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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美学”是新时期以来流行在影视文学中的名词，它从一般的意义上讲是对暴力的细节化渲染、铺陈，让暴力来抒发个人对生活的悲剧感觉，将人生的痛苦撕裂开来，使人们看到这人世间的悲惨、仇恨、蔑视、践踏人性的罪行。对于暴力的界定,1970年代约翰•伽尔道对暴力的各种说明做过一个概论性的诠释：“如果一个人如此受到影响，以致他的肉体和精神的完成小于他的原本可能，必定是由于暴力的存在”。对上世纪九十年代最受人关注的作品之一 ——《白鹿原》，人们已从不同的视角与立场对其进行历史的、文化的、伦理的、心理的探讨，开掘这本书所拥有的丰富的内蕴，而对书中辛亥革命之后几近半个世纪的暴力审视似乎并不多见。陈忠实对以布景形式出现的历史并没有选择光明、伟大、正义的事件，而是冷静地使历史呈现出生命不能承受之重，充满了宿命的悲剧、凄惨的死亡和血腥的气息。个人在历史面前往往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在历史的“暴力”中身不由己，如草芥一般卑琐和微小，最终被历史不留痕迹地湮没，叙事中的暴力如一贯闪电，穿越了历史的黑暗，为神圣化的历史、崇高化的人类提供了一个荒唐可笑的话语轮廓，奠定了历史沧桑沉重的基调。
一、三种暴力模式搭建的历史展台
综观《白鹿原》,可以发现暴力以基本固定的三种形式出现，搭建了历史的展台，用特有的暴力模式体现了陈忠实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人性的理性剖析，以及对历史和社会的认识。
1.根基于人性的暴力。黑格尔曾经指出：“人们认为，当他们说人性是善这句话时，他们就说出了一种很伟大的思想。但是他们忘记了，当人们说人性是恶这句话时，是说出了一种更伟大得多的思想。”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构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性恶论在中国思想史上也早有渊源，荀子就认为人性本恶，提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认为人类结成群体解决了改造自然和发展物质生活中所遇到的问题，却又带来新的矛盾，这就是人与人的争夺。历史的车轮驶入现当代，《白鹿原》中大量暴力的描写不难看出源于中国传统思维中的性恶论，并无论在集体思维还是个人思维中都展现出了或遮蔽在文化下的或赤裸裸的“人的兽性”。
最具代表性的是白嘉轩作为传统伦理道德的形象，与市侩实用主义化身鹿子霖长达一生的不露声色的较量。其中的人性黑暗面更发人深思。这两个有“世交”“义交”传统的家庭，几十年中从没有放松过争斗，从人丁子嗣家财运道、到名声脸面、地位势力，无一不成为较劲的内容。为个人家族利益，“仁义”化身的白嘉轩精心谋划买回鹿子霖家藏有白鹿吉兆的二亩坡地。为后辈的德行前程，白嘉轩面对戎装整洁举止干练的鹿兆海“不由地心里一震”，鹿子霖面对仪态端庄的白孝文精心布下一个“等于尿到族长的脸上”的阴谋，道貌岸然的面具下赫然是人性的自私、偏狭、冷酷。
如果说这种人性恶在上辈人身上还是有着文化的遮蔽，那么在下一代人身上更表现得赤裸裸。白孝文在童年时就对黑娃漠然待之，其人性中的“冷漠无情”已初见端倪。大饥馑时，毅然舍弃小娥出外乞食，在媳妇死尸前“没有动”更没有哭一声，发现儿子偷他的“私藏”，便是一顿暴打，后来更不管他死活。为了自己的前程和安全前后毫不留情地断送一个无辜团丁的命来脱罪，追捕儿时玩伴兆鹏邀功，枪毙有功之臣黑娃以求自保，人性中恶的一面急速地膨胀，粉碎了残存的“仁义”。这样一个工于心计、巧于变化、冷酷毒辣的角色却最后获得胜利者的姿态，折射着历史的冷酷无情。而文中黑娃对他三代有恩有义的白嘉轩“挺得太硬太直的腰”却有着一种莫名的仇恨，以致到下手打断他的腰，使他最终“活似狗的形体”。这种残忍性的解释只能归根到潜存于人性中恩情也无法泯灭的阶级天然仇恨。
除了从个人典型中揭示出人性的暴力因子，在民间乡里，这种暴力以一种合法正义的身份进入乡约族规。对赌徒用沸水烫手，对烟鬼用大粪填口，对小娥，狗蛋毫不留情的刺刷……特别要指出的是白狗蛋并未淫乱，真正淫乱之人是鹿子霖。对此，族长并不是未曾见闻，族人也并不是心无疑绪。只是白狗蛋是一个孤身无助的下等人，打死也无所顾忌。显然，宗法并不平等，对于穷苦农民来说，是一张随时张开的吃人的血口。在惩治所谓淫妇小娥时，从白孝文照着乳根毫不手软“刷抽去”，男人女人对淫乱者挤着抢夺刺刷的暴力狂欢，可以洞透众人掺杂着病态而复杂的感情，道德感和虐待狂不可分开，“全族面子”在幌子下遮蔽对这年青健康光鲜的肉体的不可告人的妒恨。
作品中白鹿的美好形象是与一位美丽的女性——白灵浑然一体的，陈忠实写白灵的言貌美、性格美，追求幸福的爱情、向往光明、进步、自由的人格美，但最终还是给她安排一个悲剧结局—— 一种灭绝人性的活埋之刑。从表面上看这似乎只是对历史上极“左”路线的批判，实则隐喻着人性中恶的一面，对人类追求美和自由的集体无意识的压抑和扼杀。
在《白鹿原》中多次出现的鏊子意象，更具有深刻的象征意蕴。鏊子之说告诉我们历史舞台就是一个鏊子，为了不被人烙，就得想法子烙人。为了“让咱们的烟囱先冒出烟来”就必然要“盼邻家烟囱不冒烟”。为了自身的安全，就必然得“小心咱乡党”。生活在各个领域渗透着残忍的争斗，背地里踹脚，软刀子杀人，淋漓尽致地呈现基于人性的暴力，揭示了暴力意识对人类文明的阻截。
2.男权传统文化对女性的暴力。人类的历史由男女两性组成，正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里也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生孩子的简单工具了”。从此女性的悲剧在历史舞台是永不谢幕的一出。《白鹿原》正是中国男权传统文化对女性暴力的一个展台。在一个男性中心的社会里，女性处处受男性的操纵、压迫、欺骗、藐视，有投降也有反抗，投降者只能苟延度日，反抗者最终也逃离不了被传统文化冲打、扭曲、吞噬的命运。《白鹿原》中几乎所有的女人无论是“贤妻良母还是淫妇妖女”都凄惨而死，死于男权暴力之手。
小说开篇第一句话是“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娶过七房女人”。从白嘉轩对自己雄性力量强大的得意中，可以明显看出这位讲仁义重操守的族长是没有对六位曾经给过他青春生命的女性有怜惜和愧疚的。在他眼中，女人的全部价值只是延续宗族繁衍后代的功能，抹杀了女人作为“人”而存在的价值。“女人不过是糊窗子的纸，破了烂了揭掉再糊层新的。”白赵氏所表现的残酷冷漠正是女性被强大的男权力量异化的结果，成为谋杀女性同胞的帮凶或同谋。在这种强大的以男权为中心的家族等级制度下，女性不仅要如骡马般辛苦劳作，无条件地默认自然天性的压抑，还要承担叛逆者和浪子因拒绝或放弃家庭责任而造成的全部后果，白孝文之妻被活活饿死，而鹿冷氏之死更集中表现了宗法文化中男人对女人的一次集体扼杀。
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一书曾说：“……在五四时代，老旧中国妇女不仅是一个经过削删的形象，而且也是约定俗成的符号，她必须首先承担‘死者’的功能，以便使作者可以审判那一父亲的历史。”① 从这一角度来看，旧家族的叛逆者鹿兆鹏对个人幸福事业的追求是以牺牲无辜的鹿冷氏为代价的，最为可悲的是她的死却不曾换得兆鹏一点同情和眼泪。另外，鹿冷氏也是被冷、鹿两家为巩固自己在白鹿原的家庭地位作为交易牺牲掉的。鹿兆鹏不喜欢妻子，按照封建婚姻制度，完全可以将对方休掉，鹿子霖之所以没有允许儿子这么做，并不是担心儿媳的命运，而是担心弄僵与在乡里威望甚高的冷家的关系。冷先生明知女儿深深忍受着生理与精神上的折磨，为了谋求自己在白鹿原立足发展的资本，亲手下毒将亲生女儿置之死地。这种自私与冷酷不能不让人发寒和恐怖。兆鹏的出走，鹿子霖的挑逗，冷先生的绝情终使这个可怜的女子如蝼蚁般死去。
作为对男权文化的反叛者田小娥，尽管这种反叛是处于一种女人被压抑的本能，浓缩了千百年来所有在男权压迫下反抗的女人们的共同的悲惨命运。自古以来，女人的美貌似乎就是一种原罪，女人一美，在男权话语中就成为到处流淌的祸水，她的美貌被哪个男人所消费，她就祸及哪个男人。男人定下这种逻辑为的是轻而易举地从自己应负的责任中金蝉脱壳而去，无辜的女人就成为替罪羊，将她们制造成“婊子”。对这种“婊子”，几乎所有的男人都表现出暴力的残忍。鹿三对无辜生命血淋淋的戕害是有“仁义”理直气壮支撑的。“精神领袖”朱先生在对待田小娥也表现出从未有过的冷漠，建议白嘉轩将骨灰封在瓷缸里埋了，并造一座塔“叫她永远不得出世”。而与小娥有过欢爱的黑娃、白孝文在困难时舍她而去，风光时绕她而行。有了小娥，黑娃的忤逆，孝文的堕落，恐怖的瘟疫都找到了归因，又是男权暴力残忍的一次暴露。
在《白鹿原》中，男人不仅用暴力任意杀戮女人，而且还残忍将她们作为施展暴力复仇的工具。小翠因二师兄对芒种的忌恨，遭受丈夫侮辱蹂躏惨死，王家新娶的媳妇又成了芒种复仇的靶子，掳到山上成为“公妻”，小娥更是白鹿两家明争暗斗的牺牲品。
《白鹿原》中上演着一幕幕惨绝人寰的女性被男权任意践踏、残害的悲剧。“千百年来，中国女性就是过着这样一种风雨飘摇的日子，危险究竟来自哪儿？来自男权社会的‘男人性’——冷漠、坚硬、占有、掠夺、残暴。”②
3.自然的暴力。自然的暴力是指灾荒和瘟疫死亡等自然不可抗拒的力量。西方人把自然宇宙看作是和人类不可调和的对立关系，中国人追求的是天与人的和谐，即“天人合一”。但无论人对自然是膜拜还是抗争，自然总以暴力手段让人类不得不正视自己的渺小，无可奈何地面对延绵至今的灾荒、瘟疫、死亡……《白鹿原》天灾与人祸交织在一起，天灾正是更凶猛的暴力。人与人可以相互施暴，同样自然可以对人类施暴。
陈忠实用大量笔墨铺陈着由空前未遇的大旱造成的旷日持久的年馑。野菜野草刚挣出地皮就被人们连根挖去煮食了，树叶刚绽开也被摘去下锅，榆树皮被刮剥净尽，柿树、榆树相继绝种。老人的死已引不起惊慌，相反因为节约了一份吃食而庆幸，到处流传令人发指的人吃人的流言。和大干旱相比，大瘟疫更让人恐怖，陈忠实有意多次描写个人在瘟疫时的死亡进程，让读者感受死亡的逼近。鹿三媳妇的死，仙草的死，都给读者留下强烈的阅读冲击，个人在灾难面前的痛苦被表现得淋漓尽致，触目惊心。
除了大自然的淫威强暴，经常性的病魔也如无期徒刑般无休止地折磨着白鹿家庭。白嘉轩四个孩子死亡过程一模一样，出生第四天开始啼哭，第六天翻起白眼夭折。他们都经过艾叶炙烤，烧得嫩皮吱吱作响，断气后交给鹿三，埋进牛圈拐角直到将幼嫩的骨肉蚀成粪土，再作为肥料施进田地，其残忍程度令人毛骨悚然。他的七个女人，第一个死于难产，第二个死于痨病，第三个连病也没搞清，第四个患了羊毛疔，第五个因疯颠而溺死，第六个神力衰竭而死，第七个丧命于瘟疫，父亲也因患“瞎瞎病”在极度痛苦中死去。
在大自然肆无忌惮的暴虐中，白鹿原上的人们如原上野草挣扎在烈风中顽强地求生，吹倒、枯萎、复生……几千年都是如此，世世代代，生生息息。
叔本华说：“死亡是威胁人类的最大灾祸，我们的最大的恐惧来自对死亡的忧虑，最能吸引我们关心的是他人生命的危险，而我们看到的最可怕的场面是执行死刑。”③ 在人类大量无可逃避的自然暴力面前，我们面对着死亡，承受着死亡的恐惧，观看他人的死亡，从而走向对人们的生命深层次的思考和把握。
二、暴力的多重效果
1.暴力对主流意识的消解和产生的哲学意蕴。在十七年文学和新时期文学刚刚起步的时候，对于历史诠释的小说大都采用主流意识形态的思维。历史往往在意识形态、阶级的遮蔽下披上了政治话语的外衣，抹去了人性的色彩，笼罩着神圣的面纱。中国文化也素有尊老的美德，在面对历史的时候，总有这样的情结对历史顶礼膜拜，这样也便形成了裹足不前的文化姿态。盲目的崇拜不仅遮蔽了历史的真相，而且遮蔽了我们前行的视野。在面对历史的时候，总是想粉饰正史思维下必将带来思维的僵化，带来历史悬浮着的空洞。《白鹿原》一反常规地书写暴力，对传统思维的历史表现方式进行了文化层面的否定，采用反主流的姿态，探寻徜徉在历史血脉中的暴力，颠覆了企图抬高历史意义的陋习，将暴力分解为人性的、男权的、自然的三种模式，置认识客体于广延的多级文化思维中，激活了被主流意识掩盖的许多鲜为人知的东西，真切地感受到历史鲜活地存在于个人欲望、家族恩怨、党派纷争之中，并一直在其碰撞中蹒跚前进。
另外，《白鹿原》中一场场的暴力上演把作品中的人物推到死亡的边缘，置于生命的绝境。生命只有在终点时，意义性才无处可逃地暴露在世人的目光下，也就有了积极的哲学意义追问。面对如此震撼人心的暴力导致的死亡，生命的终极意义又是什么？因此，小说从历史层面上升到了哲学层面，给人更多越过历史探究生命本源的思索。
2.暴力与对真善美的向往所产生的悲怆张力和寓言意蕴。人是唯一需要诗意栖居在地球上的动物。一方面心中永远存在着不可泯灭的对真善美的向往和追寻，另一方面却不得不遵循弱肉强食的丛林原则，在残酷的现实中挣扎着生存。这种悖论必定注定了人类在心灵炼狱的煎熬，注定了人类永远逃脱不了的悲剧命运。
正因为心中难以磨灭的真善美情结，人类从远古时候起创造了大量的神话寓言。这种神话寓言作为人类寓言世界的特殊方式，向后人多方面展示了人类进化过程中生命要求自由发展的心灵呼声，现代人的文艺创作母题中常有远古人心灵的遗迹。在《白鹿原》中，作者以白鹿为意象创造了一个美妙的神话。关于白鹿的神话是全书的总纲。“白鹿”所到之处皆是桃花源一般的太平盛世，并说“这样的白鹿一旦在人刚能知解人言的时候进入人心间，便永远无法忘记”。在中国农业型文明进化历程中，（下转第118页）
（上接第102页）灾难深重的农民最关心的只是基本的生存问题。他们的最高理想便是安居乐业。然而现实是冷酷的，人们不得不承受来自各方面的淫威暴力，一难未过一难又起。饥荒年馑，政事更迭，社会动乱，交相打击着这个伤痕累累的民族。然而就在这样的困境中，“白鹿”这个代表美好理想的集体无意识的神话是人们的图腾信仰。作者精心地构筑了这个神话寓言，旨在通过神话理想与现实冲突的悲剧来批判历史的荒谬，烛照人性的负面，直面现实人生，呼唤人类真善美集体无意识的伸张。作品中大量的暴力阐述烘托就是人类向往真善美情结的主题。现实对真美善的暴力越强大，心中对真美善的追求越渴切，从而产生了一种巨大的张力，奠定了作品悲怆的艺术风格，升华了作品的寓言象征意味。
注释
①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页。
②张柠：《男权社会中急促的警笛》，《南方文坛》2005年第5期。
③叔本华：《爱与生的烦恼》，华龄出版社1996年版，第145页。
（作者单位：中南大学文学院）
一、三种暴力模式搭建的历史展台
综观《白鹿原》,可以发现暴力以基本固定的三种形式出现，搭建了历史的展台，用特有的暴力模式体现了陈忠实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人性的理性剖析，以及对历史和社会的认识。
1.根基于人性的暴力。黑格尔曾经指出：“人们认为，当他们说人性是善这句话时，他们就说出了一种很伟大的思想。但是他们忘记了，当人们说人性是恶这句话时，是说出了一种更伟大得多的思想。”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构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性恶论在中国思想史上也早有渊源，荀子就认为人性本恶，提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认为人类结成群体解决了改造自然和发展物质生活中所遇到的问题，却又带来新的矛盾，这就是人与人的争夺。历史的车轮驶入现当代，《白鹿原》中大量暴力的描写不难看出源于中国传统思维中的性恶论，并无论在集体思维还是个人思维中都展现出了或遮蔽在文化下的或赤裸裸的“人的兽性”。
最具代表性的是白嘉轩作为传统伦理道德的形象，与市侩实用主义化身鹿子霖长达一生的不露声色的较量。其中的人性黑暗面更发人深思。这两个有“世交”“义交”传统的家庭，几十年中从没有放松过争斗，从人丁子嗣家财运道、到名声脸面、地位势力，无一不成为较劲的内容。为个人家族利益，“仁义”化身的白嘉轩精心谋划买回鹿子霖家藏有白鹿吉兆的二亩坡地。为后辈的德行前程，白嘉轩面对戎装整洁举止干练的鹿兆海“不由地心里一震”，鹿子霖面对仪态端庄的白孝文精心布下一个“等于尿到族长的脸上”的阴谋，道貌岸然的面具下赫然是人性的自私、偏狭、冷酷。
如果说这种人性恶在上辈人身上还是有着文化的遮蔽，那么在下一代人身上更表现得赤裸裸。白孝文在童年时就对黑娃漠然待之，其人性中的“冷漠无情”已初见端倪。大饥馑时，毅然舍弃小娥出外乞食，在媳妇死尸前“没有动”更没有哭一声，发现儿子偷他的“私藏”，便是一顿暴打，后来更不管他死活。为了自己的前程和安全前后毫不留情地断送一个无辜团丁的命来脱罪，追捕儿时玩伴兆鹏邀功，枪毙有功之臣黑娃以求自保，人性中恶的一面急速地膨胀，粉碎了残存的“仁义”。这样一个工于心计、巧于变化、冷酷毒辣的角色却最后获得胜利者的姿态，折射着历史的冷酷无情。而文中黑娃对他三代有恩有义的白嘉轩“挺得太硬太直的腰”却有着一种莫名的仇恨，以致到下手打断他的腰，使他最终“活似狗的形体”。这种残忍性的解释只能归根到潜存于人性中恩情也无法泯灭的阶级天然仇恨。
除了从个人典型中揭示出人性的暴力因子，在民间乡里，这种暴力以一种合法正义的身份进入乡约族规。对赌徒用沸水烫手，对烟鬼用大粪填口，对小娥，狗蛋毫不留情的刺刷……特别要指出的是白狗蛋并未淫乱，真正淫乱之人是鹿子霖。对此，族长并不是未曾见闻，族人也并不是心无疑绪。只是白狗蛋是一个孤身无助的下等人，打死也无所顾忌。显然，宗法并不平等，对于穷苦农民来说，是一张随时张开的吃人的血口。在惩治所谓淫妇小娥时，从白孝文照着乳根毫不手软“刷抽去”，男人女人对淫乱者挤着抢夺刺刷的暴力狂欢，可以洞透众人掺杂着病态而复杂的感情，道德感和虐待狂不可分开，“全族面子”在幌子下遮蔽对这年青健康光鲜的肉体的不可告人的妒恨。
作品中白鹿的美好形象是与一位美丽的女性——白灵浑然一体的，陈忠实写白灵的言貌美、性格美，追求幸福的爱情、向往光明、进步、自由的人格美，但最终还是给她安排一个悲剧结局—— 一种灭绝人性的活埋之刑。从表面上看这似乎只是对历史上极“左”路线的批判，实则隐喻着人性中恶的一面，对人类追求美和自由的集体无意识的压抑和扼杀。
在《白鹿原》中多次出现的鏊子意象，更具有深刻的象征意蕴。鏊子之说告诉我们历史舞台就是一个鏊子，为了不被人烙，就得想法子烙人。为了“让咱们的烟囱先冒出烟来”就必然要“盼邻家烟囱不冒烟”。为了自身的安全，就必然得“小心咱乡党”。生活在各个领域渗透着残忍的争斗，背地里踹脚，软刀子杀人，淋漓尽致地呈现基于人性的暴力，揭示了暴力意识对人类文明的阻截。
2.男权传统文化对女性的暴力。人类的历史由男女两性组成，正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里也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生孩子的简单工具了”。从此女性的悲剧在历史舞台是永不谢幕的一出。《白鹿原》正是中国男权传统文化对女性暴力的一个展台。在一个男性中心的社会里，女性处处受男性的操纵、压迫、欺骗、藐视，有投降也有反抗，投降者只能苟延度日，反抗者最终也逃离不了被传统文化冲打、扭曲、吞噬的命运。《白鹿原》中几乎所有的女人无论是“贤妻良母还是淫妇妖女”都凄惨而死，死于男权暴力之手。
小说开篇第一句话是“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娶过七房女人”。从白嘉轩对自己雄性力量强大的得意中，可以明显看出这位讲仁义重操守的族长是没有对六位曾经给过他青春生命的女性有怜惜和愧疚的。在他眼中，女人的全部价值只是延续宗族繁衍后代的功能，抹杀了女人作为“人”而存在的价值。“女人不过是糊窗子的纸，破了烂了揭掉再糊层新的。”白赵氏所表现的残酷冷漠正是女性被强大的男权力量异化的结果，成为谋杀女性同胞的帮凶或同谋。在这种强大的以男权为中心的家族等级制度下，女性不仅要如骡马般辛苦劳作，无条件地默认自然天性的压抑，还要承担叛逆者和浪子因拒绝或放弃家庭责任而造成的全部后果，白孝文之妻被活活饿死，而鹿冷氏之死更集中表现了宗法文化中男人对女人的一次集体扼杀。
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一书曾说：“……在五四时代，老旧中国妇女不仅是一个经过削删的形象，而且也是约定俗成的符号，她必须首先承担‘死者’的功能，以便使作者可以审判那一父亲的历史。”① 从这一角度来看，旧家族的叛逆者鹿兆鹏对个人幸福事业的追求是以牺牲无辜的鹿冷氏为代价的，最为可悲的是她的死却不曾换得兆鹏一点同情和眼泪。另外，鹿冷氏也是被冷、鹿两家为巩固自己在白鹿原的家庭地位作为交易牺牲掉的。鹿兆鹏不喜欢妻子，按照封建婚姻制度，完全可以将对方休掉，鹿子霖之所以没有允许儿子这么做，并不是担心儿媳的命运，而是担心弄僵与在乡里威望甚高的冷家的关系。冷先生明知女儿深深忍受着生理与精神上的折磨，为了谋求自己在白鹿原立足发展的资本，亲手下毒将亲生女儿置之死地。这种自私与冷酷不能不让人发寒和恐怖。兆鹏的出走，鹿子霖的挑逗，冷先生的绝情终使这个可怜的女子如蝼蚁般死去。
作为对男权文化的反叛者田小娥，尽管这种反叛是处于一种女人被压抑的本能，浓缩了千百年来所有在男权压迫下反抗的女人们的共同的悲惨命运。自古以来，女人的美貌似乎就是一种原罪，女人一美，在男权话语中就成为到处流淌的祸水，她的美貌被哪个男人所消费，她就祸及哪个男人。男人定下这种逻辑为的是轻而易举地从自己应负的责任中金蝉脱壳而去，无辜的女人就成为替罪羊，将她们制造成“婊子”。对这种“婊子”，几乎所有的男人都表现出暴力的残忍。鹿三对无辜生命血淋淋的戕害是有“仁义”理直气壮支撑的。“精神领袖”朱先生在对待田小娥也表现出从未有过的冷漠，建议白嘉轩将骨灰封在瓷缸里埋了，并造一座塔“叫她永远不得出世”。而与小娥有过欢爱的黑娃、白孝文在困难时舍她而去，风光时绕她而行。有了小娥，黑娃的忤逆，孝文的堕落，恐怖的瘟疫都找到了归因，又是男权暴力残忍的一次暴露。
在《白鹿原》中，男人不仅用暴力任意杀戮女人，而且还残忍将她们作为施展暴力复仇的工具。小翠因二师兄对芒种的忌恨，遭受丈夫侮辱蹂躏惨死，王家新娶的媳妇又成了芒种复仇的靶子，掳到山上成为“公妻”，小娥更是白鹿两家明争暗斗的牺牲品。
《白鹿原》中上演着一幕幕惨绝人寰的女性被男权任意践踏、残害的悲剧。“千百年来，中国女性就是过着这样一种风雨飘摇的日子，危险究竟来自哪儿？来自男权社会的‘男人性’——冷漠、坚硬、占有、掠夺、残暴。”②
3.自然的暴力。自然的暴力是指灾荒和瘟疫死亡等自然不可抗拒的力量。西方人把自然宇宙看作是和人类不可调和的对立关系，中国人追求的是天与人的和谐，即“天人合一”。但无论人对自然是膜拜还是抗争，自然总以暴力手段让人类不得不正视自己的渺小，无可奈何地面对延绵至今的灾荒、瘟疫、死亡……《白鹿原》天灾与人祸交织在一起，天灾正是更凶猛的暴力。人与人可以相互施暴，同样自然可以对人类施暴。
陈忠实用大量笔墨铺陈着由空前未遇的大旱造成的旷日持久的年馑。野菜野草刚挣出地皮就被人们连根挖去煮食了，树叶刚绽开也被摘去下锅，榆树皮被刮剥净尽，柿树、榆树相继绝种。老人的死已引不起惊慌，相反因为节约了一份吃食而庆幸，到处流传令人发指的人吃人的流言。和大干旱相比，大瘟疫更让人恐怖，陈忠实有意多次描写个人在瘟疫时的死亡进程，让读者感受死亡的逼近。鹿三媳妇的死，仙草的死，都给读者留下强烈的阅读冲击，个人在灾难面前的痛苦被表现得淋漓尽致，触目惊心。
除了大自然的淫威强暴，经常性的病魔也如无期徒刑般无休止地折磨着白鹿家庭。白嘉轩四个孩子死亡过程一模一样，出生第四天开始啼哭，第六天翻起白眼夭折。他们都经过艾叶炙烤，烧得嫩皮吱吱作响，断气后交给鹿三，埋进牛圈拐角直到将幼嫩的骨肉蚀成粪土，再作为肥料施进田地，其残忍程度令人毛骨悚然。他的七个女人，第一个死于难产，第二个死于痨病，第三个连病也没搞清，第四个患了羊毛疔，第五个因疯颠而溺死，第六个神力衰竭而死，第七个丧命于瘟疫，父亲也因患“瞎瞎病”在极度痛苦中死去。
在大自然肆无忌惮的暴虐中，白鹿原上的人们如原上野草挣扎在烈风中顽强地求生，吹倒、枯萎、复生……几千年都是如此，世世代代，生生息息。
叔本华说：“死亡是威胁人类的最大灾祸，我们的最大的恐惧来自对死亡的忧虑，最能吸引我们关心的是他人生命的危险，而我们看到的最可怕的场面是执行死刑。”③ 在人类大量无可逃避的自然暴力面前，我们面对着死亡，承受着死亡的恐惧，观看他人的死亡，从而走向对人们的生命深层次的思考和把握。
二、暴力的多重效果
1.暴力对主流意识的消解和产生的哲学意蕴。在十七年文学和新时期文学刚刚起步的时候，对于历史诠释的小说大都采用主流意识形态的思维。历史往往在意识形态、阶级的遮蔽下披上了政治话语的外衣，抹去了人性的色彩，笼罩着神圣的面纱。中国文化也素有尊老的美德，在面对历史的时候，总有这样的情结对历史顶礼膜拜，这样也便形成了裹足不前的文化姿态。盲目的崇拜不仅遮蔽了历史的真相，而且遮蔽了我们前行的视野。在面对历史的时候，总是想粉饰正史思维下必将带来思维的僵化，带来历史悬浮着的空洞。《白鹿原》一反常规地书写暴力，对传统思维的历史表现方式进行了文化层面的否定，采用反主流的姿态，探寻徜徉在历史血脉中的暴力，颠覆了企图抬高历史意义的陋习，将暴力分解为人性的、男权的、自然的三种模式，置认识客体于广延的多级文化思维中，激活了被主流意识掩盖的许多鲜为人知的东西，真切地感受到历史鲜活地存在于个人欲望、家族恩怨、党派纷争之中，并一直在其碰撞中蹒跚前进。
另外，《白鹿原》中一场场的暴力上演把作品中的人物推到死亡的边缘，置于生命的绝境。生命只有在终点时，意义性才无处可逃地暴露在世人的目光下，也就有了积极的哲学意义追问。面对如此震撼人心的暴力导致的死亡，生命的终极意义又是什么？因此，小说从历史层面上升到了哲学层面，给人更多越过历史探究生命本源的思索。
2.暴力与对真善美的向往所产生的悲怆张力和寓言意蕴。人是唯一需要诗意栖居在地球上的动物。一方面心中永远存在着不可泯灭的对真善美的向往和追寻，另一方面却不得不遵循弱肉强食的丛林原则，在残酷的现实中挣扎着生存。这种悖论必定注定了人类在心灵炼狱的煎熬，注定了人类永远逃脱不了的悲剧命运。
正因为心中难以磨灭的真善美情结，人类从远古时候起创造了大量的神话寓言。这种神话寓言作为人类寓言世界的特殊方式，向后人多方面展示了人类进化过程中生命要求自由发展的心灵呼声，现代人的文艺创作母题中常有远古人心灵的遗迹。在《白鹿原》中，作者以白鹿为意象创造了一个美妙的神话。关于白鹿的神话是全书的总纲。“白鹿”所到之处皆是桃花源一般的太平盛世，并说“这样的白鹿一旦在人刚能知解人言的时候进入人心间，便永远无法忘记”。在中国农业型文明进化历程中，（下转第118页）
（上接第102页）灾难深重的农民最关心的只是基本的生存问题。他们的最高理想便是安居乐业。然而现实是冷酷的，人们不得不承受来自各方面的淫威暴力，一难未过一难又起。饥荒年馑，政事更迭，社会动乱，交相打击着这个伤痕累累的民族。然而就在这样的困境中，“白鹿”这个代表美好理想的集体无意识的神话是人们的图腾信仰。作者精心地构筑了这个神话寓言，旨在通过神话理想与现实冲突的悲剧来批判历史的荒谬，烛照人性的负面，直面现实人生，呼唤人类真善美集体无意识的伸张。作品中大量的暴力阐述烘托就是人类向往真善美情结的主题。现实对真美善的暴力越强大，心中对真美善的追求越渴切，从而产生了一种巨大的张力，奠定了作品悲怆的艺术风格，升华了作品的寓言象征意味。
注释
①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页。
②张柠：《男权社会中急促的警笛》，《南方文坛》2005年第5期。
③叔本华：《爱与生的烦恼》，华龄出版社1996年版，第145页。
（作者单位：中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