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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沈从文历来以作家的身份被人们所熟知，而作为批评家的沈从文，似乎不是那么出彩。但沈从文以他多年写作积累的文学视野和他独特的直觉感受，在对五四以来作家作品的批评中占据着一个特殊的地位，纵观沈从文的早期批评，多从文体和风格方面进行，文艺观也呈现出相对的特色。本文试图从沈从文的《论中国创作小说》这一篇批评出发，通过细读文本，力图把握沈从文的文艺观及其批评特色，研究沈从文的文艺批评，能从中窥见沈从文的文艺思想、写作特色等，对研究沈从文的批评或是文学作品都有最直接的帮助。
关键词：批评；沈从文；艺术思想
《论中国创作小说》发表于1931年的4月，以连载的形式刊登在《文艺月刊》，同年6月刊载完成，不同于之前沈从文所做的如：《郁达夫张资平及其影响》、《论闻一多的<死水>》这样的专论，内容为沈从文对新文学以来多数作家作品所做的批评，虽然每个作家都是寥寥数笔甚至一笔带过，但从中可以窥见沈从文的文学批评特色及其艺术观、批评观，从一篇文章出发，期望对沈从文的其他文论的批评也有一点研究的帮助。
这篇批评文章在开头就提出了要解决的问题——即在广告业、出版业被利益腐化的时代下，为中国年轻人推荐可读之书目。以这个问题出发，评价了新文学以来各个派别的作家作品，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他作这篇文章的同时期，他受朋友之托，答应编一个刊物，旨在“使读者对于十余年来中国文学的过去得失，得到一个较公平的认识。”[1]一面给左翼文学理论者一点事实上的修改，另外也想说明一切流行趣味风气，是如何妨碍到有价值作品的产生。沈从文的这几个想法在这篇文章中都有所体现，可见沈从文这一段时期的批评写作都非常关注文学作品本身的价值及其传播流行的影响。
在写这篇批评之前，沈从文在《中国文学的一点小感想》中就提到了上海出版界的商业竞争对文学的渗透，这种竞争既包含张资平等“新海派”，也有部分提倡“革命文学”的左翼作家。经营出版事业的人出版的都是一些能赚钱的小说，对于小说的文学性和意义毫不在意，沈从文对此不置可否。他认为文学的趣味从不在于读者想要什么，一切都安排在商人手中。沈从文继续谈到了市侩对作家及文学青年的影响，读者选不到真正有价值、有意义的小说，开始产生卑视创作的态度。同时经济对文学的影响，使一部分作家为了迎合市场的趣味，使小说的创作方向发生了改变，创作的精神逐渐堕落，埋没在商品经济之下。对于一向坚持文学独立自主品格的沈从文，他说：“写作是要有信心，有热诚，不计功利，不问成败，正义感特别强，对人生充满悲悯博大同情，而又能坚持到死去干的一份庄严工作。”[2]正是因为沈从文这样的文学观，所以他在文章的批评中对于商业性极强的如张资平一类都是持坚决的否定态度，下文皆有论述。从沈从文这篇批评文章，也可见沈从文坚持文学的独立自主，但是由于他继承了五四以来的启蒙传统，他也同意文学作品要反映社会现实，从“人性”的角度来重塑民族品格。他在这篇文章中提到了很多人生派的作家，如鲁迅等等，对他们关注社会现实，揭示国民性进行了肯定。同时沈从文是一位作家，在长期的写作过程中，写作的风格会逐渐影响到文学批评上来，这也是为什么作家的文学批评更多的带有一些自身的感悟性和情怀的原因。沈从文自己非常注重人性，推崇健康高尚的人格情操。这在他的小说创作中有更多的體现。
在做这篇批评之前，沈从文已经写过很多评价作家作品的文论，但是大多没有跳出对作家文体批评的窠臼。这篇文章也是一样，对于作家作品的批评，沈从文多重视语言，也就是文字。在这篇文章中，对于文学的新定义，沈从文就特地提到了文字的意义：“使文字由“古典的华丽”转为“平凡的亲切”是必须的。使“眩奇艰深”变为“真实易解”是必须的。使语言同文字成为一种东西，不再相去日远是必须的。使文字方向不在“模仿”而在“说明”，使文字在“效率”而不在“合于法则”是必须的。”[3]358-359同时对于一些或是一类作家作品的评论，沈从文基本上都从作品的文字特色出发，如他提到鲁迅《狂人日记》动人的原因时说它“文字又较之其他作品完美，这作品，便成为当时十分动人的作品了”[3]361，提到创造社的郭沫若“文字不乏热情，却缺少亲切的美。”“想从作者的作品上，找寻一个完美的篇章，不是杂记，不是感想，是一篇有组织的故事，实一个奢侈的企图。”[3]366可见，亲切、朴实的文字最能得到沈从文的赞美，这可能与他在湘西农村时的生活经历及他本身朴素、诚实的性格有所联系，了解他创作的人都知道，沈从文在创作方面力求诗意化的语言，追求动人的亲切感。沈从文在这篇文章中说冯文炳“以他的“文字”风格自见的，用十分单纯而合乎“口语”的文字，写他所见及的农村儿女事情，一切人物出之以和爱，一切人物皆聪颖明事。”“且由于文字所酝酿成就的特殊空气，很有人欢喜那种文章。”[3]376文章中还有许多沈从文对诸如冰心，王统照，郁达夫等等作家文字的批评，可见沈从文批评文章对于文字的偏爱。同时沈从文也擅于从文字方面区分一类作家写作结构、风格的不同。对于创造社的诸作家，沈从文认为他们“以夸大的，英雄的，粗率的，无忌无畏的气势，为中国文学拓一新地，是创造社几个作者的作品”[3]365但是各人文字风格却均有所不同。沈从文评论黎锦明、王鲁彦时说他们都与鲁迅有相似之处，但是黎锦明“文字的驳杂中却有一种豪放气派”同时提到“这气派的独占，在他名为《雹》的一集中间，实很有些作品较之同时其他作家的作品更值得重视。”[3]376而“鲁彦的《柚子》，抑郁的气分遮没了每个作品，文字却有一种美，且在组织方面和造句方面，承受了北方文学运动者所提出的方向，干净而亲切。”[3]376虽然都在文章的作法上承于鲁迅，但是从文字上表现出来的个人的风格却大有不同。
沈从文在这篇批评文章中对第一个十年中国小说创作的情况做了一个述评，在批评中，就存在着一个问题，怎样以今天的眼光看待过去的文学，他在文中提到：“文学是一种力”[3]359这个口号“虽然幼稚，但却明朗健康，便是第一期文学努力所完成的高点。”[3]359“在诗上，在其他方向上，他们的努力，用十年后的标准说：‘中国第一期国语文学，是不值得一道，而当时的人生文学，不过一种绅士的人道主义观，这态度也十分软弱’那么指摘是不行的。我们若不疏忽时代，在另外那个时代里，可以说他们所有的努力，是较之目前以翻译创作为穿衣吃饭的作家们，还值得尊敬与感谢的。”[3]359高度赞赏了新文学先驱对中国小说创作上的努力，但同时也看到了新文学初期创作上“吓人的单纯”，沈从文的文艺批评注重历史性与时代性的结合，用历史的眼光给批评的事物一个说明，一种解释。 在提到《阿Q正传》时，把它放在正提倡“人生的文学”的背景下，沈从文评论到：“便以“人生文学”的悲悯同情意义，得到盛誉。”[3]361鲁迅的《呐喊》，正是年轻人在解放的眩晕苦闷中出世的，是“时代促成的作者的高名”[3]361。对于一些现在看起来退出文坛流行的作家作品，沈从文也都用历史的眼光对他们进行了肯定。新文学初期产生的汪敬熙所作的《雪夜》，在现在看来真的算不上好作品，但当时却是登载于《新潮》、《新青年》一类最有影响的刊物上面与读者见面的。沈从文认为：“《雪夜》可以告诉我们的，是第一期创作，在“主张”上的失败，缺少的是些什么东西。”[3]360同时他认为：“这作品，这本书，告诉给我们的，正是那个时代，一个年青人守着当时的文学信仰，忠实诚恳的写成的一本书。”[3]360还有杨振声的《玉君》，“描写乡村动静，声音与颜色，作者的文字，优美动人处，实为当时长篇新作品所不及。”[3]375在当时是得到国内刊物极多好评的，但用历时性的眼光来看，“作者在故事组织方面，梦境的反复，使作品的秩序稍感紊乱。”[3]375所以沈从文认为这本书不应该淹没在历史的浪潮中，如今依然是一本可读的书。沈从文还提到了因为某些原因，一些在这个时代被疏离的作家作品，但这些作品在当时却全是一些刊物读者最好的粮食，也超越同时同类的一般作品。
沈从文做文学批评时，不仅注意作品本身，还关注到广大读者的感受，因为沈从文自身的创作道路充满着艰辛，早期更是饱受书商的剥削，深深感到作者、读者双方双重的不自由，因此在文学批评中或隐或显地表现出对读者的热切关注。关于自己写评论文章的动机，沈从文在这篇文章中开宗明义的说到要为读者买书提供一些看法，或是告诉读者如何用不同的态度去认识这些书。显然，沈从文试图从广告，出版业的炒作氛围中为读者提供一些真正可读的数目，帮助读者正确的认识新文学以来的作家作品。另外，沈从文在论述中，都把“读者的兴味”作为批评的一个观点，从读者的角度来分析某个作品所流行的原因。如沈从文提到鲁迅的《呐喊》《仿徨》之所以成功原因，他认为，当时的“人生文学”强化了作家的社会责任感，作家作品纷纷走向“为人生”，但这种写作形式拘束作者的方向，使作者只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作品上，却无暇关注读者的兴味。在这种情况下，鲁迅一来，就给了读者一些所能接受的东西，一种精神上的粮食；按照年轻人胃口所喜悦而着手烹炒。写了《故乡》、《社戏》一些文章，“给年青人展览一幅幅乡村的风景画在眼前，使各人皆从自己回想中去印证。又从《阿Q正传》上，显出一个大家熟习的中国人的姿态，用一种谐趣的稍稍夸张的刻画。”[3]360-361鲁迅因此成功了，因为他既有一个高尚尊严的企图，又符合读者要求一个诙谐美丽的故事的需要。像沈从文这样重视读者审美的眼光，在以往的评论中并不多见。
沈从文不仅能准确把握讀者群众的趣味，而且还常常通过分析作品对读者他具有高超的社会洞察力，对于一个时代的作品如何影响读者的阅读兴趣往往能够准确的把握。如提到创造社的作家时，他说这些作家的写作“解放了读者的兴味”，张资平是创造社小说创作方面一个著名的作家，沈从文提到他的小说使当时的读者们发生了极大的兴味，通过对比如落华生、冰心、王统照一系列写男女关系的作家的写作，精辟的指出张资平在当时得到读者欢迎的原因：“张资平，以“说故事的高手”那种态度，从日本人作品中得到体裁与布局的方便，写年青人亟于想明白而且永远不发生厌倦的恋爱错综关系，用平常易解的文字，使故事从容发展”[3]366-367，张资平能把握住一个特定时期读者的阅读兴趣，用“官能的挑逗，凑巧的遇合”[3]367反映了二十左右的年青人切身的要求“给了年青人兴奋和满足，用作品抓着了年青人的感情”[3]367于是在那个时代，张资平的作品，得到的读者，比鲁迅作品还多。沈从文在《书评的自由解放运动》一文中指出：文学批评“应该是一个作品的回声，又希望成一群读者的指路石”[4]不仅仅是注重对作家作品的评价，还密切关注广大读者的审美也是沈从文区别于其他批评家的一个方面。
1930年开始至1932年，沈从文正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的教学工作，集中的整理了一下新文学以来的作家和作品，这对他早期文学批评奠定了一个基础。从这篇批评文章中也可以看出他重视文学独立，重视文体批评，注重批评的时代性和读者感受的特色。沈从文早期的文学批评虽然不够成熟，但是这种对文学的真诚的态度是十分难得的，沈从文这种独具个人特色的批评观，为中国二十世纪的文学批评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同时作家所做的文艺批评都是有自己的感悟在其中的，研究沈从文的文艺批评对沈从文整体的研究都有十分有利的借鉴意义，他的文学观，批评观也为后来的学者、作家、批评家提供了一个研究新文学的新的眼光。
参考文献：
[1]邵华强.中国文学史资料全编·现代卷[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714.
[2]沈从文.沈从文选集·第五卷[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157-158
[3]沈从文.沈从文选集·第五卷[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1983.
[4]沈从文.沈从文别集·抽象的抒情[M].长沙：岳麓书社，1992：285.
作者简介：陈豫，青岛大学文学院。
关键词：批评；沈从文；艺术思想
《论中国创作小说》发表于1931年的4月，以连载的形式刊登在《文艺月刊》，同年6月刊载完成，不同于之前沈从文所做的如：《郁达夫张资平及其影响》、《论闻一多的<死水>》这样的专论，内容为沈从文对新文学以来多数作家作品所做的批评，虽然每个作家都是寥寥数笔甚至一笔带过，但从中可以窥见沈从文的文学批评特色及其艺术观、批评观，从一篇文章出发，期望对沈从文的其他文论的批评也有一点研究的帮助。
这篇批评文章在开头就提出了要解决的问题——即在广告业、出版业被利益腐化的时代下，为中国年轻人推荐可读之书目。以这个问题出发，评价了新文学以来各个派别的作家作品，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他作这篇文章的同时期，他受朋友之托，答应编一个刊物，旨在“使读者对于十余年来中国文学的过去得失，得到一个较公平的认识。”[1]一面给左翼文学理论者一点事实上的修改，另外也想说明一切流行趣味风气，是如何妨碍到有价值作品的产生。沈从文的这几个想法在这篇文章中都有所体现，可见沈从文这一段时期的批评写作都非常关注文学作品本身的价值及其传播流行的影响。
在写这篇批评之前，沈从文在《中国文学的一点小感想》中就提到了上海出版界的商业竞争对文学的渗透，这种竞争既包含张资平等“新海派”，也有部分提倡“革命文学”的左翼作家。经营出版事业的人出版的都是一些能赚钱的小说，对于小说的文学性和意义毫不在意，沈从文对此不置可否。他认为文学的趣味从不在于读者想要什么，一切都安排在商人手中。沈从文继续谈到了市侩对作家及文学青年的影响，读者选不到真正有价值、有意义的小说，开始产生卑视创作的态度。同时经济对文学的影响，使一部分作家为了迎合市场的趣味，使小说的创作方向发生了改变，创作的精神逐渐堕落，埋没在商品经济之下。对于一向坚持文学独立自主品格的沈从文，他说：“写作是要有信心，有热诚，不计功利，不问成败，正义感特别强，对人生充满悲悯博大同情，而又能坚持到死去干的一份庄严工作。”[2]正是因为沈从文这样的文学观，所以他在文章的批评中对于商业性极强的如张资平一类都是持坚决的否定态度，下文皆有论述。从沈从文这篇批评文章，也可见沈从文坚持文学的独立自主，但是由于他继承了五四以来的启蒙传统，他也同意文学作品要反映社会现实，从“人性”的角度来重塑民族品格。他在这篇文章中提到了很多人生派的作家，如鲁迅等等，对他们关注社会现实，揭示国民性进行了肯定。同时沈从文是一位作家，在长期的写作过程中，写作的风格会逐渐影响到文学批评上来，这也是为什么作家的文学批评更多的带有一些自身的感悟性和情怀的原因。沈从文自己非常注重人性，推崇健康高尚的人格情操。这在他的小说创作中有更多的體现。
在做这篇批评之前，沈从文已经写过很多评价作家作品的文论，但是大多没有跳出对作家文体批评的窠臼。这篇文章也是一样，对于作家作品的批评，沈从文多重视语言，也就是文字。在这篇文章中，对于文学的新定义，沈从文就特地提到了文字的意义：“使文字由“古典的华丽”转为“平凡的亲切”是必须的。使“眩奇艰深”变为“真实易解”是必须的。使语言同文字成为一种东西，不再相去日远是必须的。使文字方向不在“模仿”而在“说明”，使文字在“效率”而不在“合于法则”是必须的。”[3]358-359同时对于一些或是一类作家作品的评论，沈从文基本上都从作品的文字特色出发，如他提到鲁迅《狂人日记》动人的原因时说它“文字又较之其他作品完美，这作品，便成为当时十分动人的作品了”[3]361，提到创造社的郭沫若“文字不乏热情，却缺少亲切的美。”“想从作者的作品上，找寻一个完美的篇章，不是杂记，不是感想，是一篇有组织的故事，实一个奢侈的企图。”[3]366可见，亲切、朴实的文字最能得到沈从文的赞美，这可能与他在湘西农村时的生活经历及他本身朴素、诚实的性格有所联系，了解他创作的人都知道，沈从文在创作方面力求诗意化的语言，追求动人的亲切感。沈从文在这篇文章中说冯文炳“以他的“文字”风格自见的，用十分单纯而合乎“口语”的文字，写他所见及的农村儿女事情，一切人物出之以和爱，一切人物皆聪颖明事。”“且由于文字所酝酿成就的特殊空气，很有人欢喜那种文章。”[3]376文章中还有许多沈从文对诸如冰心，王统照，郁达夫等等作家文字的批评，可见沈从文批评文章对于文字的偏爱。同时沈从文也擅于从文字方面区分一类作家写作结构、风格的不同。对于创造社的诸作家，沈从文认为他们“以夸大的，英雄的，粗率的，无忌无畏的气势，为中国文学拓一新地，是创造社几个作者的作品”[3]365但是各人文字风格却均有所不同。沈从文评论黎锦明、王鲁彦时说他们都与鲁迅有相似之处，但是黎锦明“文字的驳杂中却有一种豪放气派”同时提到“这气派的独占，在他名为《雹》的一集中间，实很有些作品较之同时其他作家的作品更值得重视。”[3]376而“鲁彦的《柚子》，抑郁的气分遮没了每个作品，文字却有一种美，且在组织方面和造句方面，承受了北方文学运动者所提出的方向，干净而亲切。”[3]376虽然都在文章的作法上承于鲁迅，但是从文字上表现出来的个人的风格却大有不同。
沈从文在这篇批评文章中对第一个十年中国小说创作的情况做了一个述评，在批评中，就存在着一个问题，怎样以今天的眼光看待过去的文学，他在文中提到：“文学是一种力”[3]359这个口号“虽然幼稚，但却明朗健康，便是第一期文学努力所完成的高点。”[3]359“在诗上，在其他方向上，他们的努力，用十年后的标准说：‘中国第一期国语文学，是不值得一道，而当时的人生文学，不过一种绅士的人道主义观，这态度也十分软弱’那么指摘是不行的。我们若不疏忽时代，在另外那个时代里，可以说他们所有的努力，是较之目前以翻译创作为穿衣吃饭的作家们，还值得尊敬与感谢的。”[3]359高度赞赏了新文学先驱对中国小说创作上的努力，但同时也看到了新文学初期创作上“吓人的单纯”，沈从文的文艺批评注重历史性与时代性的结合，用历史的眼光给批评的事物一个说明，一种解释。 在提到《阿Q正传》时，把它放在正提倡“人生的文学”的背景下，沈从文评论到：“便以“人生文学”的悲悯同情意义，得到盛誉。”[3]361鲁迅的《呐喊》，正是年轻人在解放的眩晕苦闷中出世的，是“时代促成的作者的高名”[3]361。对于一些现在看起来退出文坛流行的作家作品，沈从文也都用历史的眼光对他们进行了肯定。新文学初期产生的汪敬熙所作的《雪夜》，在现在看来真的算不上好作品，但当时却是登载于《新潮》、《新青年》一类最有影响的刊物上面与读者见面的。沈从文认为：“《雪夜》可以告诉我们的，是第一期创作，在“主张”上的失败，缺少的是些什么东西。”[3]360同时他认为：“这作品，这本书，告诉给我们的，正是那个时代，一个年青人守着当时的文学信仰，忠实诚恳的写成的一本书。”[3]360还有杨振声的《玉君》，“描写乡村动静，声音与颜色，作者的文字，优美动人处，实为当时长篇新作品所不及。”[3]375在当时是得到国内刊物极多好评的，但用历时性的眼光来看，“作者在故事组织方面，梦境的反复，使作品的秩序稍感紊乱。”[3]375所以沈从文认为这本书不应该淹没在历史的浪潮中，如今依然是一本可读的书。沈从文还提到了因为某些原因，一些在这个时代被疏离的作家作品，但这些作品在当时却全是一些刊物读者最好的粮食，也超越同时同类的一般作品。
沈从文做文学批评时，不仅注意作品本身，还关注到广大读者的感受，因为沈从文自身的创作道路充满着艰辛，早期更是饱受书商的剥削，深深感到作者、读者双方双重的不自由，因此在文学批评中或隐或显地表现出对读者的热切关注。关于自己写评论文章的动机，沈从文在这篇文章中开宗明义的说到要为读者买书提供一些看法，或是告诉读者如何用不同的态度去认识这些书。显然，沈从文试图从广告，出版业的炒作氛围中为读者提供一些真正可读的数目，帮助读者正确的认识新文学以来的作家作品。另外，沈从文在论述中，都把“读者的兴味”作为批评的一个观点，从读者的角度来分析某个作品所流行的原因。如沈从文提到鲁迅的《呐喊》《仿徨》之所以成功原因，他认为，当时的“人生文学”强化了作家的社会责任感，作家作品纷纷走向“为人生”，但这种写作形式拘束作者的方向，使作者只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作品上，却无暇关注读者的兴味。在这种情况下，鲁迅一来，就给了读者一些所能接受的东西，一种精神上的粮食；按照年轻人胃口所喜悦而着手烹炒。写了《故乡》、《社戏》一些文章，“给年青人展览一幅幅乡村的风景画在眼前，使各人皆从自己回想中去印证。又从《阿Q正传》上，显出一个大家熟习的中国人的姿态，用一种谐趣的稍稍夸张的刻画。”[3]360-361鲁迅因此成功了，因为他既有一个高尚尊严的企图，又符合读者要求一个诙谐美丽的故事的需要。像沈从文这样重视读者审美的眼光，在以往的评论中并不多见。
沈从文不仅能准确把握讀者群众的趣味，而且还常常通过分析作品对读者他具有高超的社会洞察力，对于一个时代的作品如何影响读者的阅读兴趣往往能够准确的把握。如提到创造社的作家时，他说这些作家的写作“解放了读者的兴味”，张资平是创造社小说创作方面一个著名的作家，沈从文提到他的小说使当时的读者们发生了极大的兴味，通过对比如落华生、冰心、王统照一系列写男女关系的作家的写作，精辟的指出张资平在当时得到读者欢迎的原因：“张资平，以“说故事的高手”那种态度，从日本人作品中得到体裁与布局的方便，写年青人亟于想明白而且永远不发生厌倦的恋爱错综关系，用平常易解的文字，使故事从容发展”[3]366-367，张资平能把握住一个特定时期读者的阅读兴趣，用“官能的挑逗，凑巧的遇合”[3]367反映了二十左右的年青人切身的要求“给了年青人兴奋和满足，用作品抓着了年青人的感情”[3]367于是在那个时代，张资平的作品，得到的读者，比鲁迅作品还多。沈从文在《书评的自由解放运动》一文中指出：文学批评“应该是一个作品的回声，又希望成一群读者的指路石”[4]不仅仅是注重对作家作品的评价，还密切关注广大读者的审美也是沈从文区别于其他批评家的一个方面。
1930年开始至1932年，沈从文正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的教学工作，集中的整理了一下新文学以来的作家和作品，这对他早期文学批评奠定了一个基础。从这篇批评文章中也可以看出他重视文学独立，重视文体批评，注重批评的时代性和读者感受的特色。沈从文早期的文学批评虽然不够成熟，但是这种对文学的真诚的态度是十分难得的，沈从文这种独具个人特色的批评观，为中国二十世纪的文学批评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同时作家所做的文艺批评都是有自己的感悟在其中的，研究沈从文的文艺批评对沈从文整体的研究都有十分有利的借鉴意义，他的文学观，批评观也为后来的学者、作家、批评家提供了一个研究新文学的新的眼光。
参考文献：
[1]邵华强.中国文学史资料全编·现代卷[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714.
[2]沈从文.沈从文选集·第五卷[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157-158
[3]沈从文.沈从文选集·第五卷[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1983.
[4]沈从文.沈从文别集·抽象的抒情[M].长沙：岳麓书社，1992：285.
作者简介：陈豫，青岛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