的，此为“友善”将纳入文学批评参照基点的根本依据。
“友善”与文学书写的“冲动”多样性、复杂性具有双向兼容性。所谓双向兼容，第一是指给予空间，第二是指给予限定。先说第一种兼容，即给予空间。康德讨论人的本性中的“向善”的原初禀赋，既给予人“向善”的可能性，同时，也给予人性各种丰富复杂的表现以空间。动物性禀赋可产生生存、繁衍的欲求，产生与其他人共同生活的社会本能，人性禀赋能产生出自爱，在意他人对自己的评价和看法，能产生争强好胜的性格等，这两种禀赋更可产生诸般恶习。所以，作为复合体的人的本性中的三种禀赋，与文学书写的“冲动”多样性、复杂性具有兼容性。因为，文学书写特别是叙事性文学对人物的刻画、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设置，不仅有人格性禀赋为主的性格展示，也会有动物性、人性禀赋“嫁接”出的恶习及其性格展示，所以，人性原初的“向善”禀赋的思想，以及以“友善”为基本参照点，是本论题所谓双向兼容的第一种。可表述为，作为终极依据并不限制而是给予文学书写以开阔空间。
再说第二种兼容，即给予限定。作为文学批评终极性依据的“友善”，处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之内，具有“社会价值导向性”特质，这与人类的伦理底线具有本质区别。所谓伦理底线，指全世界的伦理学家、宗教学家力求探寻超越党派、种族、国度、宗教和意识形态的人类可共同认可并遵从的共同约定，最具体体现在世界宗教会议于1993年在美国芝加哥举行的会议上通过的《全球伦理宣言》中。该《宣言》的“基本要求：每个人必须被当作人来对待”，宣言认为，这个基本要求就是“数千年以来，人类许多宗教和伦理传统都具有并维系着这样一条原则，黄金原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或者换成肯定的说法，即你希望人怎样对待你，你也要怎样待人！这应当成为所有的生活领域中不可取消和无条件遵循的规则，不论是对家庭、社团、种族、国家和宗教，都是如此”。这项原则衍生出四项宽泛而古老的人类行为准则，也就是“四种不可取消的律令”，那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偷窃！……不可说谎！……不要奸淫！”这就是人类伦理底线，即对人之為人的最起码的限定。所谓限定，是指此底线之下的则不为人，将受到法律的制裁。底线与导向是朝向相反的两个方向。质言之，“友善”的价值导向性与这四个不可的限定性由此形成了两个方向，两者互补。伦理学家从公民道德建设角度，对于导向与底线两者区别与互补的关系有个非常好的表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目标和价值欲求，但人必须先满足一种道德底线，然后才能去追求自己的生活理想。严守道德底线需要得到人生理想的支持，而去实现任何人生理想也要受到道德底线的限制。所以说，强调道德底线与基本义务，提倡人生理想与超越精神又是紧密联系、完全可以互补的。”“友善”的导向性而非限定性，从而可作为文学批评基本参照。 “友善”为文学批评终极性依据的“大众方向”导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国家层面具有主流意识形态性质的导向。前面业已论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终极性依据的合理性。现在进而具体到论证“友善”作为文学批评终极性依据的合理性。人性中具有“友善”的可能，以及“友善”与文学书写的“冲动”多样性、复杂性具有双向兼容性，已经得到论证，现在继而从“大众方向”导向性论证其合理性。“价值导向”，“这是一个由中国人针对中国问题创造出来的地地道道的‘中国话语’”。“价值导向”这个概念有一个逐步形成的中国语境和过程。所谓导向，就是在“个体觉醒和个人的权利意识增长之后，如何遏制相对主义的蔓延，以免造成个体与社会之间的鸿沟的扩大……‘价值导向’的概念就是一个旨在实践中解决实际问题的概念，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操作性”。那么，恰恰因为“价值导向”是地道的中国话语，所以，早在1991年冯契先生在“改革开放与社会价值导向”讨论会的讲座中就提出：“应以价值论的角度来考虑，这是一个理论问题，不仅善，而且美、真、功、利都有一个价值导向的问题。从这个角度看，价值导向就是要坚持价值观的大众方向。”
何以坚持价值观的“大众方向”以及如何实施？冯契先生的思路是，只有把握住“大众方向”，才能有效实施价值导向。直白地说，即为了有效实施价值导向，只有坚持“大众方向”。什么是“大众方向”？就是把功利和道义、功利的价值和精神的价值统一起来，目的是为了实现理想。总归一句话，就是价值观上要有宽容精神，不强求一律。因为，价值是多方面的，多层次的，每个人品德的培养要经历过程，不能一下子达到理想，因人而异。宽容还体现在大众在理解基础上的自觉自愿。近期朱贻庭教授在理解冯契先生此演讲的文章中更具体地说：“这就把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理想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非常具体地结合在一起，使得理想不再是遥远的东西，而成了活生生地引领现实的价值导向。”
“友善”处于核心价值观的最末一位，并非它档次低，而是它与人的本性最近。把文学作为感性存在物来看，“美是道德的象征;并且也只有回顾这一层（这对每个人是自然的，也要求这每个人作为义务），美使人愉快并提出人人同意的要求，在这场合人的心情同时自觉到一定程度的醇化和昂扬，超越着单纯对于感官印象的愉快感受，别的价值也按照着它的判断力的一类似的规准被评价着”。“友善”就是康德所说的“别的价值”中最贴近人本性的价值，也是与道德象征的美最底线性吻合的范畴。以“友善”为文学批评基本参照，就是将文学接受定位在读者作为人均具有“向善”的本性，文学书写“友善”可能折射的诸多“冲动”，即有了组织秩序，是人民大众可广泛接受的，也具有导向功能。文学与人们站立的地气相接壤，这可表述为文学批评导向的大众化。可证明文学批评导向的大众化的一个旁证是伦理学领域的“底线伦理是建设公民道德的可行之路”的思想。该思想认为，全面道德建设应立在底线伦理上，而不是要求人们成为圣贤或者职业模范。笔者以为，这即是全民道德建设的“大众方向”，学者就此观念的表述都是极为大众化的：“总之，只要你是一个社会的成员，你就必须履行某些义务。不管你是什么信仰，追求什么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也不管你多有权、多有钱或多有名，有一些基本的东西你是不能丢的。……某种做人的底线你是不能退的。”
“友善”价值观作为文学批评基本参照的实用性与理论空间
“友善”作为文学批评终极性基本参照的实用性：以《北京折叠》为中心。郝景芳的《北京折叠》2016年获国际雨果奖，已然被确认为科幻小说。笔者通过查阅学习既有科幻文学理论著作和深入研究，认为在科幻小说范围内，此作属于“空间旅行”和“时间旅行”合成的“奇异旅行”支脉。它顺叙地讲述了一个故事，以科学幻想思维形成了三个空间可折叠的“框架式”模式，以老刀在三个空间依次穿行、返回的新奇旅行，造成折叠式空间这种他异样态引发的陌生感。在现实生活中，我国语境的读者熟悉社会已经分为阶层，各阶层的生活方式有极大的反差。这样，陌生感的他异样态与读者熟悉的同质样态的感知之间就形成了在場和互动的机制，读者得以在一个潜在革命性的新视角中来理解我们自己的生命状态，有了艺术感受和感悟。笔者以批评家的视角代读者表述阅读心理，可以表述为：发现，发现现实生活原来有如此不堪的一面;同情，同情老刀生活于困窘的第三空间;欣慰，为第一空间依然有善良的人而欣慰;警觉，为人类未来可能会面对如此情境而警觉。意义之发生就在于可在这多种冲动中理出一个秩序。如果说认可了警觉为最重要的“冲动”并起到组织和统领作用，那么，意义发生就可以概括出来了：警觉，是发现了生活如此真实状况并同情老刀，为老刀暂时得以解脱而欣慰，为了避免老刀这样阶层的如此状况未来成真，警觉发生了。这些属于心理范畴的动词，都可以“友善”为基本参照。发现来自关注;关注的对象是他人处境和社会;关注而产生了对他人的同情，因为有同情，而为他人暂时安全感到欣慰。可见发现、关注、同情、欣慰均为将自己和他人联系起来的立足点，如同我国传统文化表述的“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的德行，均来自与人类本性中对外在于自己的正常社会生活和道德规范的敬畏而产生的“向善”的禀赋。甚至有对社会对人类未来的责任心。“警觉”及其表现是读者接受并立足于“友善”而逐步向更上级价值观范畴的空间开拓。
“友善”的范畴关联度与理论空间。上面《北京折叠》的批评实践，显示了诸种“冲动”以“友善”为基本依据的实用性，也显示了与“友善”相关联的范畴。笔者以为，因为“冲动”概念本来就是瑞恰慈从心理学借用到文学批评原理来的，而且如上将“冲动”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其与文学最贴近的“友善”范畴相联系。由此，我们就有理由继续借助心理学资源，以“友善”为中心，建立起具有关联度性质的谱系。笔者的基本理论设想是，仅仅一个“友善”，固然可为终极性依据的底线，但就此一个范畴毕竟有限，这个范畴又确实可能与诸多心理学、伦理学术语形成交织。因为交织而产生若干与“友善”相关联又有所区别的范畴，范畴丰富起来，在文学批评中操作性就会更强。将若干与“友善”相关联的范畴排列，或者形成以“友善”为中心的环形范畴圈，这就是笔者所谓的谱系。显然，谱系的建设需要参考和借鉴心理学、伦理学、美学、文学批评理论、修辞学等学科的既有术语、概念及其元素，是一件细致繁琐的工作，但如果构建起如此谱系，也就形成一个开拓性理论空间。目前仅为理论设想，即便可行也将是复杂细致的工作。笔者仅以近期读到的医学和心理学相结合而发现的“意念对健康的影响，大到不可思议”的规律为例。重要的是这个发现列出了一个融心理学和医学结合的谱系表，此发现来自美国的戴维·霍金斯博士，他通过百万次试验测定得出这个结论。他提出，没有爱会生病，凡是生病的人一般都用负面的意念，他们喜欢抱怨、指责、仇恨别人，不断指责别人的过程当中就削减了自己很大的能量。这些意念的振动频率低于200，这些人容易得很多不同的疾病。反之，慈悲、爱心、宽容、柔和等心理则使人健康。他列出了一个正面意念的图标，即正能量层级，从低到高的层次为：勇气/淡定/主动/宽容/明智/爱/喜悦/平和/开悟。在他的展示中，笔者发现，所有这些层级均与人类“友善”范畴相关。比如，“主动”层级的表述是：“全然敞开、成长迅速，真诚友善、易于成功。”“爱”层级的表述是：“聚焦生活的美好、真正的幸福。”“喜悦”层级的表述是：“慈悲、巨大耐性、持久的乐观”等。这就从医学与心理学结合的案例，看出作为价值观的“友善”范畴与文学批评理论结合而生成新的理论空间的可能性与合理性。 （本文系2015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的理论建设与实践研究”中期成果，项目编号：15JZD039）
注释
杨自伍：《译者前言》，参见[英]艾·阿·瑞恰慈：《文学批评原理》，杨自伍译，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1页。
[英]艾·阿·瑞恰慈：《文学批评原理》，杨自伍译，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39、44、40页。
[德]康德：《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
童庆炳：《文学活动的审美维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54、62页。
[英]艾·阿·瑞恰慈：《文学批评原理》，第38页。
刘俐俐：《导读：聚焦于文本的愉悦”》，《外国经典短篇小说文本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页。
[英]艾·阿·瑞恰慈：《文学批评原理》，第5页。
黄一：《敢于面对“文学与现实”的严峻命题》，《社会科学报》，2017年2月16日，第5版。
刘俐俐：《建设科学实用的文艺评论价值体系》，《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2月6日，第5版。
陆建德：《弗·雷·利维斯和〈伟大的传统〉》，《伟大的传统》中译本“序”，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5页。
[美]雷纳·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五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第402页。
陆建德：《弗·雷·利维斯和〈伟大的传统〉》，第15页。
[英]弗·雷·利维斯：《伟大的传统》，袁伟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3～4页。
陆建德：《弗·雷·利维斯和〈伟大的传统〉》，第16页。
[英]弗·雷·利维斯：《伟大的传统》，第101、97页。
[英]艾·阿·瑞恰慈：《文学批评原理》，第51、52、50页。
[美]希尔斯：《论传统》，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2～19页。
《新华大字典》（最新修订版），北京：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2014年，第1043、764页。
[德]康德：《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李秋零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20～23页。
[德]孔汉思：《世界伦理手册》，邓建华、廖恒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
何怀宏：《底线伦理是建设公民道德的可行之路》，《光明日报》，2007年9月13日。
赵修义：《“价值导向”：地道的中国话语》，《探索与争鸣》，2016年9期。
冯契：《坚持价值导向的“大众方向”》，《探索与争鸣》，2015年11期。
朱贻庭：《社会价值重建要坚持价值导向的大众方向》，《探索与争鸣》，2016年9期。
[德]康德：《判断力批判》上卷，宗白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201页。
何怀宏：《底线伦理是建设公民道德的可行之路》，《光明日报》，2007年9月13日。
责 编∕樊保玲
“冲动”及其价值秩序问题
“冲动”的概念。文学批评理论中的“冲动”概念来自英国文学理论家艾·阿·瑞恰慈（1893～1979）的《文学批评原理》。瑞恰慈既启迪又超越了英美新批评，是20世纪开宗立派的理论家。他立志建设文学批评原理，“直接把心理学方法引入了文学研究和批评，从而对由来已久的主观武断的批评传统形成了动摇其根基的挑战”。①《文学批评原理》提出一系列心理学概念与批评方法，“冲动”即为其重要概念之一。什么是冲动呢？他用的英文是impulse，一种突然、强烈且不经思考想要做某事的动力或欲望（a sudden strong and unreflective urge or desire to act）。该著第七章《心理学价值》多处谈及“冲动”：Always some impulse， or set of impulses， can be found which in one way or another interferes， or conflicts， with others. It may do so in two ways， directly or indirectly. Some impulses are in themselves psychogically incompatible， some are incompatible only indirectly， through producing contrary effects in the world outside. （總能发现一些冲动，或同类相应的冲动，它们以各种方式介入或抵触其他冲动，这可以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有些冲动从心理学来看本身就是互不相容的，还有一些只是间接地相互排斥，通过外部世界产生相反的作用。）②瑞恰慈认为，“人实际上都宁愿满足较多而非较少的相等的欲念”。欲念得到满足，就是这方面价值的实现。由于冲动（欲念）很多，某种欲念如果要实现，就有可能会妨碍或破坏其他欲念的实现，那么，如果以一个无关紧要的欲念的实现，妨碍或破坏了更重要的欲念的实现，这就是损失。所以，“任何个人的生活片断都离不开极其错综复杂而在有限程度上又是极其理想的冲动协调。”③冲动协调问题就这样被推了出来。他认为，人们的冲动协调能力有差异，由此有成功、不太成功乃至失败等各色人的区别。可见冲动应有所协调。所谓协调，就是按照某种原则将多种冲动予以排列，让其有秩序。所以，协调就是让各种冲动秩序化。瑞恰慈表述为：“凡是能满足一个欲念而同时又不挫伤某种相等或更重要的欲念的东西都是有价值的。换言之，可以举出不满足某个欲望的唯一理由是更重要的欲望将会由此而被挫败。”④这就是瑞恰慈关于冲动的多样性、秩序和组织的思想，可用如下关键词表述：多样性、普遍性、冲突性、秩序性、价值性。 文学批评中“冲动”的三层次区分。“冲动”及其排列秩序是人的动物禀赋、人性禀赋和人格性禀赋的体现。⑤文学是人的活动，“冲动”体现在文学活动全过程。文学活动论是我国新时期文艺学的重要理论收获。它的基本内涵是：文学活动是满足人的高层次需要的一种高级精神活动;人的需要作为人的活动的动力，决定着活动的本质。⑥文学活动具有哪些要素呢？“人的活动的要素共有两个：主体及其能动性，客体及其属性。所谓活动就是这两个要素之间所产生的复杂关系。具体到文学活动，其要素是四个：第一主体及其能动性（作家），第一客体及其属性（生活），第二主体及其能动性（欣赏者），第二客体及其属性（作品）。这四个要素，构成了两组关系，即第一主体及其能动性与第一客体所形成的关系（作家与生活的关系），第二主体及其能动性与第二客体所形成的关系（欣赏者与作品的关系）。”⑦这个文学活动的思想与美国学者M.H.艾布拉姆斯的“艺术批评的诸座标”即四要素的思想，从不同角度谈论不同问题，但显示出基本一致的思想，可谓殊途同归。现在，笔者在文学活动论视野中，从主体与客体发生关联思路出发，就文学批评的“冲动”问题，发现并整理为如下层次：第一，作为作家创作结晶的文学作品中诸因素的多种冲动的排列（作品）。第二，接受者多种冲动的排列（读者）。第三，批评家多种冲动的排列（批评家）。质言之，“冲动”排列的秩序问题可能发生在三个层次。那么，“冲动”在文学批评活动中处于怎样的位置？
文学批评活动视野中“冲动”的位置。按说，文学活动全过程都是批评的对象，本论文笔者将问题探究的范围定位在文学作品。即前述的“第一，作为作家创作结晶的文学作品中诸因素的多种冲动的排列（作品）”。诸因素指哪些呢？以叙事性文学为例，主要体现如下方面：首先，是人物性格的多种冲动，以及作家如何处理人物诸种冲动的序列关系。人物性格批评既往主要使用“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圆形人物和扁平人物之区分等术语。瑞恰慈率先从心理学角度介入作品，提出“冲动”排列秩序与人物形象塑造的关系问题。其次，是作品中人物关系设置和情节呈现的对于各种冲动的处理及体现的價值倾向。如上两大方面均与读者接受相关。读者是活生生的人，有七情六欲，自然也有诸种冲动及其排列问题，阅读中他们感悟和认可怎样的冲动秩序？怎样感悟和认可，其实是理解问题。质言之，是接受主体与作品客体发生关系的意义实现。那么，“冲动”在文学批评活动中处于怎样的位置？要搞清楚“冲动”在文学批评活动中的位置，就要搞清楚与“冲动”关联的一系列环节，这些环节是：“内在价值”、“意义”、“功能”、“价值”。
何为“内在价值”？⑧“内在价值”概念也来自瑞恰慈。笔者综合瑞恰慈多处表述将“内在价值”的涵义概括为：文学所以能够触及人类丰富复杂的精神世界，缘于它有艺术效应的内在机制，也可以说是读者感受体悟的内在合理性，笔者曾将之称为“艺术价值形成的内在机制”。“对文学的艺术作品进行研究的前审美认识，目的是发现那些使它成为一部艺术作品的特性和要素，……这种东西是有价值的。……我所做的文本分析，其实就是在探寻作为文学的艺术作品的‘艺术价值’，以及这样的艺术价值是怎样形成的，即分析出这些经典文学作品何以在那么漫长的时间里能够徐徐不断地挥发出艺术魅力的原因。”⑨如果内在形成机制是成功的，文学作品触及到的人类隐秘复杂的心灵世界，读者就能体悟和感觉到。读者体悟和感觉到的东西，理论可将之称为“意义”的发生。
何为“意义”？汉语中的“意”，是“意思”、“愿望/意图”、“料想/猜测”等。和“义”合为一个词，则是“内容/含义”、“意思/思想”等。比如唐朝韩愈的《昌黎集》之《十六·答侯继书》：“仆少好学问，自五经之外，百氏之书，未有闻而不求，得而不观者，然其所志，惟在其意义所归。”英语中作为名词的“meaning”，其含义为“what is meant by a word， text， concept， or action”（一个词语、文本、概念或行为所表示的意思）。参照该词的中英文含义，可以概括为，属于人主体性质的诸如意思、思想以及意味等。那么，在文学接受活动中，这些主观性的思想、对内容的体悟和概括、猜测、料想等如何获得？从“意义”和“内在价值”（“艺术价值构成机制”）两个概念的关联性来看，可以表述为，文学作品的“内在价值”有某种能力或特性引发“意义”的发生。原理在于，语词本身是无所谓意味的，只有在加以运用时才具有意义，也就是维特根斯坦所说的“意义即用法”。文学作品中的语词就是被组织到一个文本的复杂整体中了，“有水平的读者的反应可能具有相似性”。⑩而且瑞恰慈研究专家归纳出，在瑞恰慈看来，文学的经验与日常生活里最有价值的经验非常类似，即文学的价值与社会生活的价值有一致性。?“意义”是作品可以起到某种“功能”的主体方面的心理性因素，或者说“功能”的心理基础。
何为“功能”？“功能”对应的英文是function，意思是“作用”或者“其作用”、“行使职责”等。中文涵义相同，就是有什么用处，可以起到怎样的作用。具体到本论题，就是文学有什么用，某类某部文学作品可起到怎样的作用等。
何为“价值”？“价值”对应的英文是value，名词的意思是价值、意义、重要性等，动词的意思是评价、重视、看重、估价等。笔者论题中取其名词涵义，即意义、价值、重要性。从哲学角度看，价值是关系性概念。指客体以怎样的特质满足了需求它的主体，以及满足程度如何等。因此是主体和客体两者的关系性概念。价值一词的主要元素为：满足、需要、程度。同时，价值也是评价性概念。笔者在此特别提出，本文中“功能”与“价值”是区分的。两者确有相似，但是，“功能”属于以描述追究的“真”范畴;“价值”属于以评价判断的“善”范畴。从文学价值来说，文学的诸多功能可以满足人们不同方面的需求。不同方面需求的潜台词是文学价值多种多样并可兼容，即文学价值以价值体系方式表述更为合理。由此可推导出：只有立在社会的全局俯视角，以动态维度准确判断和评价某类、某阶段文学具有哪些价值，以静态维度准确判断和评价文学总体有哪些价值。从这个意义看，文学价值评价是社会性行为。 由上述陈述和介绍可知，以作品为主要批评对象的范围内，“冲动”属于文本范畴，确切地说属于“内在价值”，“内在价值”概念在“意义”“功能”“价值”等相关的逻辑链中为起点，和其他几者的关系是：“冲动”是“内在价值”的题中应有之义，阅读文本之内的“冲动”，可引起“意义”的发生。“意义”是作品发生“功能”的心理性因素。有了功能，就可在社会大视野中予以价值判断与评价。概而言之：由文本的“内在价值”产生“意义”，由“意义”生发了“功能”，有了“功能”，才能谈及有怎样的价值。同时，缘于文学作品静态存在，阅读主体动态地存在于各个时代社会环境不同国度，动态性主体存在对应静态性客体存在，意义于是变成了动态，价值也随之成为动态的。动态，不仅有历时维度的变化涵义，还有共时维度的多样多层涵义。历时和共时两个维度决定了价值不是单一的，而是复合型体系性存在的。?这是从文学作品价值可能性角度而言。
“冲动”何以存在价值秩序问题：以利维斯《伟大的传统》为例。“冲动”来自于人的内在世界，多种“冲动”如何处理即如何排序问题，瑞恰慈在《心理学价值理论》那一章已经从理论上阐述清楚了。现在笔者将“冲动”问题置于文学批评活动中再次提出。批评家既然面对文本，就要准确理解人物冲动的排列和处置等艺术现象，就要意识或者说预测到读者面对冲动如此排列和处置会发生怎样的意义，还要考虑到如此“意义”的发生可能产生怎样的“功能”。所以，如上所陈述的，冲动排列秩序可发生在三个层次：作品中诸因素的多种冲动的排列;接受者多种冲动的排列;批评家多种冲动的排列。为什么特别提出批评家？因为，读者不可计数不可规约。批评家既是读者，又是读者中的特殊者，他的活动是理性的，由理性会引申出关于文学批评更宏观和更重要的问题。后面会具体提出和展开阐述，此处暂不涉及。
笔者以较为典型的批评个案，展示和讨论批评家如何处理冲动的排列。英国批评家弗·雷·利维斯（F. R. Leavis，1895～1978），英国剑桥大学教授，他“始终立足剑桥，以《细察》为喉舌，以唐宁学院为中心，一步一个脚印地追求他的批评与文学理想”。?《伟大的传统》是以“伟大的传统”为原则选取作家作品的文学批评著作。特点为，其一，利维斯认为，文学批评所以非常重要，乃由于“经典”显然用得过滥，批评家应予以甄别，让读者看出作家作品的差别。其二，“甄别”的目的让“利维斯在喜好的作家中，采取苛刻的取舍标准”。?他选取和确定的英国小说的伟大传统由菲尔丁、理查逊和范妮·伯尼为铺垫，简·奥斯丁奠定了英国小说的伟大传统，从此乔治·艾略特、亨利·詹姆斯、约瑟夫·康拉德等形成一条发展之链。?由此，利维斯将诸多英国文学大家屏蔽在“伟大的传统”之外。第三，利维斯的“伟大的传统”不仅是文学的传统，主要是道德意义的传统。他选取的最重要的小说大家之特点是，“他们不仅为同行和读者改变了艺术的潜能，而且就其所能促发的人性意识——对于生活潜能的意识而言，也具有重大的意义”。?品评这些伟大作品中的人物时，利维斯说，这些人物以坦诚虔敬之心面对生活，有巨大的吐纳经验的能力和显著的道德力量。由于此著绝非严谨理论，就“伟大的传统”未有严格的理论界定。从起统领作用的第一章“伟大的传统”对两百年来英国小说的描述，可见利维斯理解重点放置在“人性意识”“生活潜能”“道德力量”等这些关键词上。作家之比较、取舍和评价均围绕这些关键词展开。概而言之，利维斯臧否作品的标准基本以道德为出发点。?缘此，此著屡受新批评及其他一些理论家诟病，但笔者以为，利维斯的批评实践，在人物分析方面确有明显的“冲动”组织视角，只是他尚未如此意识且缺乏较深入的“内在价值”分析而已。比如，利维斯在他认可的小说大家《乔治·艾略特》这一章分析和高度评价了乔治·艾略特的《费利克斯·霍尔特》，“乔治·艾略特正是在《费利克斯·霍尔特》里描写特兰萨姆夫人的这一部分中，进入了具有独创性的艺术大家之列”。这位太太有着女王般的仪态风度，但是她的生活却为一段隐衷所苦。她婚后与家庭律师有染并生有一子，不久发觉律师工于心计，失望中默默忍受痛苦，但是她从不在言语和行为中流露出屈辱感。她决定决不“与这人”争吵，“决不把自己对他的看法告诉他”，?这已成为了习惯。她把那份女人的自尊和敏感保护得完好无损。确实，特兰萨姆夫人有诸多“冲动”：后悔、恐惧、苦涩、痛苦、挫折感、无奈、自尊等，但其中有一种秩序，那就是人性的尊严。批评家的利维斯认为，这个人物的魅力恰在于人性尊严让诸种“冲动”有了秩序。这样此人物就产生了让读者同情并赞美的人格，并为之钦佩。这个人物的艺术效应，利维斯看得很准确，那就是人物悲剧性意味，读者并没有产生反讽的感受。如果放置在时代氛围来看，就更能看出其价值。此作为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作品，维多利亚时代（Vitorianera，一般定义为1837～1901）的社会风气以崇尚道德修养和谦虚礼貌而著称，这是一个科学、文化和工业都得到很大发展的繁荣昌盛的太平盛世。而特兰萨姆夫人“早年失足的处理竟然没有一点维多利亚时代道德家的气息”，?特兰萨姆夫人显示了“道德平庸”中造出的悲剧。因为特兰萨姆夫人处在维多利亚时代，所以，这个效果可回溯性地从两种可能分析。第一种可能，顺应当时社会崇尚道德修养和谦虚礼貌的风气，那么，人物则是时代风貌的顺向刻画，效果则是助力和彰显。第二种可能，逆着时代风貌的反向刻画，这就成了艾略特笔下的特兰萨姆夫人形象了。所以，利维斯说，这个人物竟然没有一点维多利亚时代道德家的气息，这一点非比寻常。人物多种冲动的排列，最大意义是刻画个性化人物形象，让人物性格有了深度。人物刻画如何恰是作品艺术魅力的重要方面。显然，利维斯认可并如此理解了乔治·艾略特就这个人物“冲动”的排列和艺术处置。
从这个批评个案展示可见，利维斯已经代表有水平的读者读懂并获得了特兰萨姆夫人的“冲动”及其秩序的“意义”。那么，笔者会继续追问：利维斯依据什么理念或者说价值观来看待和评价特兰萨姆夫人的“冲动”及其秩序？这已经涉及到终极依据问题，暂且放下，后面将会展开这个追问。笔者此处想说，该个案再次印证了“冲动”涉及作家、作品、人物、读者和批评家。现在笔者所强调的是，批评家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由此，借助文学批评处理諸种“冲动”价值秩序的维度，全方位地提出了文学的终极依据问题。 终极依据的涵义与思路
什么叫作终极依据？如前所述，文学批评需要也应起步于“内在价值”的分析与评价，这可看作是确认文学作品资格的基本审查阶段。“内在机制”和可能发生的意义是一体两面，所以，“内在价值”分析已经涉及了意义。无论作家潜意识还是显意识关于“意义”的提前预想，抑或读者与作品相遇发生的“意义”，还是批评家的理性对作品意义的理解，都是特定社会精神生活的存在。将这些予以概括后可提出这样的问题：批评家对作品意义的确认、对读者可能获得意义的判断，凭借和参照的是什么呢？所以此问题主要从批评家角度提出，缘于“以批评家自居就等于以价值鉴定者自居。……因为文学是对生存的一种评价”。?而且在瑞恰慈看来，批评原理主要包括两方面：一种有根有据的价值理论是批评的必要条件;理解文学艺术中发生的一切乃是价值理论所需要的。质言之，无论批评家是否自觉意识到，他们实际上确实需要一个可做参照的坐标系。如果将该坐标系定为最高等级，那么就是终极依据。终极依据既然要起到憑借和参照系作用，那么必定是高度凝练的观念形态。概而言之：终极依据就是对文学批评价值判断和评价给予合理性支持和可凭依的观念形态。这种观念形态可靠、科学，而且实用。那么，从哪些方面可进一步认识终极依据的必要性？
从“道德的基础”是“诗人奠定的”看终极依据的必要性。虽说瑞恰慈的文学批评原理是从心理学角度介入，存在诸多问题，受到诸多理论质疑，但是，他将批评和价值相联系，却极有见地。其深刻和独到也来自于此。他认为，人类对于客观可见的物理世界诸多事物的经验都可比较并可交流，但人们心理世界的经验却难以被他人看见，自然也无法形成交流。但文学创作则可发现、描写隐秘的经验来为人们交流提供空间和可能。又由于文学专长发现人们隐秘细腻复杂的心理经验，所以他采用“冲动”概念，这就是他的心理交流理论。在第八章《艺术与道德》中，他进而提出，道德家只是就最抽象有限的若干道德概念来讨论，诸如善良等。“我们如果始终根据善与恶这类大的抽象概念去思维，那就永远无法理解什么是价值和哪些经验是最有价值的。”面对文学处理的细腻复杂微妙的经验，只有艺术家乃是“细枝末节”方面的专家，“道德家对艺术的这种忽略几乎意味着他们没有资格谈论道德。正如雪莱所强调的，道德的基础不是由说教者而是由诗人奠定的”。但是，文学依然需要道德，这也是瑞恰慈始终清醒意识到并予以强调的，他从道德与冲动的关系入手，“道德规范这个问题，于是就变成了冲动组织的问题”。或者说，因为冲动需要秩序，自然需要一个系统性的道德支持。由此，他进一步的思想是，无论是道德，还是价值，都是有系统的，“无庸置疑，没有系统，价值便消失了，因为处于一团混乱的状态时，重要的和微末的冲动都同样遭到挫伤”。所以，从“冲动”与道德的关联性，即从“道德的基础”是“诗人奠定的”可看清终极依据的必要性。
从文学批评价值体系的理论建设看终极依据的必要性。文学有多方面功能，自然价值也就多样。建设科学合理实用的文艺批评价值体系的任务自然提了出来。何为价值体系？价值已然明了，现在说体系。综合汉语和英语相关语词可知体系性质与特点：“体系”为一整套同时运作的事物，是结构性的具有内部联系的组成部分的复合整体，在自身调整以及与外在环境互动中保持生命活力。文艺评论价值体系，是就文艺评论活动中凭借的关于文艺以其怎样的特质对人有怎样的用处、用处大小等价值观念和评价的复合性整体，是合乎客观规律基础的主观性人为之建构。“价值体系”具有如下本质性要求：其一，“体系”排除单一价值独尊，确认多种价值同时运作并构成其内部联系的复合性整体的合理性。其二，体系只有同外界保持联系与互动方具活跃的生命力。其三，人是全部社会关系的总和。价值需求主体总是具体社会历史语境的人，与价值体系既有关联又从属于外在环境。其四，价值客体的文学作品作为语词凝固体，是“历史流传物”。综合这些特质，可以推导出，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理应有个更大于它的体系，那个价值体系是社会性的，可以表征活跃的社会生活，因此，也就具有了外界的特质。文艺评论价值体系只有与其保持联系和互动，才能有生命力。仅从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理论建设的学理来看，就需要找到属于外在于文学的具有社会动态性质的那个更大的价值体系，那个价值体系就是笔者所谓的终极依据。
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看终极依据的必要性。综合“道德的基础”是“诗人奠定的”，以及文学批评价值体系建设这两个终极依据必要性的理由，可以做如下理解：我们要建设的文艺评论价值体系，需要一个可依托并与之互动以激活生命力的那个属于外在环境性质的体系。瑞恰慈已经触及到了“最佳组织”，他推崇和赞同社会道德体系对文学批评中处理冲动组织系统的决定性质，但他没有系统论思想方法，而且不是目前中国语境的理论家。回到我们自己的语境与问题，可提出如此理论假设：在我国当下语境中，文艺评论价值体系与主导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是彼此蕴含与包容的互动关系，此理论假设，可以得到哪些支持呢？
必须说明的是，笔者不是伦理学和政治学领域学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问题不属于笔者学科的研究领域，本论文也无意系统探究该领域的任何问题，只是通过学习有些基本观点和确认，以作为本论题的理论资源和探究理路。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国家意识形态的体现，共计十二个范畴。按照该领域研究专家的看法，乃为国家之善、社会之善和个人之善三组，每组四个范畴。笔者理解为，十二个范畴是中国文化传统积淀到如今，并根据当下我国人民利益诉求以及未来发展需要概括而成，是文化传统而非传统文化的积淀。希尔斯在《论传统》一书中认为，就广义而言，传统是指从过去传延到今天的事物。就外延而言，凡是被人类赋予价值和意义的事物，传延三代以上的都是传统;就主要用法而言，传统多指文化传统，即世代相传的思想、信仰、艺术、制度。传统的功能是保持文化的连续性，为社会带来秩序和意义。传统的功能的实现以敬畏传统为条件。希尔斯还指出，传统是人类智慧在历史长河中的积淀，是世代相传的行为方式，是对社会行为有规范作用和道德感召力的文化力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十二个范畴，每个都融汇了文化传统的智慧、精华和经过历史验证的积极经验。尽管有些并非我国文化传统现成的范畴，含有西方范畴的元素，但因凝聚为一个整体而具有了整体性的中国性质与特色。十二个范畴遍布于制度、思想、信仰等。关于信仰，学界目前的共识为：信仰对象既可为宗教，更可为诸如品质、操守、道德等在内的优秀文化传统，因为文化传统已经过历史检验确认其优秀，漫长的历史经验铸就了其不容置疑的可靠性。十二个核心价值观还有一个突出特质，就是相互之间有互相关联的内在逻辑性和层次性。人本来就是全部社会关系的总和，内在逻辑性和层次性保证了价值观的全面性，所以，是最可靠的具有中国本土特点的价值坐标。那么，具体到文学批评，如果将其作为终极依据，从哪里入手并具操作性呢？笔者以既有思考凝聚的理论设想为“友善”范畴。 “友善”价值观与文学批评
现在落实到“友善”价值观与文学批评关系问题，侧重探究“友善”在文学批评中作为判断与评价依据的合理性。
“友善”的涵义是什么？“友”的文字源流为“会意字，甲骨文和金文中的友像两只方向相同的手。友的本义指志趣相同的人，即朋友，引申指相好、亲近。友也表示结交为友的意思，用作动词”。“善”的文字源流也为会意字。“善在古文字中是会意字。在金文中，这个字由表吉祥的羊和言（两个言合成的字，此字字典没有查到，特说明。）组成，合起来表示吉利话、吉祥的言辞。善的基本义是美好，特指人的言行、品德符合道德规范。善又作动词用，表示使事物向好的方面发展，把事情做好，由此引申为善于、擅长，又引申为容易出现的或经常发生的。善也用作意动，表示认为好之义，由此引申表示同意，为应对之词。善还指双方关系融洽，作形容词。善也作副词用，指尽心尽力地。”以上叙述分别考察了“友”“善”两个词，显现出的绝大多数词义都具有现代合成词“友善”的词素，由此，“友善”可囊括诸多涵义：与人友好、融洽地相处、亲近、协力、团结、符合道德规范、努力将事情引向好的方面等。
“友善”价值观与文学批评的关系如何？或者更具体地问：“友善”是否可为文学批评的基本参照点？
人性中具有“友善”的可能。文学是关于人的书写，更确切说是关于人性的有艺术感染力的书写。既然如此，前述的“冲动”即可置于人性所有欲求之内并被覆盖。那么，如果将“友善”作为批评的基本参照点，就要说清楚人性中有没有“友善”的基因，或者换个词，是否有“向善”的可能性，如果人性中有这种可能，“友善”作终极性基本参照点就是可行的。
康德对此问题有过一个经典表述：“论人的本性中的向善的原初禀赋”。所谓原初禀赋，意味着人都有这些禀赋，“向善”的禀赋是“友善”的前提。由此逻辑，以“友善”来做参照就是合理性的。康德提出，人有动物性、人性、人格性三种原初性禀赋。原初指人作为存在物所必然具有的，而且三种原初禀赋均具有且合成为人之本性。具体说，即第一，动物性禀赋：来自人作为一种有生命的存在物，这种禀赋不以理性为根源，而且可能顺着动物性欲求出现诸种恶习。第二，人性的禀赋：出自人基于比较的自爱（为此就要求有理性）的总名目下。这种禀赋虽然是实践的，但却以隶属于其他动机的理性为根源。因此也可能产生诸如妒贤忌能、幸灾乐祸等不正当欲求和恶习。上述两种禀赋，都有可能产生与善相反方向的欲求和恶习，但绝非必然。第三，“人格性的禀赋是一种易于接受对道德法则的敬重，把道德法则当作任性的自身充分的动机的素质。这种易于接受对我们心中的道德法则的纯粹敬重的素质，也就是道德情感。这种情感自身还没有构成自然禀赋的一个目的，而是仅仅当它是任性的动机时，才构成自然禀赋的一个目的。由于这种道德情感，只有在自由的任性把它纳入自己的准则时才是可能的，所以，这样任性的性质就是善的特性：善的特性一般与自由任性的任何特性一样，都是某种只能获得的东西。但尽管如此，要使它可能，就必须有一种禀赋存在于我们的本性中，在这种禀赋之上，绝对不能嫁接任何恶的东西。……它就是人格性本身（完全在智性的[intelligibel]意义上看，它就是人性的理念）。但是，我们把这种敬重，作为动机纳入自己的准则，其主观根据显得就是人格性的一种附加物，因而理应被称做一种为了人格性的禀赋。”这第三种禀赋自身就是实践的，但却无条件地以立法的理性为根源。关于第三种禀赋中的“任性”概念，笔者以为，就是将外在的道德法则内化为自己的情感。或者说，这是一种可以将外在道德法则内化为自己内心道德情感的禀赋。人虽说具有动物禀赋、人性禀赋，但由于同时也有人格性禀赋中的内化能力，由此，人性中具有“向善”的可能。这就是康德表述的，人身上所有这些禀赋，都不仅仅是（消极地）是苦的，也就是与道德法则没有冲突，而且都是向善的禀赋。即它们都促使人遵从道德法则，它们都是原初的。笔者认可康德的这个观念，认为如果人格性禀赋发生了作用，那么，它就抑制了人的动物性禀赋和人性禀赋可能“嫁接”出的各种各样恶习，既保留人之为人的本性，又充分发挥人格性中“向善”的禀赋。可见，“友善”于人来说是可能的，此为“友善”将纳入文学批评参照基点的根本依据。
“友善”与文学书写的“冲动”多样性、复杂性具有双向兼容性。所谓双向兼容，第一是指给予空间，第二是指给予限定。先说第一种兼容，即给予空间。康德讨论人的本性中的“向善”的原初禀赋，既给予人“向善”的可能性，同时，也给予人性各种丰富复杂的表现以空间。动物性禀赋可产生生存、繁衍的欲求，产生与其他人共同生活的社会本能，人性禀赋能产生出自爱，在意他人对自己的评价和看法，能产生争强好胜的性格等，这两种禀赋更可产生诸般恶习。所以，作为复合体的人的本性中的三种禀赋，与文学书写的“冲动”多样性、复杂性具有兼容性。因为，文学书写特别是叙事性文学对人物的刻画、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设置，不仅有人格性禀赋为主的性格展示，也会有动物性、人性禀赋“嫁接”出的恶习及其性格展示，所以，人性原初的“向善”禀赋的思想，以及以“友善”为基本参照点，是本论题所谓双向兼容的第一种。可表述为，作为终极依据并不限制而是给予文学书写以开阔空间。
再说第二种兼容，即给予限定。作为文学批评终极性依据的“友善”，处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之内，具有“社会价值导向性”特质，这与人类的伦理底线具有本质区别。所谓伦理底线，指全世界的伦理学家、宗教学家力求探寻超越党派、种族、国度、宗教和意識形态的人类可共同认可并遵从的共同约定，最具体体现在世界宗教会议于1993年在美国芝加哥举行的会议上通过的《全球伦理宣言》中。该《宣言》的“基本要求：每个人必须被当作人来对待”，宣言认为，这个基本要求就是“数千年以来，人类许多宗教和伦理传统都具有并维系着这样一条原则，黄金原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或者换成肯定的说法，即你希望人怎样对待你，你也要怎样待人！这应当成为所有的生活领域中不可取消和无条件遵循的规则，不论是对家庭、社团、种族、国家和宗教，都是如此”。这项原则衍生出四项宽泛而古老的人类行为准则，也就是“四种不可取消的律令”，那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偷窃！……不可说谎！……不要奸淫！”这就是人类伦理底线，即对人之为人的最起码的限定。所谓限定，是指此底线之下的则不为人，将受到法律的制裁。底线与导向是朝向相反的两个方向。质言之，“友善”的价值导向性与这四个不可的限定性由此形成了两个方向，两者互补。伦理学家从公民道德建设角度，对于导向与底线两者区别与互补的关系有个非常好的表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目标和价值欲求，但人必须先满足一种道德底线，然后才能去追求自己的生活理想。严守道德底线需要得到人生理想的支持，而去实现任何人生理想也要受到道德底线的限制。所以说，强调道德底线与基本义务，提倡人生理想与超越精神又是紧密联系、完全可以互补的。”“友善”的导向性而非限定性，从而可作为文学批评基本参照。 “友善”为文学批评终极性依据的“大众方向”导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国家层面具有主流意识形态性质的导向。前面业已论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终极性依据的合理性。现在进而具体到论证“友善”作为文学批评终极性依据的合理性。人性中具有“友善”的可能，以及“友善”与文学书写的“冲动”多样性、复杂性具有双向兼容性，已经得到论证，现在继而从“大众方向”导向性论证其合理性。“价值导向”，“这是一个由中国人针对中国问题创造出来的地地道道的‘中国话语’”。“价值导向”这个概念有一个逐步形成的中国语境和过程。所谓导向，就是在“个体觉醒和个人的权利意识增长之后，如何遏制相对主义的蔓延，以免造成个体与社会之间的鸿沟的扩大……‘价值导向’的概念就是一个旨在实践中解决实际问题的概念，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操作性”。那么，恰恰因为“价值导向”是地道的中国话语，所以，早在1991年冯契先生在“改革开放与社会价值导向”讨论会的讲座中就提出：“应以价值论的角度来考虑，这是一个理论问题，不仅善，而且美、真、功、利都有一个价值导向的问题。从这个角度看，价值导向就是要坚持价值观的大众方向。”
何以坚持价值观的“大众方向”以及如何实施？冯契先生的思路是，只有把握住“大众方向”，才能有效实施价值导向。直白地说，即为了有效实施价值导向，只有坚持“大众方向”。什么是“大众方向”？就是把功利和道义、功利的价值和精神的价值统一起来，目的是为了实现理想。总归一句话，就是价值观上要有宽容精神，不强求一律。因为，价值是多方面的，多层次的，每个人品德的培养要经历过程，不能一下子达到理想，因人而异。宽容还体现在大众在理解基础上的自觉自愿。近期朱贻庭教授在理解冯契先生此演讲的文章中更具体地说：“这就把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理想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非常具体地结合在一起，使得理想不再是遥远的东西，而成了活生生地引领现实的价值导向。”
“友善”处于核心价值观的最末一位，并非它档次低，而是它与人的本性最近。把文学作为感性存在物来看，“美是道德的象征;并且也只有回顾这一层（这对每个人是自然的，也要求这每个人作为义务），美使人愉快并提出人人同意的要求，在这场合人的心情同时自觉到一定程度的醇化和昂扬，超越着单纯对于感官印象的愉快感受，别的价值也按照着它的判断力的一类似的规准被评价着”。“友善”就是康德所说的“别的价值”中最贴近人本性的价值，也是与道德象征的美最底线性吻合的范畴。以“友善”为文学批评基本参照，就是将文学接受定位在读者作为人均具有“向善”的本性，文学书写“友善”可能折射的诸多“冲动”，即有了组织秩序，是人民大众可广泛接受的，也具有导向功能。文学与人们站立的地气相接壤，这可表述为文学批评导向的大众化。可证明文学批评导向的大众化的一个旁证是伦理学领域的“底线伦理是建设公民道德的可行之路”的思想。该思想认为，全面道德建设应立在底线伦理上，而不是要求人们成为圣贤或者职业模范。笔者以为，这即是全民道德建设的“大众方向”，学者就此观念的表述都是极为大众化的：“总之，只要你是一个社会的成员，你就必须履行某些义务。不管你是什么信仰，追求什么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也不管你多有权、多有钱或多有名，有一些基本的东西你是不能丢的。……某种做人的底线你是不能退的。”
“友善”價值观作为文学批评基本参照的实用性与理论空间
“友善”作为文学批评终极性基本参照的实用性：以《北京折叠》为中心。郝景芳的《北京折叠》2016年获国际雨果奖，已然被确认为科幻小说。笔者通过查阅学习既有科幻文学理论著作和深入研究，认为在科幻小说范围内，此作属于“空间旅行”和“时间旅行”合成的“奇异旅行”支脉。它顺叙地讲述了一个故事，以科学幻想思维形成了三个空间可折叠的“框架式”模式，以老刀在三个空间依次穿行、返回的新奇旅行，造成折叠式空间这种他异样态引发的陌生感。在现实生活中，我国语境的读者熟悉社会已经分为阶层，各阶层的生活方式有极大的反差。这样，陌生感的他异样态与读者熟悉的同质样态的感知之间就形成了在场和互动的机制，读者得以在一个潜在革命性的新视角中来理解我们自己的生命状态，有了艺术感受和感悟。笔者以批评家的视角代读者表述阅读心理，可以表述为：发现，发现现实生活原来有如此不堪的一面;同情，同情老刀生活于困窘的第三空间;欣慰，为第一空间依然有善良的人而欣慰;警觉，为人类未来可能会面对如此情境而警觉。意义之发生就在于可在这多种冲动中理出一个秩序。如果说认可了警觉为最重要的“冲动”并起到组织和统领作用，那么，意义发生就可以概括出来了：警觉，是发现了生活如此真实状况并同情老刀，为老刀暂时得以解脱而欣慰，为了避免老刀这样阶层的如此状况未来成真，警觉发生了。这些属于心理范畴的动词，都可以“友善”为基本参照。发现来自关注;关注的对象是他人处境和社会;关注而产生了对他人的同情，因为有同情，而为他人暂时安全感到欣慰。可见发现、关注、同情、欣慰均为将自己和他人联系起来的立足点，如同我国传统文化表述的“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的德行，均来自与人类本性中对外在于自己的正常社会生活和道德规范的敬畏而产生的“向善”的禀赋。甚至有对社会对人类未来的责任心。“警觉”及其表现是读者接受并立足于“友善”而逐步向更上级价值观范畴的空间开拓。
“友善”的范畴关联度与理论空间。上面《北京折叠》的批评实践，显示了诸种“冲动”以“友善”为基本依据的实用性，也显示了与“友善”相关联的范畴。笔者以为，因为“冲动”概念本来就是瑞恰慈从心理学借用到文学批评原理来的，而且如上将“冲动”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其与文学最贴近的“友善”范畴相联系。由此，我们就有理由继续借助心理学资源，以“友善”为中心，建立起具有关联度性质的谱系。笔者的基本理论设想是，仅仅一个“友善”，固然可为终极性依据的底线，但就此一个范畴毕竟有限，这个范畴又确实可能与诸多心理学、伦理学术语形成交织。因为交织而产生若干与“友善”相关联又有所区别的范畴，范畴丰富起来，在文学批评中操作性就会更强。将若干与“友善”相关联的范畴排列，或者形成以“友善”为中心的环形范畴圈，这就是笔者所谓的谱系。显然，谱系的建设需要参考和借鉴心理学、伦理学、美学、文学批评理论、修辞学等学科的既有术语、概念及其元素，是一件细致繁琐的工作，但如果构建起如此谱系，也就形成一个开拓性理论空间。目前仅为理论设想，即便可行也将是复杂细致的工作。笔者仅以近期读到的医学和心理学相结合而发现的“意念对健康的影响，大到不可思议”的规律为例。重要的是这个发现列出了一个融心理学和医学结合的谱系表，此发现来自美国的戴维·霍金斯博士，他通过百万次试验测定得出这个结论。他提出，没有爱会生病，凡是生病的人一般都用负面的意念，他们喜欢抱怨、指责、仇恨别人，不断指责别人的过程当中就削减了自己很大的能量。这些意念的振动频率低于200，这些人容易得很多不同的疾病。反之，慈悲、爱心、宽容、柔和等心理则使人健康。他列出了一个正面意念的图标，即正能量层级，从低到高的层次为：勇气/淡定/主动/宽容/明智/爱/喜悦/平和/开悟。在他的展示中，笔者发现，所有这些层级均与人类“友善”范畴相关。比如，“主动”层级的表述是：“全然敞开、成长迅速，真诚友善、易于成功。”“爱”层级的表述是：“聚焦生活的美好、真正的幸福。”“喜悦”层级的表述是：“慈悲、巨大耐性、持久的乐观”等。这就从医学与心理学结合的案例，看出作为价值观的“友善”范畴与文学批评理论结合而生成新的理论空间的可能性与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