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６２年，刘志丹烈士的弟媳李建彤撰写了历史小说《刘志丹》，先在《工人日报》上登载了部分章节，并准备在工人出版社出版。为了弘扬革命传统，《中国青年》也刊登了其中一章《星星之火》。不料，在中央召开北戴河工作会议期间，康生在会上提出，小说《刘志丹》是为高岗翻案，是“习仲勋反党集团”的一大“阴谋”。这样一来，《中国青年》也被牵连了。胡耀邦立即打电话给杂志社负责人，让迅速把发稿的情况搞清楚，并写成材料急送给他，由他交给中央办公厅。在之后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这份材料被印成会议资料，发给与会人员。由于胡耀邦的得当处置，《中国青年》和编辑部相关人员逃过了一劫。而工人日报社的总编辑，却因此事件被康生等人整死了。
　　１９６４年，一个青年作者向《中国青年》投稿，批判著名教授冯定写的《共产主义人生观》一书是“毒草”。由于此稿太长，读者来件组的人就把稿子退了。这个作者又把退稿寄给《红旗》杂志。康生抓住此事又大做文章，让《红旗》刊登此文，并在编者按中点名批判《中国青年》与修正主义“合流”。这一次，《中国青年》又是在胡耀邦的帮助下走出了险境。
　　１９８３年１２月，在距“潘晓讨论”结束近三年以后，某院党委分别向胡耀邦等领导人和有关部门送上一份题为《＜中国青年＞中国青年报关于人生意义讨论散布大量错误观点必须澄清》的材料，并在所附的信中称：“……这场讨论散布了大量的错误观点和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对青年是严重的精神污染。”１２月１２日，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在该院党委的来信上批道：“这件事用不着再大肆翻腾。”使《中国青年》躲过了被作为“精神污染典型”清理的厄运。
　　“耀邦是个好人，关键时候保护了我们！”直到今天，中国青年杂志社的老同志仍感念不已。（据《党史纵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