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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民族文化中所蕴含本土生态知识在水资源的再生和储养上，具有极高的同一性，它们都表现为自觉地确保水资源储养能力的稳定和扩大。本文将以西南暖湿丛林区主要世居民族侗族、水族和壮族的传统生计——定居稻作的稻鱼鸭共生模式和林粮兼营模式为对象，开展这一片区的传统生计与水资源关系的研究，为缓解我国西南地区的水资源匮乏问题提供文化对策。
关键词：暖湿丛林；水资源；文化对策
一、问题的提出
自然界的水不仅是人类社会的必须资源，也是各类生态系统稳定延续的必需资源。水资源匮乏不仅属于人类，也会在相关的生态系统中反映出来。只有将自然状态的水和生态系统中的水和人类社会中的水运行作为一个整体去分析，查明其间的关联性及其可能导致的牵连后果，表面上千头万绪的水资源运行就会变得相对简单，人类利用与维护水资源的漏洞和人类开发水资源的潜力就可望得到全面的揭示，那么缓解中国水资源匮乏的文化对策也就可望落到实处。
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为跨文化的水资源储养能力的稳定与提高确立了如下四项理论依据。其一、文化具有巨大的适应潜能，社会合力在其间可以发挥极其明显的能动作用。其二、并存多元文化之间可以做到相互制衡，围绕水资源的储养与利用达成相互协调的稳定格局。其三、民族文化可以通过实施调控的手段改变资源利用方式，使之有利于水资源的储养与维护。其四、任何民族文化对水资源的占有和利用都具有双重性，既利己又利他，因而实施宏观调控可以收到明显的成效。[1]立足于上述四方面的理论建设，我们可以认识到各民族传统文化及民族文化中所蕴含本土生态知识和技术技能在水资源的再生、储养、利用和维护上，具有极高的同一性，它们都表现为自觉地确保水资源储养能力的稳定和扩大，以至于凭借对水资源储养能力，可以间接地评估相关民族文化适应水平的高低和延续能力的强弱。本文将以西南暖湿丛林区主要的世居民族侗族、水族和壮族的传统生计——定居稻作的稻鱼鸭共生模式和林粮兼营模式为对象，开展这一片区的传统生计与水资源关系的研究，为扩大云贵高原水资源储养能力提供思路，也为其他原生地带的水源储养能力的提高提供范例。
二、西南暖湿丛林区区域背景与产流特色
西南暖湿丛林区分布于云贵高原的东南地带，而且随着南岭延伸到中国的东南丘陵带，其核心区段位于广西、贵州、湖南三省的毗连地带，属于火成岩和砂岩的分布区。基本特点是温暖潮湿，土层深厚，生物物种，纷繁多样，但地表崎岖不平。高原台面江河都要穿越本片区才进入长江和珠江，因而低海拔段都属于长江和珠江主要支流的过境带，属于长江水系的主要是沅江，属于珠江水系的主要是都柳江和漓江。这一地带不仅是季风区，也是地形抬升区，季风成雨和地形成雨复合并存，因而降雨量丰沛。这里河谷下切，当地的居民对地貌的形容是“九山半水半分田”，本来并不适应固定农田的耕作，但当地民族的创造性劳动积累起来水资源的储养的丰富的技术经验，完好地保存了河谷坡面植被，水资源的无效蒸发量极小，江河流经本片区水资源损失量极低，高海拔区段由于森林茂密，水资源涵养能力极高，成为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节制雨季和旱季水量差异的关键调节区段。提高这一片区的水资源储养能力，对减轻江河下游的雨季的防洪压力和弥补旱季的干旱压力都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
这一片区的世居居民包括侗族、水族、壮族、仡佬族、仫佬族以及苗族、瑶族和土家族。本文研究的主要对象是侗族、水族和壮族。笔者先后在湖南通道县的阳烂、贵州省黎平县的黄岗，台江县的交下、锦屏县的挂治、广西龙胜县的龙脊，三江的高秀等地进行了生态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收集整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这些民族的传统生计是定居稻作的稻鱼鸭共生模式和林粮兼营模式，他们的生计模式不是以牺牲任何人的利益去换取水资源的缓解，也不是靠压缩消费去求得水资源供给的宽松，更不是只顾眼前利益不顾未来灾变的短视政策，而是立足于当地的生态环境，以文化的适应能力在最恰当的区位发挥最大的水资源储养能力，是一种可持续的水资源开源节流模式，也是一种从根本上缓解我国水资源短缺模式。
三、传统的稻鱼鸭模式的负面干扰因素与阻力
（一）传统的稻鱼鸭模式的负面干扰因素
该片区在历史上所受的干扰较少，本区内水资源的储养能力目前还保持在较高的水平，明显的负面干扰因素包括如下几项：其一是清初大规模开辟苗疆以来，出于大量屯军和军粮供应的需要，从清代乾嘉以来，政府相继出台了多种政策措施，实施糯改粘，强令当地各族乡民放弃传统的稻鱼鸭模式，改种能够满足军粮所需的粘米，同时又实施毁林开田。前一项措施由于受到当地各民族的抵制未能通行到底，后一项措施则因为地形特殊，在当时的条件下无力推广而作罢。因而在总体上对水源储养的干扰并不明显。其二是20世纪30-40年代，由于我国的大西南成了抗日前线，为了满足军粮的紧缺，当时的国民政府强制推向糯改粘，甚至使用市场手段限制糯米的价格，但应持续的时间不长，负面作用也不明显。其三是对当地水资源储养能力副作用巨大的举措，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推行的以粮为纲和杂交稻推广种植。[2]这些政策和措施对水资源的储养能力的副作用开始慢慢明显化，但更关键的还在于对当地的本土生态知识在觀念和制度层面上都受到了窒息，推广需要面对多层的社会压力。
（二）当代的阻力和障碍
就当前而言，提高本片区的水资源储养能力的阻力和障碍有三，其一是来自于产业转型的干扰和震荡。近年来，我国兴起的“打工潮”导致青壮年劳动力向城市涌入，在乡村导致劳动力紧缺，而恢复传统的生计方式又必须依赖劳动力的投入，在劳动力不足的情况下，当地群众只能种懒庄稼，勉强满足自身的粮食供给，从而造成对传统生计恢复的重大障碍。其二是在政策层面上，为了片面追求单产量，往往以行政手段推行杂交稻和化肥、农药，但由于杂交稻植株低矮，不能与森林兼容，稻田水位在雨季都得往下游排放，旱季又得仰仗动力抽水灌田，加上还推广越冬作物种植，使土地暴露，从而造成了水资源的气态流失，加剧了江河下游枯水季节的水量短缺。其三是目前实施的退耕还林只要求见森林，而不过问森林的树种结构，这样的政策导向和该片区的生态结构明显相左。该片区的区位特征，森林生态系统的物种构成极其纷繁多样，这样的多样性不仅能够活化土壤，提高水资源的储养能力，而且还能提供大量的腐殖质，加大水资源的截留能力，还有利于防范森林病害的能力。森林结构的单一化，必然适得其反。即使形成了森林也缺乏自组织功能，更不能提高水资源的储养能力。更严重的问题出在林权管理在执行中波动较大，而林区的管理又必须确保大面积连片、封闭式经营。因而，政策性的振动成了影响水资源扩大的关键性因素。 四、稻鱼鸭传统种养模式的水资源储养功能
各民族传统的稻鱼鸭传统种养模式，在这一片区具有独特的功效，与此相关的本土生态知识和技术技能足以改写抑制水稻生产的错误结论。原因在于，在农田与森林交错的地带，在这一片区的饱和气层的厚度很大，年蒸发量低于年降雨量，开辟稻田尽管导致了水域的大面积暴露，但稻田的上方有森林的庇护，日照时间短，气温偏低可以最大限度的抑制水资源的气态流失。稻田又是实行多个糯稻品种的复合种植，稻田中不仅稻田的覆盖度高，而且有层次，在高温季节水面都不会直接暴露在日照下，种植糯稻的本身也有抑制蒸发的功效，因而在这一片区的谷底，大面积开垦的梯田不仅没有水资源储养的危害，还有具有直接储集淡水资源向下游缓释的水资源储养功能。由于传统的糯稻品种都有耐水淹、耐阴冷的禀赋，加上为了水资源的补给，当地各民族的稻田都是深水稻田，田埂都在半米以上，每亩稻田的储水量都超过340吨。[3]只要恢复和扩大这样的稻田，无异于在珠江和长江的中游山区建构起星罗棋布的小型水源储养水库，这对稳定两江水系的储水量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当地各民族的林粮兼营模式在受到巨大的冲击后，目前还处于延续状态中，要全面推广，难度不是很大。据此前的研究表明，当地各族乡民具有成套的技术和技能，能够高效的控制陡坡坡面的水土流失，并能够提高土壤活性，加大大气降水渗入地下的比例，还能够有效的截留水平降水，提高水资源的生成量。当地成套种植的粮食作物大多具有耐阴、耐水、耐涝的禀赋，可以有效的实行林粮兼容，做到林不害农，可以靠林田的系统高效截留大气降水。该片区内传统的人工林经营，特别是杉树用材林经营以及林副产品的生产技术技能也处于稳定延续之中，各民族的乡民都是植树造林的好手。在此前执行的植树造林中也表明了这一完好程度，当地各族乡民的传统社会组织尽管受到冲击，但侗款、寨老与乡民自治相结合，从制度到观念层面对恢复传统生计和推广本土生态知识大十分有利。只要能够稳定传统生计模式和本土生态知识的传承和扩大，这一片区的扩大与稳定，完全可以做到。
无论从开源的角度还是从节流的角度说，本片区的潜力都极大，由于所处区位气候和地貌结构的复合作用，这一片区的降雨量大，年均降雨量在1300毫米以上，而且长年多雾多露，相对湿度很高，只要地表植被的层次越高越密，水平降雨的强度都会得到明显的提升，即使在800-1200米的高海拔高山区段水平降水都能确保稻田免受干旱，大气降水和水平降水的总量都足够确保液态水资源在高海拔区位长期滞留，并不断向低海拔缓释，这样就能明显拉平旱季与雨季的供水差距。当地百越系统民族的传统稻田建构其实质，在于形成星罗棋布的高海拔的微型储水工程，与稻田匹配的鱼塘与人工改造的使之弯曲的河道，也能发挥高海拔储集液态水资源的储集功能。按传统扩大稻田和稻鱼鸭传统模式，不仅不会浪费水，反而会节约用水，特别是为旱季储备可贵的水资源。
当地各民族的林粮兼营生计也可以做到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生态维护和水资源的储养复合关联。社会经济的发展不仅不会削弱生态建设和水资源储养，反而会明显地提升水资源的储养能力，同时拉平降雨的季节反差。这一片区在自然和人为的双重作用下，完全可以形成稳定珠江下游水量的关键片区。只要当地的传统生计和本土生态知识得以稳定地传承和推广，社区发展和水资源储养能力的提升可以两全其美。本文正在于排除干扰传统生计的社会因素和政策因素，澄清当地本土生态知识对水资源储养的价值，让更多的人认识和理解，形成支持和公正对待当地居民本土生态知识的社会氛围。
五、推广中需要澄清的问题
当地传统的林粮兼营和稻鱼鸭共生生计模式的生态维护价值和水资源储养价值，澄清围绕本土生态知识的发掘利用的各种疑问。为当地的传统生计模式和本土生态知识的发掘、推广和利用营造理想的社会氛围和舆论氛围。务使江河下游的各族居民认识到这些优秀传统的利他性，从而从感情到观念上都有所转变，能够真心地支持和公正地对待当地本土生态知识的恢复和扩大。这里需要澄清的疑团包括如下三个方面。
（一）对劳动了投入的新认识。恢复这样的传统会不会影响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从生产潜力的合理计算中证明恢复传统生计更有利于当地社会经济，需要克服之处仅在于必须投入较多的劳动力。目前学术界对西方集约农业的理解存在明显的偏颇，忽略了西方农业对化石能源的依赖和高额的补贴，误以为劳动力投入大就是该淘汰的历史残迹，没有注意到目前正在兴起的有机农业和生态农业，在日本和韩国的试行和推广都依靠劳动力的投入和高额的农业补贴。[4]若不排除这种有害的偏颇，通过传统去排除这种水资源储养比例的努力就会受阻。
（二）对传统生计的价值，需在理论上达成共识。在跨学科的对话中求得不同学科学人的认同，以便从理论的高度达成意见的统一，使传统的生计和本土生态知识能够靠自身的力量实现恢复。另一项理论任务，在于要从政策的层面论证强制推行杂交稻和现代西方的”集约农业”方式，在当地的特殊的生态背景下，无助于社区现代化水平的提升，反而会造成严重的生态后果。务使决策者和实施者都清醒的认识到，当地各民族的传统生计和本土生态知识本身就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以便从感情上和心理上抛弃障碍，形成政策上的倾斜，从抑制转而推动本土生态知识的恢复。
（三）推动传统与现代科技的接轨需要高度谨慎。由于这一生态环境的特殊性和传统文化的特殊性，推动传统与现代科技的接轨仍是重要的研究内容之一。结合的原则依然要结合当地本土生态知识，有选择地引进和消化吸收。对待这个问题，如下一些情况需要认真地考虑，并作出综合的利弊得失的评估。一方面本片区长期以来是我国重要的人工用材林的重要基地，这一独特的传统和区位无法替代。目前在世界范围内有影响的林业经营理论和技术，主要来源是北欧和北美，由于所处生态系统的差异很大，世界分为内流行的林学资料和理论显然不适应该片区，生搬硬套西方成熟的林业理论十分有害。另一方面西方水文学和气象学流行观念也不适用于这一地区，因为本片区的地质、气象和生态特点在西欧和北美缺乏可资比较的对象，很难意识到这一片区的独特性。比如西方学者呼吁压缩水稻生产以便节约用水，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5]在这一片区种植深水型水稻，反而有利于水资源储养。不排除西方的类似见解，也不利于扩大当地水资源储养能力行动地推行。
综上所述，需要进一步深化对当地传统生计和本土生态知识对水资源储养能力的稳定和扩大方面特殊价值的认识，从科学理论和政策两个维度推动传统的恢复和确保所处生态系统稳定，使之对水资源储养能力的提高直接发挥效用。（作者单位：吉首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
课题基金：基金项目：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生态文明与武陵山片区少数民族生态知识利用研究（13YBB185）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1] 杨庭硕等著《生态人类学导论》[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0年8月，第32页
[2] 田红、杨成《“糯改籼”真是因为人口压力吗？》[J]《人与生物圈》2008年第1期
[3] 罗康隆、杨庭硕《传统稻作农业在稳定中国南方淡水资源的价值》[J]《农业考古》2008年第5期，第61页
[4] 王高华《日本韩国农业补贴政策及效果》[J]《世界農业》2012年第10期，第61-64页
[5] 王卫光等《气候变化下长江中下游水稻灌溉需水量时空变化特征》[J]《水科学进展》2012年第5期，第657页
关键词：暖湿丛林；水资源；文化对策
一、问题的提出
自然界的水不仅是人类社会的必须资源，也是各类生态系统稳定延续的必需资源。水资源匮乏不仅属于人类，也会在相关的生态系统中反映出来。只有将自然状态的水和生态系统中的水和人类社会中的水运行作为一个整体去分析，查明其间的关联性及其可能导致的牵连后果，表面上千头万绪的水资源运行就会变得相对简单，人类利用与维护水资源的漏洞和人类开发水资源的潜力就可望得到全面的揭示，那么缓解中国水资源匮乏的文化对策也就可望落到实处。
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为跨文化的水资源储养能力的稳定与提高确立了如下四项理论依据。其一、文化具有巨大的适应潜能，社会合力在其间可以发挥极其明显的能动作用。其二、并存多元文化之间可以做到相互制衡，围绕水资源的储养与利用达成相互协调的稳定格局。其三、民族文化可以通过实施调控的手段改变资源利用方式，使之有利于水资源的储养与维护。其四、任何民族文化对水资源的占有和利用都具有双重性，既利己又利他，因而实施宏观调控可以收到明显的成效。[1]立足于上述四方面的理论建设，我们可以认识到各民族传统文化及民族文化中所蕴含本土生态知识和技术技能在水资源的再生、储养、利用和维护上，具有极高的同一性，它们都表现为自觉地确保水资源储养能力的稳定和扩大，以至于凭借对水资源储养能力，可以间接地评估相关民族文化适应水平的高低和延续能力的强弱。本文将以西南暖湿丛林区主要的世居民族侗族、水族和壮族的传统生计——定居稻作的稻鱼鸭共生模式和林粮兼营模式为对象，开展这一片区的传统生计与水资源关系的研究，为扩大云贵高原水资源储养能力提供思路，也为其他原生地带的水源储养能力的提高提供范例。
二、西南暖湿丛林区区域背景与产流特色
西南暖湿丛林区分布于云贵高原的东南地带，而且随着南岭延伸到中国的东南丘陵带，其核心区段位于广西、贵州、湖南三省的毗连地带，属于火成岩和砂岩的分布区。基本特点是温暖潮湿，土层深厚，生物物种，纷繁多样，但地表崎岖不平。高原台面江河都要穿越本片区才进入长江和珠江，因而低海拔段都属于长江和珠江主要支流的过境带，属于长江水系的主要是沅江，属于珠江水系的主要是都柳江和漓江。这一地带不仅是季风区，也是地形抬升区，季风成雨和地形成雨复合并存，因而降雨量丰沛。这里河谷下切，当地的居民对地貌的形容是“九山半水半分田”，本来并不适应固定农田的耕作，但当地民族的创造性劳动积累起来水资源的储养的丰富的技术经验，完好地保存了河谷坡面植被，水资源的无效蒸发量极小，江河流经本片区水资源损失量极低，高海拔区段由于森林茂密，水资源涵养能力极高，成为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节制雨季和旱季水量差异的关键调节区段。提高这一片区的水资源储养能力，对减轻江河下游的雨季的防洪压力和弥补旱季的干旱压力都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
这一片区的世居居民包括侗族、水族、壮族、仡佬族、仫佬族以及苗族、瑶族和土家族。本文研究的主要对象是侗族、水族和壮族。笔者先后在湖南通道县的阳烂、贵州省黎平县的黄岗，台江县的交下、锦屏县的挂治、广西龙胜县的龙脊，三江的高秀等地进行了生态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收集整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这些民族的传统生计是定居稻作的稻鱼鸭共生模式和林粮兼营模式，他们的生计模式不是以牺牲任何人的利益去换取水资源的缓解，也不是靠压缩消费去求得水资源供给的宽松，更不是只顾眼前利益不顾未来灾变的短视政策，而是立足于当地的生态环境，以文化的适应能力在最恰当的区位发挥最大的水资源储养能力，是一种可持续的水资源开源节流模式，也是一种从根本上缓解我国水资源短缺模式。
三、传统的稻鱼鸭模式的负面干扰因素与阻力
（一）传统的稻鱼鸭模式的负面干扰因素
该片区在历史上所受的干扰较少，本区内水资源的储养能力目前还保持在较高的水平，明显的负面干扰因素包括如下几项：其一是清初大规模开辟苗疆以来，出于大量屯军和军粮供应的需要，从清代乾嘉以来，政府相继出台了多种政策措施，实施糯改粘，强令当地各族乡民放弃传统的稻鱼鸭模式，改种能够满足军粮所需的粘米，同时又实施毁林开田。前一项措施由于受到当地各民族的抵制未能通行到底，后一项措施则因为地形特殊，在当时的条件下无力推广而作罢。因而在总体上对水源储养的干扰并不明显。其二是20世纪30-40年代，由于我国的大西南成了抗日前线，为了满足军粮的紧缺，当时的国民政府强制推向糯改粘，甚至使用市场手段限制糯米的价格，但应持续的时间不长，负面作用也不明显。其三是对当地水资源储养能力副作用巨大的举措，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推行的以粮为纲和杂交稻推广种植。[2]这些政策和措施对水资源的储养能力的副作用开始慢慢明显化，但更关键的还在于对当地的本土生态知识在觀念和制度层面上都受到了窒息，推广需要面对多层的社会压力。
（二）当代的阻力和障碍
就当前而言，提高本片区的水资源储养能力的阻力和障碍有三，其一是来自于产业转型的干扰和震荡。近年来，我国兴起的“打工潮”导致青壮年劳动力向城市涌入，在乡村导致劳动力紧缺，而恢复传统的生计方式又必须依赖劳动力的投入，在劳动力不足的情况下，当地群众只能种懒庄稼，勉强满足自身的粮食供给，从而造成对传统生计恢复的重大障碍。其二是在政策层面上，为了片面追求单产量，往往以行政手段推行杂交稻和化肥、农药，但由于杂交稻植株低矮，不能与森林兼容，稻田水位在雨季都得往下游排放，旱季又得仰仗动力抽水灌田，加上还推广越冬作物种植，使土地暴露，从而造成了水资源的气态流失，加剧了江河下游枯水季节的水量短缺。其三是目前实施的退耕还林只要求见森林，而不过问森林的树种结构，这样的政策导向和该片区的生态结构明显相左。该片区的区位特征，森林生态系统的物种构成极其纷繁多样，这样的多样性不仅能够活化土壤，提高水资源的储养能力，而且还能提供大量的腐殖质，加大水资源的截留能力，还有利于防范森林病害的能力。森林结构的单一化，必然适得其反。即使形成了森林也缺乏自组织功能，更不能提高水资源的储养能力。更严重的问题出在林权管理在执行中波动较大，而林区的管理又必须确保大面积连片、封闭式经营。因而，政策性的振动成了影响水资源扩大的关键性因素。 四、稻鱼鸭传统种养模式的水资源储养功能
各民族传统的稻鱼鸭传统种养模式，在这一片区具有独特的功效，与此相关的本土生态知识和技术技能足以改写抑制水稻生产的错误结论。原因在于，在农田与森林交错的地带，在这一片区的饱和气层的厚度很大，年蒸发量低于年降雨量，开辟稻田尽管导致了水域的大面积暴露，但稻田的上方有森林的庇护，日照时间短，气温偏低可以最大限度的抑制水资源的气态流失。稻田又是实行多个糯稻品种的复合种植，稻田中不仅稻田的覆盖度高，而且有层次，在高温季节水面都不会直接暴露在日照下，种植糯稻的本身也有抑制蒸发的功效，因而在这一片区的谷底，大面积开垦的梯田不仅没有水资源储养的危害，还有具有直接储集淡水资源向下游缓释的水资源储养功能。由于传统的糯稻品种都有耐水淹、耐阴冷的禀赋，加上为了水资源的补给，当地各民族的稻田都是深水稻田，田埂都在半米以上，每亩稻田的储水量都超过340吨。[3]只要恢复和扩大这样的稻田，无异于在珠江和长江的中游山区建构起星罗棋布的小型水源储养水库，这对稳定两江水系的储水量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当地各民族的林粮兼营模式在受到巨大的冲击后，目前还处于延续状态中，要全面推广，难度不是很大。据此前的研究表明，当地各族乡民具有成套的技术和技能，能够高效的控制陡坡坡面的水土流失，并能够提高土壤活性，加大大气降水渗入地下的比例，还能够有效的截留水平降水，提高水资源的生成量。当地成套种植的粮食作物大多具有耐阴、耐水、耐涝的禀赋，可以有效的实行林粮兼容，做到林不害农，可以靠林田的系统高效截留大气降水。该片区内传统的人工林经营，特别是杉树用材林经营以及林副产品的生产技术技能也处于稳定延续之中，各民族的乡民都是植树造林的好手。在此前执行的植树造林中也表明了这一完好程度，当地各族乡民的传统社会组织尽管受到冲击，但侗款、寨老与乡民自治相结合，从制度到观念层面对恢复传统生计和推广本土生态知识大十分有利。只要能够稳定传统生计模式和本土生态知识的传承和扩大，这一片区的扩大与稳定，完全可以做到。
无论从开源的角度还是从节流的角度说，本片区的潜力都极大，由于所处区位气候和地貌结构的复合作用，这一片区的降雨量大，年均降雨量在1300毫米以上，而且长年多雾多露，相对湿度很高，只要地表植被的层次越高越密，水平降雨的强度都会得到明显的提升，即使在800-1200米的高海拔高山区段水平降水都能确保稻田免受干旱，大气降水和水平降水的总量都足够确保液态水资源在高海拔区位长期滞留，并不断向低海拔缓释，这样就能明显拉平旱季与雨季的供水差距。当地百越系统民族的传统稻田建构其实质，在于形成星罗棋布的高海拔的微型储水工程，与稻田匹配的鱼塘与人工改造的使之弯曲的河道，也能发挥高海拔储集液态水资源的储集功能。按传统扩大稻田和稻鱼鸭传统模式，不仅不会浪费水，反而会节约用水，特别是为旱季储备可贵的水资源。
当地各民族的林粮兼营生计也可以做到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生态维护和水资源的储养复合关联。社会经济的发展不仅不会削弱生态建设和水资源储养，反而会明显地提升水资源的储养能力，同时拉平降雨的季节反差。这一片区在自然和人为的双重作用下，完全可以形成稳定珠江下游水量的关键片区。只要当地的传统生计和本土生态知识得以稳定地传承和推广，社区发展和水资源储养能力的提升可以两全其美。本文正在于排除干扰传统生计的社会因素和政策因素，澄清当地本土生态知识对水资源储养的价值，让更多的人认识和理解，形成支持和公正对待当地居民本土生态知识的社会氛围。
五、推广中需要澄清的问题
当地传统的林粮兼营和稻鱼鸭共生生计模式的生态维护价值和水资源储养价值，澄清围绕本土生态知识的发掘利用的各种疑问。为当地的传统生计模式和本土生态知识的发掘、推广和利用营造理想的社会氛围和舆论氛围。务使江河下游的各族居民认识到这些优秀传统的利他性，从而从感情到观念上都有所转变，能够真心地支持和公正地对待当地本土生态知识的恢复和扩大。这里需要澄清的疑团包括如下三个方面。
（一）对劳动了投入的新认识。恢复这样的传统会不会影响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从生产潜力的合理计算中证明恢复传统生计更有利于当地社会经济，需要克服之处仅在于必须投入较多的劳动力。目前学术界对西方集约农业的理解存在明显的偏颇，忽略了西方农业对化石能源的依赖和高额的补贴，误以为劳动力投入大就是该淘汰的历史残迹，没有注意到目前正在兴起的有机农业和生态农业，在日本和韩国的试行和推广都依靠劳动力的投入和高额的农业补贴。[4]若不排除这种有害的偏颇，通过传统去排除这种水资源储养比例的努力就会受阻。
（二）对传统生计的价值，需在理论上达成共识。在跨学科的对话中求得不同学科学人的认同，以便从理论的高度达成意见的统一，使传统的生计和本土生态知识能够靠自身的力量实现恢复。另一项理论任务，在于要从政策的层面论证强制推行杂交稻和现代西方的”集约农业”方式，在当地的特殊的生态背景下，无助于社区现代化水平的提升，反而会造成严重的生态后果。务使决策者和实施者都清醒的认识到，当地各民族的传统生计和本土生态知识本身就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以便从感情上和心理上抛弃障碍，形成政策上的倾斜，从抑制转而推动本土生态知识的恢复。
（三）推动传统与现代科技的接轨需要高度谨慎。由于这一生态环境的特殊性和传统文化的特殊性，推动传统与现代科技的接轨仍是重要的研究内容之一。结合的原则依然要结合当地本土生态知识，有选择地引进和消化吸收。对待这个问题，如下一些情况需要认真地考虑，并作出综合的利弊得失的评估。一方面本片区长期以来是我国重要的人工用材林的重要基地，这一独特的传统和区位无法替代。目前在世界范围内有影响的林业经营理论和技术，主要来源是北欧和北美，由于所处生态系统的差异很大，世界分为内流行的林学资料和理论显然不适应该片区，生搬硬套西方成熟的林业理论十分有害。另一方面西方水文学和气象学流行观念也不适用于这一地区，因为本片区的地质、气象和生态特点在西欧和北美缺乏可资比较的对象，很难意识到这一片区的独特性。比如西方学者呼吁压缩水稻生产以便节约用水，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5]在这一片区种植深水型水稻，反而有利于水资源储养。不排除西方的类似见解，也不利于扩大当地水资源储养能力行动地推行。
综上所述，需要进一步深化对当地传统生计和本土生态知识对水资源储养能力的稳定和扩大方面特殊价值的认识，从科学理论和政策两个维度推动传统的恢复和确保所处生态系统稳定，使之对水资源储养能力的提高直接发挥效用。（作者单位：吉首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
课题基金：基金项目：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生态文明与武陵山片区少数民族生态知识利用研究（13YBB185）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1] 杨庭硕等著《生态人类学导论》[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0年8月，第32页
[2] 田红、杨成《“糯改籼”真是因为人口压力吗？》[J]《人与生物圈》2008年第1期
[3] 罗康隆、杨庭硕《传统稻作农业在稳定中国南方淡水资源的价值》[J]《农业考古》2008年第5期，第61页
[4] 王高华《日本韩国农业补贴政策及效果》[J]《世界農业》2012年第10期，第61-64页
[5] 王卫光等《气候变化下长江中下游水稻灌溉需水量时空变化特征》[J]《水科学进展》2012年第5期，第6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