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老子《道德经》
　　“无论刮风下雨，无论逢年过节，无论人多人少，我们坚持读书。”青岛明德同学同修读书会，自2011年4月创立以来，每周二自发聚集研读经典，风雨无阻，连续100期不间断，共计学员11000人次、先后十数位国学讲师站上讲堂，与学员共同诵读经典、普及传统文化，同读同学同修。
　　一场不为功名、不计回报的聚会，何以生命持久并枝蔓延展，大概正如葛树容教授所言，经典是有能量的。人们在此获得内心的宁静和力量。当事物产生了不竭内动力，也就无所谓坚持，不过是顺应心灵的向往。
　　两千多年前，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倥倥而不信，吾不知之矣！”孔夫子也慨叹“礼崩乐坏”的无望时代。
　　今天人们为生存的竞争而忙碌，为战争的毁灭而惶恐，为欲海的难填而烦恼……一颗心被过度揉搓，早失了天然的敏感，精神世界成难以触及的围城。误把快感当幸福，获得快感，容易得过了分。
　　人们总是太忙：总是看别人在读什么书、听别人在聊什么话题、看别人在找什么工作、看别人在用什么牌子、看别人买不买房、听成功学专家怎么建议、需要闺蜜或知己倾听解决人生难题、认为幸福在别人家里……古人聪明，把警醒变成文字，放在那儿等你发现：“盲”字拆开，是“目”和“亡”，眼睛死了，所以看不见；那么“忙”字拆开，莫非是心死了？眼下的中国人都忙，为利，为名。
　　季羡林说：成功，是达到心理预期。但是，人们来不及、不懂得、甚至逃避倾听内心的声音，忍受不了孤独，没有能力独立，甚至无法独处。事实真相是，一个人的幸福程度，往往取决于他多大程度上可以脱离对外界的依附。可怕的是我们以为除了服从别无选择。
　　梁漱溟晚年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提到，人类面临三大问题，顺序错不得。先要解决人和物之间的问题，接下来要解决人和人之间的问题，最后一定要解决人和自己内心之间的问题。从小求学到三十而立，不就是在解决让自己有立身之本的人与物之间的问题吗？而后为人父为人母为人子女，为人夫为人妻，为人上级为人下级，为人友为人敌，人与人之间的问题，哪一件不要惊恐疑惧硬着头皮面对？人生脚步渐行渐远，走着走着，经历过的人人事事成过眼云烟，繁华陨去，依稀看得出生命枝干，这时人该如何面对自己的内心？时代纷繁复杂，忙碌的人们，终要面对自己的内心，而这种面对，在今天，变得更难，却也更急迫。我们都需要答案。
　　明德读书会的学员，大都是已然要和内心相对的有阅历的人了，大家脱去半生俗世挣扎得来的一身羽衣和疲惫，来这里借经典将经历凝结成智慧，开启心间的大门。这无疑是很好的路途。
　　千百年来，中国人并没有直接把宗教当作过自己的信仰，在这方面，我们相当多人是怀着一种临时抱佛脚的态度，有求时，点了香带着钱去许愿；成了，去还愿，仅此而已。但中国人一直又不缺乏信仰。不管有文化没文化，我们的信仰一直藏在杂糅后的中国文化里，藏在祖辈的故事里，藏在唐诗宋词里，也藏在日常行为礼仪里。中国人曾经敬畏自然，追求天人合一，尊重教育，懂得适可而止。于是，在中国，谈到信仰，与宗教有关，更与宗教无关。那是中国人才会明白的一种执著，但可能，我们这代人终于不再明白。
　　我们的后辈，要靠什么支撑在传统断片的时代里孤步前行？不可想象，但也许无需担心，我们这代人不正是这样走来，百年孤独，人生总是这样。
　　南怀瑾在太湖边建一间大学堂为未来中华教育探行。太湖大学堂的孩子们身上还存有儿童的本真面孔，天然而有定力，是那种远离成功学、远离功名的淡定。大学堂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是教人做事与做人的道理，教人生活的道理和技能。南怀瑾曾答记者，文化是个什么东西？文化是个空洞的名词。衣食住行，坐卧起念而已。它是一项教学实验，代表一种普世价值观。也是对百年教育的一个反思。大学堂的老师说，我们的小孩是跑长跑的，越大了越厉害，因为他们会有慧根，懂得取舍。
　　上世纪的战乱时代，偌大的中国，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而今日，偌大的中国，很难找到平静的心灵。不平静，就难得幸福，也因此，当下的时代，平静才是真正的奢侈品。
　　抵御喧哗拿时间和心灵相对，方获得至高的宁静和力量，所以禅宗说：至道无难，惟嫌拣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