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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仪式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社会功能。布依族作家罗国凡的小说再现了本民族独具特色的婚恋仪式，如体现自由恋爱的“玩表”仪式，代表旧婚俗的“坐家”仪式，张扬民族品性的嫁娶仪式等。作品中布依族仪式的再现不仅弘扬了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也推动了文本情节的发展，人物形象的塑造、主题的升华。从儀式角度切入研究，拓展了罗国凡小说探讨的视角，也有助于揭示布依族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
关键词：布依族 罗国凡 说婚恋仪式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8）05-0102-03
出现于19世纪的“仪式”一词，起初是人类学中的一个重要术语，后来随着研究的深入逐步与各学科发生关联，其中与文学的关系尤为密切，有学者曾表述“仪式与文学述行密切相关，是文学述行的载体”。[1]P61那么，何谓“仪式”？关于其定义国内外学者表述各异，众说纷纭。其中，运用较多的是郭于华先生对“仪式”的界定，即“仪式是在长期形成的文化传统支配下，规定形成具有象征性的、表演性的、由文化传统所规定的一套行为方式……既可以是特殊情境与场合之下神圣庄严的仪典，亦可以是具有功利性质与目的的世俗礼仪与做法。也可将其理解为归约传统的、具有约定俗成性质的一整套生存技术，抑或被国家意识形态所采纳并运用的一套权利技术。”[2]P1-3本文拟从仪式角度切入研究布依族作家罗国凡的小说，具体探讨其作品中婚恋仪式的主要表现形式、文化内涵以及在小说中的意义等。
“仪式是文学与人类学研究的共同钥匙。”[3]布依族作家罗国凡于20世纪80年代创作的系列中、短篇小说，以布依族的社会生活为背景，描绘布依山寨风光、风土人情，表现布依族人们的生存境遇，再现了丰富多彩的民俗仪式。在众多的仪式中，其作品着墨较多的是布依族的婚恋仪式，如体现自由恋爱的“玩表”仪式，代表落后婚俗的“坐家”仪式以及展现民族品性的嫁娶仪式等。文本中的再现性仪式，不仅推动了小说情节的发展，人物形象的塑造、主题的升华，也揭示了布依族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
一、“玩表”仪式：体现自由恋爱、塑造人物形象
从仪式的程序性、结构性层面来看，“玩表”是布依族婚恋仪式的开始。“玩表”，“布依语称之为‘浪哨’（yeonosu），汉语称呼各地不一，谓之‘唱歌’‘赶表’‘打老表’‘闹门墙’‘坐表’等。”[4]p4它是布依族青年婚恋社交行为的主要方式，一般多在布依族赶场天或重大节日（六月六、三月三）中进行，布依族适婚青年男女择宽敞明亮的场坝一隅或山坡一角为场所，以歌为媒，寻觅意中人，以促成婚配。“玩表”仪式展现了布依族青年男女求爱方式富于浪漫色彩，其婚恋状态为自由恋爱。这种独具特色的婚恋仪式在布依族作家罗国凡的小说中被大量的重复，几乎渗透于作者每一篇作品中。如短篇小说《三月三》《崖上花》《“勒友”声声》《不生效的结婚证》《月挂竹梢头》等。在其众多描写布依族“玩表”仪式的小说中又以《不生效的结婚证》最具典型性。
在小说《不生效的结婚证》中，作者以细腻的笔触将布依族的“玩表”仪式进行了全景式的直接再现。文本采用回忆的叙事模式表现了布依青年男女“玩表”开始时的互相和歌，接着男孩子们“扯几篇木叶放在手心打弹声，表示友好的召唤；姑娘们也用花帕摔着弧形表示欢迎”。[5]p133-134当双方距离较近时则向意中人抛打“牛肚包”，仪式进一步发展则需双方派人进行搭桥表明“玩表”对象，“当协议达成后，便一双双一对对地四散而去。岩脚下，泉水边，树脚下，一切适宜谈情说爱的地方，都能听到愉悦的细语和轻柔的吟唱……”[6]p134作品中“我”和细芸就是本次“玩表”相识相恋的一对，他们从此开始了赶场天、节庆时赴约，互相对歌盘问，以歌盟誓，交谈心声，憧憬未来。“仪式，自古以来就是沟通人与神、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行为方式，也是人实现思想、情感、信仰和灵魂的一种重要交流媒介。”[7]p29-32在罗国凡的小说中，体现自由恋爱的“玩表”婚恋仪式是布依族青年男女自我与他者、个人与集体的交会，也是个人实现爱情、婚姻的重要途径。布依族不少青年男女在此仪式中找到了个人的归宿，并拥有完美的结局如《阿吉的烦恼》中的阿吉与阿葛、《“勒友”声声》中的阿冠与阿柳等。但也存在因受布依族恋爱自由、婚姻由父母做主的观念制约在“玩表”中相恋但“有情人未成眷属”的青年，如《月挂竹梢头》中的韦松与竹妹、《崖上花》中的阿倍与阿芹等。
小说中的“玩表”仪式不仅体现了布依族青年男女的自由恋爱，还在仪式叙事的进程中塑造了一批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因为“仪式是一种叙事，与文本构成相互关系，在叙事过程中它成为展现人物性格或人性的最佳场所”。[8]p33在罗国凡众多的小说中以《“勒友”声声》最富于代表性，小说具体通过“玩表”仪式揭示了三位青年的本性，展现了各自的性格特征。作品中阿柳与阿冠本是于“玩表”中相恋的情侣，但青年阿娄由于在“玩表”中求爱阿柳未遂便心生记恨，将阿柳为了吓唬流氓情急之下随口编造的“我会放蛊”之语在左邻右舍中散播开来，导致阿柳变成人人避之不及的“蛊婆”，阿冠也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中，久久不与阿柳约会，阿娄趁虚而入与陷入绝望的阿柳订婚。最终，阿娄在阿爹的影响下解除了人们对阿柳的误会，阿冠也在阿妈的点拨下觉醒，三人间的感情又恢复了常态。文本以“玩表”仪式为线索，展示了三人之间的纠葛，将阿柳的聪慧貌美、善良机智，阿冠的忠厚老实、缺乏主见以及阿娄的富于心计、编造谣言的性格展露无疑。此外，罗国凡的其他小说通过“玩表”仪式塑造的典型人物形象还有《月挂竹梢头》中品行端正、乐于助人、受制于道德约束的青年教师韦松与美丽勤劳、落落大方的竹妹，《不生效的结婚证》中刚爱敢恨、反抗无力的细芸，《崖上花》中勤劳无私、一生受制于错误政策压制的阿倍与执著、专一但面对现实又无可奈何的阿芹等。
二、“坐家”仪式：批判旧俗、升华主题
“坐家”仪式是布依族最具特色的婚恋仪式，又称“不落夫家”“常住娘家”。此仪式是指在举行结婚仪式后，新娘不在夫家居住，结婚当日或之后二三日随送亲队伍一同回娘家或由新郎家派人送回娘家。新婚期间夫妇不允许同房。之后，只有在节庆之日或农忙之时夫家派人去接女方方可回夫家，女方有的当天去当天即回娘家，有的也在夫家小住几日，此时夫妻可以同房。女方“常住娘家”少则两三年，多则七八年甚至长达数十年。据了解，“布依族以‘常住娘家’为荣，以刚结婚就‘落入夫家’为耻，在娘家居住时间越长，女方名节及其家族受到的美誉越多。”[9]p6“常住娘家”以男方派人成功给女方戴假壳仪式[10]p109或女方怀孕而终结，从此女方“落入夫家”开始“坐家”。随着社会的发展，此种婚恋仪式已经显示出其不合理性，不能满足青年男女对婚姻、对家庭的需求、责任与意义，在布依族地区其已经逐步退出历史的舞台。 罗国凡的小说对布依族婚恋仪式中落后的“坐家”仪式也有描述。“所有的仪式都是一种语言，因此它传递着各种各样的观念。”[11]P75相对于先前对再现布依族青年男女自由恋爱“玩表”仪式的讴歌、提倡，这里作者对“坐家”仪式倾注更多的是批判、憎恨的情感。像小说《阿吉的烦恼》中，阿吉与母亲相依为命，好不容易与阿葛成婚，阿葛又“常住娘家”。阿吉既要照顧年迈体虚、病魔缠身的母亲，又要下地干活，还要面临无钱为母医病，缺衣少粮，八方催债等困境。家中所有大小事务全由阿吉一人操劳，他急需妻子的帮助，但碍于传统婚俗的限制他的愿望一时不能达成。阿葛想来协助阿吉但她囿于传统习俗也是身不由己。此时“坐家”仪式无疑已成为捆绑青年男女组建正常家庭，过幸福生活的枷锁。另外，作者在小说《不生效的结婚证》中同样也对以“坐家”仪式为代表的落后婚俗进行了鞭挞。作品中细芸与“我”本已在“玩表”中盟誓定终身，但父辈们一方以“同姓不开亲”为由，一方以胎前婚为理将“我们”间的姻缘拆散，细芸被迫嫁给了父母胎前就为其选好的小她四岁并也有意中人的丈夫。与前文相反，细芸的父母担心其婚姻有变不但不让她“常住娘家”，反而拿着竹棍赶他去丈夫家“坐家”，细芸“坐家”后郁郁寡欢，忧郁成疾，年纪轻轻就离开了人间。细芸成为旧习俗、旧观念的牺牲品，同样因为传统旧俗也直接葬送了四个布依族青年的幸福。
“文学通过对仪式、风俗、传统的描写。呈现出社会和时代的特点，并界定出人物的角色。”[12]p73以上两部作品中展现的布依族“坐家”仪式，表现了布依族人们生活的社会和时代特征以及仪式对人的命运的影响，令人欣慰的是，通过仪式也界定了女性角色、女性意识意识的复苏。阿葛在了解到丈夫阿吉面临的烦恼以及整个事件的原委后，不顾世人的非议，果断地在刚结婚两个月之后就独自一人来到夫家准备“坐家”，她要与丈夫共同面对困境，以解阿吉的燃眉之急。细芸在与“我”交往受阻后，作为一个女人的她提出了逃婚的念头，而“我”作为男性却因没有胆量面对逃婚带来的恶果打破了细芸的计划，后来她又毫不犹豫地私下里与“我”办理结婚证。最后她以结束生命来反抗无爱的婚姻，控诉传统的婚恋习俗。阿葛与细芸的所作所为均显示了布依族女性意识的觉醒。
同时，“文学中的仪式书写其实是作家在利用仪式来操纵人物和情节的发展”[13]p73以及达到升华主题的效果。罗国凡在其小说中通过“坐家”等婚恋仪式直接或间接地表达了作品的主题，如《阿吉的烦恼》中文本最后借阿葛前去夫家“坐家”之时对其阿妈的劝诫点明了文本的主题：布依族地区结婚时女方向男方收取高昂的礼信钱，给人们的生活带来灾难性的打击，影响家庭生活，影响婚姻幸福。同样，《不生效的结婚证》伴随着细芸生命的消逝作者最后愤恨地呐喊：“那些还搞胎前许婚或包办婚姻，买卖婚姻的人，不要再给年轻人制造苦恼了吧？！还有那些没有道理的民族风俗，五百年前订的寨规也应当结束了！”[14]p149以及文本中作者多次强调的民族地区民族风俗力量大于法律效力等主题思想均是在特定仪式背景中得以升华。
三、嫁娶仪式：再现民俗、张扬品性
“布依族是一个沉湎于仪式中的民族，如所有的仪式都举行，一年有将近43个仪式。”[15]5p5婚恋仪式作为整个布依族仪式系统不可或缺的元素之一，其在布依族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与地位自不待言。“传统的布依族婚俗规程由‘浪哨’（‘玩表’）、提亲、议亲、订亲、结亲以及‘不落夫家’（‘坐家’）6部分组成。”[16]p2-3每一部分婚俗仪式中又包含着众多程序，对于“玩表”与“坐家”上文已有详细的论述，对于布依族婚嫁仪式中的其他四项规程，罗国凡在其小说中也有叙写，再现了布依族多姿多彩的婚俗文化。如小说《月挂柳梢头》《不生效的结婚证》中对布依族婚俗中青年男女在“玩表”确定恋人关系后，由男方请媒人“提亲”等均有或隐或显的描写。“提亲”“认亲”等仪式在小说《阿吉的烦恼》中有不同的表述：即“提茶”“烧香”“拜年”……这些仪式只是各地说法不一，其实质内容却一致。在小说《女儿嫁到撒贯寨》中作者具体展现了布依族婚礼仪式上的各种习俗，像姑娘出嫁头一天晚上要“吃姊妹饭”与寨中姐妹告别，男方吹唢呐迎亲以示对女方送亲队伍的尊重和欢迎，新女婿对岳父母鞠躬作揖、男方家内亲敬“进门茶”，宴席中摆男女不同桌的“敬老席”等等。可以说，罗国凡通过其小说向读者展示的是布依族嫁娶仪式大餐，再现了布依族的独特婚俗文化。
人类学家涂尔干曾说：“仪式是在集合群体中产生的行为方式，它们必定要激发、维持或重塑群体中的某些心理状态。”[17]p134罗国凡通过其小说描写布依族嫁娶仪式，一方面再现了布依族的婚俗文化，另一方面也通过仪式重塑了布依族人们的心理状态，张扬了布依族人们的优秀品质。这集中体现在小说《阿吉的烦恼》与《女儿嫁到撒贯寨》中的阿吉母亲与韦寡妇身上。阿吉母亲身为寡妇，不仅将自家日子过得红红火火，而且将儿子的婚事也是准备得妥妥帖帖。如为儿子置办体面、风光的前去未婚妻家拜年的物品，千方百计凑足女方家长临娶之前附加的五百元礼信钱，就算东拉西扯也要高高兴兴地办成儿子的婚礼等。她自强好胜一切均围绕不叫人挑寡妇的长短，避免笑话“寡妇办不成大事”“说寡妇蹩脚，办事不像样”。同样，韦寡妇独自一人拉扯两个儿子，受尽欺凌，吃尽苦头，但她善良本分、倔强坚韧，不仅将儿子养大成人，而且还盖起了崭新的三间瓦楼……加之韦寡妇在婚礼上有礼有节的表现，竟使汉族人改变了对布依族的偏见。可见，作者通过仪式将聚焦点集中在两位寡妇母亲的身上，彰显了布依族真善美的民族品质以及热情虔诚、自立自强的民族品性。
总而言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仪式是小说的灵魂，它具有特定的文化心理、文化精神。罗国凡在其小说中描述布依族独具特色的婚恋仪式，并不是猎奇布依族民族风俗，它是特定的文化背景中布依族人民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对其进行书写一方面可以传承即将失传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另一方面还可以思考布依族人民的生存样态与集体无意识。同时，以仪式为视角切入，既拓展了罗国凡小说研究的空间，更新了研究视角，又有助于揭示布依族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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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关磊
关键词：布依族 罗国凡 说婚恋仪式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8）05-0102-03
出现于19世纪的“仪式”一词，起初是人类学中的一个重要术语，后来随着研究的深入逐步与各学科发生关联，其中与文学的关系尤为密切，有学者曾表述“仪式与文学述行密切相关，是文学述行的载体”。[1]P61那么，何谓“仪式”？关于其定义国内外学者表述各异，众说纷纭。其中，运用较多的是郭于华先生对“仪式”的界定，即“仪式是在长期形成的文化传统支配下，规定形成具有象征性的、表演性的、由文化传统所规定的一套行为方式……既可以是特殊情境与场合之下神圣庄严的仪典，亦可以是具有功利性质与目的的世俗礼仪与做法。也可将其理解为归约传统的、具有约定俗成性质的一整套生存技术，抑或被国家意识形态所采纳并运用的一套权利技术。”[2]P1-3本文拟从仪式角度切入研究布依族作家罗国凡的小说，具体探讨其作品中婚恋仪式的主要表现形式、文化内涵以及在小说中的意义等。
“仪式是文学与人类学研究的共同钥匙。”[3]布依族作家罗国凡于20世纪80年代创作的系列中、短篇小说，以布依族的社会生活为背景，描绘布依山寨风光、风土人情，表现布依族人们的生存境遇，再现了丰富多彩的民俗仪式。在众多的仪式中，其作品着墨较多的是布依族的婚恋仪式，如体现自由恋爱的“玩表”仪式，代表落后婚俗的“坐家”仪式以及展现民族品性的嫁娶仪式等。文本中的再现性仪式，不仅推动了小说情节的发展，人物形象的塑造、主题的升华，也揭示了布依族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
一、“玩表”仪式：体现自由恋爱、塑造人物形象
从仪式的程序性、结构性层面来看，“玩表”是布依族婚恋仪式的开始。“玩表”，“布依语称之为‘浪哨’（yeonosu），汉语称呼各地不一，谓之‘唱歌’‘赶表’‘打老表’‘闹门墙’‘坐表’等。”[4]p4它是布依族青年婚恋社交行为的主要方式，一般多在布依族赶场天或重大节日（六月六、三月三）中进行，布依族适婚青年男女择宽敞明亮的场坝一隅或山坡一角为场所，以歌为媒，寻觅意中人，以促成婚配。“玩表”仪式展现了布依族青年男女求爱方式富于浪漫色彩，其婚恋状态为自由恋爱。这种独具特色的婚恋仪式在布依族作家罗国凡的小说中被大量的重复，几乎渗透于作者每一篇作品中。如短篇小说《三月三》《崖上花》《“勒友”声声》《不生效的结婚证》《月挂竹梢头》等。在其众多描写布依族“玩表”仪式的小说中又以《不生效的结婚证》最具典型性。
在小说《不生效的结婚证》中，作者以细腻的笔触将布依族的“玩表”仪式进行了全景式的直接再现。文本采用回忆的叙事模式表现了布依青年男女“玩表”开始时的互相和歌，接着男孩子们“扯几篇木叶放在手心打弹声，表示友好的召唤；姑娘们也用花帕摔着弧形表示欢迎”。[5]p133-134当双方距离较近时则向意中人抛打“牛肚包”，仪式进一步发展则需双方派人进行搭桥表明“玩表”对象，“当协议达成后，便一双双一对对地四散而去。岩脚下，泉水边，树脚下，一切适宜谈情说爱的地方，都能听到愉悦的细语和轻柔的吟唱……”[6]p134作品中“我”和细芸就是本次“玩表”相识相恋的一对，他们从此开始了赶场天、节庆时赴约，互相对歌盘问，以歌盟誓，交谈心声，憧憬未来。“仪式，自古以来就是沟通人与神、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行为方式，也是人实现思想、情感、信仰和灵魂的一种重要交流媒介。”[7]p29-32在罗国凡的小说中，体现自由恋爱的“玩表”婚恋仪式是布依族青年男女自我与他者、个人与集体的交会，也是个人实现爱情、婚姻的重要途径。布依族不少青年男女在此仪式中找到了个人的归宿，并拥有完美的结局如《阿吉的烦恼》中的阿吉与阿葛、《“勒友”声声》中的阿冠与阿柳等。但也存在因受布依族恋爱自由、婚姻由父母做主的观念制约在“玩表”中相恋但“有情人未成眷属”的青年，如《月挂竹梢头》中的韦松与竹妹、《崖上花》中的阿倍与阿芹等。
小说中的“玩表”仪式不仅体现了布依族青年男女的自由恋爱，还在仪式叙事的进程中塑造了一批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因为“仪式是一种叙事，与文本构成相互关系，在叙事过程中它成为展现人物性格或人性的最佳场所”。[8]p33在罗国凡众多的小说中以《“勒友”声声》最富于代表性，小说具体通过“玩表”仪式揭示了三位青年的本性，展现了各自的性格特征。作品中阿柳与阿冠本是于“玩表”中相恋的情侣，但青年阿娄由于在“玩表”中求爱阿柳未遂便心生记恨，将阿柳为了吓唬流氓情急之下随口编造的“我会放蛊”之语在左邻右舍中散播开来，导致阿柳变成人人避之不及的“蛊婆”，阿冠也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中，久久不与阿柳约会，阿娄趁虚而入与陷入绝望的阿柳订婚。最终，阿娄在阿爹的影响下解除了人们对阿柳的误会，阿冠也在阿妈的点拨下觉醒，三人间的感情又恢复了常态。文本以“玩表”仪式为线索，展示了三人之间的纠葛，将阿柳的聪慧貌美、善良机智，阿冠的忠厚老实、缺乏主见以及阿娄的富于心计、编造谣言的性格展露无疑。此外，罗国凡的其他小说通过“玩表”仪式塑造的典型人物形象还有《月挂竹梢头》中品行端正、乐于助人、受制于道德约束的青年教师韦松与美丽勤劳、落落大方的竹妹，《不生效的结婚证》中刚爱敢恨、反抗无力的细芸，《崖上花》中勤劳无私、一生受制于错误政策压制的阿倍与执著、专一但面对现实又无可奈何的阿芹等。
二、“坐家”仪式：批判旧俗、升华主题
“坐家”仪式是布依族最具特色的婚恋仪式，又称“不落夫家”“常住娘家”。此仪式是指在举行结婚仪式后，新娘不在夫家居住，结婚当日或之后二三日随送亲队伍一同回娘家或由新郎家派人送回娘家。新婚期间夫妇不允许同房。之后，只有在节庆之日或农忙之时夫家派人去接女方方可回夫家，女方有的当天去当天即回娘家，有的也在夫家小住几日，此时夫妻可以同房。女方“常住娘家”少则两三年，多则七八年甚至长达数十年。据了解，“布依族以‘常住娘家’为荣，以刚结婚就‘落入夫家’为耻，在娘家居住时间越长，女方名节及其家族受到的美誉越多。”[9]p6“常住娘家”以男方派人成功给女方戴假壳仪式[10]p109或女方怀孕而终结，从此女方“落入夫家”开始“坐家”。随着社会的发展，此种婚恋仪式已经显示出其不合理性，不能满足青年男女对婚姻、对家庭的需求、责任与意义，在布依族地区其已经逐步退出历史的舞台。 罗国凡的小说对布依族婚恋仪式中落后的“坐家”仪式也有描述。“所有的仪式都是一种语言，因此它传递着各种各样的观念。”[11]P75相对于先前对再现布依族青年男女自由恋爱“玩表”仪式的讴歌、提倡，这里作者对“坐家”仪式倾注更多的是批判、憎恨的情感。像小说《阿吉的烦恼》中，阿吉与母亲相依为命，好不容易与阿葛成婚，阿葛又“常住娘家”。阿吉既要照顧年迈体虚、病魔缠身的母亲，又要下地干活，还要面临无钱为母医病，缺衣少粮，八方催债等困境。家中所有大小事务全由阿吉一人操劳，他急需妻子的帮助，但碍于传统婚俗的限制他的愿望一时不能达成。阿葛想来协助阿吉但她囿于传统习俗也是身不由己。此时“坐家”仪式无疑已成为捆绑青年男女组建正常家庭，过幸福生活的枷锁。另外，作者在小说《不生效的结婚证》中同样也对以“坐家”仪式为代表的落后婚俗进行了鞭挞。作品中细芸与“我”本已在“玩表”中盟誓定终身，但父辈们一方以“同姓不开亲”为由，一方以胎前婚为理将“我们”间的姻缘拆散，细芸被迫嫁给了父母胎前就为其选好的小她四岁并也有意中人的丈夫。与前文相反，细芸的父母担心其婚姻有变不但不让她“常住娘家”，反而拿着竹棍赶他去丈夫家“坐家”，细芸“坐家”后郁郁寡欢，忧郁成疾，年纪轻轻就离开了人间。细芸成为旧习俗、旧观念的牺牲品，同样因为传统旧俗也直接葬送了四个布依族青年的幸福。
“文学通过对仪式、风俗、传统的描写。呈现出社会和时代的特点，并界定出人物的角色。”[12]p73以上两部作品中展现的布依族“坐家”仪式，表现了布依族人们生活的社会和时代特征以及仪式对人的命运的影响，令人欣慰的是，通过仪式也界定了女性角色、女性意识意识的复苏。阿葛在了解到丈夫阿吉面临的烦恼以及整个事件的原委后，不顾世人的非议，果断地在刚结婚两个月之后就独自一人来到夫家准备“坐家”，她要与丈夫共同面对困境，以解阿吉的燃眉之急。细芸在与“我”交往受阻后，作为一个女人的她提出了逃婚的念头，而“我”作为男性却因没有胆量面对逃婚带来的恶果打破了细芸的计划，后来她又毫不犹豫地私下里与“我”办理结婚证。最后她以结束生命来反抗无爱的婚姻，控诉传统的婚恋习俗。阿葛与细芸的所作所为均显示了布依族女性意识的觉醒。
同时，“文学中的仪式书写其实是作家在利用仪式来操纵人物和情节的发展”[13]p73以及达到升华主题的效果。罗国凡在其小说中通过“坐家”等婚恋仪式直接或间接地表达了作品的主题，如《阿吉的烦恼》中文本最后借阿葛前去夫家“坐家”之时对其阿妈的劝诫点明了文本的主题：布依族地区结婚时女方向男方收取高昂的礼信钱，给人们的生活带来灾难性的打击，影响家庭生活，影响婚姻幸福。同样，《不生效的结婚证》伴随着细芸生命的消逝作者最后愤恨地呐喊：“那些还搞胎前许婚或包办婚姻，买卖婚姻的人，不要再给年轻人制造苦恼了吧？！还有那些没有道理的民族风俗，五百年前订的寨规也应当结束了！”[14]p149以及文本中作者多次强调的民族地区民族风俗力量大于法律效力等主题思想均是在特定仪式背景中得以升华。
三、嫁娶仪式：再现民俗、张扬品性
“布依族是一个沉湎于仪式中的民族，如所有的仪式都举行，一年有将近43个仪式。”[15]5p5婚恋仪式作为整个布依族仪式系统不可或缺的元素之一，其在布依族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与地位自不待言。“传统的布依族婚俗规程由‘浪哨’（‘玩表’）、提亲、议亲、订亲、结亲以及‘不落夫家’（‘坐家’）6部分组成。”[16]p2-3每一部分婚俗仪式中又包含着众多程序，对于“玩表”与“坐家”上文已有详细的论述，对于布依族婚嫁仪式中的其他四项规程，罗国凡在其小说中也有叙写，再现了布依族多姿多彩的婚俗文化。如小说《月挂柳梢头》《不生效的结婚证》中对布依族婚俗中青年男女在“玩表”确定恋人关系后，由男方请媒人“提亲”等均有或隐或显的描写。“提亲”“认亲”等仪式在小说《阿吉的烦恼》中有不同的表述：即“提茶”“烧香”“拜年”……这些仪式只是各地说法不一，其实质内容却一致。在小说《女儿嫁到撒贯寨》中作者具体展现了布依族婚礼仪式上的各种习俗，像姑娘出嫁头一天晚上要“吃姊妹饭”与寨中姐妹告别，男方吹唢呐迎亲以示对女方送亲队伍的尊重和欢迎，新女婿对岳父母鞠躬作揖、男方家内亲敬“进门茶”，宴席中摆男女不同桌的“敬老席”等等。可以说，罗国凡通过其小说向读者展示的是布依族嫁娶仪式大餐，再现了布依族的独特婚俗文化。
人类学家涂尔干曾说：“仪式是在集合群体中产生的行为方式，它们必定要激发、维持或重塑群体中的某些心理状态。”[17]p134罗国凡通过其小说描写布依族嫁娶仪式，一方面再现了布依族的婚俗文化，另一方面也通过仪式重塑了布依族人们的心理状态，张扬了布依族人们的优秀品质。这集中体现在小说《阿吉的烦恼》与《女儿嫁到撒贯寨》中的阿吉母亲与韦寡妇身上。阿吉母亲身为寡妇，不仅将自家日子过得红红火火，而且将儿子的婚事也是准备得妥妥帖帖。如为儿子置办体面、风光的前去未婚妻家拜年的物品，千方百计凑足女方家长临娶之前附加的五百元礼信钱，就算东拉西扯也要高高兴兴地办成儿子的婚礼等。她自强好胜一切均围绕不叫人挑寡妇的长短，避免笑话“寡妇办不成大事”“说寡妇蹩脚，办事不像样”。同样，韦寡妇独自一人拉扯两个儿子，受尽欺凌，吃尽苦头，但她善良本分、倔强坚韧，不仅将儿子养大成人，而且还盖起了崭新的三间瓦楼……加之韦寡妇在婚礼上有礼有节的表现，竟使汉族人改变了对布依族的偏见。可见，作者通过仪式将聚焦点集中在两位寡妇母亲的身上，彰显了布依族真善美的民族品质以及热情虔诚、自立自强的民族品性。
总而言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仪式是小说的灵魂，它具有特定的文化心理、文化精神。罗国凡在其小说中描述布依族独具特色的婚恋仪式，并不是猎奇布依族民族风俗，它是特定的文化背景中布依族人民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对其进行书写一方面可以传承即将失传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另一方面还可以思考布依族人民的生存样态与集体无意识。同时，以仪式为视角切入，既拓展了罗国凡小说研究的空间，更新了研究视角，又有助于揭示布依族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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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关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