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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许多国家和人民造成严重的生命财产损失，这场疫情带给世界的影响是深刻的。有人失业，有人失学，有人失亲，几乎每个人都在不同层面受到影响。
然而，疫情已延续到2021年，在一周年这个特别的时间节点，加上冬季感冒、呼吸道疾病多发和国内一些地区疫情的零星散发，也许会唤起人们恐惧、焦虑、悲伤、无助等与当时相似的情绪情感反应。
特别是在疫情中经历重大丧失的人们，成了我们非常关注的群体。希望通过邀请相应的专家对哀伤的处理、可能引发的自杀风险与预防以及疫情创伤后成长三个部分进行分享，以期帮助我们平稳地度过哀伤的周年反应，获得创伤后成长。
丧亲反应与哀伤应对
我们知道，丧失挚爱的亲人是生命历程中最痛苦的经历，个体在失去所依恋的对象之后常常会陷入哀伤情境。
突发的丧亲所导致的创伤性哀伤会使个体产生巨大的精神痛苦，甚至引发焦虑、抑郁，甚至伤害自己或他人等风险。因此，正确认识和了解经历疫情丧亲者的特殊表现，协助完成哀伤过程，显得十分必要和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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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新冠疫情的丧亲者有哪些特殊表现与特点？
李洁：在新冠疫情中经历丧亲的特殊点在于：
第一，它是比较突然的。一开始，很多人可能觉得只是一个感冒，或者发烧不是很严重，但是进医院之后病情极度恶化，或者有的还没来得及送到医院，病情极度恶化就过世了。
第二，丧失的过程，可能会让家属觉得难以置信，出现不真实感。例如被送到医院，因为隔离没有办法目睹亲人从抢救到最后临终的状态，这种感觉对他們来说会觉得不真实。
第三，因疫情的丧亲“阻止”了哀悼仪式，家属没有告别的过程。为了防疫的需要，遗体和遗物的处理可能都会是一个程序化的过程。
第四，可能会有非常强烈的内疚感。丧亲者本身也处在可能患新冠肺炎的高风险之中，他们相当于共同经历一个危机事件，但是可能他的家人去世了，而他活下来了，这样很容易出现幸存者内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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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经历疫情的丧亲者或幸存者，有什么方法能够帮助他们完成哀伤过程？
李洁：首先，如果他已经符合延长性哀伤障碍的表现，最好是寻求专业的精神卫生或心理咨询与治疗的帮助。在专业的设置里，安全的环境下，以一种尊重的、理解的、共情的态度去跟他进行工作。
其次，要尊重他自己的感受和节奏。不同的人对于哀伤的适应过程都有不同的时间周期，要尊重每个人自身的哀伤反应，不要打断他，也不要催促他。
最后，理解不同时刻不同情绪反应的意义。心理学家Stroebe提出哀伤双过程模型，意思是当我们的亲人去世之后，我们的世界，包括时间上、空间上、心理上都好像被分成了两大块，一块和过世亲人有关的，属于我的哀伤的部分;另外一大块是我的现实生活。有的时候我要处理一下我的哀伤，有的时候我要面对一下我的生活，这两块就像钟摆一样，不停地摆动，这个过程也会使他更有控制感。然后慢慢地整合，使他能够在生活当中停留的时间更多，再去处理哀伤的时间越来越少，而后在处理哀伤的时候变得越来越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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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疫情一周年时，该如何帮助他们正确地认识和运用哀伤的周年反应？
李洁：一般到周年的时候，哀伤反应会有一个小高峰。他可能这一年当中其他时间不太会被这个事情困扰，但是到了第一个周年忌日的时候，关于这些事情的回忆、感受、情绪、想法又都来了，而且意识会很强烈。从某种角度上来讲，我们的一些哀伤感受，也是纪念亲人的一种方式。
另一方面作为支持者，可以在周年前做一些准备。香港大学周燕雯教授的一项研究结果发现，周年前反应是在周年忌日之前还有一周的时候，丧亲者可能会出现抑郁、睡眠困难等。所以可以提前一点提供支持，提前一点并不是说上门去跟他讲哀伤反应怎么样，而是可以去关心他，关心他最近睡得怎样，心情怎样。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一般不会主动找我们。而是我们要主动发起交流，比如可以给他一张卡片，像安慰的卡片或者是鼓励的卡片等。或者到周年那一天，主动陪着他。
自杀风险与预防策略
当前，新冠疫情依然席卷全球，第二波、第三波疫情间断暴发，给各国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心健康带来巨大威胁，使人持续陷入受疫情影响的阴影下，这种慢性冲击不免使人产生强烈的情绪波动，严重者甚至引发自伤自杀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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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经历疫情的丧亲者可能的自杀风险与预防有哪些？
童永胜：疫情期间的丧亲者自身也是受害者，加上亲人过世又是一个重大的刺激，更加容易引发自责、内疚等一系列的情绪情感问题，有可能会将所有的问题归咎于自己。我们的传统文化有个特点，遇到问题动不动地就用命来偿还或报答，如此可能导致丧亲者具有更高的自杀风险。
当然，自杀风险的增加并不仅仅是由于自责内疚或者居丧反应，还包括相关的一系列问题，例如其他各种危险因素，包括既往的应对方式、身体健康状况、经济状况、社会支持等。
从自杀预防的角度来讲，我们更主张群体的社会性预防，而不是个体的社会性预防。很多时候，我们采取的看起来似乎都是很普通的方法，但是效果确实非常好。因为我们抓住了一个人最本质的需要，人际之间的关系和情感的沟通。
好比这次疫情，每个人都像是在大海里面漂荡的一叶小舟，这个时候如果有个灯塔，大家就会聚在一起，不那么害怕。怎么去降低可能升高的自杀风险？就是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利用现有的条件，多做科普宣传。另外对个人来讲，学会寻找和利用社会支持，增加社区层面、邻里之间、家庭成员之间的线上互动交流，形成一种互帮互助的社会支持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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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我们也非常关注在海外的留学生同胞，他们所面临的困难有怎样的特点，从而加剧了自杀风险？
童永胜：海外留学生的情绪反应并没有独特的表现，但是有几个特点：第一，海外学生大多数比较年轻，缺少一些应对困难的能力。在遇到挫折时，比较容易出现孤立无援、孤单无助的感觉。第二，经济来源有限。收入基本上依靠家里，消费又高，这会让他们产生强烈的焦虑情绪。第三，文化冲突。尤其在初期，可能会遭遇排外、歧视。第四，缺少解决问题的资源和有力的社会支持。当遇到困难，觉得没有办法解决，容易感到无力无助，以致绝望，发生自杀的风险可能就会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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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针对这类人群，能够给他们提供什么样的应对方法或者预防措施？
童永胜：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只能密切关注，尽我们所能降低自杀风险。尽可能给他们更多的支持，比如北京心理危机干预热线就免费对海外提供开放，可以给他们提供各种各样的心理资源。
当然我们国家也做了很多，比如领事馆协助回国，帮助解决实际问题等。此外，鼓励留学生和家里做好沟通，而家里也要给他减压，要意识到生命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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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创伤后成长
新冠疫情不仅夺走了许多人的生命，也给全球经济带来巨大的损失。然而，危机中总是危险与机遇并存。心理治疗家Calhoun和Tedeschi在其著作《创伤和转变：在痛苦的余波中成长》中提出了创伤后成长，指的是个体在与重大危机进行抗争的过程中所产生的积极的心理变化，发展出更高的适应水平和心理功能。让我们认识到人的脆弱性同时，感受到个人的强大。
那么，是什么让一些人获得了这样的成长？它是如何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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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经历不同丧失的人们，怎样获得创伤后成长？
张迎黎：突发的疫情，不可避免地对每个人几乎都造成了影响，但每个人的表现是不一样的。特别是经历重大丧失的人们，可能大部分采用的是消极自我应对的方式。那么怎样使他在创伤后获得成长，首要的是学会自我评估。评估自己的状态和创伤前有哪些不同。检查是否能够获得相应的应对资源，比如医疗资源、心理资源以及日常生活需求的满足等。评估自己的情绪内容和强度，从而了解目前所处的情绪状态，以免被负性情绪所裹挾。
其次，孕育希望，畅想未来。从不同角度探讨他目前能做什么，将来能做什么，怎样努力让自己能够更好地成长，怎样面对丧失，怎样以实际的行动来促进康复。一句鼓舞的话，可能对他来说都是一个生命的希望。
最后，重构创伤故事，发现变化。在讲述故事的过程中，纳入新的感受和希望，赋予创伤经历新的意义。可以通过写作，也可以用一些图像、音频的形式重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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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经历创伤后成长的人，有哪些共同的核心特征？
张迎黎：从心理学特征来讲，第一，可能有很强的家庭和社会支持系统。第二，既往有过处理创伤经历的经验。不管是间接经验还是直接的经验，对他来说可能是一种预演。越是能够预见性的东西，发生的时候可能对他的打击越小。第三，心理复原力，也叫心理弹性，反映一个人抗压抗击打的能力。有些人可能积极地做一些改变，让自己的身体和心理更加健康。第四，积极的应对策略。随着时间的延长，有的人可能自我感觉找到了生命的意义，更加珍惜此时此刻，或者更感恩自己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