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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苗族作家向本贵是近年来崛起的一位新现实主义作家与乡土小说作家，先后推出了《苍山如海》、《遍地黄金》、《盘龙埠》、《乡村档案》、《凤凰台》、《非常日子》等多部以农民生活或乡村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成为文学创作的一个热点并在全国产生较大反响——其中《苍山如海》及其由此改编的电视连续剧分别荣获中宣部第七届、第八届“五个一工程奖”以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
向本贵的小说创作是与中国农民的生存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向本贵出身于苗族农民家庭，长期担任农村基层干部，对农民父老兄弟怀有天然的阶级感情。而中国农民在中国社会中所处的弱势地位、他们所处的现实生存处境、所承受的生活苦难又引起了他无限忧思与同情。于是，“思想农民”或为中国农民代言成为向本贵为自己所设定的文学旗帜，“书写农民的苦难，书写农民的企盼，书写农民的所思、所想、所求，书写农民的愚昧和落后，书写几千年来束缚着农民的难以解脱的桎梏”，或者“关注农民的命运，关注农民的未来”、“关爱农民的生存状况，给农民以大悲悯、大同情、大关怀”，①成为他小说创作自觉而执着的追求。对他来说，小说写作的迫切意义与最大现实价值不在于抒发个人的一己情感得失，也不在于进行漫无边际的人生形而上玄思等等，而是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高扬时代主旋律，书写当下社会中国最大的社会弱势群体——中国农民的生存状态与生活出路，为中国农民提供温情的现实文化关怀。他的小说的基本主题正是从这些方面伸发开来，并显示出深刻、凝重与丰厚，表现出强烈的时代感。
一、农民生存命运的关怀
中国农民自古以来处在社会的最底层，苦难深重。对向本贵来说，中国农民的弱势生存地位使他产生了强烈的同情，而且成为他进行文学活动的触发点或酵母。而关注中国农民生存命运是贯穿在他乡村小说中的一条主题红线。
向本贵坚持思农民之所思，想农民之所想。运用或借助自己的小说，他表达出中国农民的基本生存愿望，写出了中国农民的日常生活追求与期盼。通过自己几十年的观察与思考，向本贵发现，由于生存背景的恶劣、经济水平的低下以及生产技术的落后等等，中国农民几千年来的生存愿望其实是异常的简单，就是过上温饱生活，过上和平的好日子，甚至就是有饭吃，有衣穿，有房子住，就是告别几千年来挨饿受冻的苦日子，就是在遭遇各种自然灾害或社会灾难的条件下能够躲避饥荒与战乱，拥有一份活下去的权利。他们所追求的是最基本的生存权利，除外便没有过多的奢想。为了达到这样的生存目的，他们充满对土地的渴望与敬畏，希望风调雨顺，企求上天的馈赠；他们愿意在土地上洒下辛勤的汗水与付出所有的生存智慧；他们同时也希望有一个好的社会环境，好的制度与好的政府。对《凤凰台》中的农民田大榜来说，他祖祖辈辈的生存愿望就是拥有一份属于自己的土地，通过自己在土地上的勤奋劳作实现生活的富裕，“勤俭为本，创家立业”因此成为代代承传的“家规”，勤俭持业由此也成为田大榜终生所遵循的信条。而在20世纪50-70年代的特殊生存背景下，田大榜一辈子的生存愿望就是“把日子过好，天天吃鱼吃肉吃白米饭”。这种生存的意愿甚至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初衷：实现天下均富。对《乡村档案》中苦藤河乡的广大农民来说，他们的生存愿望则是在苦藤河上修一座能过汽车的大桥，改变几千来交通严重闭塞的落后局面，从而打通通往富裕生活的道路，同时告别缺钱少用的贫困生活。为此他们甘愿砸锅卖铁集资修桥，承受生活的巨大压力，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使他们产生出对农村改革的强烈呼唤。对《苍山如海》中的宁阳县生活在20世纪90年代的15万库区农民移民来说，他们一方面支援国家建设，搬离多少代人曾经生存的家园，迁往生存条件更加艰苦的山顶或高地，一方面则是在时间紧迫、国家下拨经费有限、自身经济能力极其脆弱的条件下，重建家园，艰难创业。他们的生存愿望就是在新的住地修建起能够遮风挡雨的简陋住房，恢复生产，依靠自主精神解决衣食之忧，逐渐迈进富裕的未来。为了国家利益的大局，他们甘愿作出巨大的牺牲。
在表达中国农民生存愿望的同时，向本贵在小说中更是以现实主义的客观态度描述了中国农民的现实生存处境，书写了中国农民作为社会弱势群体的基本生存状态，特别是以忧心的笔墨展示了中国农民依然存在的贫病交加的生存现状。向本贵注意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新的土地分配制度带来了中国农民生存状态一定程度的改观，但由于历史曲折，中国农民在这一历史时期饱尝了历史的辛酸；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农村的改革开放政策，特别是联产承包责任制一度给中国农村注入了新的活力，大多数农民过上了温饱生活。然而，由于人口众多、经济基础薄弱等多种原因，中国农民特别是中国西部农民当下的生存处境仍然十分严峻：经济贫困而社会负担过重，两极分化拉大……处于社会弱势地位，形势不容乐观。《乡村档案》中所描述的苦藤河乡农民，尽管步入了改革开放年代，但却因为主客观各方面原因，不仅有许多“没吃没穿没住的困难人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有不少“农民病得九死一生，却没有钱请医生住医院”，而且承担着基层各种违背中央政策的集资款项，特别是受到腐败的乡村干部的欺压与伤害，乃至无法正常地生存下去，不得不以集体的形式去找乡政府“论理”。至于赵福林那样的农民，更是生活在“一家五口人住在一间破烂的木屋里”、用“破蓑衣”当被子、靠红薯当饭吃的极端贫困状态里，基本的温饱问题都无法解决。更有甚者，邓美玉、张朵等许多无辜的农村姑娘，因为经济所迫，沦为少数腐败分子任意凌辱的“玩偶”，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与伤害。苦藤河乡农民经济、生活状况的改善，不仅有赖于落后交通条件的改善，而且有赖于党和政府减负、反腐败等农村政策的施行。《苍山如海》中的宁阳15万农民移民，由于原有经济水平低下，经受了搬迁的巨大生活困难，他们的生活也大都还在温饱线上挣扎，短时期内也无法步入富裕生活的轨道，艰苦创业仍然是他们的头等大事。相对过上有吃有穿好日子的生存愿望，相当多的中国农民还有很长的路程要走，他们的现实生存处境仍显得尴尬与无奈。
向本贵指出：“‘执政为民’、‘以人为本’是我们党和政府工作的宗旨，也是我们党和政府之所以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拥戴的根本所在，即便是在过去的困难时期，甚至在文革的动乱时期，广大的农民群众都没有对党和政府生出支援和怀疑。但我们不能因此就掩盖了中国农民几十年来所经受的难以言说的大苦大难，否则的话，是对历史的极端不负责任，也是对历史的严重歪曲和亵渎。”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作家，向本贵无法忽略或回避中国农民的历史苦难，他由此特别强调：“书写苦难，抚慰农民心灵的伤痛，才是一个有责任的现实主义作家应该负有的职责和良心”②。于是，向本贵在小说中以悲悯的情怀记录了中国农民几十年来所遭受的深重历史苦难，展示了他们在政治风雨中所经历的曲折历史岁月。对《凤凰台》中所描述的湘西南山区农村凤凰台农民来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阶级斗争扩大化、“文化大革命”等错误政治运动或政策失误给他们带来了深重的历史灾难，留下了难以抚平的心灵伤痛。几乎全部的凤凰台人，无论是支部书记刘宝山、生产副社长周连生等社队干部，还是丁保平、伍爱年、伍春年等普通社员，都长期生活在饥寒交迫之中，一直为粮食问题所困绕；一直生活在极左路线的高压之下，无法过上平静舒心的日子。田大榜、田中杰、田玉凤、韦香莲等地主分子，则失去了基本的生存权利，遭受到“跪瓷瓦片”、“猴儿抱柱”、“燕儿扑水”、“吊半边猪”等非人的批斗、残忍的体罚与人格侮辱，被折磨得九死一生。田玉凤、韦香莲、伍春年、丁如兰等女性，则无法逃脱贾大合、孙少辉等基层败类的色欲魔爪，有的过着生不如死的灾难日子。而韦香莲、吴石生、丁如兰等许多普通农民群众，更是被饥饿、被残酷的政治斗争夺去了生命，成为极左路线的牺牲品。历史的曲折不仅粉碎了中国农民的基本生存愿望，而且还几乎将他们推进了社会灾难的深渊，留下了惨痛的历史教训。
二、农村历史障碍的剖析
中国农民的生存愿望仅仅是吃饱肚子，但实现这一愿望却是那么艰难，乃至用去了几十年的时间，在这几十年里中国农民饱尝了岁月的艰辛。而在中国西部贫困山区，中国农民缺吃少用的生存状态在几十年后依然没有得到根本改观，基本生存愿望依然没有实现，他们盼望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劳动致富，然而却又是那样的举步维艰，困难重重，以至成为令人忧心的现实。中国农民历史前进的障碍又在哪里呢？痛心之余，向本贵在自己的小说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刻的追问，用理智也用情感拷问着历史和现实，总结历史教训，同时也大胆地揭露农村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并期盼着中国农民生存现状的早日明显好转。
就总结历史教训而言，向本贵小说深刻地反思了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中国农民的曲折历史岁月，追溯了中国农民在那些血与泪的岁月里留下的惨痛历史记忆。向本贵《凤凰台》的重要主题之一便是重新审视合作化运动、大跃进等政治运动与中国农民生存命运之间的关系，从而展示中国农民在几十年历史曲折岁月中令人心酸的生存状态。土地改革四年以后，湘南山村凤凰台村的农民在复员军人、社长兼支部书记刘宝山的带领下走上了农业合作化道路。与全国其他地方一样，合作化所预设的目标，是让农民“人人都过上有饭吃有衣穿，幸福美好的日子”。然而随后盲目进行的大跃进、违背科学的生产放卫星、建土高炉炼钢、大食堂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公社化运动、阶级斗争扩大化，加之贾大合、孙少辉等流氓干部对极左路线的推波助澜等等，却使凤凰台农民距离过上好日子的生活目标越来越远，乃至与之背道而驰，不但没有如期地吃上饱饭，反而却陷入饥饿、死亡等一系列社会灾难之中。而再后出现的文化大革命、农村的武斗又给凤凰台农民带来新一轮历史灾难。革命战争年代，田大榜等凤凰台人盼望过上新的生活，曾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给予热情支持，对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寄予厚望。然而，由于复杂的国内国际以及个人原因，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虽然也曾探索农业合作化等道路以改变农民的生存命运，但却犯下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政治路线错误，出现了工作指导方针的重大决策失误，这无疑成为了中国农民几十年未能告别贫穷、过上幸福生活的主要根源。凤凰台农民几十年未能告别贫穷与饥饿，固然与贾大合、孙少辉等人的胡作非为有着直接的关联，但国家在这一时期的政策失误无疑是主要原因。贾大合、孙少辉等，毕竟只是极左路线在基层的执行者。深刻的历史教训说明，党的正确的富民政策才是中国农民过上温饱生活与幸福生活的根本保证。
就大胆揭露农村改革的突出社会矛盾而言，向本贵乡村小说主要着力揭露了基层干部现象对农村改革与农民致富所造成的巨大历史阻力。当中国农民进入到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后，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给他们的脱贫致富带来了巨大的希望。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等一系列改革措施的施行，给中国大部分农民带来了实惠，解决了他们吃粮这一几千年来没有解决的问题。然而，在中国西部贫困地区，中国农民吃上饱饭、过上有吃有穿的好日子的生活梦想仍然较为遥远，他们正承受着改革的巨大阵痛。身处西部地区的向本贵发现，中国西部农民之所以还处在这样的生活境遇中，一个直接的原因便是部分农村干部的蜕变与腐化；而少数干部的腐败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又在于在拜金主义思潮影响下人生价值观念的畸变。在《苍山如海》中，白沙乡副乡长丁守成与县工业局长伍生久、县工业局干部王吉能等人的以权谋私、生活作风腐化，特别是挪用、占用与挥霍移民的救命钱——移民款，给宁阳县库区十几万农民群众的基本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危害。而因为突出个人政绩与仕途升迁，县长肖作仁、常务副县长金昌文强行动用三千万元的巨额移民款创建县造纸厂，也在相当程度上直接影响了全县十几万农民移民的安置家园与脱贫致富。《乡村档案》更是着力揭露了农村基层干部腐败变质行为的肆虐及其给苦藤河乡农民造成的灾难性危害。苦藤河乡农民盼着早日致富，省吃俭用自愿集资修建大桥。然而他们一次又一次集资的血汗钱却被乡长顾家好、乡企业干部顾家富兄弟以及副县长丁安仁用来炒地皮，肆意挥霍，为私人谋利，乃至化为乌有。而顾家好兄弟在丁安仁权力伞保护下任意摊派的各种非法负担，特别是顾家富纠集宁占才、匡兴义等流氓无赖的横行霸道与肆意鱼肉百姓，丁安仁的生活作风腐化及其造成的严重后果，不但将干部与农民置于敌对的地位，而且让全乡农民几近倾家荡产或家破人亡，弄得民怨沸腾或怨声载道。正因为如此，当新任乡党委书记李冬明再次组织集资建桥时，终于引发了全乡多年积压的干群矛盾特别是广大农民心头的怨恨，以至于出现了全乡农民集体抵制上交建桥集资款、冲击乡政府的重大事件。而在为人正直的李冬明身上，也存在单纯为个人树政绩的思想。他之所以组织修桥，固然是真心为了全乡农民致富着想，但同时也是为了早日调回县城，得到上级的提拔。也正因为如此，他的工作思路存在一定程度的与现实脱节，他的工作态度有时候也显得相当简单粗暴。在向本贵看来，诸如此类的农村问题与矛盾，特别是农村干部的腐败行为以及目前农村工作中存在的管理体制漏洞，成为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农民脱贫致富的主要历史障碍。
在自己的乡土叙事中，向本贵还坚持运用理性的眼光，从农民自身因素方面考察了农村历史发展的障碍，特别是冷峻地剖析了在农民身上存在的根深蒂固的民族劣根性。在向本贵看来，中国农民自身素质问题不仅影响到他们脱贫致富，而且关涉着他们思想与精神追求的提高，而提高中国农民自身素质却是一个长远而艰苦的历史任务。《凤凰台》的另一重要主题便是对中国农民自身问题的理性审视。在土改、合作化、大跃进、文革等时期，旧社会讨米出身的贾大合、孙少辉，凭着出身好与懂得政治投机，分别攫取了凤凰台乡村两级的要职：乡党委书记与农业社政治社长，由此成为凤凰台农民的两颗灾星。对好色成性的贾大合来说，翻身得解放只是意味着他个人肉欲或动物性欲望的满足，即能够睡上地主家的女儿，他手中的权力因此也成为他肆意凌辱田玉凤等无数女性、实施阶级报复的工具。对好吃懒做的孙少辉来说，翻身得解放则意味着吃大户，意味着不劳而获，意味着依靠他人来养活自己，意味着为了自己的一张嘴而变态发狂。而无论是贾大合还是孙少辉，他们都背离了中国农民应有的品性，他们的自私、贪婪、天良丧失以及目光短浅等等，典型地体现了中国农民自身的劣根性。这样的人在凤凰台的为政一方，其实际效果是可想而知的。他们人性中的恶劣因子与极左政治路线一起共同组成了历史曲折时期凤凰台人历史灾难的渊薮。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到来之后，在凤凰台新一代人身上也暴露了种种人性的问题。跳出农门、当上副县长的丁保平之子丁有金，将权力仅仅作为谋取私利的工具。田中杰的儿子田勤，不再像爷爷那样珍爱土地与靠正道致富。刘宝山的儿子刘相与周连生的女儿周莹，结婚后走进县城当上了企业家，同时也学会了投靠权力与淡忘、冷漠亲情。这些凤凰台农民的后辈似乎都早已忘记了童年、少年时代的苦难记忆，而掉入金钱与私欲的陷阱里不能自拔。他们虽然不再像上辈人那样挨饿、吃苦了，然而他们的所作所为并不能代表上辈人社会理想的实现，而是反映了“教育和改造中国的农民，根除农民自身的劣根性”③ 的问题，他们自身素质的提高也必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三、农民生活出路的思考
关注中国农民的生存命运，使向本贵更加关心中国农民的生活出路。对向本贵来说，书写中国农民的历史苦难，总结历史教训，思考农村发展的种种历史障碍，都是为了向前看，为了探索中国农民的现实生活出路，把握时代走向。因此，高弘时代主旋律、呼唤改革精神是向本贵乡村小说的另一突出特点。向本贵就此谈到：“所谓主旋律，就是人民大众的主流意识，就是被人民大众所认可，所接受，并为之向往的……作为作家，应该勇敢地承担起历史的责任，通过对时代精神的领悟，对民族命运、前途的考量，用自己的作品来陶治人民的情操，纯化时代的品质，诠释时代的精神，达到团结民众，凝聚人心的目的。”④ 对向本贵来说，弘扬时代主旋律与关注中国农民生存命运是二位一体的。
向本贵的乡村小说热情地讴歌了执政为民、真正为农民办实事、办好事的干部，赞扬了他们真心诚意为人民谋福利的公仆精神与自我牺牲精神。在《苍山如海》中，向本贵借作品人物（章时弘）的口说：当今中国老百姓最需要的干部所具有的品质是：“懂得中国的国情，从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情况出发，兢兢业业，大公无私，为老百姓办好事，办实事，而且要见成效。”在向本贵看来，德才兼备的好干部是联系党、政府与人民群众的桥梁与纽带，同时也是中国农民走上富裕生活道路的领路人。《苍山如海》县委副书记章时弘正是他歌颂的时代英雄人物。章时弘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对农民父老乡亲怀着天然而深厚的感情。他考上大学后，选择农学为专业方向，立志毕业后回乡“改变农村落后的面貌”。他从农技员干起，脚踏实地地为农民服务，30多岁时被提拔为县委副书记，分管全县库区移民工作。在上级下拨移民经费异常紧张、搬迁任务异常艰巨、面临重重困难的条件下，他凭着真心实意为农民办实事、办好事的公仆情怀，依靠群众的自主与艰苦创业精神，争取各方支持，终于出色地完成了全县十五万农民、五万城镇居民的移民搬迁任务，并拉开了移民经济开发的良好序幕。为了移民工作，特别是为了维护全县十五万农民移民的利益，他坚决反对县里某些干部挪用与滥用有限的移民款，一年中有三百多天在农村办公，想方设法与移民一起研讨脱贫致富路子，时时用自己的工资救助农村特困户，个人与家庭为此作出了巨大牺牲。他曾经对他的工作助手吴素娟说：“我是从农村来的，我知道做农民的艰辛，只要有一点办法，我就要为他们做点实事，解决一些困难。”这可以算作他行动的自白与精神的写照。作为人民群众所信赖的好干部，章时弘被提拔为新任县委书记。小说中县委书记李大铁、贾副省长、岩码头区党委抛书记、高崖坡村支书张守地等等，也大都属于章时弘一类的好干部。在章时弘与这批干部身上体现了时代精神，同时寄托了向本贵本人的民本情怀与社会理想。
向本贵的乡村小说还强烈地呼唤着改革精神，呼唤着中国农民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自主、创新精神。向本贵坚持认为，中国农民要过上幸福生活，要改变贫困落后的面貌，最终还取决于自己的艰苦奋斗，取决于他们自己的劳动创造，取决于他们的改革意识与开放精神。他同时从中国农民身上看到了巨大的热情、无穷的智慧与坚韧的品性。《苍山如海》除了张扬章时弘那样的好干部的公仆情怀外，也极力称颂了农民群众为国家分忧、自主创业、勇于改革的精神。三江电站是国家大型建设工程，建成后关系几个省的电力供应，它的建设需要全体宁阳干部群众进行搬迁，作出巨大牺牲。可贵的是，宁阳干部群众以极大的热情与改革的精神支持了国家的这一重大工程建设。章时弘老家白滩村的村民尽管搬迁困难在全县最大，但他们服从国家大局，团结一心，互相支援，自觉将家园从昔日的河谷搬上荒凉而难以找到一块屋基的老岩岗，在岩缝里开荒种地，成为全县最早完成搬迁的村寨。章时弘昔日的农村恋人桂桂不仅克服生病、经济条件差等重重困难，响应上级号召，积极搬迁，支援国家建设，而且发挥自己的一技之长带领乡亲们在集镇上开办了篾器工艺厂。高崖坡村支书张守地积极带领群众清库，被毒蛇咬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平坝村的村民则在搬往新住址后就地取材，因地制宜办起了红砖厂，以及多种农副业，依靠艰苦创业的精神，创造了兴旺发达的生产气象，也在移民搬迁中赢来了新的历史发展契机。城里娘娘巷一直不肯搬迁的王跛子们，最终也撒出了娘娘巷，搬进了新城区的自由贸易区。而中学老教师吴书记、县文物管理所宋所长更是拿出一生的积蓄，为国家的搬迁捐献巨资，用于保护娘娘亭与进士坊等历史文物。《乡村档案》中的苦藤河农民为了改变贫困面貌，不管有多大的困难，他们都坚持集资捐款修建一座通往富裕生活的桥梁……
在思考中国农民的现实出路方面，向本贵的乡村叙事还连接着反腐败的政治主题，连接着对迫切现实问题的思考。向本贵认识到，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体制的推行为中国农村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但由于经济利益的驱动、特别是个人私欲的膨胀，干部以权谋私、生活作风腐化乃至鱼肉百姓等腐败现象也随之蔓延滋生，严重地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也极大地伤害了中国农民的切身利益。对于农村社会存在的腐败现象，特别是对于农村腐败分子鱼肉农民百姓的丑恶行径，向本贵义愤填膺，深恶痛绝，并对党和政府的反腐败举措抱有热切的希望，确信反腐败会给中国农民过上好日子带来新的福祉。他的《乡村档案》与其是一份记录当下乡村生活景观的档案，不如是一篇农村反腐败的檄文。无论是丁安仁、顾家好、顾家富、匡兴义、宁占才以及郑秋菊、吴生平等人的腐败行为，还是李冬明单纯为个人树政绩的举动，都严重地伤害了苦藤河乡全体农民的切身利益与感情，阻碍了他们脱贫致富的历史步伐，影响了苦藤河乡干部与群众的血肉联系，败坏与损害了党和政府在农民群众中的威信与形象，以至酿成农民聚众砸打乡政府的严重事件。在苦藤河乡，反腐败成为最强烈的民间呼声，也成为最为严峻的现实问题。县委书记赵祥生、县纪委书记周明勇等上级领导干部顺应民意，在苦藤河乡高举反腐败的利剑，严肃查处了腐败分子，受到了农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同时也为苦藤河乡农民早日走上脱贫致富之路扫除了主要障碍。对向本贵来说，反腐败是他通过乡村叙事弘扬时代主流文化精神的重要方面，也寄托着他对农村改革与农村发展、农民经济翻身的殷切希望。类似的主题在《苍山如海》等作品中无疑也是十分突出的。
注释
①向本贵：《思想农民》，《理论与创作》2005年第1期。
②夏义生、刘起林：《农民本位的乡土叙事——向本贵访谈录》，《理论与创作》2005年第1期。
③向本贵：《思想农民》，《理论与创作》2005年第1期。
④夏义生、刘起林：《农民本位的乡土叙事——向本贵访谈录》，《理论与创作》2005年第1期。
(作者单位：中南民族大学文学院)
向本贵的小说创作是与中国农民的生存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向本贵出身于苗族农民家庭，长期担任农村基层干部，对农民父老兄弟怀有天然的阶级感情。而中国农民在中国社会中所处的弱势地位、他们所处的现实生存处境、所承受的生活苦难又引起了他无限忧思与同情。于是，“思想农民”或为中国农民代言成为向本贵为自己所设定的文学旗帜，“书写农民的苦难，书写农民的企盼，书写农民的所思、所想、所求，书写农民的愚昧和落后，书写几千年来束缚着农民的难以解脱的桎梏”，或者“关注农民的命运，关注农民的未来”、“关爱农民的生存状况，给农民以大悲悯、大同情、大关怀”，①成为他小说创作自觉而执着的追求。对他来说，小说写作的迫切意义与最大现实价值不在于抒发个人的一己情感得失，也不在于进行漫无边际的人生形而上玄思等等，而是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高扬时代主旋律，书写当下社会中国最大的社会弱势群体——中国农民的生存状态与生活出路，为中国农民提供温情的现实文化关怀。他的小说的基本主题正是从这些方面伸发开来，并显示出深刻、凝重与丰厚，表现出强烈的时代感。
一、农民生存命运的关怀
中国农民自古以来处在社会的最底层，苦难深重。对向本贵来说，中国农民的弱势生存地位使他产生了强烈的同情，而且成为他进行文学活动的触发点或酵母。而关注中国农民生存命运是贯穿在他乡村小说中的一条主题红线。
向本贵坚持思农民之所思，想农民之所想。运用或借助自己的小说，他表达出中国农民的基本生存愿望，写出了中国农民的日常生活追求与期盼。通过自己几十年的观察与思考，向本贵发现，由于生存背景的恶劣、经济水平的低下以及生产技术的落后等等，中国农民几千年来的生存愿望其实是异常的简单，就是过上温饱生活，过上和平的好日子，甚至就是有饭吃，有衣穿，有房子住，就是告别几千年来挨饿受冻的苦日子，就是在遭遇各种自然灾害或社会灾难的条件下能够躲避饥荒与战乱，拥有一份活下去的权利。他们所追求的是最基本的生存权利，除外便没有过多的奢想。为了达到这样的生存目的，他们充满对土地的渴望与敬畏，希望风调雨顺，企求上天的馈赠；他们愿意在土地上洒下辛勤的汗水与付出所有的生存智慧；他们同时也希望有一个好的社会环境，好的制度与好的政府。对《凤凰台》中的农民田大榜来说，他祖祖辈辈的生存愿望就是拥有一份属于自己的土地，通过自己在土地上的勤奋劳作实现生活的富裕，“勤俭为本，创家立业”因此成为代代承传的“家规”，勤俭持业由此也成为田大榜终生所遵循的信条。而在20世纪50-70年代的特殊生存背景下，田大榜一辈子的生存愿望就是“把日子过好，天天吃鱼吃肉吃白米饭”。这种生存的意愿甚至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初衷：实现天下均富。对《乡村档案》中苦藤河乡的广大农民来说，他们的生存愿望则是在苦藤河上修一座能过汽车的大桥，改变几千来交通严重闭塞的落后局面，从而打通通往富裕生活的道路，同时告别缺钱少用的贫困生活。为此他们甘愿砸锅卖铁集资修桥，承受生活的巨大压力，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使他们产生出对农村改革的强烈呼唤。对《苍山如海》中的宁阳县生活在20世纪90年代的15万库区农民移民来说，他们一方面支援国家建设，搬离多少代人曾经生存的家园，迁往生存条件更加艰苦的山顶或高地，一方面则是在时间紧迫、国家下拨经费有限、自身经济能力极其脆弱的条件下，重建家园，艰难创业。他们的生存愿望就是在新的住地修建起能够遮风挡雨的简陋住房，恢复生产，依靠自主精神解决衣食之忧，逐渐迈进富裕的未来。为了国家利益的大局，他们甘愿作出巨大的牺牲。
在表达中国农民生存愿望的同时，向本贵在小说中更是以现实主义的客观态度描述了中国农民的现实生存处境，书写了中国农民作为社会弱势群体的基本生存状态，特别是以忧心的笔墨展示了中国农民依然存在的贫病交加的生存现状。向本贵注意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新的土地分配制度带来了中国农民生存状态一定程度的改观，但由于历史曲折，中国农民在这一历史时期饱尝了历史的辛酸；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农村的改革开放政策，特别是联产承包责任制一度给中国农村注入了新的活力，大多数农民过上了温饱生活。然而，由于人口众多、经济基础薄弱等多种原因，中国农民特别是中国西部农民当下的生存处境仍然十分严峻：经济贫困而社会负担过重，两极分化拉大……处于社会弱势地位，形势不容乐观。《乡村档案》中所描述的苦藤河乡农民，尽管步入了改革开放年代，但却因为主客观各方面原因，不仅有许多“没吃没穿没住的困难人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有不少“农民病得九死一生，却没有钱请医生住医院”，而且承担着基层各种违背中央政策的集资款项，特别是受到腐败的乡村干部的欺压与伤害，乃至无法正常地生存下去，不得不以集体的形式去找乡政府“论理”。至于赵福林那样的农民，更是生活在“一家五口人住在一间破烂的木屋里”、用“破蓑衣”当被子、靠红薯当饭吃的极端贫困状态里，基本的温饱问题都无法解决。更有甚者，邓美玉、张朵等许多无辜的农村姑娘，因为经济所迫，沦为少数腐败分子任意凌辱的“玩偶”，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与伤害。苦藤河乡农民经济、生活状况的改善，不仅有赖于落后交通条件的改善，而且有赖于党和政府减负、反腐败等农村政策的施行。《苍山如海》中的宁阳15万农民移民，由于原有经济水平低下，经受了搬迁的巨大生活困难，他们的生活也大都还在温饱线上挣扎，短时期内也无法步入富裕生活的轨道，艰苦创业仍然是他们的头等大事。相对过上有吃有穿好日子的生存愿望，相当多的中国农民还有很长的路程要走，他们的现实生存处境仍显得尴尬与无奈。
向本贵指出：“‘执政为民’、‘以人为本’是我们党和政府工作的宗旨，也是我们党和政府之所以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拥戴的根本所在，即便是在过去的困难时期，甚至在文革的动乱时期，广大的农民群众都没有对党和政府生出支援和怀疑。但我们不能因此就掩盖了中国农民几十年来所经受的难以言说的大苦大难，否则的话，是对历史的极端不负责任，也是对历史的严重歪曲和亵渎。”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作家，向本贵无法忽略或回避中国农民的历史苦难，他由此特别强调：“书写苦难，抚慰农民心灵的伤痛，才是一个有责任的现实主义作家应该负有的职责和良心”②。于是，向本贵在小说中以悲悯的情怀记录了中国农民几十年来所遭受的深重历史苦难，展示了他们在政治风雨中所经历的曲折历史岁月。对《凤凰台》中所描述的湘西南山区农村凤凰台农民来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阶级斗争扩大化、“文化大革命”等错误政治运动或政策失误给他们带来了深重的历史灾难，留下了难以抚平的心灵伤痛。几乎全部的凤凰台人，无论是支部书记刘宝山、生产副社长周连生等社队干部，还是丁保平、伍爱年、伍春年等普通社员，都长期生活在饥寒交迫之中，一直为粮食问题所困绕；一直生活在极左路线的高压之下，无法过上平静舒心的日子。田大榜、田中杰、田玉凤、韦香莲等地主分子，则失去了基本的生存权利，遭受到“跪瓷瓦片”、“猴儿抱柱”、“燕儿扑水”、“吊半边猪”等非人的批斗、残忍的体罚与人格侮辱，被折磨得九死一生。田玉凤、韦香莲、伍春年、丁如兰等女性，则无法逃脱贾大合、孙少辉等基层败类的色欲魔爪，有的过着生不如死的灾难日子。而韦香莲、吴石生、丁如兰等许多普通农民群众，更是被饥饿、被残酷的政治斗争夺去了生命，成为极左路线的牺牲品。历史的曲折不仅粉碎了中国农民的基本生存愿望，而且还几乎将他们推进了社会灾难的深渊，留下了惨痛的历史教训。
二、农村历史障碍的剖析
中国农民的生存愿望仅仅是吃饱肚子，但实现这一愿望却是那么艰难，乃至用去了几十年的时间，在这几十年里中国农民饱尝了岁月的艰辛。而在中国西部贫困山区，中国农民缺吃少用的生存状态在几十年后依然没有得到根本改观，基本生存愿望依然没有实现，他们盼望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劳动致富，然而却又是那样的举步维艰，困难重重，以至成为令人忧心的现实。中国农民历史前进的障碍又在哪里呢？痛心之余，向本贵在自己的小说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刻的追问，用理智也用情感拷问着历史和现实，总结历史教训，同时也大胆地揭露农村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并期盼着中国农民生存现状的早日明显好转。
就总结历史教训而言，向本贵小说深刻地反思了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中国农民的曲折历史岁月，追溯了中国农民在那些血与泪的岁月里留下的惨痛历史记忆。向本贵《凤凰台》的重要主题之一便是重新审视合作化运动、大跃进等政治运动与中国农民生存命运之间的关系，从而展示中国农民在几十年历史曲折岁月中令人心酸的生存状态。土地改革四年以后，湘南山村凤凰台村的农民在复员军人、社长兼支部书记刘宝山的带领下走上了农业合作化道路。与全国其他地方一样，合作化所预设的目标，是让农民“人人都过上有饭吃有衣穿，幸福美好的日子”。然而随后盲目进行的大跃进、违背科学的生产放卫星、建土高炉炼钢、大食堂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公社化运动、阶级斗争扩大化，加之贾大合、孙少辉等流氓干部对极左路线的推波助澜等等，却使凤凰台农民距离过上好日子的生活目标越来越远，乃至与之背道而驰，不但没有如期地吃上饱饭，反而却陷入饥饿、死亡等一系列社会灾难之中。而再后出现的文化大革命、农村的武斗又给凤凰台农民带来新一轮历史灾难。革命战争年代，田大榜等凤凰台人盼望过上新的生活，曾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给予热情支持，对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寄予厚望。然而，由于复杂的国内国际以及个人原因，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虽然也曾探索农业合作化等道路以改变农民的生存命运，但却犯下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政治路线错误，出现了工作指导方针的重大决策失误，这无疑成为了中国农民几十年未能告别贫穷、过上幸福生活的主要根源。凤凰台农民几十年未能告别贫穷与饥饿，固然与贾大合、孙少辉等人的胡作非为有着直接的关联，但国家在这一时期的政策失误无疑是主要原因。贾大合、孙少辉等，毕竟只是极左路线在基层的执行者。深刻的历史教训说明，党的正确的富民政策才是中国农民过上温饱生活与幸福生活的根本保证。
就大胆揭露农村改革的突出社会矛盾而言，向本贵乡村小说主要着力揭露了基层干部现象对农村改革与农民致富所造成的巨大历史阻力。当中国农民进入到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后，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给他们的脱贫致富带来了巨大的希望。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等一系列改革措施的施行，给中国大部分农民带来了实惠，解决了他们吃粮这一几千年来没有解决的问题。然而，在中国西部贫困地区，中国农民吃上饱饭、过上有吃有穿的好日子的生活梦想仍然较为遥远，他们正承受着改革的巨大阵痛。身处西部地区的向本贵发现，中国西部农民之所以还处在这样的生活境遇中，一个直接的原因便是部分农村干部的蜕变与腐化；而少数干部的腐败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又在于在拜金主义思潮影响下人生价值观念的畸变。在《苍山如海》中，白沙乡副乡长丁守成与县工业局长伍生久、县工业局干部王吉能等人的以权谋私、生活作风腐化，特别是挪用、占用与挥霍移民的救命钱——移民款，给宁阳县库区十几万农民群众的基本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危害。而因为突出个人政绩与仕途升迁，县长肖作仁、常务副县长金昌文强行动用三千万元的巨额移民款创建县造纸厂，也在相当程度上直接影响了全县十几万农民移民的安置家园与脱贫致富。《乡村档案》更是着力揭露了农村基层干部腐败变质行为的肆虐及其给苦藤河乡农民造成的灾难性危害。苦藤河乡农民盼着早日致富，省吃俭用自愿集资修建大桥。然而他们一次又一次集资的血汗钱却被乡长顾家好、乡企业干部顾家富兄弟以及副县长丁安仁用来炒地皮，肆意挥霍，为私人谋利，乃至化为乌有。而顾家好兄弟在丁安仁权力伞保护下任意摊派的各种非法负担，特别是顾家富纠集宁占才、匡兴义等流氓无赖的横行霸道与肆意鱼肉百姓，丁安仁的生活作风腐化及其造成的严重后果，不但将干部与农民置于敌对的地位，而且让全乡农民几近倾家荡产或家破人亡，弄得民怨沸腾或怨声载道。正因为如此，当新任乡党委书记李冬明再次组织集资建桥时，终于引发了全乡多年积压的干群矛盾特别是广大农民心头的怨恨，以至于出现了全乡农民集体抵制上交建桥集资款、冲击乡政府的重大事件。而在为人正直的李冬明身上，也存在单纯为个人树政绩的思想。他之所以组织修桥，固然是真心为了全乡农民致富着想，但同时也是为了早日调回县城，得到上级的提拔。也正因为如此，他的工作思路存在一定程度的与现实脱节，他的工作态度有时候也显得相当简单粗暴。在向本贵看来，诸如此类的农村问题与矛盾，特别是农村干部的腐败行为以及目前农村工作中存在的管理体制漏洞，成为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农民脱贫致富的主要历史障碍。
在自己的乡土叙事中，向本贵还坚持运用理性的眼光，从农民自身因素方面考察了农村历史发展的障碍，特别是冷峻地剖析了在农民身上存在的根深蒂固的民族劣根性。在向本贵看来，中国农民自身素质问题不仅影响到他们脱贫致富，而且关涉着他们思想与精神追求的提高，而提高中国农民自身素质却是一个长远而艰苦的历史任务。《凤凰台》的另一重要主题便是对中国农民自身问题的理性审视。在土改、合作化、大跃进、文革等时期，旧社会讨米出身的贾大合、孙少辉，凭着出身好与懂得政治投机，分别攫取了凤凰台乡村两级的要职：乡党委书记与农业社政治社长，由此成为凤凰台农民的两颗灾星。对好色成性的贾大合来说，翻身得解放只是意味着他个人肉欲或动物性欲望的满足，即能够睡上地主家的女儿，他手中的权力因此也成为他肆意凌辱田玉凤等无数女性、实施阶级报复的工具。对好吃懒做的孙少辉来说，翻身得解放则意味着吃大户，意味着不劳而获，意味着依靠他人来养活自己，意味着为了自己的一张嘴而变态发狂。而无论是贾大合还是孙少辉，他们都背离了中国农民应有的品性，他们的自私、贪婪、天良丧失以及目光短浅等等，典型地体现了中国农民自身的劣根性。这样的人在凤凰台的为政一方，其实际效果是可想而知的。他们人性中的恶劣因子与极左政治路线一起共同组成了历史曲折时期凤凰台人历史灾难的渊薮。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到来之后，在凤凰台新一代人身上也暴露了种种人性的问题。跳出农门、当上副县长的丁保平之子丁有金，将权力仅仅作为谋取私利的工具。田中杰的儿子田勤，不再像爷爷那样珍爱土地与靠正道致富。刘宝山的儿子刘相与周连生的女儿周莹，结婚后走进县城当上了企业家，同时也学会了投靠权力与淡忘、冷漠亲情。这些凤凰台农民的后辈似乎都早已忘记了童年、少年时代的苦难记忆，而掉入金钱与私欲的陷阱里不能自拔。他们虽然不再像上辈人那样挨饿、吃苦了，然而他们的所作所为并不能代表上辈人社会理想的实现，而是反映了“教育和改造中国的农民，根除农民自身的劣根性”③ 的问题，他们自身素质的提高也必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三、农民生活出路的思考
关注中国农民的生存命运，使向本贵更加关心中国农民的生活出路。对向本贵来说，书写中国农民的历史苦难，总结历史教训，思考农村发展的种种历史障碍，都是为了向前看，为了探索中国农民的现实生活出路，把握时代走向。因此，高弘时代主旋律、呼唤改革精神是向本贵乡村小说的另一突出特点。向本贵就此谈到：“所谓主旋律，就是人民大众的主流意识，就是被人民大众所认可，所接受，并为之向往的……作为作家，应该勇敢地承担起历史的责任，通过对时代精神的领悟，对民族命运、前途的考量，用自己的作品来陶治人民的情操，纯化时代的品质，诠释时代的精神，达到团结民众，凝聚人心的目的。”④ 对向本贵来说，弘扬时代主旋律与关注中国农民生存命运是二位一体的。
向本贵的乡村小说热情地讴歌了执政为民、真正为农民办实事、办好事的干部，赞扬了他们真心诚意为人民谋福利的公仆精神与自我牺牲精神。在《苍山如海》中，向本贵借作品人物（章时弘）的口说：当今中国老百姓最需要的干部所具有的品质是：“懂得中国的国情，从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情况出发，兢兢业业，大公无私，为老百姓办好事，办实事，而且要见成效。”在向本贵看来，德才兼备的好干部是联系党、政府与人民群众的桥梁与纽带，同时也是中国农民走上富裕生活道路的领路人。《苍山如海》县委副书记章时弘正是他歌颂的时代英雄人物。章时弘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对农民父老乡亲怀着天然而深厚的感情。他考上大学后，选择农学为专业方向，立志毕业后回乡“改变农村落后的面貌”。他从农技员干起，脚踏实地地为农民服务，30多岁时被提拔为县委副书记，分管全县库区移民工作。在上级下拨移民经费异常紧张、搬迁任务异常艰巨、面临重重困难的条件下，他凭着真心实意为农民办实事、办好事的公仆情怀，依靠群众的自主与艰苦创业精神，争取各方支持，终于出色地完成了全县十五万农民、五万城镇居民的移民搬迁任务，并拉开了移民经济开发的良好序幕。为了移民工作，特别是为了维护全县十五万农民移民的利益，他坚决反对县里某些干部挪用与滥用有限的移民款，一年中有三百多天在农村办公，想方设法与移民一起研讨脱贫致富路子，时时用自己的工资救助农村特困户，个人与家庭为此作出了巨大牺牲。他曾经对他的工作助手吴素娟说：“我是从农村来的，我知道做农民的艰辛，只要有一点办法，我就要为他们做点实事，解决一些困难。”这可以算作他行动的自白与精神的写照。作为人民群众所信赖的好干部，章时弘被提拔为新任县委书记。小说中县委书记李大铁、贾副省长、岩码头区党委抛书记、高崖坡村支书张守地等等，也大都属于章时弘一类的好干部。在章时弘与这批干部身上体现了时代精神，同时寄托了向本贵本人的民本情怀与社会理想。
向本贵的乡村小说还强烈地呼唤着改革精神，呼唤着中国农民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自主、创新精神。向本贵坚持认为，中国农民要过上幸福生活，要改变贫困落后的面貌，最终还取决于自己的艰苦奋斗，取决于他们自己的劳动创造，取决于他们的改革意识与开放精神。他同时从中国农民身上看到了巨大的热情、无穷的智慧与坚韧的品性。《苍山如海》除了张扬章时弘那样的好干部的公仆情怀外，也极力称颂了农民群众为国家分忧、自主创业、勇于改革的精神。三江电站是国家大型建设工程，建成后关系几个省的电力供应，它的建设需要全体宁阳干部群众进行搬迁，作出巨大牺牲。可贵的是，宁阳干部群众以极大的热情与改革的精神支持了国家的这一重大工程建设。章时弘老家白滩村的村民尽管搬迁困难在全县最大，但他们服从国家大局，团结一心，互相支援，自觉将家园从昔日的河谷搬上荒凉而难以找到一块屋基的老岩岗，在岩缝里开荒种地，成为全县最早完成搬迁的村寨。章时弘昔日的农村恋人桂桂不仅克服生病、经济条件差等重重困难，响应上级号召，积极搬迁，支援国家建设，而且发挥自己的一技之长带领乡亲们在集镇上开办了篾器工艺厂。高崖坡村支书张守地积极带领群众清库，被毒蛇咬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平坝村的村民则在搬往新住址后就地取材，因地制宜办起了红砖厂，以及多种农副业，依靠艰苦创业的精神，创造了兴旺发达的生产气象，也在移民搬迁中赢来了新的历史发展契机。城里娘娘巷一直不肯搬迁的王跛子们，最终也撒出了娘娘巷，搬进了新城区的自由贸易区。而中学老教师吴书记、县文物管理所宋所长更是拿出一生的积蓄，为国家的搬迁捐献巨资，用于保护娘娘亭与进士坊等历史文物。《乡村档案》中的苦藤河农民为了改变贫困面貌，不管有多大的困难，他们都坚持集资捐款修建一座通往富裕生活的桥梁……
在思考中国农民的现实出路方面，向本贵的乡村叙事还连接着反腐败的政治主题，连接着对迫切现实问题的思考。向本贵认识到，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体制的推行为中国农村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但由于经济利益的驱动、特别是个人私欲的膨胀，干部以权谋私、生活作风腐化乃至鱼肉百姓等腐败现象也随之蔓延滋生，严重地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也极大地伤害了中国农民的切身利益。对于农村社会存在的腐败现象，特别是对于农村腐败分子鱼肉农民百姓的丑恶行径，向本贵义愤填膺，深恶痛绝，并对党和政府的反腐败举措抱有热切的希望，确信反腐败会给中国农民过上好日子带来新的福祉。他的《乡村档案》与其是一份记录当下乡村生活景观的档案，不如是一篇农村反腐败的檄文。无论是丁安仁、顾家好、顾家富、匡兴义、宁占才以及郑秋菊、吴生平等人的腐败行为，还是李冬明单纯为个人树政绩的举动，都严重地伤害了苦藤河乡全体农民的切身利益与感情，阻碍了他们脱贫致富的历史步伐，影响了苦藤河乡干部与群众的血肉联系，败坏与损害了党和政府在农民群众中的威信与形象，以至酿成农民聚众砸打乡政府的严重事件。在苦藤河乡，反腐败成为最强烈的民间呼声，也成为最为严峻的现实问题。县委书记赵祥生、县纪委书记周明勇等上级领导干部顺应民意，在苦藤河乡高举反腐败的利剑，严肃查处了腐败分子，受到了农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同时也为苦藤河乡农民早日走上脱贫致富之路扫除了主要障碍。对向本贵来说，反腐败是他通过乡村叙事弘扬时代主流文化精神的重要方面，也寄托着他对农村改革与农村发展、农民经济翻身的殷切希望。类似的主题在《苍山如海》等作品中无疑也是十分突出的。
注释
①向本贵：《思想农民》，《理论与创作》2005年第1期。
②夏义生、刘起林：《农民本位的乡土叙事——向本贵访谈录》，《理论与创作》2005年第1期。
③向本贵：《思想农民》，《理论与创作》2005年第1期。
④夏义生、刘起林：《农民本位的乡土叙事——向本贵访谈录》，《理论与创作》2005年第1期。
(作者单位：中南民族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