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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清王朝的御用军队在国际帝国主义列强的武力面前，不堪一击，处处受挫。甲午之战败后，乃有新军之始。计划全国编练新军三十六镇，每镇包括步、马、炮、工程、辎重等兵种。江西一镇新军并设有学生军。在革命党人的积极活动下，各省新军的官兵中，倾向革命者日多。
熊雄，江西宜丰芳塘人氏，1910年初在省城南昌报考清末新军学生军时，他还是一名南京优级师范学堂的学生。他心怀梦想，投笔从戎，参加新军，挽救行将崩溃的清王朝。九个月后，辛亥革命的熊熊火焰，将他引向了民主革命的道路。16年的革命历程，使他成为1924--1927年中国大革命中著名的黄埔军校政治部最后一任主任。
熊雄原名熊祖福，字罴士、披素、介荪、壮飞，号铁血书生。生于公元1892年，即清光绪壬辰年。父亲为清末举人，生有七子四女。熊雄在七兄弟中排行第四。祖父务农，伯祖父经商。父亲系“一子双祧”，家设“培兰书室”，延请塾师，教诸儿孙读书习武。
熊雄少有大志，勤奋好学。在家塾中读四书五经时，尤喜中国历代英雄忠贞之士，抄录田横、项羽、刘邦、祖逖、杜甫、刘基、石达开和颜杲卿、许远、文天祥、秋瑾等人的诗词百余首，编成为《古今诗录》，磨砺志向。在一尺长竹板上，刻下唐朝王昌龄“一片冰心在玉壶”的名句，坦陈抱负。同时，他练就了一身武术，能一跃而过连成一排的四张八仙桌。他曾要二哥、三哥放走潜入卧室拿了他身上的盖被的小偷。
1907年春，熊雄和比他年长10岁的大哥一同考取新设的瑞州府中学堂。1910年春，他独往江苏南京升学，考入南京优级师范学堂。目睹国际帝国主义野蛮侵略和清王朝的丧权辱国，他弃学投军，于1911年春成为江西新军学生军中的一名学员。
1911年10月，湖北省城武昌爆发了推翻清王朝的革命起义，取得成功。各省革命者纷纷响应。当月下旬，江西新军与陆军小学、武备学堂、测绘学堂中一批富有革命思想的青年也宣布起义，从顺化门越过城墙进入南昌城内，攻占了抚台衙门，南昌得到光复。
清王朝封建专制统治宣告结束，新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诞生。从此，熊雄和其他志同道合的青年即以满腔热情追随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事业。不久，李烈钧被任命为江西都督，对驻省的军事单位进行了整编，学生军改编为学兵团，熊雄成为学兵团领导者之一。
北洋军阀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果实后，孙中山发动了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于1913年7月在上海召集南方诸省都督和主要干部举行会议，商讨以武力讨伐袁世凯。不久，李烈钧任江西讨袁军总司令，通电讨袁。皖、苏、粤、闽、湘、川六省相继响应。熊雄所在的学兵团积极投入了湖口讨袁起义的疆场。熊雄当时欣赏德国俾士麦的铁血政策，自号铁血书生，表白他崇尚武力维护共和政体。他以铁血书生之名号，抄录了当时流行的《从军乐》、《击军歌》、《祈战死》等歌曲，在讨袁军队中广泛传唱，以坚定军心，鼓励士气，焕发斗志。他的这一行动，赢得了大家的称赞。
江西讨袁军任命林虎、方声涛为左右翼军司令。左翼军提前在九江沙河发动攻击，初战告捷，迫敌撤退。右翼军未能及时配合，丧失战机。在强敌偷袭得逞的压力下，讨袁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终因敌我力量悬殊，被迫节节退守撤至南昌。湖口起义仅仅坚持一个多月。熊雄等起义战士随李烈钧、林虎、方声涛等辗转亡命日本。在东京，熊雄得以认识孙中山，他的革命行为受到孙中山的钦佩。
气焰正炽的袁世凯，于是年10月下令解散国民党，撤销国民党籍国会议员的资格，通缉“二次革命”参加者及所有护法人员，并与日本政府相勾结，监视所有亡命日本的革命者。熊雄于是将原名熊祖福改名为熊雄，以字(罴士、披素)行。是年冬进入孙中山在东京创办的浩然军事学校学习，在校名为熊罴士。
1916年，熊雄回国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护国护法运动，先在李烈钧护国滇军中工作，后在程潜护国湘军中工作，转战粤湘一带，是一位年轻有为的校级军官。
经年的国内混战，民不聊生。在俄国十月革命和北京五四运动的相继激荡下，熊雄辞去护国湘军总司令部上校参谋职务，再次走出国门留学，“为赴法勤工俭学之先锋”，接触各种社会主义思潮，企图找到救国救民之路。他说，“社会革命呼声日高”，“农工实为中坚”，乡邑“尽可创设农会，兼办教育”，“劝导注意林业”，“传授植树方法”；“人人须谋自给”，“诸妇亦须谋自给”。同时又说，在法国，“处处都能够发现资本主义的罪恶，和劳动者的痛苦”。认定中国的出路应该是“社会革命”，“俄罗斯十月革命成功，也是一个大证据”。因而时时考虑“游俄”，亲睹社会主义革命成果。在转学柏林不到一个月内，他参加了共产党，在马克思的故乡学习马克思主义，“故成绩斐然，深得马克思主义理论之精髓与奥妙”。1923年3月，又到列宁的故乡，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及红军建设的经验。在东大学习两年后，转入红军学院学习，更是“如鱼得水”，可以对照他在东京浩然军校两年课目训练和粤湘两省护国护法三载实战之经历，自有更多的体验。
熊雄在16年的革命旅途中，曾经游学日本、法兰西、德意志和苏俄四个国家，共达8年之多，阅历非凡，学识丰富。他生长在中国封建社会，古文、武术均有扎实的基础。清末参加新军学生军后，受到了辛亥革命的民主洗礼。在讨伐袁世凯时，受到德国俾士麦首相以铁和血统一国家的政策的影响；亡命东京时，受过相当日本士官学校的军校教育；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受到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和工读主义思想的影响；转学德国后，“即拟专心研究森林学”。经过多年的学习比较和多次选择，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唯一真理，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必然规律。像中国这样的次殖民地国家，需要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他志愿加入共产党，就是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改造中国社会。这是他人生观世界观质的飞跃，也是他十多年来从事民主革命事业的一次大突破。归根结底，是他励志报国锲而不舍的结果。
1925年9月熊雄回到上海，被中共中央分配到广东工作，当月到黄埔军校任政治教官。不久参加二次东征，协助东征军总指挥政治部、一军政治部少将主任周恩来，筹组东征军政治工作，工作内容较第一次东征有了新的发展。临出发时，熊雄又被委任为归东征军总指挥指挥的宪兵营党代表，任务是“在于维持全军的军纪风纪及地方治安与临时特别任务”(蒋介石语)。熊雄参加惠州战役后，以“铁血余生”笔名在《中国军人》发表《惠州战役日记》，记录了出征11日维持治安、警戒巡视、行军驻扎、军民关系、宣传教育、参与战斗、战后巡视、管教俘虏、呈报战况等情况。战后，他和政治部组织科长巡视市区状况，认为陈炯明叛军惠州守军的防守工事“较诸十二年前(湖口起义)尤为完备”。在二次东征中的总指挥及各路指挥员均没有 湖口起义的这一经历。
“我自东征归来，(1926年)1月6日即奉命为本校政治部主任”。1926年2月，熊雄奉命为军校改组筹备委员七人之一。3月，军校改组为国民革命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乃有军政学校组织大纲及全部法规(包括政治部服务细则、政治教育大纲、政治教育计划等)等的建设。1927年3月，熊雄在《我对于本校“三一”纪念的希望》中说：“尤其是在改组后，本校由单纯的军事学校而变成政治军事并重的革命党员制造所。”指明了军校实施政治军事并重的教育方针始自改组后。1927年元旦，熊雄在《一年来本校之政治工作》中说：“(过去)在学生中，为客观条件所限，尚无系统的政治教育，只有零碎的政治讨论会”，“本校改组后，教育方针的总原则，就是：‘军事与政治打成一片’。政治部依据这个原则，故对学生官长兵夫，乃有贯彻全部的政治教育计划。在学生方面，因兵科不同，而决定实施军事与政治教育的进度，例如：步炮工各科，则以十分之七为学军事的时间，余为学政治的时间，政治科则反是；经理科亦可类推。本部组织亦随本校改组，略有变更，主任副主任及秘书之下，分设总务宣传党务三科，下设七个股及四五个股级单位。全部职员已达七十余人。聘定专任政治教官和临时政治教官各十余人。”“有《黄埔日刊》由六千份增至二万六千份之多……综计八个月内，共出刊物已达千万份以上。发行地点已有三四千处，几乎普遍全中国各省和东西洋各大埠。”特设政治科，学生占第四期的五分之一。对学生进行系统的政治教育，政治课多达26门。乃有一系列政治教育及政治工作制度的建立及其臻于完善。而这只有在广东统一、北伐进军、经费充裕、人才荟萃情况下才有可能实现。
1926年“3·20”中山舰事件后，中共广东区委在军校设立中共党团，由熊雄任书记，统一负责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指导工作。黄埔支部改为黄埔特别支部，专司党的组织工作，区委向军校派驻特派员协助工作。这在新形势下，强化了区委对军校指导与支持的力量。同时，军校规定政治部对军校国民党特别党部的指导关系。熊雄当选两届军校特别党部监察委员，使军校国民党特别党部始终保持在左派手中，对贯彻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支援北伐胜利进军、推进国民革命运动，起到了组织上的保证作用。
1927年3月，蒋介石到上海后，与中外反动势力相勾结，从革命内部破坏革命，广东李济深露骨地配合，斗争正在升级。中共广东区委根据中央指示召开紧急会议，设置秘密机关，采取应变措施。熊雄遵照党的指示，坚守工作岗位，保持革命警惕，以大无畏精神坚持斗争，号召军校师生掌握革命方向，布置部分党团员和左派分子转移，保存革命力量。
在阴霾四布的广东，黄埔军校国民党特别党部于4月3日举行了全体党员大会。“一万五千武装党员一致提出拥护中央四大方案和改选反革命的广东伪省党部的议案”，“反革命的新军阀李济深等于此时遂含恨入骨”。到会还有工、农、学、青、妇、驻军、省市党部代表等五千余人，熊雄代表大会主席团致答词。他说，“今天各阶级各团体代表讲出了他们的痛苦，解除他们的痛苦是我们革命的责任。在革命发展而腐化的反革命空气正浓时，只有今天大会才能排除右倾的危险，国民革命成功不成功，就在于我们努力不努力，同志们!努力吧!”会后，举行了广州工农群众起来保卫革命胜利果实的游行示威。
4月8日，熊雄如约邀请广州中山大学教授鲁迅来校演讲《革命时代的文学》。
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在南京另组国民政府，发出了“第一号通缉令”，公布了陈独秀、毛泽东、熊雄等193人“被通缉”名单。
4月14日下午6时，李济深策划广东的“清党”，决定15日2时广州全市戒严，发动政变，派出军舰监视黄埔海面。当晚，李济深与黄埔军校代校长兼教育长方鼎英“熟商”(本段带“引号”的词句，均出自1927年《方教育长言论集》)“处置”军校共产党人。李济深认为“黄埔军校是共产党的大本营”，害怕军校共产党影响大，左派力量占优势，不敢轻易下手。方鼎英认为，
“军校政治部诚然被共产党把持，根深蒂固”，熊雄是“公开的共党分子”，“稍一不慎，难免不演成流血惨剧”，特别是逮捕熊雄，“深恐赶狗逼墙”，“难保不打草惊蛇，暴动起来，激起大变”。于是向李济深提出“采取特殊的和缓的手法”即“釜底抽薪的策略”。“熟商”结束时已是15日凌晨，市内“枪声四起，交通断绝”，方鼎英从“广州不能回黄埔”，便去入伍生部，“下令驻省之入伍生团营执行逮捕”200余人，至“15日天明7时”，方鼎英回校“与校内负责长官再三商量”。是日深夜，方鼎英找熊雄谈话，熊雄斥责蒋介石叛变革命是不共戴天之仇，表示要将一腔热血洒在黄埔岛上，与黄埔共始终。方鼎英害怕熊雄的行为会引起师生的反响，乃劝他“出国留学”，并派“校长汽艇”送他去香港。熊雄提出要光明磊落离开黄埔，行前与师生讲一次话。方鼎英召集师生于本部礼堂，熊雄勉励师生恪守孙中山遗嘱，将国民革命进行到底。到会师生列队将熊雄送至码头登上汽艇。
熊雄所乘汽艇，驶至珠江江心，即以机件失灵为由，停下检修，监视黄埔的中山舰将熊雄秘密逮捕，五月初转至南石头监狱，李济深、方鼎英导演了“放捉熊”的一幕。
熊雄一到南石头监狱，争分夺秒地继续为革命工作。最早被押解到南石头监狱的是黄埔入伍生，他们对自己年纪轻轻参加革命还没有同帝国主义、军阀走狗搏斗，就将要无声无息地这样死去，深感惋惜、不安，甚至流露出恐怖情绪。熊雄同第六期入伍生宋时轮谈话了解到这些思想情绪后，便同他们交谈，告诉他们干革命总会有牺牲，团结起来争取出狱，革命最终必定胜利等道理。并说，这次事变不是一时的风波，而是中国革命的转折关头，大家要做好长期斗争的打算，要组织起来，团结群众，实现“监狱是革命者的学校”，学会与敌人作斗争。如果我能够出去，定当向党报告，给与你们指示，否则，定要千方百计，寻求与狱外党的联系。
熊雄又说，现在已被国民党捉到手，我是迟早要被他们处死的。我除感觉到对党做的事太少以外，我对自己毫不可惜，更不可怕。因为我们所做的事业是正当的，是为劳动阶级谋利益的。熊雄虽死，将会有千百万个更好的熊雄继续革命事业，革命事业将来一定要胜利，一定会成功的。你们大家自始至终都要坚持这个正义的事业，才是惟一的光明大道。
熊雄这种对党忠诚、临危不惧的大无畏精神，为同监狱难友做出了榜样；这种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鼓舞了难友们的信心和斗志。1927年5月17日，熊雄遭到国民党广东反动当局秘密杀害，沉尸珠江白鹅潭中，走完了他“半武人半学生”的一生，时年仅36岁。
1928年，南石头狱中难友们在共产党员的领导下，同狱方开展了数次的静坐绝食斗争，与狱外的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在狱中组成了中国共产党的特别支部，领导难友们争取改善政治犯的待遇而坚持不懈的斗争。
1988年4月，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出版的《南石头监狱的斗争》一书这样写道：
熊雄在英勇牺牲之前，给我们留下了“组织起来，团结群众，巧妙斗争，迎接光明”的教导，点燃了狱中斗争的火把。熊雄虽然已牺牲多年了，但难友们一直在怀念他。他点燃的铁窗烈火一直在燃烧，尽管敌人如何残酷，仍然无法扑灭熊雄烈士点燃的铁窗烈火。
熊雄，江西宜丰芳塘人氏，1910年初在省城南昌报考清末新军学生军时，他还是一名南京优级师范学堂的学生。他心怀梦想，投笔从戎，参加新军，挽救行将崩溃的清王朝。九个月后，辛亥革命的熊熊火焰，将他引向了民主革命的道路。16年的革命历程，使他成为1924--1927年中国大革命中著名的黄埔军校政治部最后一任主任。
熊雄原名熊祖福，字罴士、披素、介荪、壮飞，号铁血书生。生于公元1892年，即清光绪壬辰年。父亲为清末举人，生有七子四女。熊雄在七兄弟中排行第四。祖父务农，伯祖父经商。父亲系“一子双祧”，家设“培兰书室”，延请塾师，教诸儿孙读书习武。
熊雄少有大志，勤奋好学。在家塾中读四书五经时，尤喜中国历代英雄忠贞之士，抄录田横、项羽、刘邦、祖逖、杜甫、刘基、石达开和颜杲卿、许远、文天祥、秋瑾等人的诗词百余首，编成为《古今诗录》，磨砺志向。在一尺长竹板上，刻下唐朝王昌龄“一片冰心在玉壶”的名句，坦陈抱负。同时，他练就了一身武术，能一跃而过连成一排的四张八仙桌。他曾要二哥、三哥放走潜入卧室拿了他身上的盖被的小偷。
1907年春，熊雄和比他年长10岁的大哥一同考取新设的瑞州府中学堂。1910年春，他独往江苏南京升学，考入南京优级师范学堂。目睹国际帝国主义野蛮侵略和清王朝的丧权辱国，他弃学投军，于1911年春成为江西新军学生军中的一名学员。
1911年10月，湖北省城武昌爆发了推翻清王朝的革命起义，取得成功。各省革命者纷纷响应。当月下旬，江西新军与陆军小学、武备学堂、测绘学堂中一批富有革命思想的青年也宣布起义，从顺化门越过城墙进入南昌城内，攻占了抚台衙门，南昌得到光复。
清王朝封建专制统治宣告结束，新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诞生。从此，熊雄和其他志同道合的青年即以满腔热情追随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事业。不久，李烈钧被任命为江西都督，对驻省的军事单位进行了整编，学生军改编为学兵团，熊雄成为学兵团领导者之一。
北洋军阀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果实后，孙中山发动了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于1913年7月在上海召集南方诸省都督和主要干部举行会议，商讨以武力讨伐袁世凯。不久，李烈钧任江西讨袁军总司令，通电讨袁。皖、苏、粤、闽、湘、川六省相继响应。熊雄所在的学兵团积极投入了湖口讨袁起义的疆场。熊雄当时欣赏德国俾士麦的铁血政策，自号铁血书生，表白他崇尚武力维护共和政体。他以铁血书生之名号，抄录了当时流行的《从军乐》、《击军歌》、《祈战死》等歌曲，在讨袁军队中广泛传唱，以坚定军心，鼓励士气，焕发斗志。他的这一行动，赢得了大家的称赞。
江西讨袁军任命林虎、方声涛为左右翼军司令。左翼军提前在九江沙河发动攻击，初战告捷，迫敌撤退。右翼军未能及时配合，丧失战机。在强敌偷袭得逞的压力下，讨袁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终因敌我力量悬殊，被迫节节退守撤至南昌。湖口起义仅仅坚持一个多月。熊雄等起义战士随李烈钧、林虎、方声涛等辗转亡命日本。在东京，熊雄得以认识孙中山，他的革命行为受到孙中山的钦佩。
气焰正炽的袁世凯，于是年10月下令解散国民党，撤销国民党籍国会议员的资格，通缉“二次革命”参加者及所有护法人员，并与日本政府相勾结，监视所有亡命日本的革命者。熊雄于是将原名熊祖福改名为熊雄，以字(罴士、披素)行。是年冬进入孙中山在东京创办的浩然军事学校学习，在校名为熊罴士。
1916年，熊雄回国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护国护法运动，先在李烈钧护国滇军中工作，后在程潜护国湘军中工作，转战粤湘一带，是一位年轻有为的校级军官。
经年的国内混战，民不聊生。在俄国十月革命和北京五四运动的相继激荡下，熊雄辞去护国湘军总司令部上校参谋职务，再次走出国门留学，“为赴法勤工俭学之先锋”，接触各种社会主义思潮，企图找到救国救民之路。他说，“社会革命呼声日高”，“农工实为中坚”，乡邑“尽可创设农会，兼办教育”，“劝导注意林业”，“传授植树方法”；“人人须谋自给”，“诸妇亦须谋自给”。同时又说，在法国，“处处都能够发现资本主义的罪恶，和劳动者的痛苦”。认定中国的出路应该是“社会革命”，“俄罗斯十月革命成功，也是一个大证据”。因而时时考虑“游俄”，亲睹社会主义革命成果。在转学柏林不到一个月内，他参加了共产党，在马克思的故乡学习马克思主义，“故成绩斐然，深得马克思主义理论之精髓与奥妙”。1923年3月，又到列宁的故乡，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及红军建设的经验。在东大学习两年后，转入红军学院学习，更是“如鱼得水”，可以对照他在东京浩然军校两年课目训练和粤湘两省护国护法三载实战之经历，自有更多的体验。
熊雄在16年的革命旅途中，曾经游学日本、法兰西、德意志和苏俄四个国家，共达8年之多，阅历非凡，学识丰富。他生长在中国封建社会，古文、武术均有扎实的基础。清末参加新军学生军后，受到了辛亥革命的民主洗礼。在讨伐袁世凯时，受到德国俾士麦首相以铁和血统一国家的政策的影响；亡命东京时，受过相当日本士官学校的军校教育；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受到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和工读主义思想的影响；转学德国后，“即拟专心研究森林学”。经过多年的学习比较和多次选择，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唯一真理，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必然规律。像中国这样的次殖民地国家，需要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他志愿加入共产党，就是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改造中国社会。这是他人生观世界观质的飞跃，也是他十多年来从事民主革命事业的一次大突破。归根结底，是他励志报国锲而不舍的结果。
1925年9月熊雄回到上海，被中共中央分配到广东工作，当月到黄埔军校任政治教官。不久参加二次东征，协助东征军总指挥政治部、一军政治部少将主任周恩来，筹组东征军政治工作，工作内容较第一次东征有了新的发展。临出发时，熊雄又被委任为归东征军总指挥指挥的宪兵营党代表，任务是“在于维持全军的军纪风纪及地方治安与临时特别任务”(蒋介石语)。熊雄参加惠州战役后，以“铁血余生”笔名在《中国军人》发表《惠州战役日记》，记录了出征11日维持治安、警戒巡视、行军驻扎、军民关系、宣传教育、参与战斗、战后巡视、管教俘虏、呈报战况等情况。战后，他和政治部组织科长巡视市区状况，认为陈炯明叛军惠州守军的防守工事“较诸十二年前(湖口起义)尤为完备”。在二次东征中的总指挥及各路指挥员均没有 湖口起义的这一经历。
“我自东征归来，(1926年)1月6日即奉命为本校政治部主任”。1926年2月，熊雄奉命为军校改组筹备委员七人之一。3月，军校改组为国民革命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乃有军政学校组织大纲及全部法规(包括政治部服务细则、政治教育大纲、政治教育计划等)等的建设。1927年3月，熊雄在《我对于本校“三一”纪念的希望》中说：“尤其是在改组后，本校由单纯的军事学校而变成政治军事并重的革命党员制造所。”指明了军校实施政治军事并重的教育方针始自改组后。1927年元旦，熊雄在《一年来本校之政治工作》中说：“(过去)在学生中，为客观条件所限，尚无系统的政治教育，只有零碎的政治讨论会”，“本校改组后，教育方针的总原则，就是：‘军事与政治打成一片’。政治部依据这个原则，故对学生官长兵夫，乃有贯彻全部的政治教育计划。在学生方面，因兵科不同，而决定实施军事与政治教育的进度，例如：步炮工各科，则以十分之七为学军事的时间，余为学政治的时间，政治科则反是；经理科亦可类推。本部组织亦随本校改组，略有变更，主任副主任及秘书之下，分设总务宣传党务三科，下设七个股及四五个股级单位。全部职员已达七十余人。聘定专任政治教官和临时政治教官各十余人。”“有《黄埔日刊》由六千份增至二万六千份之多……综计八个月内，共出刊物已达千万份以上。发行地点已有三四千处，几乎普遍全中国各省和东西洋各大埠。”特设政治科，学生占第四期的五分之一。对学生进行系统的政治教育，政治课多达26门。乃有一系列政治教育及政治工作制度的建立及其臻于完善。而这只有在广东统一、北伐进军、经费充裕、人才荟萃情况下才有可能实现。
1926年“3·20”中山舰事件后，中共广东区委在军校设立中共党团，由熊雄任书记，统一负责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指导工作。黄埔支部改为黄埔特别支部，专司党的组织工作，区委向军校派驻特派员协助工作。这在新形势下，强化了区委对军校指导与支持的力量。同时，军校规定政治部对军校国民党特别党部的指导关系。熊雄当选两届军校特别党部监察委员，使军校国民党特别党部始终保持在左派手中，对贯彻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支援北伐胜利进军、推进国民革命运动，起到了组织上的保证作用。
1927年3月，蒋介石到上海后，与中外反动势力相勾结，从革命内部破坏革命，广东李济深露骨地配合，斗争正在升级。中共广东区委根据中央指示召开紧急会议，设置秘密机关，采取应变措施。熊雄遵照党的指示，坚守工作岗位，保持革命警惕，以大无畏精神坚持斗争，号召军校师生掌握革命方向，布置部分党团员和左派分子转移，保存革命力量。
在阴霾四布的广东，黄埔军校国民党特别党部于4月3日举行了全体党员大会。“一万五千武装党员一致提出拥护中央四大方案和改选反革命的广东伪省党部的议案”，“反革命的新军阀李济深等于此时遂含恨入骨”。到会还有工、农、学、青、妇、驻军、省市党部代表等五千余人，熊雄代表大会主席团致答词。他说，“今天各阶级各团体代表讲出了他们的痛苦，解除他们的痛苦是我们革命的责任。在革命发展而腐化的反革命空气正浓时，只有今天大会才能排除右倾的危险，国民革命成功不成功，就在于我们努力不努力，同志们!努力吧!”会后，举行了广州工农群众起来保卫革命胜利果实的游行示威。
4月8日，熊雄如约邀请广州中山大学教授鲁迅来校演讲《革命时代的文学》。
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在南京另组国民政府，发出了“第一号通缉令”，公布了陈独秀、毛泽东、熊雄等193人“被通缉”名单。
4月14日下午6时，李济深策划广东的“清党”，决定15日2时广州全市戒严，发动政变，派出军舰监视黄埔海面。当晚，李济深与黄埔军校代校长兼教育长方鼎英“熟商”(本段带“引号”的词句，均出自1927年《方教育长言论集》)“处置”军校共产党人。李济深认为“黄埔军校是共产党的大本营”，害怕军校共产党影响大，左派力量占优势，不敢轻易下手。方鼎英认为，
“军校政治部诚然被共产党把持，根深蒂固”，熊雄是“公开的共党分子”，“稍一不慎，难免不演成流血惨剧”，特别是逮捕熊雄，“深恐赶狗逼墙”，“难保不打草惊蛇，暴动起来，激起大变”。于是向李济深提出“采取特殊的和缓的手法”即“釜底抽薪的策略”。“熟商”结束时已是15日凌晨，市内“枪声四起，交通断绝”，方鼎英从“广州不能回黄埔”，便去入伍生部，“下令驻省之入伍生团营执行逮捕”200余人，至“15日天明7时”，方鼎英回校“与校内负责长官再三商量”。是日深夜，方鼎英找熊雄谈话，熊雄斥责蒋介石叛变革命是不共戴天之仇，表示要将一腔热血洒在黄埔岛上，与黄埔共始终。方鼎英害怕熊雄的行为会引起师生的反响，乃劝他“出国留学”，并派“校长汽艇”送他去香港。熊雄提出要光明磊落离开黄埔，行前与师生讲一次话。方鼎英召集师生于本部礼堂，熊雄勉励师生恪守孙中山遗嘱，将国民革命进行到底。到会师生列队将熊雄送至码头登上汽艇。
熊雄所乘汽艇，驶至珠江江心，即以机件失灵为由，停下检修，监视黄埔的中山舰将熊雄秘密逮捕，五月初转至南石头监狱，李济深、方鼎英导演了“放捉熊”的一幕。
熊雄一到南石头监狱，争分夺秒地继续为革命工作。最早被押解到南石头监狱的是黄埔入伍生，他们对自己年纪轻轻参加革命还没有同帝国主义、军阀走狗搏斗，就将要无声无息地这样死去，深感惋惜、不安，甚至流露出恐怖情绪。熊雄同第六期入伍生宋时轮谈话了解到这些思想情绪后，便同他们交谈，告诉他们干革命总会有牺牲，团结起来争取出狱，革命最终必定胜利等道理。并说，这次事变不是一时的风波，而是中国革命的转折关头，大家要做好长期斗争的打算，要组织起来，团结群众，实现“监狱是革命者的学校”，学会与敌人作斗争。如果我能够出去，定当向党报告，给与你们指示，否则，定要千方百计，寻求与狱外党的联系。
熊雄又说，现在已被国民党捉到手，我是迟早要被他们处死的。我除感觉到对党做的事太少以外，我对自己毫不可惜，更不可怕。因为我们所做的事业是正当的，是为劳动阶级谋利益的。熊雄虽死，将会有千百万个更好的熊雄继续革命事业，革命事业将来一定要胜利，一定会成功的。你们大家自始至终都要坚持这个正义的事业，才是惟一的光明大道。
熊雄这种对党忠诚、临危不惧的大无畏精神，为同监狱难友做出了榜样；这种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鼓舞了难友们的信心和斗志。1927年5月17日，熊雄遭到国民党广东反动当局秘密杀害，沉尸珠江白鹅潭中，走完了他“半武人半学生”的一生，时年仅36岁。
1928年，南石头狱中难友们在共产党员的领导下，同狱方开展了数次的静坐绝食斗争，与狱外的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在狱中组成了中国共产党的特别支部，领导难友们争取改善政治犯的待遇而坚持不懈的斗争。
1988年4月，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出版的《南石头监狱的斗争》一书这样写道：
熊雄在英勇牺牲之前，给我们留下了“组织起来，团结群众，巧妙斗争，迎接光明”的教导，点燃了狱中斗争的火把。熊雄虽然已牺牲多年了，但难友们一直在怀念他。他点燃的铁窗烈火一直在燃烧，尽管敌人如何残酷，仍然无法扑灭熊雄烈士点燃的铁窗烈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