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
　　回忆无禁区
　　我有三个集子是先在《上海文学》上连载，然后编印的，它们是《命中相遇》、《人生有信》和《空间感》，都是回忆性的文字。有人读后对我说：“你可真敢回忆啊！你这是极限写作吧？”
　　我有个舅舅，曾是上海的名医，退休以后，他总爱坐在沙发上打瞌睡。多年前我去看望他，因为自己年轻，就觉得人入老年很奇怪：你瞌睡，为什么不到床上去躺着呢？难道坐在沙发上，头往胸前靠，猛地一激灵，稍微动一动，再接着那么瞌睡下去，会很舒服吗？有天他没打瞌睡，拿长嘴喷壶给窗台上的盆花浇水，精神头很好，我就趁机把我的疑问道了出来。他呵呵一笑，告诉我：“我那样坐在沙发上，哪里是打瞌睡，我是在回忆呢，信马由缰，随心所欲，真是舒服得很呢！”
　　舅舅早已仙去。现在我自己入古稀之年了，竟也会坐在沙发上，闭眼回忆，那状态会持续许久，小时工小袁那天也趁我站起来浇花时问我：“大叔那么坐着打瞌睡，舒服吗？”我不由得重复了从舅舅那里听来的话。
　　那天在小袁来之前，我偶然从网络上搜到一部苏联老电影《没有说完的故事》的视频，一口气在线观赏，赏完后坐到沙发上，仿佛成了浸在热水里的蚕茧，任回忆的无形之手，将往昔人事光影，丝丝缕缕缫出，浮想联翩，感慨万端。1955年列宁格勒电影制片厂拍出的《没有说完的故事》，则另辟蹊径，走的是温馨、诗意、人情味的路子，表现一个社区女医生和一位因工伤而下肢瘫痪的船舶设计师的爱情故事。
　　1956年秋天，观看电影《没有说完的故事》，是在北京新街口豁口内东侧，积水潭畔的一个剧场，当时叫解放军总政文工团排演场。记得那天因为去晚了，虽然有票，却座位已满，就站在最后一排后面看那部电影。那年我才十四岁，也许是早熟吧，竟能把那爱情故事看进去，而且能领略银幕上的诗意。那时候，因为我姐姐的一位中学同学成为了总政歌舞团的演员，她和姐姐情同姊妹，常送票给我们家，除了歌舞演出，还有周日的电影票。那些电影，无论是国产片还是译制片，都是电影院还没放映，他们那里就先睹为快的。
　　观看《没有说完的故事》的那天是记忆里最开心的一天。看完电影，我被请到街对面胡同里歌舞团的楼里楼外玩耍。在演员的宿舍里，能听到从苏联弄来的密纹唱片，包括柴可夫斯基的全套作品，而在院子里的葡萄架下，能和独唱演员黄源伊对话，也令我十分兴奋。
　　黄源伊是个归侨，个子不高，微胖，对我极其友善。他那时候在我眼中是个叔叔辈的了，但是对我那样一个少年，一点架子都没有。我告诉他，我前些天在中山公园音乐堂（那时是个露天剧场）看过他们团的演出，听过他唱《教我如何不想她》，我觉得那歌词太美了。微笑，两眼像月牙，望着我说：“你真早慧啊，听你姐姐说你喜欢读文艺作品，最近在读什么呢？”我就说在读《罗曼·罗兰文钞》，他现出吃惊的表情：“咦呀，小鬼，不简单啊！”
　　唯有今天，我的回忆才能连贯下去。因为到1957年，大人告诉我，黄源伊划右，赶出军队了，你以后忘掉他吧。我也就努力忘掉他，却又终于忘不掉，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在那个看过《没有说完的故事》的下午，在那个有葡萄架的院子里，黄源伊拿出一个相机，与他的战友们分别合影，没待我主动要求，他也拉过我，搂住我肩膀，跟我合影。而且，我记得他分明是这样交待的：“里头可是彩色胶卷啊！现在国内还没有办法冲洗，明年有朋友从外面来，我会托他带到外面，冲印好了，人人都会拿到照片！”我曾热切地盼望着，从他那里得到我人生中第一张不是染成彩色而是天然彩色的相片！
　　“文革”当中，在父亲所在的解放军外语学院，一位从巴西归国的，教授葡萄牙文的女士，被抄家，并且还专为揭露批判她“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办了一个展览，其中就有她在国外拍摄的天然彩色的照片，除了指斥她穿“奇装异服”，也怒斥她“拍个照片居然也要五颜六色”！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有同事问我：“你拍过天然彩色照片吗？”我几乎就要回忆起那个葡萄架下的歌唱家了，却自动掐断了回忆，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对回忆自设禁区。前些时一位小我十来岁的人士跟我聊天，她说她还是要拼命地清除群殴学校校长的回忆，因为：“那么多人动了手，又不是我一个，我为什么要自惹痛苦？而且，我总关闭那段时间的记忆闸门，因此，一切都模糊了。我觉得也许根本没有那么一回事，起码我自己，只不过是站在一边罢了，根本没有上去动手。”
　　我坐在沙发上肆无忌惮地回忆，美好的，丑恶的、得意的、沮丧的、说不清道不明，却实实在在是耳闻目睹、亲身经历的。我会欢欣，也会羞赧，我在回忆中陶醉，在回忆中忏悔……对于一个有尊严的生命而言，回忆无禁区，而且，应该与人们分享回忆，将我们各自的回忆整合起来，也许，那就接近于信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