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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壁，一个长江畔普通山峰的名字，由于一场战争，而成为一个符号。这个符号代表了冷兵器时代最显赫的战役，也代表了军事史上最著名的战例。在1800年前的那个寒冷冬天，在长江岸边那个小山峰边，究竟发生了什么？
赤壁遭遇
打开汉末地图，荆州三个最基本的战略要地构成一个三角形。襄阳是抗衡北方大军的门户；江陵是控制两湖的中心；而夏口处于汉江和长江的交汇处，连接吴楚两地，北有大别山，南有幕府山，是东吴政权拒北西进的命脉所在。汉末时的夏口，即现在毗邻武昌的汉口。
建安十三年（208年）七月，曹操率大军南征荆州。八月，曹操兵不血刃取得襄阳。而后又占领江陵，获得刘表七、八万水军以及大量军需物资。一心统一天下的曹操，此时想一鼓作气征服东吴。他给孙权送去了劝降书说：“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
在曹操大军压境之际，孙、刘两军迅速结盟。孙权政权中的主战派周瑜更是态度坚决， “将军擒操，宜在今日。瑜请得精兵三万人，进住夏口，保为将军破之。”
曹操攻占江东，其进攻所向必然经过夏口。而在周瑜看来，“进入夏口”也是“破操”的最基本条件。于是，孙权命周瑜和程普为左右都督，鲁肃为赞军校尉。周瑜率领黄盖、韩当、吕蒙、凌统、甘宁、周泰、吕范将精锐部队三万人，沿江而上至夏口。
而此时的刘备同样也是驻军夏口。迫于曹军压境，忐忑不安的刘备每日派人去江边探望消息，等待东吴援军到来。当周瑜水军终于溯江而上时，刘备想请周瑜上岸相会，却被急速行军的周瑜婉拒，只好乘小船去江中问其兵力，周瑜说，“三万人”，刘备说，“恨少”。周瑜胸有成竹地说，“此自足用，豫州但观瑜破之”。
周瑜之所以马不停蹄地赶往上游是有原因的。夏口上游的长江南岸蒲圻境内，有一条重要的战略通道。一旦曹军在这一带登陆，则可完全摆脱孙刘联军的水军威胁，运用步兵和骑兵直下孙吴的大本营。而要守住这条通道，就必须遏制曹军抢占此段最关键的战略要地——陆口。陆口，是陆水流入长江之口。陆口上游三公里处，即是赤壁山，而隔江又与乌林相望。台湾三军大学编写的《中国历代战争史》称，“必争得此陆口、赤壁，方能以阻止曹军自陆口上陆，过蒲圻、羊头山（今通山县）、阳新直扑柴桑。”
也正因为如此，顺江而下的曹操水军先头部队和溯江而上的周瑜水军，终于在战略要冲陆口上游三公里处的赤壁矶一带遭遇，史书记载“初一交战，公军败退，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
水军交战
对于此次赤壁遭遇战的具体情况，所有史书都没有详细记载。但根据《中国军事通史》的推测，那时的水战，主要采用船舰冲撞、接舷格斗两种战法。主力战舰，是蒙冲、斗舰等战船。蒙冲是冲撞船，斗舰是战斗之船。除此之外，还有大型指挥舰船——楼船，快速冲击型战船走舸等。
一般来说，冲撞是接舷格斗的基础。选择合适的角度，凭藉水流的冲力，高速冲向敌船的要害部位，使其失去或部分失去战斗力。比如快速从敌船的舷侧擦过，折断长楫，使敌船失去控制，在江心打转；或者撞击尾部舵室，破坏其操纵系统，使其无法转向；或者拦腰撞击斗楼，毁坏弩窗、矛穴或其它船战具，趁其立足不稳、乱作一团时接舷胜敌，有些时候甚至可以撞裂、撞断敌船，使其进水下沉。
阴历十二月，长江中游盛行北风，周瑜的水师居于上风位置。上风便可扬帆，并借助风力向敌方射箭，或投掷短矛、铁镖等抛射型武器 。虽未接舷，便可迫使敌船退避。
宋人谢叠山在《赤壁·诗序》中说，“赤壁，至今土人耕地得箭镞”。1949年以后，赤壁共出土刀、枪、剑、戟、斧、钺等兵器几十件，在赤壁山沿江发现铁箭镞数百枚之多，不少箭镞是渔民在江边捕鱼时打捞起来的。从这些箭镞的形式来看，有三棱形、六棱形等。据南京大学六朝考古学家蒋赞初先生考证，这些铁镞是东汉末、三国的遗物。
曹军数量虽然是东吴水师的数倍，但在江面上遭遇，真正能够面对面格斗厮杀的水军数量受到一定限制。新编的水军战斗力较弱，军中瘟疫流行。而周瑜率领的东吴水师，在长江大湖上纵横多年，骁勇善战。两年首战以曹军失利而告终，曹操“引次江北”，而周瑜占据了对他来说性命攸关的长江右岸。
乌林相持
这一仗后，周瑜掌握了战役的主动权，占领了陆口，曹军只好在对岸的乌林安营扎寨。现在的乌林镇，地势平坦，分布着如白骨塌、红血巷、万人坑、乌林寨、曹操湾等多处遗址。但当时的乌林，并非今天这样的平原，而是长江与云梦泽之间的交界线——自然堤。曹军的活动空间，是东南面长江与西北面云梦泽之间的狭长地带，主要依靠河滩与自然堤两侧的斜坡驻扎。对拥有30万人马、多兵种的曹操大军来说，这样的空间无疑过于狭窄了。而曹军的精锐骑兵，在这样的地带也发挥不了作用。正如学者张靖龙所言，这样的屯兵环境，一旦打起仗来，曹军“无法发挥作用，仅能充当广阔的大江上水军作战的看客”。
据郦道元《水经注》记载分析，这一带长江右岸丘陵山地濒临江边，矶头较多；而曹军驻扎的左岸矶头较少，间距大。左岸今洪湖乌林一带，仅有两座山峦，减去地面高度，相对高度不足50米。而右岸则丘陵星罗棋布，植被浓密，站在蒲圻的赤壁矶上，居高临下，对岸的情况一目了然。
但这样的优势并非持久作战的依凭。东吴以水军立国，周瑜率领的三万水师，是当时中国首屈一指的劲旅，限制曹军水师沿长江向北运动，虽然有些难度，但还是有可能的。而如果曹军的步骑一旦向两翼移动，寻找联军防守薄弱之江段伺机渡江，就难以限制了。“今寇众我寡，难以持久。”黄盖也注意到了这种危险。于周瑜来说，最好能抓住有利战机突然袭击。
火烧曹营
曹操“引次江北”之后，不习惯船上颠簸摇晃的北方步骑便弃舟登陆扎寨。当时的船舰尚未采用铁锚，一般的木船便用棕绳系在岸上，为了防止西北季风时节被刮离，飘向江中及对岸，曹操下令将停泊岸边的船只首尾连接在一起。
木舰船时期的水师，最常用也是最有效的战斗方式就是火攻，而江东水师一向是惯用火攻的高手。曹军的船舰和营寨之间，是呈带状分布的芦苇丛，冬天的芦苇已经枯黄，干燥易燃。火一旦烧起来，风助火势，从岸边的船舰、芦苇延及岸上的营寨，再烧到云梦泽边的芦苇丛，曹军被夹在中间几无逃身之处。而阴历十二月正是长江中游一带最冷的季节，烈火焚烧之际，士兵若被迫跳入水中，即使不冻死或溺毙，也已失去了战斗力。
火攻有了实施的可能性，周瑜思量的是，如何让火源接近曹军。为了麻痹曹操，打消他的警觉，给火攻船队创造接近曹操的战机，周瑜和黄盖策划了一个计谋：黄盖诈降。接到黄盖降书后，骄傲的曹操以为孙刘联盟瓦解在即。
戎马多年的曹操，不可能不知道火攻的危害，他之所以没有防备，是因为火攻首先要考虑的是风向。江汉地区的冬季北风劲吹，而曹操驻扎在赤壁对岸的西北方向。然而，曹操不知道赤壁江上也会“东南风盛”。“万事具备，只欠东风”。台湾三军大学《中国历代战争史》称：是年十一月十三日甲子，晨起江上雾开，晴空风暖，时值前一日冬至，六管灰动，一阳方升，午夜时南风稍急，黄盖率战舰……
《三国志通俗演义》写道：建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日甲子吉辰，诸葛亮于是日祭风，三更时分风起，周瑜即令黄盖使小卒驰书报曹操，言“定今夜二更，但看船头插青龙牙旗，即粮船也。”
但实际上，具体是哪一天发生的火烧战，正史均无记载，已不可考。诸葛亮借风更是传说而已。问题是，在当时西北风盛行的冬季，何来如此猛烈的东南风？
由于水域和陆地之间的热力性质的差异，造成了水陆之间的温度梯度，进而造成了水陆间气压梯度的存在：白天气流从水域吹向陆地，分别称为海风、湖风和江风；夜间从陆地吹向水域，统称陆风。十二月，正好是陆风猛劲的时候。乌林的西边，即是宽阔的云梦泽，由于其狭长的岛形地理条件，加上缺少丘陵的平陆地形，当年的陆风风速非常大。“火烈风猛”，烈火燃烧时，热气流上升，又会对地面原来的风速起到增强作用，所以黄盖的火攻致使乌林的曹军“灰飞烟灭”。
交战那天，黄盖亲自率领蒙冲斗舰10艘，装满浇灌了鱼油的柴草和芦苇，用红幕布遮住，船上插着旌旗、龙幡，又调集了部分小船系在后边。快接近曹军船舰时点燃大船，像箭一样扑过去，火猛风烈，浓烟滚滚，烧毁曹军船舰后火焰窜向岸上营寨。周瑜见火攻得手，率领轻装的精锐部队，在黄盖船队后面擂鼓大进，等待多时的刘备军队也从北岸向乌林前进。
疫病流行
《三国志·刘备传》记载：“先主与吴军水陆并进，追到南郡，时又疾疫，北军多死，曹公引归。”《三国志·周瑜传》记载：“时曹公军众已有疾病，初一交战，公军败退，引次江北。” 可见，曹军中流行的疾疫，是导致整个作战部队战斗力下降的重要因素。
由于资料的缺乏，疾疫是什么病，研究者往往语焉不详，通常以“水土不服”笼统概括。近几十年来，陆续有学者参与探讨，很多人分析，有可能是血吸虫病，也可能是南方流行的疟疾，也即瘴气。
“曹操兵败赤壁，主要是由于血吸虫感染所导致”，福建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医师李友松认为，赤壁之战的战场，恰恰是当时血吸虫病严重流行的地区，而且时间又是血吸虫病的感染季节。曹操水军在赤壁之战战前染上血吸虫病，经过一个月以上的时间就发病了，致使大战时疲病交加，不堪一击。 而孙刘军队的士兵长期在血吸虫流行的疫区中从事生产、生活，或多或少已产生一定的免疫力。
而学者张靖龙认为，曹操数十万大军，不可能只患一种疾病，疾疫有多种可能性，但占主导地位的应该是南方的地方病，除了急性血吸虫、疟疾之外，长江中游在该时间段内容易发生的地方性传染病都应该加以注意。
疫疾对赤壁大战的影响到底有多大，不得而知，反正曹操直接把失败原因归于疾病，他在战后写信给孙权说：“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
曹军在遭到奇袭后，营寨大乱，人马烧死溺死无数。等曹操返回江陵时，30万大军，一大半人马被烧、溺、饿、冻、病死在长江与云梦泽一带。曹军所失的元气，多年后才恢复过来。
赤壁遭遇
打开汉末地图，荆州三个最基本的战略要地构成一个三角形。襄阳是抗衡北方大军的门户；江陵是控制两湖的中心；而夏口处于汉江和长江的交汇处，连接吴楚两地，北有大别山，南有幕府山，是东吴政权拒北西进的命脉所在。汉末时的夏口，即现在毗邻武昌的汉口。
建安十三年（208年）七月，曹操率大军南征荆州。八月，曹操兵不血刃取得襄阳。而后又占领江陵，获得刘表七、八万水军以及大量军需物资。一心统一天下的曹操，此时想一鼓作气征服东吴。他给孙权送去了劝降书说：“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
在曹操大军压境之际，孙、刘两军迅速结盟。孙权政权中的主战派周瑜更是态度坚决， “将军擒操，宜在今日。瑜请得精兵三万人，进住夏口，保为将军破之。”
曹操攻占江东，其进攻所向必然经过夏口。而在周瑜看来，“进入夏口”也是“破操”的最基本条件。于是，孙权命周瑜和程普为左右都督，鲁肃为赞军校尉。周瑜率领黄盖、韩当、吕蒙、凌统、甘宁、周泰、吕范将精锐部队三万人，沿江而上至夏口。
而此时的刘备同样也是驻军夏口。迫于曹军压境，忐忑不安的刘备每日派人去江边探望消息，等待东吴援军到来。当周瑜水军终于溯江而上时，刘备想请周瑜上岸相会，却被急速行军的周瑜婉拒，只好乘小船去江中问其兵力，周瑜说，“三万人”，刘备说，“恨少”。周瑜胸有成竹地说，“此自足用，豫州但观瑜破之”。
周瑜之所以马不停蹄地赶往上游是有原因的。夏口上游的长江南岸蒲圻境内，有一条重要的战略通道。一旦曹军在这一带登陆，则可完全摆脱孙刘联军的水军威胁，运用步兵和骑兵直下孙吴的大本营。而要守住这条通道，就必须遏制曹军抢占此段最关键的战略要地——陆口。陆口，是陆水流入长江之口。陆口上游三公里处，即是赤壁山，而隔江又与乌林相望。台湾三军大学编写的《中国历代战争史》称，“必争得此陆口、赤壁，方能以阻止曹军自陆口上陆，过蒲圻、羊头山（今通山县）、阳新直扑柴桑。”
也正因为如此，顺江而下的曹操水军先头部队和溯江而上的周瑜水军，终于在战略要冲陆口上游三公里处的赤壁矶一带遭遇，史书记载“初一交战，公军败退，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
水军交战
对于此次赤壁遭遇战的具体情况，所有史书都没有详细记载。但根据《中国军事通史》的推测，那时的水战，主要采用船舰冲撞、接舷格斗两种战法。主力战舰，是蒙冲、斗舰等战船。蒙冲是冲撞船，斗舰是战斗之船。除此之外，还有大型指挥舰船——楼船，快速冲击型战船走舸等。
一般来说，冲撞是接舷格斗的基础。选择合适的角度，凭藉水流的冲力，高速冲向敌船的要害部位，使其失去或部分失去战斗力。比如快速从敌船的舷侧擦过，折断长楫，使敌船失去控制，在江心打转；或者撞击尾部舵室，破坏其操纵系统，使其无法转向；或者拦腰撞击斗楼，毁坏弩窗、矛穴或其它船战具，趁其立足不稳、乱作一团时接舷胜敌，有些时候甚至可以撞裂、撞断敌船，使其进水下沉。
阴历十二月，长江中游盛行北风，周瑜的水师居于上风位置。上风便可扬帆，并借助风力向敌方射箭，或投掷短矛、铁镖等抛射型武器 。虽未接舷，便可迫使敌船退避。
宋人谢叠山在《赤壁·诗序》中说，“赤壁，至今土人耕地得箭镞”。1949年以后，赤壁共出土刀、枪、剑、戟、斧、钺等兵器几十件，在赤壁山沿江发现铁箭镞数百枚之多，不少箭镞是渔民在江边捕鱼时打捞起来的。从这些箭镞的形式来看，有三棱形、六棱形等。据南京大学六朝考古学家蒋赞初先生考证，这些铁镞是东汉末、三国的遗物。
曹军数量虽然是东吴水师的数倍，但在江面上遭遇，真正能够面对面格斗厮杀的水军数量受到一定限制。新编的水军战斗力较弱，军中瘟疫流行。而周瑜率领的东吴水师，在长江大湖上纵横多年，骁勇善战。两年首战以曹军失利而告终，曹操“引次江北”，而周瑜占据了对他来说性命攸关的长江右岸。
乌林相持
这一仗后，周瑜掌握了战役的主动权，占领了陆口，曹军只好在对岸的乌林安营扎寨。现在的乌林镇，地势平坦，分布着如白骨塌、红血巷、万人坑、乌林寨、曹操湾等多处遗址。但当时的乌林，并非今天这样的平原，而是长江与云梦泽之间的交界线——自然堤。曹军的活动空间，是东南面长江与西北面云梦泽之间的狭长地带，主要依靠河滩与自然堤两侧的斜坡驻扎。对拥有30万人马、多兵种的曹操大军来说，这样的空间无疑过于狭窄了。而曹军的精锐骑兵，在这样的地带也发挥不了作用。正如学者张靖龙所言，这样的屯兵环境，一旦打起仗来，曹军“无法发挥作用，仅能充当广阔的大江上水军作战的看客”。
据郦道元《水经注》记载分析，这一带长江右岸丘陵山地濒临江边，矶头较多；而曹军驻扎的左岸矶头较少，间距大。左岸今洪湖乌林一带，仅有两座山峦，减去地面高度，相对高度不足50米。而右岸则丘陵星罗棋布，植被浓密，站在蒲圻的赤壁矶上，居高临下，对岸的情况一目了然。
但这样的优势并非持久作战的依凭。东吴以水军立国，周瑜率领的三万水师，是当时中国首屈一指的劲旅，限制曹军水师沿长江向北运动，虽然有些难度，但还是有可能的。而如果曹军的步骑一旦向两翼移动，寻找联军防守薄弱之江段伺机渡江，就难以限制了。“今寇众我寡，难以持久。”黄盖也注意到了这种危险。于周瑜来说，最好能抓住有利战机突然袭击。
火烧曹营
曹操“引次江北”之后，不习惯船上颠簸摇晃的北方步骑便弃舟登陆扎寨。当时的船舰尚未采用铁锚，一般的木船便用棕绳系在岸上，为了防止西北季风时节被刮离，飘向江中及对岸，曹操下令将停泊岸边的船只首尾连接在一起。
木舰船时期的水师，最常用也是最有效的战斗方式就是火攻，而江东水师一向是惯用火攻的高手。曹军的船舰和营寨之间，是呈带状分布的芦苇丛，冬天的芦苇已经枯黄，干燥易燃。火一旦烧起来，风助火势，从岸边的船舰、芦苇延及岸上的营寨，再烧到云梦泽边的芦苇丛，曹军被夹在中间几无逃身之处。而阴历十二月正是长江中游一带最冷的季节，烈火焚烧之际，士兵若被迫跳入水中，即使不冻死或溺毙，也已失去了战斗力。
火攻有了实施的可能性，周瑜思量的是，如何让火源接近曹军。为了麻痹曹操，打消他的警觉，给火攻船队创造接近曹操的战机，周瑜和黄盖策划了一个计谋：黄盖诈降。接到黄盖降书后，骄傲的曹操以为孙刘联盟瓦解在即。
戎马多年的曹操，不可能不知道火攻的危害，他之所以没有防备，是因为火攻首先要考虑的是风向。江汉地区的冬季北风劲吹，而曹操驻扎在赤壁对岸的西北方向。然而，曹操不知道赤壁江上也会“东南风盛”。“万事具备，只欠东风”。台湾三军大学《中国历代战争史》称：是年十一月十三日甲子，晨起江上雾开，晴空风暖，时值前一日冬至，六管灰动，一阳方升，午夜时南风稍急，黄盖率战舰……
《三国志通俗演义》写道：建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日甲子吉辰，诸葛亮于是日祭风，三更时分风起，周瑜即令黄盖使小卒驰书报曹操，言“定今夜二更，但看船头插青龙牙旗，即粮船也。”
但实际上，具体是哪一天发生的火烧战，正史均无记载，已不可考。诸葛亮借风更是传说而已。问题是，在当时西北风盛行的冬季，何来如此猛烈的东南风？
由于水域和陆地之间的热力性质的差异，造成了水陆之间的温度梯度，进而造成了水陆间气压梯度的存在：白天气流从水域吹向陆地，分别称为海风、湖风和江风；夜间从陆地吹向水域，统称陆风。十二月，正好是陆风猛劲的时候。乌林的西边，即是宽阔的云梦泽，由于其狭长的岛形地理条件，加上缺少丘陵的平陆地形，当年的陆风风速非常大。“火烈风猛”，烈火燃烧时，热气流上升，又会对地面原来的风速起到增强作用，所以黄盖的火攻致使乌林的曹军“灰飞烟灭”。
交战那天，黄盖亲自率领蒙冲斗舰10艘，装满浇灌了鱼油的柴草和芦苇，用红幕布遮住，船上插着旌旗、龙幡，又调集了部分小船系在后边。快接近曹军船舰时点燃大船，像箭一样扑过去，火猛风烈，浓烟滚滚，烧毁曹军船舰后火焰窜向岸上营寨。周瑜见火攻得手，率领轻装的精锐部队，在黄盖船队后面擂鼓大进，等待多时的刘备军队也从北岸向乌林前进。
疫病流行
《三国志·刘备传》记载：“先主与吴军水陆并进，追到南郡，时又疾疫，北军多死，曹公引归。”《三国志·周瑜传》记载：“时曹公军众已有疾病，初一交战，公军败退，引次江北。” 可见，曹军中流行的疾疫，是导致整个作战部队战斗力下降的重要因素。
由于资料的缺乏，疾疫是什么病，研究者往往语焉不详，通常以“水土不服”笼统概括。近几十年来，陆续有学者参与探讨，很多人分析，有可能是血吸虫病，也可能是南方流行的疟疾，也即瘴气。
“曹操兵败赤壁，主要是由于血吸虫感染所导致”，福建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医师李友松认为，赤壁之战的战场，恰恰是当时血吸虫病严重流行的地区，而且时间又是血吸虫病的感染季节。曹操水军在赤壁之战战前染上血吸虫病，经过一个月以上的时间就发病了，致使大战时疲病交加，不堪一击。 而孙刘军队的士兵长期在血吸虫流行的疫区中从事生产、生活，或多或少已产生一定的免疫力。
而学者张靖龙认为，曹操数十万大军，不可能只患一种疾病，疾疫有多种可能性，但占主导地位的应该是南方的地方病，除了急性血吸虫、疟疾之外，长江中游在该时间段内容易发生的地方性传染病都应该加以注意。
疫疾对赤壁大战的影响到底有多大，不得而知，反正曹操直接把失败原因归于疾病，他在战后写信给孙权说：“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
曹军在遭到奇袭后，营寨大乱，人马烧死溺死无数。等曹操返回江陵时，30万大军，一大半人马被烧、溺、饿、冻、病死在长江与云梦泽一带。曹军所失的元气，多年后才恢复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