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搞清楚一件事情”会让袁岳去做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他爱琢磨，是个脑子勤快的人。用脑过多，以致“聪明绝顶”。
正因为袁岳要“搞清楚”，所以调查中只能“一是一，二是二”。“零点从来不修改数据，我们不提供蒙人服务，要提供蒙人服务我就不出来干了。”
见到袁岳是在他公司楼下的星巴克咖啡厅，近下午六点了，他已经在同一个座位上接待了两批来访者。
他是这里的常客，常在这里招待朋友，写文章，甚至开公司会议。“我喜欢这种放松的氛围。”袁岳说。
在他起身送客的时候，店内有人过来问：“您是零点公司的老总袁岳吗？”得到肯定答复后，她将自己的座位挪到了这边的桌子。已经小有名气的袁岳在外常被人认出，有时还遇到粉丝。但除了小小的虚荣感外，他还不觉得自己算名人。
一天多场活动下来，他的精力依然十分充沛。对于这位有着董事长、主持人、讲师等多重身份的“跨界达人”而言，连轴转是常事，工作与生活的界线已然模糊。
“我要搞清楚一件事情”
面前的袁岳，温文尔雅，侃侃而谈。他说话语速很快，但很有条理。“我就是话唠，爱说爱写。”袁岳道。
1992年，27岁的袁岳离开工作了四年半的国家司法部，创办了零点调查公司。放弃“铁饭碗”，在很多人看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只是要做我的事情，在体制内不能做，就到体制外来做。比如我想做研究，我要搞清楚一件事情，而不是写官样文章。”袁岳说。
“搞清楚一件事情”会让袁岳去做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他爱琢磨，是个脑子勤快的人。用脑过多，以致“聪明绝顶”。闪闪发亮的光头造型让他在大叔的年龄还如大哥般有活力。
他喜欢用“北京地铁二号线环线”形容自己。事情到他那，都要在脑子里打个圈，不会如“一号线”般直进直出。即便是简单的吃东西，他也会去了解食物怎么搭配、烹制过程有哪些讲究、黄焖和红烧所用酱油有什么不同……每周，他都要发明一款“袁氏小菜”。
这个脑子里有很多“弯弯道”的人，从来不要求“静思”。再嘈杂的地方，他也能专心做自己的事情。咖啡厅、机场、甚至厕所都可以是他思考、写作的场所。
正因为袁岳要“搞清楚”，所以调查中只能“一是一，二是二”。“零点从来不修改数据，我们不提供蒙人服务，要提供蒙人服务我就不出来干了。”袁岳强调。他认为，找零点做咨询或者调查的人都是希望搞清楚状况。
袁岳对自己的定位是“有限的生意人”。“咨询行业跟其他行业不一样，干的是社会服务，不是纯粹的金钱的生意。”
在公司的业务拓展中，他始终坚持有所为，也有所不为。他感兴趣的是分析研究为什么有的公司能赚钱，有的公司不赚钱，但即便是发现了暴利行业，他也不会贸然进入。在商海中，他的角色更多的是一个观察者、思考者。
自2006年开始，袁岳每天9点左右更新博客。对他来说，这就跟吃饭、跑步一样，成了一种习惯。博客内容多而杂，有他每日的感慨，也有调查研究结果，还有对时政经济的看法等。
“一个知识分子怎能不写东西？我是做研究的，写东西是我的本分。就像农民种地一样。”知识分子意识与商人定位在袁岳身上融合得十分自然。他认为，知识分子意识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应该有的，要对得起受过的教育，对得起社会对受过教育的人的期待。
红会这趟浑水
头衔多了也会带来烦恼。今年袁岳挨了不少“板砖”。
去年12月7日，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以下简称“红监会”）成立。16名委员应红会邀请上岗，袁岳是其中之一。由于郭美美事件的影响，当时红会处于严重的信任危机中。袁岳也曾纠结过，不敢趟这趟“浑水”。
后来他在博客中透露，接受邀请的原因之一是自己身在公益界，非常想知道这样一个与公益如此有关的组织如何运作以及为何闹出那么大的动静，以前是假想，进入红监会可以接触更多的具体情况。
袁岳认为这件事情是值得做的。“大家都在那骂有什么用呢？无建设，不批评。我觉得自己可以做一些事，去改变它。我不是一个愤青，但凡我参与一件事，是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有可为。”
此后多名委员被曝光与红会有利益关系。袁岳也卷入争议中。
今年，红会发布了《汶川地震灾区博爱家园项目终期自评调查报告》，该报告是红会委托零点公司做的。此举引发公众质疑。在媒体记者的追问下，袁岳承认零点为红会做评估项目“取费6万元”。 5月27日，他发表声明称将退回所有委托款，前期工作作为义务支持。担任委员期间及不担任委员之后的三年内不会承接红会公益的任何项目评估工作，并表示如有必要将辞去红监会委员一职。
袁岳告诉《民生周刊》记者，“那个项目我本来可以收30万，但那时只收了6万，只是做那个项目的人的工资而已，甚至还没给够。”
有学者认为，袁岳及其公司的这种行为违背了一个最基本的利益回避原则。身为红监会委员，自己的公司来帮红会做项目评估，还收取费用，无法让大家相信评估结果。有人甚至怀疑，正因为袁岳是红监会委员，红会才把这个项目给零点公司。
袁岳承认自己考虑不周，对利益冲突的分寸把握得不够。“因为有瓜田李下之嫌，做事情的时候应该更谨慎，这样才能达到开始做这个事情时的目的。”
“我想做的事情，我会认真做，尽可能做得更好。如果不做，我也可以把其他事做得更好。”袁岳说。
经历那场风波之后， 他对自己在红监会中的角色有了更清楚的认识。“一个人做好一件小事就够了。”他希望在红会发展项目成效的独立评估体系。“如果可以做，要把这个事情做好。如果这个事情都做不好，那我就不做了。这也是我能做的事，其他事情跟我没关系。做不了的事，掺合什么？”
而对于公众对红监会过高的期待，他不以为然。“我们不是什么救世主，不可能把什么事情都做好。郭美美等事，不是在我任内发生的，跟我有什么关系？”
“很多人把公益想太大了”
从事公益活动，对于袁岳来说，也是一种个人喜好。“我是二型人格，爱折腾别人的事。”他说。
根据九型人格论，二型人格（助人型）的人往往会在帮助别人的过程中获得很大的满足感。这样的人做公益活动的可能性更大。
2010年袁岳成立零点青年公益创业发展中心，启动“黑苹果青年”项目，鼓励大学生走出校园，尝试更多的社会服务与社会工作，在这个过程中激发公益热情，锻炼公益技能。三年来，这一项目已经由“大学生黑苹果”扩展到“白领黑苹果”，带动了更多的人投身公益。
“现在有人批评教育体制不好，年轻人不懂社会，没有经验，但是光说没有用，要有一些解决方案，所以我鼓励年轻人参与社会公益、社会实践来缓解这一问题。”
袁岳对这个项目投入近20%的时间。每年他要到各地大学做十多场巡回演讲，也常在微博上与大学生互动。“很多人把公益想的太大了，都想着有很多钱才能做或者等老了再做。”袁岳鼓励大学生从微小的行动开始，慢慢积累经验。
“公益本来就是一件很普通的小事，你做了点也不要把它当回事。”他希望自己所做的这些，能让在大学里迷茫的学生稍微有点方向。但他强调，“这个方向不是我给的，你只要到社会上闯荡，就会找到方向。就像一条鱼，在池塘里没有方向，到河流里就有方向了。方向是本来就有的。现在的教育是把河流变成池塘，我们要做的是把鱼放到河流放到海洋，这就是我们对一条普通的鱼的信心。要让人们找到方向，就是让他有更多社会联系。”
这些公益活动让袁岳有了很多年轻的“粉丝”，有人甚至称他为“青年导师”。对此，袁岳笑道：“我帮助年轻人，叫不叫导师，我不关心。我只是要做这件事，人家怎么说，是人家的事。”
正因为袁岳要“搞清楚”，所以调查中只能“一是一，二是二”。“零点从来不修改数据，我们不提供蒙人服务，要提供蒙人服务我就不出来干了。”
见到袁岳是在他公司楼下的星巴克咖啡厅，近下午六点了，他已经在同一个座位上接待了两批来访者。
他是这里的常客，常在这里招待朋友，写文章，甚至开公司会议。“我喜欢这种放松的氛围。”袁岳说。
在他起身送客的时候，店内有人过来问：“您是零点公司的老总袁岳吗？”得到肯定答复后，她将自己的座位挪到了这边的桌子。已经小有名气的袁岳在外常被人认出，有时还遇到粉丝。但除了小小的虚荣感外，他还不觉得自己算名人。
一天多场活动下来，他的精力依然十分充沛。对于这位有着董事长、主持人、讲师等多重身份的“跨界达人”而言，连轴转是常事，工作与生活的界线已然模糊。
“我要搞清楚一件事情”
面前的袁岳，温文尔雅，侃侃而谈。他说话语速很快，但很有条理。“我就是话唠，爱说爱写。”袁岳道。
1992年，27岁的袁岳离开工作了四年半的国家司法部，创办了零点调查公司。放弃“铁饭碗”，在很多人看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只是要做我的事情，在体制内不能做，就到体制外来做。比如我想做研究，我要搞清楚一件事情，而不是写官样文章。”袁岳说。
“搞清楚一件事情”会让袁岳去做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他爱琢磨，是个脑子勤快的人。用脑过多，以致“聪明绝顶”。闪闪发亮的光头造型让他在大叔的年龄还如大哥般有活力。
他喜欢用“北京地铁二号线环线”形容自己。事情到他那，都要在脑子里打个圈，不会如“一号线”般直进直出。即便是简单的吃东西，他也会去了解食物怎么搭配、烹制过程有哪些讲究、黄焖和红烧所用酱油有什么不同……每周，他都要发明一款“袁氏小菜”。
这个脑子里有很多“弯弯道”的人，从来不要求“静思”。再嘈杂的地方，他也能专心做自己的事情。咖啡厅、机场、甚至厕所都可以是他思考、写作的场所。
正因为袁岳要“搞清楚”，所以调查中只能“一是一，二是二”。“零点从来不修改数据，我们不提供蒙人服务，要提供蒙人服务我就不出来干了。”袁岳强调。他认为，找零点做咨询或者调查的人都是希望搞清楚状况。
袁岳对自己的定位是“有限的生意人”。“咨询行业跟其他行业不一样，干的是社会服务，不是纯粹的金钱的生意。”
在公司的业务拓展中，他始终坚持有所为，也有所不为。他感兴趣的是分析研究为什么有的公司能赚钱，有的公司不赚钱，但即便是发现了暴利行业，他也不会贸然进入。在商海中，他的角色更多的是一个观察者、思考者。
自2006年开始，袁岳每天9点左右更新博客。对他来说，这就跟吃饭、跑步一样，成了一种习惯。博客内容多而杂，有他每日的感慨，也有调查研究结果，还有对时政经济的看法等。
“一个知识分子怎能不写东西？我是做研究的，写东西是我的本分。就像农民种地一样。”知识分子意识与商人定位在袁岳身上融合得十分自然。他认为，知识分子意识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应该有的，要对得起受过的教育，对得起社会对受过教育的人的期待。
红会这趟浑水
头衔多了也会带来烦恼。今年袁岳挨了不少“板砖”。
去年12月7日，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以下简称“红监会”）成立。16名委员应红会邀请上岗，袁岳是其中之一。由于郭美美事件的影响，当时红会处于严重的信任危机中。袁岳也曾纠结过，不敢趟这趟“浑水”。
后来他在博客中透露，接受邀请的原因之一是自己身在公益界，非常想知道这样一个与公益如此有关的组织如何运作以及为何闹出那么大的动静，以前是假想，进入红监会可以接触更多的具体情况。
袁岳认为这件事情是值得做的。“大家都在那骂有什么用呢？无建设，不批评。我觉得自己可以做一些事，去改变它。我不是一个愤青，但凡我参与一件事，是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有可为。”
此后多名委员被曝光与红会有利益关系。袁岳也卷入争议中。
今年，红会发布了《汶川地震灾区博爱家园项目终期自评调查报告》，该报告是红会委托零点公司做的。此举引发公众质疑。在媒体记者的追问下，袁岳承认零点为红会做评估项目“取费6万元”。 5月27日，他发表声明称将退回所有委托款，前期工作作为义务支持。担任委员期间及不担任委员之后的三年内不会承接红会公益的任何项目评估工作，并表示如有必要将辞去红监会委员一职。
袁岳告诉《民生周刊》记者，“那个项目我本来可以收30万，但那时只收了6万，只是做那个项目的人的工资而已，甚至还没给够。”
有学者认为，袁岳及其公司的这种行为违背了一个最基本的利益回避原则。身为红监会委员，自己的公司来帮红会做项目评估，还收取费用，无法让大家相信评估结果。有人甚至怀疑，正因为袁岳是红监会委员，红会才把这个项目给零点公司。
袁岳承认自己考虑不周，对利益冲突的分寸把握得不够。“因为有瓜田李下之嫌，做事情的时候应该更谨慎，这样才能达到开始做这个事情时的目的。”
“我想做的事情，我会认真做，尽可能做得更好。如果不做，我也可以把其他事做得更好。”袁岳说。
经历那场风波之后， 他对自己在红监会中的角色有了更清楚的认识。“一个人做好一件小事就够了。”他希望在红会发展项目成效的独立评估体系。“如果可以做，要把这个事情做好。如果这个事情都做不好，那我就不做了。这也是我能做的事，其他事情跟我没关系。做不了的事，掺合什么？”
而对于公众对红监会过高的期待，他不以为然。“我们不是什么救世主，不可能把什么事情都做好。郭美美等事，不是在我任内发生的，跟我有什么关系？”
“很多人把公益想太大了”
从事公益活动，对于袁岳来说，也是一种个人喜好。“我是二型人格，爱折腾别人的事。”他说。
根据九型人格论，二型人格（助人型）的人往往会在帮助别人的过程中获得很大的满足感。这样的人做公益活动的可能性更大。
2010年袁岳成立零点青年公益创业发展中心，启动“黑苹果青年”项目，鼓励大学生走出校园，尝试更多的社会服务与社会工作，在这个过程中激发公益热情，锻炼公益技能。三年来，这一项目已经由“大学生黑苹果”扩展到“白领黑苹果”，带动了更多的人投身公益。
“现在有人批评教育体制不好，年轻人不懂社会，没有经验，但是光说没有用，要有一些解决方案，所以我鼓励年轻人参与社会公益、社会实践来缓解这一问题。”
袁岳对这个项目投入近20%的时间。每年他要到各地大学做十多场巡回演讲，也常在微博上与大学生互动。“很多人把公益想的太大了，都想着有很多钱才能做或者等老了再做。”袁岳鼓励大学生从微小的行动开始，慢慢积累经验。
“公益本来就是一件很普通的小事，你做了点也不要把它当回事。”他希望自己所做的这些，能让在大学里迷茫的学生稍微有点方向。但他强调，“这个方向不是我给的，你只要到社会上闯荡，就会找到方向。就像一条鱼，在池塘里没有方向，到河流里就有方向了。方向是本来就有的。现在的教育是把河流变成池塘，我们要做的是把鱼放到河流放到海洋，这就是我们对一条普通的鱼的信心。要让人们找到方向，就是让他有更多社会联系。”
这些公益活动让袁岳有了很多年轻的“粉丝”，有人甚至称他为“青年导师”。对此，袁岳笑道：“我帮助年轻人，叫不叫导师，我不关心。我只是要做这件事，人家怎么说，是人家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