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水污染并非新闻，但过去一直没得到社会普遍关注。最近中国疾控中心专家团队公布了一份历时8年的研究成果，验证了水污染和癌症有很高的相关性，引来舆论热议。
　　城市污水与垃圾、工业废水、农药化肥的渗透，都是地下水污染的成因，而不法企业用渗坑、井压方式排污，将令污染雪上加霜。除浅层地下水外，一般地下水自然更新周期约为1400年。深层地下水如被污染，等于永劫不复。中国环境科学院监测过118个大中城市地下水，发现重污染城市占64%，轻污染城市占33%。这些残酷的数字，不仅让人惶恐痛心，又何尝不是在向国人发出最后警告？
　　西方现代医学早已发现，人类80%的疾病都与水源污染有关。除了饮用会导致各种疾病外，被污染的地下水，还会进入自然界的食物链系统，完全无法控制。近年各地屡屡曝光的“癌症村”、很多乡村集中爆发的大病怪病，多与土壤及地下水被毒化有关。
　　要真正遏制地下水污染，需要审视对环境犯罪的立法。中国当下虽有《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等，《刑法》也有“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章节，但都缺乏立法的超前性和系统性，对环境犯罪的覆盖面极窄。在司法与执法上，对环境犯罪多以罚金和行政处罚为主，刑事处罚力度极弱。如果刑法只处罚那些已造成严重后果的犯罪，等于放弃了法律的预防功能。从某种程度说，《刑法》的宽容，等于在放任环境犯罪的发生。
　　在西方发达国家，环境犯罪和抢劫等罪一样，都被民众视为严重的刑事犯罪。1980年代，美国国会把环境犯罪提高为重罪，罚金或自由刑的处罚都较重。在美国立法者看来，因环境犯罪具有不可逆转性，社会和民众需承担极大代价，所以环境法的好坏，考虑的不是违法者的多少或处罚力度的大小，而是如何预防环境犯罪的发生，因此严厉的刑罚更为重要。
　　全社会对环境犯罪都应当有严惩和监督的意识。让地方政府不要为一时的政绩所惑，成为不法企业的帮凶；让监管和执法的行政机构，有执法的权力和动力，对瞒天过海的排污企业挖地三尺；让深受污染之苦的民众，有发言权和诉讼的自由；让环保组织或个人，可在法律的保护下，对违法企业进行公益诉讼。只有在政府、社会和民众的共同努力下，才能真正制衡那些环境污染的违法者。
　　种种迹象表明，给予中国环境治理的机会已经很少。30多年对GDP的依赖，使中国经济就像一个深度酗酒者，明知大地的肝脏无法承受，却难以停下举向嘴边的酒瓶。地球是封闭的系统，人类制造的污染物被抛得再深再远，并不会从地球上消失，总有一天会回到人们的生活中。如果我们再不改变生活、生产的方式，如果我们仍然认为经济比自然环境更真实、更重要，如果我们的环保意识仍然无法普及为全民行动，我们能交给子孙后代的将是一个千疮百孔的世界。应当有这个全民共识了，保护环境、保护地下水，是在捍卫每个中国人的生存底线，也是在捍卫中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