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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日晚上，香港诗人廖伟棠在facebook上发了一张儿子初初的照片，并附了这样的一句话：“爸爸在微博上以一敌千，就为了捍卫你的权利。”在这之前，这位在网上喜欢畅谈诗歌的诗人，在新浪微博上，就港府出台的奶粉限制法令，已经与内地网民辩论了一整天。
他要为儿子口粮而战斗。
今年农历新年前后，廖伟棠在自己居住的小区内买奶粉，却寻不见一岁多的儿子所需要的品牌。“正赶上小孩要戒奶的时候，奶粉荒发生了，到处都买不到奶粉，我们就很心慌。”心急的廖伟棠在微博上求助，结果靠住在香港离岛（属于香港的小岛）朋友帮忙才买到几罐奶粉，好歹挺了过来。
“其实奶粉短缺在过去几年也曾出现过，但今年新年前后情况特别严重，”香港媒体编辑彭伟豪，女儿还不到两岁，他分析说：“去年龙年，内地出生的婴儿增加了不少，春节前好多内地人来香港采买奶粉，水客也在囤货。”
据香港消费者委员会称，今年1月收到的奶粉投诉是去年同期的三倍多，其中超过四分之一与供应不足有关。
自2008年奶粉业三聚氰胺事件发生后，内地消费者对国产奶粉丧失信心，开始转向消费港版奶粉和在香港出售的原装进口奶粉。也正是从这一年开始，香港消费者要面对与内地的“奶妈奶爸”争抢香港奶粉的压力。
根据香港政府的数据显示，在2006年至2012年间，香港本地市场出售的配方奶粉数量增加了4.5倍，而同期本地出生的婴儿增幅仅为1.2至1.3倍，说明配方奶粉的非本地需求的比例更高；而据香港食物及卫生署2012年11月的统计数据，香港每月进口约400万罐奶粉，其中约300万罐经香港中转出口，大部分被水客运往内地。
于是，在香港，一方面奶粉被大规模中转出口，而另一方面本地家长因买不到奶粉而怨声载道，继而将矛头指向来自内地的采购者和水客。
为确保婴儿奶粉供应，2013年3月1日，香港开始实施针对奶粉的出境限制令，规定离境人士所携带出境的配方奶粉每人不得超过1.8公斤（约两罐），违反者最高可被罚款50万港元及监禁两年。
新法出台后，过去经常断货的超市、药店，逐渐补足了最紧俏的几种进口品牌奶粉。廖伟棠终于不再为儿子的奶粉发愁，但也因支持港府的这一政令，卷入了一场与内地网民的口水战：
“去不了香港的屌丝娃就活该喝毒奶了？”网民“冲锋的猪”质问道。
“屌丝之为屌丝，是因为他不懂反抗。”廖伟棠迅速反击。
在他看来，内地家长一开始就应该向政府施压：“正是有这些不批评政府却批评香港的人存在，才会有毒奶！” 3月10日晚，虽然已经被内地网民“围剿”得疲惫不堪，但面对《南都周刊》记者的提问时，廖伟棠仍然颇为强硬地坚持自己的观点。
这并不是廖伟棠一个人的战争。
早在1月，香港网民就集合力量，发起了“光复香港，还我奶粉”的线下行动。1月27日，几十位网民在旺角东车站外见到水客就上前围堵，警察不得不出面调解；此前还有网民将一张内地游客在港购买很多奶粉并装入旅行箱的照片贴在facebook上，并称“抢奶粉贼不止在上水，他们已经入侵港九个区。”
在他们在抗议声明中，将矛头对准自由行，要求“开拓其他国家旅客来源，取回入境审批权，政策制定以港人利益优先”；在他们的行动中，“蝗虫”成为内地水客的代名词。
“去年香港针对内地游客发起‘蝗虫论’的时候，我曾经做出过努力，表示反对。”也正因为这样，廖伟棠曾与推崇“城邦自治”的《香港城邦论》作者陈云就这一议题在facebook上进行辩论，结果把两人本来不错的朋友关系搞得很僵。为此，香港“右翼群体”在高登论坛上（香港本地网络论坛）还把廖伟棠划为他们眼中的“左派”。
2013年之后情况发生了奇妙的变化，在看到廖伟棠在奶粉问题上的表态后，“右翼群体”恍然大悟：“这家伙原来是我们的人！”
“人为、粗暴的划分派别，不光内地有，香港也有。”这位语气温和的诗人很无奈。
从2012年年底到今年2月，在“奶粉荒”最严重的这几个月里，运送奶粉的水客、购买自用奶粉的普通内地游客，甚至连香港的药店、超市，都成为部分港人眼中造成奶粉荒的罪魁祸首。
位于铜锣湾时代广场对面的“人民公社”书店，兼营进口奶粉已近十年，老板邓子强说，2008年之后，内地消费者开始取代香港人，成为店铺里奶粉的主要顾客。
邓子强对《南都周刊》记者说，书店会时常向外派发奶粉传单，有一次传单被扫描放到高登上，结果他一晚上就接了三百多个恐吓电话，“说我向内地人卖奶粉，是‘香港叛徒’。”
廖伟棠以港人内地所生子女的身份成为001号获准来港者。作为新移民，他经历了这15年来内地与香港的摩擦。
在语言与肢力暴力之外，香港健康的市民社会也开始展示力量，本地父母们开始了自救行动。有家长在“亲子王国”网站交流抢购奶粉心得，转让手中多余的奶粉。
一位家长问：很多人抢购美素奶粉，那惠氏奶粉会不会同样难买到？得到的回答是：“如果係内地卖广告果啲都比较难买（在内地做广告的奶粉品牌都比较难买）。”
另有家长在该网站提议：为所有香港永久居民子女派发粮票，凭票到指定民政事务处换购奶粉，同时规定奶粉商须预留足购存货给政府。媒体将此呼吁称为“港人港奶”行动。
就在奶粉成为香港社会问题的时候，今年1月下旬，香港学界、时评界人士展开了一场论战，为解决奶粉荒问题提供“出口”。
时事评论员黄世泽建议，可通过动用法律手段限制奶粉出口。一方面将奶粉列为“储备商品”，在香港《储备商品条例》中加入婴儿食品一项，就可以禁止内地游客未经批准携带大量奶粉出港的问题，并强制奶粉进口商的存货量以满足香港的需要；同时也可通过修改《进出口条例》，禁止输入或输出任何商品，或对进出口个别商品实施限制，以达到限制奶粉出口的目的。 但香港公开大学副教授李德成却认为，此举增加了海关人员的管治成本。他建议“寓禁于征”：在进口层面对奶粉征收重税，再以现金补贴香港居民购买奶粉。为减少行政费用，他建议补贴经费以一次付清或每年一付的形式支付给本地婴儿家长，以四年为限。
另一位在香港颇有公众影响力的评论员练乙铮表示，“在当今特定的体制环境下，所出问题的性质是经济的，传到香港，导致本来好好的香港市场机制失灵。”他认为，解决市场失灵最低成本的办法，就是在香港海关向出境者征收奶粉离境税，而非限制出境。
意见领袖们提出的方案得到了政党集团的支持，并得以进入港府决策程序。1月28日，立法会议员、香港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以黄世泽方案为蓝本，建议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修订《储备商品条例》，以限制奶粉出口。
另一位立法会议员范国威也在当天提出，应同时修订《进出口条例》（第60章）及《储备商品条例》（第296章），以禁止从香港出口配方奶产品行为。
民间社会运动与意见领袖的游说双管齐下，令港府不得不匆忙行动。2月4日，香港立法会食物安全及卫生事务委员会召开特别会议，讨论香港奶粉短缺问题。在会上，自由党副主席、代表批发与零售界的香港立法会功能界别议员方刚，对限制令提出强烈反对，他认为，港府一旦介入奶粉市场调节，将破坏香港自由市场地位，“树立坏榜样”。
2013年2月3日，香港举办的内地水货客摄影比赛，并在上水站展出。
而受到“囤积居奇”指责的美素佳儿和美赞臣两大奶粉公司方面则表示，已增加本地奶粉供应量，并保证不会涨价。
2月4日当天，香港食卫署署长高永文公开表示，由于“零售供应链失效”，建议修订《进出口（一般）（附属）规例》，并从2月7日开始的短短12天时间内，开放向公众的意见征询。
港九药房总商会在向政府提出的建议中认为，“父母之恐慌源于短时间内未能买到其所需要之奶粉，部分品牌于传统零售店货源不足，部分供应商与零售点缺乏沟通，消费者对货源缺乏资讯。”零售管理协会还建议政府延长征询期，因为12天征询期还包括了七天春节假期。
但这个延时建议没有被采纳。食卫署署长高永文表示，“考虑到春节后水货活动可能卷土重来，必须从速立法。”
2月22日，香港政府正式在宪报刊登《2013年进出口（一般）（修订）规例》，建议规定除非获工贸署署长发出许可证，否则禁止从香港输出供36个月以下婴幼儿食用的配方粉，包括奶粉或豆奶粉。规例限制每名16岁以上人士每日只可携带1.8公斤奶粉出境。此规例于3月1日正式生效。
在宣布立法的同时，港府开设了热线电话，本港家长可以电话预约订购奶粉。廖伟棠说，热线开通一星期后，奶粉恢复供应。于是，他正式给小孩戒奶。
在不到一个月的短时间里，港府破例快速立法，罕见地未经立法会通过就直接生效一项法令，仓促间，在内地与香港引起了很大的反弹。在新浪微博，光“香港奶粉限购”就有近90万个帖子。
廖伟棠认为，在此次奶粉风波中，内地网民对香港的政策出台原因、刑罚实施细则缺乏了解，港府负有解释不力的责任。而他一条关于限制令的长微博，反倒让自己成了港方的新闻发言人。
零售管理协会曾在征询建议中预估，限制政策并不能真正限制水客，反而会激励那些不受携带奶粉限制约束的人群做水客，且未必可解决个别零售点奶粉短缺现象。
店家邓子强也认同这一判断，在接受采访的一小时里，他先后接听了四通电话，每次都用稍稍拗口的普通话向内地大宗买家解释：由于港府新政策，现在从店里向内地发货，成本提高了，每罐奶粉付给水客的运费要增至60港币。电话那一端，对方无一不是一口答应，并对涨价行为表示理解。
2013 年3月2日，香港上水一带的药房奶粉销情冷清，港妈可随时补货。
法令生效一周后，叶刘淑仪表示，该措施应在一定时间内作检讨，但不能明确何时失效，否则只会让走私奶粉行为死灰复燃。
在香港立法会功能界别议员方刚看来，香港政府如此着急推行此令，不过是为了挽回民望。据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的调查统计，自上任以来备受低民望、诚信缺失困扰的香港特首梁振英，今年二月初的民意评分仅为46.3分（满分为100），跌至上任以来新低；限制令出台后，二月末调查结果显示，梁的民意得分上升至48分，民众对特区政府的满意率也上升了两个百分点。
香港是否真的奶粉紧缺？早在今年2月初，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主任雷鼎鸣教授就曾撰文表示，总体而言香港奶粉不算缺货，若说偶然缺货，通常是局部地区性的，或是指一个品牌某个阶段。
他的这一判断得到了邓子强的印证。邓子强表示，农历新年前后出现的“奶粉荒”，主要是美素佳儿与美赞臣两大进口品牌的短缺。但这两家奶粉商都曾向媒体公开表示存货足够，值得画问号的是掌管本地市场的供应商，“（他们）希望涨价，多赚钱嘛”。
但对廖伟棠这样的家长来说，即便是短期、个别品牌的“奶粉荒”，也会导致“人心慌”。“我们从来不囤奶粉，一直认为买到奶粉就跟能买到酱油一样容易，从来没想过，还要在微博上求助，”廖伟棠说，“所以之前觉得很焦虑，一直压力很大，有时候在微博上也容易激动。” 廖伟棠在微博中说，香港的境外奶粉存在进口配额问题，因而不能无限供应。对此，雷鼎鸣教授有不同看法：“香港根本不是奶粉原产地，最多算是转口港。理论上，就算需求增加，奶粉也可近乎无限量输入增加供应。人口200倍于香港，但内地人购买香港奶粉的仍是极少数。香港奶粉的转口量就算10倍甚至100倍于本地消费，惯于面对世界市场的香港为什么不能应付？”
他认为，现在港人对内地客人买奶粉感到刺眼，只是因为转口的形式是蚂蚁搬家，不是大规模的货运，“效率低下而且扰民”，所以问题不在市场是否被巨大的需求扭曲。“从经济学角度来讲，限定出口配额是所有备选手段中最坏的政策，明显违背自由贸易原则。”雷鼎鸣向《南都周刊》记者表示。
但对廖伟棠来说，所谓“自由市场”理论，还不如几罐奶粉更真实。“有些原教旨市场主义者认为港府的规定破坏了自由贸易原则，但很多东西不是用钱解决的。”他在微博上跟一位网民争论说，“我们可以接受买贵奶粉，但不接受买不到奶粉。”
“我本来就不是极端市场主义的信奉者，而且美国、香港以前都有过政府干预经济的措施。”被视为“自由派诗人”的廖伟棠，此次在奶粉问题上的发言，令不少熟悉他的内地民众感到陌生，有人给他扣上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信奉者的帽子。
“问题是没有义务说我孩子吃不上饭还要知恩图报，”廖伟棠说，“这个城市只能自保，自由港不是自杀港。”
支持限制令的香港社区发展培育动力政策研究员林鸿达也表示：“贸易自由”与“人民基本生活需要”相比，“任何一个向人民负责的管治者必会采取后者的立场。”
但在雷鼎鸣看来，香港政府正在向民粹主义低头。他的这一观点得到了港区全国政协委员、香港基本法研究中心主任胡汉清的呼应，后者质疑港府修改法例是出于拥抱民粹的考虑。他在全国“两会”期间表示，香港政府的做法不符合基本法第115条有关保障自由贸易的条文，“会危害到香港自由市场的声誉及地位。”
对此，特首梁振英的回应是，限制措施是“迫不得已”，非出于迎合民粹，目的是确保本港婴儿有奶粉供应，希望内地民众可以理解。
“奶粉新政”生效两天之内，香港海关至少已经拘捕25人，检获115罐奶粉。在微博上，许多原本同情港人的内地网民认为，此项刑罚太重，有歧视内地同胞之嫌。但香港保安局局长黎国栋表示，“罚款50万元港币、监禁两年”只是最高刑罚，通常情况下不会采用。
一些内地网民认为，香港的“奶粉新政”完全“忘恩负义”。在他们看来，内地赴香港自由行的开放，对香港经济发展也作出了贡献。2003年 “非典”时期，香港经济萧条。疫情过后，为刺激香港经济复苏，内地开通居民赴香港自由行，同时签署CEPA。十年来，仅从深圳边检进出香港的内地游客就达16亿人次。
但也正是“内地恩赐香港”的心态招致了香港人的反感。谈到内地自由行对香港经济带来的“恩惠”，廖伟棠更是感到不平：“好多人说（内地）自由行，香港从中获益，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做生意，都能从中赚钱的。”
在廖伟棠看来，自由行带来最直接的感受就是物价涨得厉害。在内地游客最多的油尖旺一带，“原来很多的民生小店都被迫搬迁，商家会把店铺租给那些做游客生意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书店，原来有很多二楼书店，现在都没有，改到三楼、四楼了。”
以香港岛最繁华的铜锣湾商业区为例，今年1月，经营了42年的老店“利苑粥铺”因无法维持高昂的店铺租金而关闭。自2012年至今，整个铜锣湾地段已有12家老字号店铺因租金上涨而被迫停业或搬迁，其中时代广场的UA戏院让位于LV店，新店租金达2000万港币。推开这间LV店门，讲普通话的消费者比比皆是。
过去十几年间，内地“双非”父母在香港产子，不仅导致医院里香港本地孕妇的床位紧张，随着时间推移，这些生于香港的孩子又开始面临与香港本地学生争夺学位的问题。
“没有自由行，香港好多了。”现在，廖伟棠总觉得十年前的香港更美好。
廖伟棠的父亲是香港人，妈妈是内地人，他与弟弟妹妹只能生活在内地，一家人不能团聚。1997年8月15日，因为“回归”新政，22岁的廖伟棠以港人内地所生子女的身份成为001号获准来港者。作为新移民，他经历了这15年来内地与香港的摩擦。
在经济与社会形态逐渐遭到“大陆化”的威胁后，香港人的本土意识骤然上升，“香港是香港人的香港。”社会资源层面的分配问题令内地与香港之间的族群矛盾突现出来，港人的身份认同再次成为族群矛盾的关键。
在两地矛盾加速扩大的背景下，寄望于香港奶粉反哺内地，无论从情感还是现实出发，都显得有点失衡。
“我的孩子在我的城市吃什么，是他的自由和权利，”廖伟棠说，“你硬要一个六百万人口的城市应付十数亿人口国家的需要，这是不可能的。”
话音刚落一周，他又在微博上抱怨起来：许多内地同胞信不过国产水痘疫苗的品质，带小孩来香港接种疫苗，导致私立医院疫苗缺货；已经向医院预约接种三个月的儿子初初，至今排不上号。
他要为儿子口粮而战斗。
今年农历新年前后，廖伟棠在自己居住的小区内买奶粉，却寻不见一岁多的儿子所需要的品牌。“正赶上小孩要戒奶的时候，奶粉荒发生了，到处都买不到奶粉，我们就很心慌。”心急的廖伟棠在微博上求助，结果靠住在香港离岛（属于香港的小岛）朋友帮忙才买到几罐奶粉，好歹挺了过来。
“其实奶粉短缺在过去几年也曾出现过，但今年新年前后情况特别严重，”香港媒体编辑彭伟豪，女儿还不到两岁，他分析说：“去年龙年，内地出生的婴儿增加了不少，春节前好多内地人来香港采买奶粉，水客也在囤货。”
据香港消费者委员会称，今年1月收到的奶粉投诉是去年同期的三倍多，其中超过四分之一与供应不足有关。
自2008年奶粉业三聚氰胺事件发生后，内地消费者对国产奶粉丧失信心，开始转向消费港版奶粉和在香港出售的原装进口奶粉。也正是从这一年开始，香港消费者要面对与内地的“奶妈奶爸”争抢香港奶粉的压力。
根据香港政府的数据显示，在2006年至2012年间，香港本地市场出售的配方奶粉数量增加了4.5倍，而同期本地出生的婴儿增幅仅为1.2至1.3倍，说明配方奶粉的非本地需求的比例更高；而据香港食物及卫生署2012年11月的统计数据，香港每月进口约400万罐奶粉，其中约300万罐经香港中转出口，大部分被水客运往内地。
于是，在香港，一方面奶粉被大规模中转出口，而另一方面本地家长因买不到奶粉而怨声载道，继而将矛头指向来自内地的采购者和水客。
为确保婴儿奶粉供应，2013年3月1日，香港开始实施针对奶粉的出境限制令，规定离境人士所携带出境的配方奶粉每人不得超过1.8公斤（约两罐），违反者最高可被罚款50万港元及监禁两年。
新法出台后，过去经常断货的超市、药店，逐渐补足了最紧俏的几种进口品牌奶粉。廖伟棠终于不再为儿子的奶粉发愁，但也因支持港府的这一政令，卷入了一场与内地网民的口水战：
“去不了香港的屌丝娃就活该喝毒奶了？”网民“冲锋的猪”质问道。
“屌丝之为屌丝，是因为他不懂反抗。”廖伟棠迅速反击。
在他看来，内地家长一开始就应该向政府施压：“正是有这些不批评政府却批评香港的人存在，才会有毒奶！” 3月10日晚，虽然已经被内地网民“围剿”得疲惫不堪，但面对《南都周刊》记者的提问时，廖伟棠仍然颇为强硬地坚持自己的观点。
保卫奶粉
这并不是廖伟棠一个人的战争。
早在1月，香港网民就集合力量，发起了“光复香港，还我奶粉”的线下行动。1月27日，几十位网民在旺角东车站外见到水客就上前围堵，警察不得不出面调解；此前还有网民将一张内地游客在港购买很多奶粉并装入旅行箱的照片贴在facebook上，并称“抢奶粉贼不止在上水，他们已经入侵港九个区。”
在他们在抗议声明中，将矛头对准自由行，要求“开拓其他国家旅客来源，取回入境审批权，政策制定以港人利益优先”；在他们的行动中，“蝗虫”成为内地水客的代名词。
“去年香港针对内地游客发起‘蝗虫论’的时候，我曾经做出过努力，表示反对。”也正因为这样，廖伟棠曾与推崇“城邦自治”的《香港城邦论》作者陈云就这一议题在facebook上进行辩论，结果把两人本来不错的朋友关系搞得很僵。为此，香港“右翼群体”在高登论坛上（香港本地网络论坛）还把廖伟棠划为他们眼中的“左派”。
2013年之后情况发生了奇妙的变化，在看到廖伟棠在奶粉问题上的表态后，“右翼群体”恍然大悟：“这家伙原来是我们的人！”
“人为、粗暴的划分派别，不光内地有，香港也有。”这位语气温和的诗人很无奈。
从2012年年底到今年2月，在“奶粉荒”最严重的这几个月里，运送奶粉的水客、购买自用奶粉的普通内地游客，甚至连香港的药店、超市，都成为部分港人眼中造成奶粉荒的罪魁祸首。
位于铜锣湾时代广场对面的“人民公社”书店，兼营进口奶粉已近十年，老板邓子强说，2008年之后，内地消费者开始取代香港人，成为店铺里奶粉的主要顾客。
邓子强对《南都周刊》记者说，书店会时常向外派发奶粉传单，有一次传单被扫描放到高登上，结果他一晚上就接了三百多个恐吓电话，“说我向内地人卖奶粉，是‘香港叛徒’。”
在语言与肢力暴力之外，香港健康的市民社会也开始展示力量，本地父母们开始了自救行动。有家长在“亲子王国”网站交流抢购奶粉心得，转让手中多余的奶粉。
一位家长问：很多人抢购美素奶粉，那惠氏奶粉会不会同样难买到？得到的回答是：“如果係内地卖广告果啲都比较难买（在内地做广告的奶粉品牌都比较难买）。”
另有家长在该网站提议：为所有香港永久居民子女派发粮票，凭票到指定民政事务处换购奶粉，同时规定奶粉商须预留足购存货给政府。媒体将此呼吁称为“港人港奶”行动。
26天紧急立法
就在奶粉成为香港社会问题的时候，今年1月下旬，香港学界、时评界人士展开了一场论战，为解决奶粉荒问题提供“出口”。
时事评论员黄世泽建议，可通过动用法律手段限制奶粉出口。一方面将奶粉列为“储备商品”，在香港《储备商品条例》中加入婴儿食品一项，就可以禁止内地游客未经批准携带大量奶粉出港的问题，并强制奶粉进口商的存货量以满足香港的需要；同时也可通过修改《进出口条例》，禁止输入或输出任何商品，或对进出口个别商品实施限制，以达到限制奶粉出口的目的。 但香港公开大学副教授李德成却认为，此举增加了海关人员的管治成本。他建议“寓禁于征”：在进口层面对奶粉征收重税，再以现金补贴香港居民购买奶粉。为减少行政费用，他建议补贴经费以一次付清或每年一付的形式支付给本地婴儿家长，以四年为限。
另一位在香港颇有公众影响力的评论员练乙铮表示，“在当今特定的体制环境下，所出问题的性质是经济的，传到香港，导致本来好好的香港市场机制失灵。”他认为，解决市场失灵最低成本的办法，就是在香港海关向出境者征收奶粉离境税，而非限制出境。
意见领袖们提出的方案得到了政党集团的支持，并得以进入港府决策程序。1月28日，立法会议员、香港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以黄世泽方案为蓝本，建议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修订《储备商品条例》，以限制奶粉出口。
另一位立法会议员范国威也在当天提出，应同时修订《进出口条例》（第60章）及《储备商品条例》（第296章），以禁止从香港出口配方奶产品行为。
民间社会运动与意见领袖的游说双管齐下，令港府不得不匆忙行动。2月4日，香港立法会食物安全及卫生事务委员会召开特别会议，讨论香港奶粉短缺问题。在会上，自由党副主席、代表批发与零售界的香港立法会功能界别议员方刚，对限制令提出强烈反对，他认为，港府一旦介入奶粉市场调节，将破坏香港自由市场地位，“树立坏榜样”。
而受到“囤积居奇”指责的美素佳儿和美赞臣两大奶粉公司方面则表示，已增加本地奶粉供应量，并保证不会涨价。
2月4日当天，香港食卫署署长高永文公开表示，由于“零售供应链失效”，建议修订《进出口（一般）（附属）规例》，并从2月7日开始的短短12天时间内，开放向公众的意见征询。
港九药房总商会在向政府提出的建议中认为，“父母之恐慌源于短时间内未能买到其所需要之奶粉，部分品牌于传统零售店货源不足，部分供应商与零售点缺乏沟通，消费者对货源缺乏资讯。”零售管理协会还建议政府延长征询期，因为12天征询期还包括了七天春节假期。
但这个延时建议没有被采纳。食卫署署长高永文表示，“考虑到春节后水货活动可能卷土重来，必须从速立法。”
2月22日，香港政府正式在宪报刊登《2013年进出口（一般）（修订）规例》，建议规定除非获工贸署署长发出许可证，否则禁止从香港输出供36个月以下婴幼儿食用的配方粉，包括奶粉或豆奶粉。规例限制每名16岁以上人士每日只可携带1.8公斤奶粉出境。此规例于3月1日正式生效。
在宣布立法的同时，港府开设了热线电话，本港家长可以电话预约订购奶粉。廖伟棠说，热线开通一星期后，奶粉恢复供应。于是，他正式给小孩戒奶。
挽回民望？
在不到一个月的短时间里，港府破例快速立法，罕见地未经立法会通过就直接生效一项法令，仓促间，在内地与香港引起了很大的反弹。在新浪微博，光“香港奶粉限购”就有近90万个帖子。
廖伟棠认为，在此次奶粉风波中，内地网民对香港的政策出台原因、刑罚实施细则缺乏了解，港府负有解释不力的责任。而他一条关于限制令的长微博，反倒让自己成了港方的新闻发言人。
零售管理协会曾在征询建议中预估，限制政策并不能真正限制水客，反而会激励那些不受携带奶粉限制约束的人群做水客，且未必可解决个别零售点奶粉短缺现象。
店家邓子强也认同这一判断，在接受采访的一小时里，他先后接听了四通电话，每次都用稍稍拗口的普通话向内地大宗买家解释：由于港府新政策，现在从店里向内地发货，成本提高了，每罐奶粉付给水客的运费要增至60港币。电话那一端，对方无一不是一口答应，并对涨价行为表示理解。
法令生效一周后，叶刘淑仪表示，该措施应在一定时间内作检讨，但不能明确何时失效，否则只会让走私奶粉行为死灰复燃。
在香港立法会功能界别议员方刚看来，香港政府如此着急推行此令，不过是为了挽回民望。据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的调查统计，自上任以来备受低民望、诚信缺失困扰的香港特首梁振英，今年二月初的民意评分仅为46.3分（满分为100），跌至上任以来新低；限制令出台后，二月末调查结果显示，梁的民意得分上升至48分，民众对特区政府的满意率也上升了两个百分点。
自由港还是自杀港
香港是否真的奶粉紧缺？早在今年2月初，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主任雷鼎鸣教授就曾撰文表示，总体而言香港奶粉不算缺货，若说偶然缺货，通常是局部地区性的，或是指一个品牌某个阶段。
他的这一判断得到了邓子强的印证。邓子强表示，农历新年前后出现的“奶粉荒”，主要是美素佳儿与美赞臣两大进口品牌的短缺。但这两家奶粉商都曾向媒体公开表示存货足够，值得画问号的是掌管本地市场的供应商，“（他们）希望涨价，多赚钱嘛”。
但对廖伟棠这样的家长来说，即便是短期、个别品牌的“奶粉荒”，也会导致“人心慌”。“我们从来不囤奶粉，一直认为买到奶粉就跟能买到酱油一样容易，从来没想过，还要在微博上求助，”廖伟棠说，“所以之前觉得很焦虑，一直压力很大，有时候在微博上也容易激动。” 廖伟棠在微博中说，香港的境外奶粉存在进口配额问题，因而不能无限供应。对此，雷鼎鸣教授有不同看法：“香港根本不是奶粉原产地，最多算是转口港。理论上，就算需求增加，奶粉也可近乎无限量输入增加供应。人口200倍于香港，但内地人购买香港奶粉的仍是极少数。香港奶粉的转口量就算10倍甚至100倍于本地消费，惯于面对世界市场的香港为什么不能应付？”
他认为，现在港人对内地客人买奶粉感到刺眼，只是因为转口的形式是蚂蚁搬家，不是大规模的货运，“效率低下而且扰民”，所以问题不在市场是否被巨大的需求扭曲。“从经济学角度来讲，限定出口配额是所有备选手段中最坏的政策，明显违背自由贸易原则。”雷鼎鸣向《南都周刊》记者表示。
但对廖伟棠来说，所谓“自由市场”理论，还不如几罐奶粉更真实。“有些原教旨市场主义者认为港府的规定破坏了自由贸易原则，但很多东西不是用钱解决的。”他在微博上跟一位网民争论说，“我们可以接受买贵奶粉，但不接受买不到奶粉。”
“我本来就不是极端市场主义的信奉者，而且美国、香港以前都有过政府干预经济的措施。”被视为“自由派诗人”的廖伟棠，此次在奶粉问题上的发言，令不少熟悉他的内地民众感到陌生，有人给他扣上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信奉者的帽子。
“问题是没有义务说我孩子吃不上饭还要知恩图报，”廖伟棠说，“这个城市只能自保，自由港不是自杀港。”
支持限制令的香港社区发展培育动力政策研究员林鸿达也表示：“贸易自由”与“人民基本生活需要”相比，“任何一个向人民负责的管治者必会采取后者的立场。”
但在雷鼎鸣看来，香港政府正在向民粹主义低头。他的这一观点得到了港区全国政协委员、香港基本法研究中心主任胡汉清的呼应，后者质疑港府修改法例是出于拥抱民粹的考虑。他在全国“两会”期间表示，香港政府的做法不符合基本法第115条有关保障自由贸易的条文，“会危害到香港自由市场的声誉及地位。”
对此，特首梁振英的回应是，限制措施是“迫不得已”，非出于迎合民粹，目的是确保本港婴儿有奶粉供应，希望内地民众可以理解。
自由行带来的矛盾
“奶粉新政”生效两天之内，香港海关至少已经拘捕25人，检获115罐奶粉。在微博上，许多原本同情港人的内地网民认为，此项刑罚太重，有歧视内地同胞之嫌。但香港保安局局长黎国栋表示，“罚款50万元港币、监禁两年”只是最高刑罚，通常情况下不会采用。
一些内地网民认为，香港的“奶粉新政”完全“忘恩负义”。在他们看来，内地赴香港自由行的开放，对香港经济发展也作出了贡献。2003年 “非典”时期，香港经济萧条。疫情过后，为刺激香港经济复苏，内地开通居民赴香港自由行，同时签署CEPA。十年来，仅从深圳边检进出香港的内地游客就达16亿人次。
但也正是“内地恩赐香港”的心态招致了香港人的反感。谈到内地自由行对香港经济带来的“恩惠”，廖伟棠更是感到不平：“好多人说（内地）自由行，香港从中获益，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做生意，都能从中赚钱的。”
在廖伟棠看来，自由行带来最直接的感受就是物价涨得厉害。在内地游客最多的油尖旺一带，“原来很多的民生小店都被迫搬迁，商家会把店铺租给那些做游客生意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书店，原来有很多二楼书店，现在都没有，改到三楼、四楼了。”
在经济与社会形态逐渐遭到“大陆化”的威胁后，社会资源层面的分配问题，令内地与香港之间的族群矛盾突现出来，港人的身份认同再次成为族群矛盾的关键。
以香港岛最繁华的铜锣湾商业区为例，今年1月，经营了42年的老店“利苑粥铺”因无法维持高昂的店铺租金而关闭。自2012年至今，整个铜锣湾地段已有12家老字号店铺因租金上涨而被迫停业或搬迁，其中时代广场的UA戏院让位于LV店，新店租金达2000万港币。推开这间LV店门，讲普通话的消费者比比皆是。
过去十几年间，内地“双非”父母在香港产子，不仅导致医院里香港本地孕妇的床位紧张，随着时间推移，这些生于香港的孩子又开始面临与香港本地学生争夺学位的问题。
“没有自由行，香港好多了。”现在，廖伟棠总觉得十年前的香港更美好。
廖伟棠的父亲是香港人，妈妈是内地人，他与弟弟妹妹只能生活在内地，一家人不能团聚。1997年8月15日，因为“回归”新政，22岁的廖伟棠以港人内地所生子女的身份成为001号获准来港者。作为新移民，他经历了这15年来内地与香港的摩擦。
在经济与社会形态逐渐遭到“大陆化”的威胁后，香港人的本土意识骤然上升，“香港是香港人的香港。”社会资源层面的分配问题令内地与香港之间的族群矛盾突现出来，港人的身份认同再次成为族群矛盾的关键。
在两地矛盾加速扩大的背景下，寄望于香港奶粉反哺内地，无论从情感还是现实出发，都显得有点失衡。
“我的孩子在我的城市吃什么，是他的自由和权利，”廖伟棠说，“你硬要一个六百万人口的城市应付十数亿人口国家的需要，这是不可能的。”
话音刚落一周，他又在微博上抱怨起来：许多内地同胞信不过国产水痘疫苗的品质，带小孩来香港接种疫苗，导致私立医院疫苗缺货；已经向医院预约接种三个月的儿子初初，至今排不上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