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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当今时代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也是一个高度不确定的时代，企业发展机会与风险并存。企业家应提前预判发展威胁与挑战，并作出科学应对安排。本文对2021年下半年中国企业发展环境进行了分析，认为存在六个方面的威胁与挑战：一是当前国际环境风云变幻，影响企业发展的不利因素依然不少；二是技术实现自立自主的压力加大，完成关键技术的突破却困难重重；三是碳达峰、碳中和虽是长期目标，却也是短期内企业发展面临的巨大压力；四是内需与外需难以持续增长，或在增速回落中迎来新一轮产能过剩；五是大宗商品价格持续大幅上涨，企业成本压力显著加大；六是应对疫情的惠企政策正在有序退出，而企业脆弱性或出现反弹回升。
2021年是中国“十四五”开局之年，也是新冠肺炎疫情后恢复发展的第一年。重大项目将有序推进，各项投资将加快落地，开好局、起好头、迈好步，将是对企业发展的基本要求。2020年以来中国宏观环境持续改善，各项经济指标稳中向好，更是增强了企业2021年发展信心。但在充满信心的同时，也不能忽视风险；企业家们必须保持清醒头脑，提前预判企业可能遭遇的发展威胁与挑战，并作出科学应对安排。
中美关系未见好转，中欧关系突生变数。拜登就任美国总统以来，虽然在很多方面都采取了与特朗普时期美国政府所不同的执政策略，尤其是在外交政策上做出了重大调整，但对中美关系的定位却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也没有在改善修复中美关系上采取任何有意义的实质性措施。中美贸易摩擦没有得到缓解，加征的关税仍在继续实施；鼓动中美科技脱钩的言论仍在美国频繁出现；对中国资本的敌意尤其是对国有资本的敌意未见消除；中美之间的科技文化交流依旧处于停滞或半停滞状态；美国的《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维持了将中国视为最强战略竞争对手的定位，美国国内的民意调查也将中国指为美国的“敌人”或“竞争对手”；《2021美国创新和竞争法案》，处处把中国作为“假想敌”，把中国定义为“最大的地缘政治和经济挑战”，继续渲染所谓“中国威胁”。国际上，美国政客依旧在试图游说盟国组成“反华联盟”，意图拉上更多国家来共同遏制中国的全面复兴与崛起，特别是试图打断中国科技进步的进程。《中欧投资协定》的签订，曾经给中欧关系的良性发展提供了机会、呈现了曙光。但欧洲议会在美国的鼓吹下取消了原定审议《中欧投资协议》的会议，无限期冻结对协议的审议，这显然给中欧关系的改善、中欧经贸关系的发展泼了一盆冷水。
美联储宽松政策或转向退出，牵动全球金融市场敏感神经。全球金融市场也是暗流涌动。耶伦出任美国财长，曾经让人以为短期内美联储将难以退出超宽松货币政策；但2021年3月美国银行杠杆率政策的回归正常，似乎开启了美联储退出超宽松货币政策的第一步。4月，圣路易斯联储主席布拉德表示疫苗接种率达75%时，将考虑缩减购债规模。耶伦5月3日在接受《大西洋月刊》采访时表示“为了保证经济不会过热，利率可能不得不一定程度上升”，被解读为对市场的试探和对预期的引导。4月份美国高达4.2%的CPI，创下了13年的新高，更是推升了关于通胀倒逼美联储提前加息的预期。美联储每一轮宽松政策的实施与退出，一方面会引起全球金融市场的剧烈波动，另一方面将完成全球财富的一次再分配。对深度卷入全球经济体系的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来说，美元政策的变动，都将带来不可忽视的重大影响，需要高度关注、时刻警惕、有效应对。目前看，市场最悲观的预测是，美联储或提前到四季度加息。而在美联储加息靴子落地之前的某个时间点，市场负面情绪可能会提前集中释放。
东南亚疫情形势短期内难以有效控制，全球产业链承受较大压力。欧美发达国家的疫苗注射在稳步推进，疫情有望得到控制；但广大发展中国家中，还难以看到新冠肺炎疫情在短期内得到全面控制的希望。这既有疫苗供应不足的问题，也有各国自身疫情管控措施不力的问题。2021年年初以来，东南亚国家的疫情加快蔓延，5-6月，印度、泰国、马来西亚、越南等国的疫情几乎陷入了全面失控状态。中国台湾地区的疫情形势同样十分紧张。東南亚国家和地区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全球不少产业链的上游环节都布局在这一地区，这些产业链的畅通无疑承受了较大压力。特别是本已十分脆弱的芯片产业，更是再度提升了其产业链供应链的脆弱性，下游供应更加吃紧，部分受影响较大的下游厂家不得不调整生产计划，部分削减产量或停产。
显然，无论是中美关系、中欧关系的紧张，还是美联储超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以及东南亚疫情的持续蔓延，都将恶化中国企业发展的国际环境，加大中国企业发展的市场压力，拖累中国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步伐。此外，对人民币汇率的施压，地缘政治的紧张，国际非政治关系的泛政治化等因素，也会对中国大企业的发展构成不利影响。
科技的自立自强、创新的自主可靠，是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也是企业持续发展的根本基石。新中国建立之初，物质技术基础差，测绘仿制、引进消化再吸收，是中国企业普遍采用的发展策略，也是中国企业缩小与发达国家企业技术差距的主要路径。通过70多年来的持续积累，以及聚焦重点领域的集中攻关突破，中国已经在部分技术领域实现了从技术追赶到技术并跑甚至是超越的转变，但从整体上看，中国企业与产业的技术基础仍明显落后于欧美先进国家。尤其是在产业核心技术关键技术领域，中国企业普遍严重依赖并受制于欧美国家。一旦欧美国家对中国采取技术压制策略，收紧对先进技术出口的管制，中国相关产业与企业的发展必将遭受较大冲击，甚至可能面临被迫停产的巨大风险。
摆脱对欧美国家的技术依赖，加快实现中国企业技术自主自立，已经成为新时代企业发展的关键目标之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指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将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性提上历史新高度；全会公报还提出，要在关键核心技术上实现重大突破，要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在“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要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提高创新链整体效能；要完善创新体制机制，激发人才创新活力，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十四五”时期企业创新发展的任务已经明确，但这一任务的完成，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与挑战。欧美先进国家在压制中国技术进步这一共同目标上达成了一致，纷纷收紧与中国企业、研发机构的技术合作，阻断先进技术向中国市场出口，以图迟滞甚至打断中国的技术进步进程。对中国企业来说，一方面必须加快落实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部署，尽快实现技术自主自立；另一方面，又不得不直面来自技术强国的技术压制，在极端困境中顽强推进自主创新。 中国仍然整体受制于人的关键技术不在少数。近年来，各领域已经梳理出来一大批受制于欧美强国的关键技术核心技术。通用与高端芯片、智能传感器、数控装备、工业机器人与生物制药等制造业领域，关键系统软件、核心工业软件、算法软件等软件领域，甚至是在一些传统产业领域，都存在关键技术核心技术“卡脖子”的问题，譬如汽车产业的发动机技术、各类大型电机的轴承技术等。应该说，所有企业都清醒认知到了问题所在，也在“卡脖子”技术突破方面采取了诸多举措，付出了巨大努力，但实际取得的成效并不尽如人意。全面攻克“卡脖子”技术难关，绝非一朝一夕之事，这需要多方面长期持续协同推进。不仅需要解决巨额资金投入问题，也需要改革创新政策环境、优化创新机制为之提供支持；不仅需要整合创新资源、汇聚创新人才，也需要完善创新激励、分担创新风险；不仅需要创新决心与创新魄力，更需要创新平台与创新积累。
碳达峰、碳中和无疑是当前最热的词汇之一。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郑重宣布，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此后，2021年度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列为2021年重点任务之一。在2021年的中国两会上，碳达峰、碳中和被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2021年3月15日，习近平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到要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拿出抓铁有痕的劲头，如期实现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的目标；要求领导干部要加强碳排放相关知识的学习，增强抓好绿色低碳发展的本领。2021年4月30日，习近平指出，“十四五”时期，我國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了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要把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作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总抓手；要求各级党委、各级政府拿出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劲头，明确时间表、路线图和施工图。显然，碳达峰、碳中和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长期目标之一，它既决定了我国经济社会长期发展的手段、路径与模式，也决定了我国未来政策调整的战略方向。
尽管离目标达成之日为时尚早，但目标的实现绝非一日之事，必须从战略高度长远谋划并分阶段有序推进。虽然将碳达峰的目标定在了2030年、碳中和的目标定在了2060年，离现在还有10年或40年，但要确保到时候可以顺利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必须从现在开始就按更高要求付诸行动。国务院各部委、各级地方政府都在积极响应中央号召，落实中央部署，加快研究推出部门、行业或地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路线图，或是在“十四五”规划中提出了“碳达峰行动方案”。上海、北京两个直辖市所提出的碳达峰时间，都比全国提前了5年。广州、福州、苏州和济南等地，也均提出要在2025年实现碳达峰。苏州市的“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要争取比国家提前5年兑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国际承诺；济南则提出力争“十四五”末率先实现碳排放达峰，率先建设全国“碳中和”现代绿色智慧城市。四川省国资委发布了《关于省属企业碳达峰碳中和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省属企业要充分发挥引领示范作用，率先实现碳达峰。显然，对各级政府部门来说，要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必须从现在开始一方面约束区域内现有企业控制并逐年减少碳排放，另一方面严格审批新建项目碳排放指标。这必然会对大企业目前的生产经营产生直接影响，将倒逼企业严格按照地方政府的减碳路线图调整生产计划，或是加快低碳转型步伐。总体上看，发电企业、汽车企业面临的减碳压力最为显著。
2020年年初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持续蔓延，给全球经济增长造成剧烈扰动，全球供应链的畅通面临巨大挑战。由于中国政府采取了强有力的有效应对举措，中国经济率先走出了困境，并且在全球各地供应链遭受强烈冲击的情况下，敏锐把握住了区域供应链调整的机会，化危为机，实现了较好发展。2020年，中国经济增长了2.3%，是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在全球供应链补缺效应推动下，包括防疫物资在内的我国多类商品的出口快速增长，全年进出口创历史新高，国际市场份额也创历史最好纪录，2020年WTO口径下中国全年商品出口贸易占全球的14.7%。显然，出口的快速增长，成为2020年中国经济正增长的重要促动力量。2021年以来，我国出口继续保持良好增长态势。货物贸易方面，2021年1-5月，我国累计出口额为8.04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0.1%，比2019年同期增长23.6%。服务贸易方面，2021年1-4月，我国服务出口额为7462.1亿元人民币，增长23.2%；在出口大幅增长拉动下，我国服务贸易逆差大幅下降76.3%。受国内疫情有效管控、货物与服务出口持续快速增长等利好因素支撑，经合组织日前发布的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预计，中国经济将保持平稳复苏步伐，2021年经济增速预计可达8.5%。但预计利好因素将难以持久，中国经济增长将回归常态，2022年的增速预计将回落到5.8%。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21年5月的报告中上调2021年中国经济增速至8.4%，但2022年的增速预测值则是5.6%。国内机构与学者，基本上也认为中国经济在2021年实现较快速度的恢复性增长后，2022年将会回落至6%甚至更低的水平。
无论是出口，还是内需，可能都难以较长时间保持较高增速。就内需而言，恢复性增长必定是短期效应；很可能从2021年的下半年开始，恢复性增长效应就将逐步衰减。出口市场方面，随着疫苗接种率的提升，国际疫情或得到较好控制，前期受疫情冲击而中断或梗阻的区域供应链，将会得到恢复，国际供应链将在疫情控制后迎来新一轮大调整，部分新转移到中国的供应链，或将回到疫情前状态。既然出口与内需的回落是大概率事件，中国经济增速的下降可能难以避免，政策调整的目标应是尽可能收窄增速下滑的空间。从历史经验看，每一次经济从快速增长转向回落后，产能过剩的压力将显著加大，去产能将成为政府与企业共同面临的难题。因此，一个当前不得不提前思考的问题是：一方面受内需与出口形势明显好转拉动，另一方面是受政府刺激投资政策驱动，企业必定加大当期投资力度，这无疑将会在不久的将来，形成大量新增产能；而这些新增产能形成伊始，也许将面临的，就是宏观经济增速下滑所触发的新一轮产能过剩。与之相对应，另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当前显然需要鼓励新增投资，但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新增投资？创新投资是需要的，转型升级的投资也是需要的，但简单的低水平扩产投资可能并不是当前所应鼓励的。
2021年二季度以来，大宗商品价格出现加速上涨态势。2018年以来，大宗商品价格经历了一个持续下跌然后反转快速回升的过程。2020年年初，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大宗商品价格加速探底，在3月创出近期最低点后，跟随经济形势的持续好转而加快回升。2021年4月，大宗商品价格更是跳跃式加快上涨。这一轮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既有经济基本面方面的推动力，如全球经济复苏、供需关系短期调整、流动性宽裕、美元贬值，也有金融市场投机炒作因素的借机推动。从具体品类看，涨幅最引人注目的大宗商品是铁矿石；铁矿石期货价格指数从2020年最低时的565元/吨，最高上涨到2021年的1310元/吨，区间最大涨幅高达132%。与此同时，螺纹钢价格指数涨幅高达98%，铜期货价格指数涨幅达到122%，PVC期货价格指数涨幅也达到90%，价格均接近或实现了翻番。由于大宗商品价格过快上涨，5月中下旬，14天内连续三次中国国务院常务会议，都谈到了大宗商品涨价问题，要求采取措施稳定大宗商品价格。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证监会等五个部门5月23日召开会议，联合约谈了铁矿石、钢材、铜、铝等行业具有较强市场影响力的重点企业，以及相关行业协会，要求重点企业、行业协会从大局意识、法律意识、加强监管和发挥行业协会作用等多个层面共同维护好行业正常市场秩序。政府的及时干预显然是有效的，大宗商品价格应声下跌，短期内铁矿石期货价格最大跌幅为27.6%，螺纹钢期货价格最大跌幅达到25.0%，铜、铝、PVC的期货价格跌幅也分别达到8.6%、9.5%和9.0%（图1）。
应该说，中国可以在大宗商品价格稳定方面发挥突出作用，中国每年消费的大宗商品占全球的近40%，其中铜和铝更是超过了50%。但实际上，比如铁矿石，由于国际卖方高度集中在三大跨國公司手中，而中国的买方力量十分分散且没有形成集合竞买机制，对全球铁矿石价格走势的影响较为有限。特别是在当前疫情持续蔓延情况下，因为多数大宗原材料的生产国属于第三世界国家，比如智利、巴西等南美国家，这些国家由于管理问题和疫苗不足，使得疫情仍在肆虐，原材料的产出与供应受到限制，国际供求紧张关系短期内难以改变，即使是在中国政府与行业协会的强力干预下，有效消除了人为炒作因素的干扰，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动力或在较长时间内继续存在。中国商务部综合司和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联合发布的《中国对外贸易形势报告（2021年春季）》也指出，展望2021年全年，在疫苗普及、防疫限制措施放松、全球经济持续复苏带动下，预计2021年大宗商品价格将保持坚挺。因此，可能难以在2021年下半年看到大宗商品价格的深幅回调。
受大宗商品价格持续大幅上涨推动，PPI加快上扬，但涨速慢于大宗商品价格，企业成本压力明显加大，盈利空间受到挤压。通常来说，企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将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往下游环节转嫁，但转嫁的程度往往是有限的，而且可能还要受到政府CPI调控政策的影响，实际上成本上涨的压力，更多还得靠企业自己消化。2021年5月，大宗商品价格同比涨幅超过30%，同期的PPI则同比上涨9.0%，虽创2008年以来新高，但显然幅度小于大宗商品价格涨幅。从具体行业看，2021年5月铁矿石价格同比涨幅超过1倍，但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价格同比上涨幅度仅为38.1%，铁矿石价格的上涨预计也未能充分往下游转嫁。从多次企业座谈与调研情况看，企业也都反映由于受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过快影响，企业难以转嫁原材料成本上涨影响，成本压力很大，盈利可能下滑。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百元营业收入成本看，今年以来，呈现出逐月上升态势，这直观反映了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对企业成本的影响。由于原材料价格上涨对成本的影响存在一定时间的滞后，预期即使后期大宗商品价格高位企稳或有所回落，企业百元营业收入成本还将在短期内继续呈现出增长态势。
为应对突发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扶助企业纾困发展，中国各级政府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惠企政策。2020年的惠企政策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力度大，二是范围广；政府从各个方面都出台了力度空前的扶持政策，旨在帮助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应对疫情，尽快实现振兴发展。这些惠企政策，涉及税费、资金奖补、金融、生产要素、人才服务、营商服务、审批服务等各个方面。困难企业的所得税、社保费用，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减免，或是允许暂缓缴纳；国有房产的租金实施了阶段性减免；为企业应对疫情转型升级发展提供资金奖补；发行疫情特别国债，建立财政资金直达机制；三次降准，出台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计划，实施中小微企业贷款阶段性延期还本付息；深化要素市场改革，降低电价、网络使用费用；《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正式实施，推动营商环境改善；精简审批项目，减少审批环节与材料要求，缩减审批周期。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人民银行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做好2020年降成本重点工作的通知》，提出了全年降成本的23项重点任务。上述措施的落地实施，帮助企业克服困难，实现了平稳发展，支撑中国经济实现了来之不易的正增长。从成本角度看，2020年4月至12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百元营业收入成本呈下降态势；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4.61%，同比下降0.51个百分点，创有统计以来新低。
2021年，部分惠企纾困政策正在或已经有序退出，企业将面临考验，脆弱性或迎来反弹上升。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惠企政策，不少都是临时性或阶段性的措施；随着疫情不利影响的逐渐消除，部分政策或将逐渐退出；尤其是有明确执行期限的税费减免政策、贷款本息延迟支付政策、疫情特别国债和信贷支持措施，都已到期退出。尽管中央在惠企政策退出上有相应部署，要求保持政策连续性、平稳性，不急停急转；一方面适当延长了部分惠企政策执行日期，另一方面则在原有政策退出之际，考虑到当前企业依然面临较大发展压力，各级政府又推出了一些新的惠企政策。但很显然，从当前政策优惠力度上看，显然不及2020年推出的帮扶政策。随着宏观环境的变化，惠企政策有序退出是正常现象，也是可预期的必然结果。但对在政策红利支撑下艰难渡过疫情难关的企业来说，当前自我独立发展的基础并不牢固，面对来自国内国际市场的诸多不确定性因素的挑战，失去了大力度惠企政策的扶持，部分企业很有可能再次变得脆弱不堪。尽管2020年二季度以来内需和出口需求都表现出较为强劲的增长，整体形势似乎较为良好，但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存在疫情再次爆发的风险，如前所述的其他方面的因素，也有可能会突然打断或扰乱中国经济的增长。这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也是一个高度不确定的时代。企业可能需要更长时间的惠企政策的帮扶，以巩固增长基础，强化自我发展能力，真正降低生存与发展的脆弱性。
（作者单位分别为中国企业联合会研究部、湖南工业大学企业发展研究中心）
2021年是中国“十四五”开局之年，也是新冠肺炎疫情后恢复发展的第一年。重大项目将有序推进，各项投资将加快落地，开好局、起好头、迈好步，将是对企业发展的基本要求。2020年以来中国宏观环境持续改善，各项经济指标稳中向好，更是增强了企业2021年发展信心。但在充满信心的同时，也不能忽视风险；企业家们必须保持清醒头脑，提前预判企业可能遭遇的发展威胁与挑战，并作出科学应对安排。
一、国际环境风云变幻，不利因素依然不少
中美关系未见好转，中欧关系突生变数。拜登就任美国总统以来，虽然在很多方面都采取了与特朗普时期美国政府所不同的执政策略，尤其是在外交政策上做出了重大调整，但对中美关系的定位却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也没有在改善修复中美关系上采取任何有意义的实质性措施。中美贸易摩擦没有得到缓解，加征的关税仍在继续实施；鼓动中美科技脱钩的言论仍在美国频繁出现；对中国资本的敌意尤其是对国有资本的敌意未见消除；中美之间的科技文化交流依旧处于停滞或半停滞状态；美国的《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维持了将中国视为最强战略竞争对手的定位，美国国内的民意调查也将中国指为美国的“敌人”或“竞争对手”；《2021美国创新和竞争法案》，处处把中国作为“假想敌”，把中国定义为“最大的地缘政治和经济挑战”，继续渲染所谓“中国威胁”。国际上，美国政客依旧在试图游说盟国组成“反华联盟”，意图拉上更多国家来共同遏制中国的全面复兴与崛起，特别是试图打断中国科技进步的进程。《中欧投资协定》的签订，曾经给中欧关系的良性发展提供了机会、呈现了曙光。但欧洲议会在美国的鼓吹下取消了原定审议《中欧投资协议》的会议，无限期冻结对协议的审议，这显然给中欧关系的改善、中欧经贸关系的发展泼了一盆冷水。
美联储宽松政策或转向退出，牵动全球金融市场敏感神经。全球金融市场也是暗流涌动。耶伦出任美国财长，曾经让人以为短期内美联储将难以退出超宽松货币政策；但2021年3月美国银行杠杆率政策的回归正常，似乎开启了美联储退出超宽松货币政策的第一步。4月，圣路易斯联储主席布拉德表示疫苗接种率达75%时，将考虑缩减购债规模。耶伦5月3日在接受《大西洋月刊》采访时表示“为了保证经济不会过热，利率可能不得不一定程度上升”，被解读为对市场的试探和对预期的引导。4月份美国高达4.2%的CPI，创下了13年的新高，更是推升了关于通胀倒逼美联储提前加息的预期。美联储每一轮宽松政策的实施与退出，一方面会引起全球金融市场的剧烈波动，另一方面将完成全球财富的一次再分配。对深度卷入全球经济体系的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来说，美元政策的变动，都将带来不可忽视的重大影响，需要高度关注、时刻警惕、有效应对。目前看，市场最悲观的预测是，美联储或提前到四季度加息。而在美联储加息靴子落地之前的某个时间点，市场负面情绪可能会提前集中释放。
东南亚疫情形势短期内难以有效控制，全球产业链承受较大压力。欧美发达国家的疫苗注射在稳步推进，疫情有望得到控制；但广大发展中国家中，还难以看到新冠肺炎疫情在短期内得到全面控制的希望。这既有疫苗供应不足的问题，也有各国自身疫情管控措施不力的问题。2021年年初以来，东南亚国家的疫情加快蔓延，5-6月，印度、泰国、马来西亚、越南等国的疫情几乎陷入了全面失控状态。中国台湾地区的疫情形势同样十分紧张。東南亚国家和地区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全球不少产业链的上游环节都布局在这一地区，这些产业链的畅通无疑承受了较大压力。特别是本已十分脆弱的芯片产业，更是再度提升了其产业链供应链的脆弱性，下游供应更加吃紧，部分受影响较大的下游厂家不得不调整生产计划，部分削减产量或停产。
显然，无论是中美关系、中欧关系的紧张，还是美联储超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以及东南亚疫情的持续蔓延，都将恶化中国企业发展的国际环境，加大中国企业发展的市场压力，拖累中国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步伐。此外，对人民币汇率的施压，地缘政治的紧张，国际非政治关系的泛政治化等因素，也会对中国大企业的发展构成不利影响。
二、技术自主自立压力加大，关键技术突破困难重重
科技的自立自强、创新的自主可靠，是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也是企业持续发展的根本基石。新中国建立之初，物质技术基础差，测绘仿制、引进消化再吸收，是中国企业普遍采用的发展策略，也是中国企业缩小与发达国家企业技术差距的主要路径。通过70多年来的持续积累，以及聚焦重点领域的集中攻关突破，中国已经在部分技术领域实现了从技术追赶到技术并跑甚至是超越的转变，但从整体上看，中国企业与产业的技术基础仍明显落后于欧美先进国家。尤其是在产业核心技术关键技术领域，中国企业普遍严重依赖并受制于欧美国家。一旦欧美国家对中国采取技术压制策略，收紧对先进技术出口的管制，中国相关产业与企业的发展必将遭受较大冲击，甚至可能面临被迫停产的巨大风险。
摆脱对欧美国家的技术依赖，加快实现中国企业技术自主自立，已经成为新时代企业发展的关键目标之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指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将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性提上历史新高度；全会公报还提出，要在关键核心技术上实现重大突破，要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在“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要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提高创新链整体效能；要完善创新体制机制，激发人才创新活力，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十四五”时期企业创新发展的任务已经明确，但这一任务的完成，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与挑战。欧美先进国家在压制中国技术进步这一共同目标上达成了一致，纷纷收紧与中国企业、研发机构的技术合作，阻断先进技术向中国市场出口，以图迟滞甚至打断中国的技术进步进程。对中国企业来说，一方面必须加快落实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部署，尽快实现技术自主自立；另一方面，又不得不直面来自技术强国的技术压制，在极端困境中顽强推进自主创新。 中国仍然整体受制于人的关键技术不在少数。近年来，各领域已经梳理出来一大批受制于欧美强国的关键技术核心技术。通用与高端芯片、智能传感器、数控装备、工业机器人与生物制药等制造业领域，关键系统软件、核心工业软件、算法软件等软件领域，甚至是在一些传统产业领域，都存在关键技术核心技术“卡脖子”的问题，譬如汽车产业的发动机技术、各类大型电机的轴承技术等。应该说，所有企业都清醒认知到了问题所在，也在“卡脖子”技术突破方面采取了诸多举措，付出了巨大努力，但实际取得的成效并不尽如人意。全面攻克“卡脖子”技术难关，绝非一朝一夕之事，这需要多方面长期持续协同推进。不仅需要解决巨额资金投入问题，也需要改革创新政策环境、优化创新机制为之提供支持；不仅需要整合创新资源、汇聚创新人才，也需要完善创新激励、分担创新风险；不仅需要创新决心与创新魄力，更需要创新平台与创新积累。
三、碳达峰、碳中和既是长期目标，也是短期挑战
碳达峰、碳中和无疑是当前最热的词汇之一。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郑重宣布，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此后，2021年度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列为2021年重点任务之一。在2021年的中国两会上，碳达峰、碳中和被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2021年3月15日，习近平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到要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拿出抓铁有痕的劲头，如期实现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的目标；要求领导干部要加强碳排放相关知识的学习，增强抓好绿色低碳发展的本领。2021年4月30日，习近平指出，“十四五”时期，我國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了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要把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作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总抓手；要求各级党委、各级政府拿出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劲头，明确时间表、路线图和施工图。显然，碳达峰、碳中和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长期目标之一，它既决定了我国经济社会长期发展的手段、路径与模式，也决定了我国未来政策调整的战略方向。
尽管离目标达成之日为时尚早，但目标的实现绝非一日之事，必须从战略高度长远谋划并分阶段有序推进。虽然将碳达峰的目标定在了2030年、碳中和的目标定在了2060年，离现在还有10年或40年，但要确保到时候可以顺利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必须从现在开始就按更高要求付诸行动。国务院各部委、各级地方政府都在积极响应中央号召，落实中央部署，加快研究推出部门、行业或地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路线图，或是在“十四五”规划中提出了“碳达峰行动方案”。上海、北京两个直辖市所提出的碳达峰时间，都比全国提前了5年。广州、福州、苏州和济南等地，也均提出要在2025年实现碳达峰。苏州市的“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要争取比国家提前5年兑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国际承诺；济南则提出力争“十四五”末率先实现碳排放达峰，率先建设全国“碳中和”现代绿色智慧城市。四川省国资委发布了《关于省属企业碳达峰碳中和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省属企业要充分发挥引领示范作用，率先实现碳达峰。显然，对各级政府部门来说，要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必须从现在开始一方面约束区域内现有企业控制并逐年减少碳排放，另一方面严格审批新建项目碳排放指标。这必然会对大企业目前的生产经营产生直接影响，将倒逼企业严格按照地方政府的减碳路线图调整生产计划，或是加快低碳转型步伐。总体上看，发电企业、汽车企业面临的减碳压力最为显著。
四、出口与内需增长或难持续，增速回落或触发新一轮产能过剩
2020年年初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持续蔓延，给全球经济增长造成剧烈扰动，全球供应链的畅通面临巨大挑战。由于中国政府采取了强有力的有效应对举措，中国经济率先走出了困境，并且在全球各地供应链遭受强烈冲击的情况下，敏锐把握住了区域供应链调整的机会，化危为机，实现了较好发展。2020年，中国经济增长了2.3%，是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在全球供应链补缺效应推动下，包括防疫物资在内的我国多类商品的出口快速增长，全年进出口创历史新高，国际市场份额也创历史最好纪录，2020年WTO口径下中国全年商品出口贸易占全球的14.7%。显然，出口的快速增长，成为2020年中国经济正增长的重要促动力量。2021年以来，我国出口继续保持良好增长态势。货物贸易方面，2021年1-5月，我国累计出口额为8.04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0.1%，比2019年同期增长23.6%。服务贸易方面，2021年1-4月，我国服务出口额为7462.1亿元人民币，增长23.2%；在出口大幅增长拉动下，我国服务贸易逆差大幅下降76.3%。受国内疫情有效管控、货物与服务出口持续快速增长等利好因素支撑，经合组织日前发布的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预计，中国经济将保持平稳复苏步伐，2021年经济增速预计可达8.5%。但预计利好因素将难以持久，中国经济增长将回归常态，2022年的增速预计将回落到5.8%。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21年5月的报告中上调2021年中国经济增速至8.4%，但2022年的增速预测值则是5.6%。国内机构与学者，基本上也认为中国经济在2021年实现较快速度的恢复性增长后，2022年将会回落至6%甚至更低的水平。
无论是出口，还是内需，可能都难以较长时间保持较高增速。就内需而言，恢复性增长必定是短期效应；很可能从2021年的下半年开始，恢复性增长效应就将逐步衰减。出口市场方面，随着疫苗接种率的提升，国际疫情或得到较好控制，前期受疫情冲击而中断或梗阻的区域供应链，将会得到恢复，国际供应链将在疫情控制后迎来新一轮大调整，部分新转移到中国的供应链，或将回到疫情前状态。既然出口与内需的回落是大概率事件，中国经济增速的下降可能难以避免，政策调整的目标应是尽可能收窄增速下滑的空间。从历史经验看，每一次经济从快速增长转向回落后，产能过剩的压力将显著加大，去产能将成为政府与企业共同面临的难题。因此，一个当前不得不提前思考的问题是：一方面受内需与出口形势明显好转拉动，另一方面是受政府刺激投资政策驱动，企业必定加大当期投资力度，这无疑将会在不久的将来，形成大量新增产能；而这些新增产能形成伊始，也许将面临的，就是宏观经济增速下滑所触发的新一轮产能过剩。与之相对应，另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当前显然需要鼓励新增投资，但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新增投资？创新投资是需要的，转型升级的投资也是需要的，但简单的低水平扩产投资可能并不是当前所应鼓励的。
五、大宗商品价格持续大涨，成本压力进一步加大
2021年二季度以来，大宗商品价格出现加速上涨态势。2018年以来，大宗商品价格经历了一个持续下跌然后反转快速回升的过程。2020年年初，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大宗商品价格加速探底，在3月创出近期最低点后，跟随经济形势的持续好转而加快回升。2021年4月，大宗商品价格更是跳跃式加快上涨。这一轮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既有经济基本面方面的推动力，如全球经济复苏、供需关系短期调整、流动性宽裕、美元贬值，也有金融市场投机炒作因素的借机推动。从具体品类看，涨幅最引人注目的大宗商品是铁矿石；铁矿石期货价格指数从2020年最低时的565元/吨，最高上涨到2021年的1310元/吨，区间最大涨幅高达132%。与此同时，螺纹钢价格指数涨幅高达98%，铜期货价格指数涨幅达到122%，PVC期货价格指数涨幅也达到90%，价格均接近或实现了翻番。由于大宗商品价格过快上涨，5月中下旬，14天内连续三次中国国务院常务会议，都谈到了大宗商品涨价问题，要求采取措施稳定大宗商品价格。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证监会等五个部门5月23日召开会议，联合约谈了铁矿石、钢材、铜、铝等行业具有较强市场影响力的重点企业，以及相关行业协会，要求重点企业、行业协会从大局意识、法律意识、加强监管和发挥行业协会作用等多个层面共同维护好行业正常市场秩序。政府的及时干预显然是有效的，大宗商品价格应声下跌，短期内铁矿石期货价格最大跌幅为27.6%，螺纹钢期货价格最大跌幅达到25.0%，铜、铝、PVC的期货价格跌幅也分别达到8.6%、9.5%和9.0%（图1）。
应该说，中国可以在大宗商品价格稳定方面发挥突出作用，中国每年消费的大宗商品占全球的近40%，其中铜和铝更是超过了50%。但实际上，比如铁矿石，由于国际卖方高度集中在三大跨國公司手中，而中国的买方力量十分分散且没有形成集合竞买机制，对全球铁矿石价格走势的影响较为有限。特别是在当前疫情持续蔓延情况下，因为多数大宗原材料的生产国属于第三世界国家，比如智利、巴西等南美国家，这些国家由于管理问题和疫苗不足，使得疫情仍在肆虐，原材料的产出与供应受到限制，国际供求紧张关系短期内难以改变，即使是在中国政府与行业协会的强力干预下，有效消除了人为炒作因素的干扰，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动力或在较长时间内继续存在。中国商务部综合司和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联合发布的《中国对外贸易形势报告（2021年春季）》也指出，展望2021年全年，在疫苗普及、防疫限制措施放松、全球经济持续复苏带动下，预计2021年大宗商品价格将保持坚挺。因此，可能难以在2021年下半年看到大宗商品价格的深幅回调。
受大宗商品价格持续大幅上涨推动，PPI加快上扬，但涨速慢于大宗商品价格，企业成本压力明显加大，盈利空间受到挤压。通常来说，企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将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往下游环节转嫁，但转嫁的程度往往是有限的，而且可能还要受到政府CPI调控政策的影响，实际上成本上涨的压力，更多还得靠企业自己消化。2021年5月，大宗商品价格同比涨幅超过30%，同期的PPI则同比上涨9.0%，虽创2008年以来新高，但显然幅度小于大宗商品价格涨幅。从具体行业看，2021年5月铁矿石价格同比涨幅超过1倍，但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价格同比上涨幅度仅为38.1%，铁矿石价格的上涨预计也未能充分往下游转嫁。从多次企业座谈与调研情况看，企业也都反映由于受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过快影响，企业难以转嫁原材料成本上涨影响，成本压力很大，盈利可能下滑。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百元营业收入成本看，今年以来，呈现出逐月上升态势，这直观反映了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对企业成本的影响。由于原材料价格上涨对成本的影响存在一定时间的滞后，预期即使后期大宗商品价格高位企稳或有所回落，企业百元营业收入成本还将在短期内继续呈现出增长态势。
六、惠企纾困政策逐步退出，企业脆弱性或出现反弹上升
为应对突发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扶助企业纾困发展，中国各级政府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惠企政策。2020年的惠企政策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力度大，二是范围广；政府从各个方面都出台了力度空前的扶持政策，旨在帮助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应对疫情，尽快实现振兴发展。这些惠企政策，涉及税费、资金奖补、金融、生产要素、人才服务、营商服务、审批服务等各个方面。困难企业的所得税、社保费用，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减免，或是允许暂缓缴纳；国有房产的租金实施了阶段性减免；为企业应对疫情转型升级发展提供资金奖补；发行疫情特别国债，建立财政资金直达机制；三次降准，出台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计划，实施中小微企业贷款阶段性延期还本付息；深化要素市场改革，降低电价、网络使用费用；《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正式实施，推动营商环境改善；精简审批项目，减少审批环节与材料要求，缩减审批周期。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人民银行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做好2020年降成本重点工作的通知》，提出了全年降成本的23项重点任务。上述措施的落地实施，帮助企业克服困难，实现了平稳发展，支撑中国经济实现了来之不易的正增长。从成本角度看，2020年4月至12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百元营业收入成本呈下降态势；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4.61%，同比下降0.51个百分点，创有统计以来新低。
2021年，部分惠企纾困政策正在或已经有序退出，企业将面临考验，脆弱性或迎来反弹上升。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惠企政策，不少都是临时性或阶段性的措施；随着疫情不利影响的逐渐消除，部分政策或将逐渐退出；尤其是有明确执行期限的税费减免政策、贷款本息延迟支付政策、疫情特别国债和信贷支持措施，都已到期退出。尽管中央在惠企政策退出上有相应部署，要求保持政策连续性、平稳性，不急停急转；一方面适当延长了部分惠企政策执行日期，另一方面则在原有政策退出之际，考虑到当前企业依然面临较大发展压力，各级政府又推出了一些新的惠企政策。但很显然，从当前政策优惠力度上看，显然不及2020年推出的帮扶政策。随着宏观环境的变化，惠企政策有序退出是正常现象，也是可预期的必然结果。但对在政策红利支撑下艰难渡过疫情难关的企业来说，当前自我独立发展的基础并不牢固，面对来自国内国际市场的诸多不确定性因素的挑战，失去了大力度惠企政策的扶持，部分企业很有可能再次变得脆弱不堪。尽管2020年二季度以来内需和出口需求都表现出较为强劲的增长，整体形势似乎较为良好，但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存在疫情再次爆发的风险，如前所述的其他方面的因素，也有可能会突然打断或扰乱中国经济的增长。这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也是一个高度不确定的时代。企业可能需要更长时间的惠企政策的帮扶，以巩固增长基础，强化自我发展能力，真正降低生存与发展的脆弱性。
（作者单位分别为中国企业联合会研究部、湖南工业大学企业发展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