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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中柳州市东北，耸立着一座能俯视山脚下数十里山川的大山，人们称之为大头岭。在大头岭深处山腰间，有星星点点的茅屋，这就是我的家乡——崖面屯。该屯属鹿寨县（原属雒县）江口乡丹竹村民委管辖。60多年前，我曾经在这屯子里亲身经历过一段地下革命斗争。
1949年4月，解放大军百万雄师突破国民党军所谓的“长江天险”，解放江南势如破竹。国民党桂系集团头目白崇禧，仍不识时务，扬言死守广西。率残军10多万退缩湘桂铁路沿线，与地方反动政客、恶霸、土匪勾结，企图顽抗到底。在柳州地区还笼络惯匪头子蒙志仁、林秀山等一伙，为他们封官整编，装配武装，鼓动他们与人民为敌。中共柳州地下党沉着应对这种状况，为迎接解放早日到来，从政治、军事等各方面，充分做好应变的准备。
肩负秘密使命回到崖面
1949年5月19日，柳州市龙城中学口碑极好的罗杰林、毛恣观、方宏誉、丘行、唐美珍5位老师，一夜之间“失踪”了，宿舍里一片狼藉。师生们马上意识到这是国民党宪兵特务所为。学校立即躁动起来，全校师生愤怒不已。在中共柳州地下党的领导下，学生自治会决定立即发动师生开展“寻师”运动。师生们深入大街小巷示威游行，“寻师”标语贴遍整个柳州，市内各中、小学纷纷声援，广大市民及学生家长深表同情与支持。“寻师”运动整整持续了10个昼夜，搞得国民党当局相互猜疑埋怨，形成狗咬狗的被动局面。
这场斗争规模虽不算大，但对龙中师生来说，其影响之深不可估量。在游行请愿的怒涛中，热血青年都亮出了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在血与火的烈焰中得到洗礼、考验和升华。
罗鸿坤和我是龙中同班同学，他思想先进，介绍我加入爱国青年会（简称“爱青会”），是我的上级、单线联络员。6月的一天晚上，他来到太平西街一巷25—1号我的住处，特别高兴地告诉我，我们二人都被柳州地下党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啦！我们都感到十分意外——因为我和罗鸿坤的家境都较为宽裕，我们为不因家庭出身受到影响而诧异、兴奋。我们对中国共产党更加理解，我们彼此畅谈理想与未来，沉浸在无比幸福中。
深夜时分，罗鸿坤传达上级交给我的一项任务：要求我明天清早独自到柳北郊场，与一位同志会面。这位会面同志没名没姓的，我感到有些茫然。以往执行任务，我总是与罗鸿坤搭档，一切听从他的指挥，这次来个单独行动，我觉得心里没底，便多问了几句。罗鸿坤严肃地说：“你就按规定接头的暗号行事，别的少问。具体的我也不清楚，即使知道也不能告诉你，这是秘密，是纪律。以后不该知道的就不要多问，祝你好运。”
柳北郊场，那时是国民党枪杀人的刑场，遍地是一堆堆的坟墓，十分荒凉。在初升阳光的照射下，靠河岸处的3棵大树旁，出现了一个身影，其动作我似乎很熟悉。我慢慢地靠近，哇！我不禁想大呼……在他的示意下，我咋舌猛醒，他就是我们前几天日寻夜找的方宏誉老师。方老师轻声告诉我：“遵照党组织的安排，我要到崖面屯你家隐蔽一段时间，现在由你带我去。”听到这突如其来的隐蔽任务，我来不及思考别的——因为是党交给的任务——就带着老师逆柳江河上行，准备由东门大沙角过河到对岸窑埠。虽然是大清早，横水渡过往的菜农和到市内学校读书的学生已不少了，万一被他们识破，问题就大了。我正在焦急，想办法赶快离开，方老师却向停在河边的一只小渔舟走去——那是党组织安排在此等候我们的小渔舟。我们顺利地过了柳江河，直奔崖面屯。
党组织安排方老师到崖面我家隐蔽，是我做梦也没想到的事。我在学校参加革命活动、加入中国共产党，完全是背着家人的。今天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方老师要到我家住一段时间，时间多长还没个底，何况老师目前处境又如此特殊，我如何向家人交代？说真实情况还是隐瞒实情，令我进退两难。万一有个阴差阳错出现意外，真是喊天叫地也不管用，我如何完成党组织交给我的任务？
经过冷静思考，我认识到，党组织敢于把一位老革命让我带回家，肯定是有道理的，党组织决不会贸然行事。我应该严肃认真对待，排除万难迎接考验。我向方老师坦陈自己的真实思想、顾虑。方老师微笑着说：“你能如此地坚信我党，说明你的所作所为抓住了事物命脉的根。今后，凡是能把命脉抓准了，没有办不成的事。”接着方老师慢慢道出实情说：“崖面这块土地的情况以及你父亲的为人，组织早已作了考查，只是形势发展突然，来不及与你交底。你仔细回忆，罗鸿坤是不是两次曾和你到崖面‘玩’？实际上，他是带着任务去‘玩’的。你家底宽裕些，但你父亲一贯务农，从不与官府来往。崖面环境好，你家人缘好，崖面是我们新发现的一个好据点。我是来据点隐蔽的第一个人。”听了方老师一席话，我顿时感到光荣和责任的重大。
眼前，革命利益高于一切，家庭、个人利益简直就都是小事。迅速将方老师安全地安置下来，是我当前的首要任务，其他问题都得让路。为了稳定家人，我想出一个“歪点子”，破天荒地向父亲撒了个大“谎”：“老师教学劳累过度，身体近来欠佳，请假休养。我考虑崖面远离城市，距柳州25公里，空气清新，是休养的好地方，不用打针、吃药就能把身体调养好。我自作主张，不经您同意，就推荐老师到我们这山沟来住两三个月。与文人谈谈心，交个朋友，这可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哟！”父亲听我这般言语，出于对老师的尊敬，也就默认了此事。他反倒担心我们这山沟生活条件简陋，亏待了老师，过意不去。见父亲是这个态度，我的心放了下来，暗自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感化父亲建立崖面地下据点
看方老师已安定下来，我认为已完成组织派我护送方老师到崖面的任务，就向方老师提出回柳州工作岗位待命的想法。方老师发现我有大功告成，松口气的思想苗头，就对我说：“你的去留问题，组织上向我交了个底，一切服从这里的工作需要。根据现在这里的情况，你暂时还不能回柳州。”接着他又说，“建好一个据点，不是说一句话就万事大吉的。崖面在地理位置上条件很好，但是要把它建设成既能‘挡风’，又能‘避雨’的一道‘墙’才行。”一席话，使我进一步懂得建立革命据点的深刻内涵。隐蔽，是地下斗争的一个策略，方老师到崖面据点，并非完全为隐蔽而来，还背负着对崖面这个据点进行实地考察的任务，按照组织意图，要把崖面建成可靠的地下据点。
我父亲谢子熙，在家中排行老大，故村里人都称他大哥佬、大叔，在家一贯务农，兼营榨油作坊，每年都亲自将自产的黄豆、黄糖、油脂经柳州河道运往广州销售，因此眼界开阔些，在说话、做事许多方面都与众大不一样。
一天，方老师与我交谈，说：“你父亲不墨守成规，有一股闯劲，不恋祖业，不恋安乐窝，敢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为了建造这个‘油海’（油茶园地），资金不足，不惜典当良田百亩，亲自到广东涟滩老家招兵买马，带了25位年轻力壮的谢氏兄弟回到崖面安营扎寨。你父亲与兄弟们一道，顶风霜，抗寒暑，坚定地走垦荒育林之路，一干就是20多年，真是常人难以坚持，可贵，难得！”
方老师微微笑着，看着我不再说下去。他为什么对我说这些？我一时不明白。抬头看看满山的茶林，这是父亲带领谢氏兄弟，一锄一锹干了20多年的劳动成果啊！我突然明白了，老师实际上是教育我，希望与我一道做父亲的思想工作，共同创办好崖面这个革命据点。我向方老师点点头。老师看我明白了，接着说：“世上没有天生的革命者。按照你父亲的个性，我们给他填‘坑’补‘缺’，充实革命道理，去掉陋习和腐朽，他一定能成为一个勇于奋斗的革命者，成为我们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
方老师精心“设计”对我父亲教育改造的“系统工程”。他从最现实的身边事入手，从小日本侵略我国，从东北一直打到广西的现实，揭露国民党蒋介石抗日是假，剿共是真的狰狞面目。又讲当前国家经济衰退、物价飞涨、人民苦不堪言。还说抗日胜利百废待兴，人民渴望从此可以过个太平日子，实现兴邦富民。殊不知，执政者国民党反动派又掀起内乱，使得国不宁，民不安。这样的战乱局面，哪来经济发展？又说到丹竹村周围几十里，农民辛辛苦苦打下稻谷，但为了弄成一粒米下锅还要费许多神，使用古老的工具舂米。又称赞我父亲慷慨拿出好几千大洋从梧州买了一艘大船拖回改造，利用河水为动力碾米，解决了周边几千人吃饭这个天大的难题，解放了日夜不息舂米的劳力，让他们投入田间生产。又说：“周围群众是很感激你们家的。作为国家执政者，如果能处处关心百姓疾苦，那就好了！”讲述了这一连串的事，又经过细致的梳理、分析，得出“共产党得民心取胜，国民党腐败分裂必败”的结论。经过四五十个日日夜夜的启发教育，父亲从内心里赞许方老师学问高深，说话公道有理，是自己有生以来所遇的第一位大好人。在日常生活中，父亲想到未来的人生道路，感到茫然不知所措，烦心了，总愿意找老师聊聊。经方老师细心开导，讲明党的方针政策后，父亲下定了决心:跟共产党走。二人渐渐成了好朋友。
这堵挡风“墙”看来是牢固了！为了更好的工作和交往，经过上级批准，老师把初到崖面蒙着的那块“面纱”，慢慢地揭开，告诉父亲真相。父亲为之感叹万分。
真诚交心，大爱表白。方老师主动说明来意后，父亲几个晚上没睡好。他明白了：一些人对共产党的流言蜚语实际上是误解，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眼前这位共产党员方老师，人品好，可亲可敬，说话彬彬有礼。他虽与我家小子合计“撒谎”骗我，但那是为了让我能走上革命道路，那是工作需要，是善意的谎言，我没有理由责怪他们，我还要感谢他们。
脑子一转过来，父亲就开始付诸行动。一天晚上，父亲主动找方老师表白自己的心意：“方老师，以后请你不要再提交生活费之事了。我想，你们为革命把工作都丢了，不能老是回家要生活费给我，地下党现在又不是开金山，哪里有钱养这么多的革命者？我反复想，你们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办事需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今天你们如果还把我作为群众一分子的话，我决定凡是到崖面来的革命者，不管是三五人，或二三十人，一同视为家人，同吃一锅饭，多多少少我全包了。日常生活用品、爬山用的鞋袜之类，昨天我已派人到柳州采购回来一批备用，让大家各取所需，其他所需用品你们都可提出来，这是我的一点微薄心意。”方老师站起来，与父亲拥抱在一起。我在一旁非常高兴，方老师的教育改造工程出成果了！
8月初的一天，我传递了地下党给方老师转移到新区工作的指令。父亲与方老师这两位感情如胶似漆的战友，明天就要分离了，本应由我负责交通护送的任务，为表示对父亲的信任和据点的成功建立，在方老师的授意下，我将交通员的“接力棒”转手给了父亲，把这作为战友临别最有意义的纪念。我感到由衷的高兴！按照组织的要求，父亲安全无误地护送方老师到了柳江里雍小镇。
我父亲成了崖面第一代地下交通员。
高校长转入地下来到崖面
“只因凶顽施强暴，转入地下还齿牙！”这是龙城中学高天骥校长遭到国民党政府迫害后，发自肺腑的誓言。
高天骥校长，1909年出生于柳州市一个旧官僚地主家庭。1935年就读上海大厦大学，信仰教育救国。毕业后，放弃出国留学机会，回到家乡柳州，与地方有声望的同人们共举“官不要教育民要教育”的大旗，大力兴办学校。并说服老母亲捐资、供献大量房地产，倾心教育事业。历程艰辛，难以言表。
1949年夏，高天骥校长办学之功被国民党当局彻底抹杀，特别是广西教育厅厅长黄绍耿，这位桂系特务头目，对龙中怀着旧恨新仇，咒骂龙中是共产党的“巢穴”，干扰“戡乱救国”。先是责令撤消高天骥的校长职务，不久又下令将龙中查封，截断了培养青少年成长之路。宪兵特务还在罗池路高天骥校长家附近日夜盯守，欲将其逮捕处决“以绝后患”。
一连串无休无止的迫害，高校长被逼到绝境。在柳州地下党的帮助下，高校长彻底放弃了教育救国之路，主动要求参加地下革命斗争，要求加入共产党。在鹧鸪江林场隐蔽期间，经地下党领导胡习恒同志介绍，高校长加入了共产党组织，由一位民主人士变成了共产主义斗士。
8月下旬，我潜伏于国民党空军飞机场，工作进行比较顺利。我地下革命工作的联系人原是罗鸿坤同志，由于工作需要，后转为柳州地下党城工委委员胡习恒同志领导。一个星期六的晚上，胡习恒同志来到我家，交代明天要完成的任务。
交代完后，胡习恒起身准备离去，从口袋拿出两枚东毫（小银圆）递给我。我不解地问：“怎么回事？”他说：“一名地下交通员，随时都有突发的东奔西跑的可能，身边多少总要有点钱备用。上次护送方老师，听说你们二人挨饿了一天。”我心想，如此小事，领导都关心得那么仔细，非常感动。我忙解释：“那是大姑娘坐花轿——第一次，没尝过挨饿的滋味，尝一下也好。现在我在机场待遇挺好，机场薪水每月大洋9块，什么钱都够花了。我不是嫌钱少，因为这两个毫子来得也不容易，领导就别为此担心了。”说完，彼此看了一眼，会意地一笑，他便匆匆离去。
第二天我按任务要求，到达了窑埠村码头下边，在那两个卖粥的厂子处，与龙中一位同学明乐接上了头。我跟着明乐同学来到一个大果园，见到了多日不见的高天骥校长和胡敬之老师。他们二人与在校相比，原来笔挺的西装不见了，换上了圆领汗衫，肩上搭着一条湿透汗水的毛巾，神采特别潇洒。
话来不及多说，告别了明乐同学，我与高校长、胡老师向崖面屯走去。经过大半天艰苦跋涉，我们来到崖面屯附近的一片硕果累累的油茶林内。油茶林里，20多人正忙着采摘。正好我父亲也在那里，按商量好的方案，我指着高校长向父亲眨眨眼介绍说：“这位是周先生。”又指着胡老师介绍说：“这位是周先生的秘书，姓胡，胡秘书。他们是柳州专营农副产品贩运到广州销售的老板，因为他经营的气派大，诚信为本，人人敬重地称呼他为‘周老板’。听说丹竹、崖面一带黄糖、花生、茶油今年收成好，特来此考察。”又指着父亲介绍：“我父亲，谢子熙。”完全是初识的商贸介绍。
高校长身材虽不算高，但性格豪爽善谈、平易近人，主动接过话题：“子熙先生，大哥佬，很冒昧来到贵处，真是百闻不如一见，满山遍野的油茶林真让我大开眼界。”接着，两人就聊开了，两位素不相识的长者，好似一对老友重逢。
高校长和胡老师到崖面后，渐渐地，父亲了解了高校长的真实身份，但父亲对高校长的行为有些不理解：校长学问高深、家境富有，是柳州名望很高的人，为何抛家别子，独自到这山沟里讨苦吃？高校长认为，父亲心存疑虑，对建立革命据点会有不利影响，要我做做工作。我找了个机会，告诉父亲：方老师是校长的老部下，二人都是志同道合的革命者、中共党员，为了解救苦难百姓，创建一个民主富强的新中国，所以才甘心吃这份苦，受这份罪。父亲边听边点头，喃喃自语：“难怪人们讲共产党好，他们的确是天下难找的大好人。”从此校长在父亲的心目中占有特别重要的位置。
“五户联保”，是国民党政府推行“以民治民”的一条奴役政策，国民党政府上层强调得非常厉害，但到了下面，村民大都把它当作耳边风，没几个人理会。但就在高校长到崖面还不到两个星期，“联保之风”突然紧起来，要求很严，要求互检互查。这是怎么回事？是时局变化，还是校长到崖面的消息走漏了？父亲急忙将情况向高校长报告。二人认真分析，认为不管情况如何，必须要进一步提高警惕。
为了校长的安全，防范工作必须加强。我在柳州机场担负着潜伏任务，不可能老往崖面跑，必须要找个人代替我。我的堂兄谢雄，原是龙中学生，因学校被查封而失学回到丹竹村，他熟悉崖面情况，为人正直，对革命有好感，也认识高校长（但不知道高校长地下党员的身份），可以信赖。征得高校长同意，我把谢雄请来我家住，天天“陪”着高校长，作高校长的向导，关照生活兼治安保卫。
崖面屯这里人烟稀少，野兽横行，严重危害着村民生产，村民既烦恼又无力对付，偶尔有异地成群结队的捕猎者经过，大受村民欢迎。受到启发，我父亲提出组建狩猎组，明里是“狩猎”，暗地里是加强对高校长的保护。在狩猎组人选上，我们也做了精心挑选。从广东来的谢氏兄弟中挑选了谢阿镜、谢阿恩、谢阿七等5位身强力壮、可靠的组成狩猎小组。胡敬之老师名为“周先生”的“秘书”，其实是地下党员。他年轻体壮，地下党委派他全职保护校长安全，还交给他短枪1支。因此，这个狩猎小组就由胡老师负责指挥。狩猎小组是脱产的，不论白天、黑夜在村边巡查。我家原有3支“七九”民防用枪，以往都是大年三十前后拿出来擦拭，朝天空鸣放几枪“驱邪”之后又藏起来，这下这3支枪可派上了用场。经过十天半个月，小组人员各自配上武器爬山演练，偶尔还捕得一两只野兔之类的山货回来。既保护了生产，又改善了生活。还有更重要、不为人知的，是增强了秘密据点，尤其是对高校长的保卫能力。
在住宿方面，高校长怕增加父亲的麻烦，总是抱着“无所谓”的态度。父亲绞尽脑汁，最后拿出两个方案，请校长务必配合。其一，与父亲同住一栋土建楼房，作为大本营，生活方便一些，但长期居住，万一有个不测被人发现，就像关门抓鸡，有一定危险；其二，山头桐林树下，有大茅棚“别墅”不下10处，是广东来的谢氏兄弟们的午休场所。校长可以“游击”方式，不固定地点、不固定时间选址宿营。那里环境特别清幽，较为安全，但生活不便，较为艰苦。高校长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大茅棚“别墅”。高校长风趣地说：“爬爬山锻炼身体，大有好处，何乐不为！”最后决定，两个方案不固定轮流执行。
如何保证“大本营”的安全？父亲向高校长道出心中珍藏20年的秘密：建房时做有一道防火又防盗的夹墙，现在只要加挖一条三四十米长的暗道通出屋外，这一防卫工程就更完善了。说到做到，父亲找来几个可靠的人，秘密的完善了这一防卫工程。
一个漆黑的晚上，高校长原计划到山上“别墅”住宿，恰好父亲身体不适，校长不忍丢下这位老友，于是留在“大本营”陪同父亲。午夜，后山草丛和树林中传来一阵杂乱的声音，大家仔细一听，有情况！为保险起见，大家立即分头行动。胡老师扶着校长跟着父亲慢慢潜入修理完善的地道，谢雄等人分头外出侦察。约40分钟后，谢雄等人外出侦察回报，那是一伙追踪野猪过境的捕猎者。虽然是一场虚惊！胡老师仍盛赞“营防”良好，子熙大哥远见高明。
隐蔽，必要时也得主动“出击”，高校长明确提出自己的意见：“可以利用谢仲双重身份大做文章。他在柳州空军司令部设的飞机场任职，那块牌子是很耀眼的，可以在丹竹、崖面人的面前多开展些公开活动。”我理解，醉翁之意不在酒，只是表明我们家是“亲近”政府的，借以消除人们心中许多疑团。
一个周末的晚上，我穿上整齐的空军服装，连夜赶回家，直奔丹竹。在夜色中，东一户西一家地拍门，找了几位儿时好友，逗得村里的狗汪汪叫个不停，整个村子的乡亲都惊动了。看我已不再是学生崽啦，而是个挺拔的空军战士，令人奇怪又羡慕。有人戏说，哪里捡来的这套“黄狗皮”，难怪村里狗叫得那么凶，逗得大家笑得东倒西歪。
家住隔壁的村长，他姓郑，是个酒坛子，当晚喝了酒，看见外边这么热闹，也来看个究竟。村长见我这身装束，诧异地说：“五表弟（我在家族中排行第五）在哪里高就啊，总不通个风，表哥失礼了。”我趁此机会吹嘘了几句：“国家紧急之时，匹夫有责，村长既来查户口，当老实汇报。我只是在柳州空军司令部下设的空军飞机场当个差。飞机场气派大啰！对工作人员要求高、审查严、待遇优，凡住市内者一律汽车接送，真有不是当官，胜似当官之感。”各人听得心痒眼红，村长最后说：“以后有好事别忘了你这位表哥啊！”看来，这一炮放响了，达到了预想的目的。
一天，父亲专程到柳州找我。下午我从飞机场下班回到住所，只见父亲正忙这忙那，不但把我那乱成一堆的衣物整理好，连晚餐也都备齐，桌上还摆放着一瓶酒。我顿感不对劲，因为没有至亲的客人来，父亲从未独自饮酒，我也滴酒不沾。于是，好奇地问：“今天何以破例买酒？”父亲含笑着细声对我说：“我要告诉你个秘密，10多天前（约10月初），校长介绍我参加广西爱国民主人士解放联合会，要求我继续革命，严守秘密……我想，没有你的关系，这些革命的校长、老师们，哪能到崖面山沟来，我又怎么能参加广西爱国民主人士解放联合会？”父亲那开心、幸福的笑容，在我懂事以来还是第一次见到，我故意问：“你现在对我讲了这些，还算不算严守秘密呢？”他措手不及，尴尬地说：“我又不是对外人敲锣。”我郑重其事地说：“秘密，就像缸子里装了不为人知的东西，用盖子密封好，目的就是不让它漏气，你对任何人都不能讲，连我妈你也不能对她讲。即使有人把刀架在颈上，死也不讲，这样才算保守秘密。”父亲知道错了，便说：“好！我说不过你，现在是老姜不辣子姜辣了，我听你的。”我随手举杯表示祝贺。历史是无情的，父子相隔咫尺，长时未能见面，岂能料到此次父子晚宴，竟成为我与父亲最后的一次晚餐。
崖面风云变换，巍巍大山之巅，竟然插上鲜艳革命红旗，飘得格外潇洒，天空显得格外明朗。
柳州解放了！崖面解放了！
屈指一算，由6月初至11月25日柳州解放大喜之日，崖面经历了180多个难忘的日日夜夜，在党的领导下，崖面广大群众用智慧和汗水交织，勇敢、沉着战斗，完满地完成了柳州地下党交给的任务。
解放后，到崖面工作过的每位同志，在新的工作岗位上挑重担、扛大梁，为民辛劳。方宏誉同志历任来宾县县长、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会文教办主任；高天骥校长还未接到撤离崖面据点回到柳州的通知，柳州市治安委员会就已公告高天骥任治安委员会主任和副市长，崖面群众倍感惊奇地说，万没想到崖面这弹丸之地，竟然冒出“藏龙卧虎”的人间奇迹。
时光易逝，旧情难忘！回首60年前的往事，心情久久难以平静。如今，当年我的许多领导、战友、长者都已谢世，愿以本文告慰他们的在天之灵。
1949年4月，解放大军百万雄师突破国民党军所谓的“长江天险”，解放江南势如破竹。国民党桂系集团头目白崇禧，仍不识时务，扬言死守广西。率残军10多万退缩湘桂铁路沿线，与地方反动政客、恶霸、土匪勾结，企图顽抗到底。在柳州地区还笼络惯匪头子蒙志仁、林秀山等一伙，为他们封官整编，装配武装，鼓动他们与人民为敌。中共柳州地下党沉着应对这种状况，为迎接解放早日到来，从政治、军事等各方面，充分做好应变的准备。
肩负秘密使命回到崖面
1949年5月19日，柳州市龙城中学口碑极好的罗杰林、毛恣观、方宏誉、丘行、唐美珍5位老师，一夜之间“失踪”了，宿舍里一片狼藉。师生们马上意识到这是国民党宪兵特务所为。学校立即躁动起来，全校师生愤怒不已。在中共柳州地下党的领导下，学生自治会决定立即发动师生开展“寻师”运动。师生们深入大街小巷示威游行，“寻师”标语贴遍整个柳州，市内各中、小学纷纷声援，广大市民及学生家长深表同情与支持。“寻师”运动整整持续了10个昼夜，搞得国民党当局相互猜疑埋怨，形成狗咬狗的被动局面。
这场斗争规模虽不算大，但对龙中师生来说，其影响之深不可估量。在游行请愿的怒涛中，热血青年都亮出了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在血与火的烈焰中得到洗礼、考验和升华。
罗鸿坤和我是龙中同班同学，他思想先进，介绍我加入爱国青年会（简称“爱青会”），是我的上级、单线联络员。6月的一天晚上，他来到太平西街一巷25—1号我的住处，特别高兴地告诉我，我们二人都被柳州地下党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啦！我们都感到十分意外——因为我和罗鸿坤的家境都较为宽裕，我们为不因家庭出身受到影响而诧异、兴奋。我们对中国共产党更加理解，我们彼此畅谈理想与未来，沉浸在无比幸福中。
深夜时分，罗鸿坤传达上级交给我的一项任务：要求我明天清早独自到柳北郊场，与一位同志会面。这位会面同志没名没姓的，我感到有些茫然。以往执行任务，我总是与罗鸿坤搭档，一切听从他的指挥，这次来个单独行动，我觉得心里没底，便多问了几句。罗鸿坤严肃地说：“你就按规定接头的暗号行事，别的少问。具体的我也不清楚，即使知道也不能告诉你，这是秘密，是纪律。以后不该知道的就不要多问，祝你好运。”
柳北郊场，那时是国民党枪杀人的刑场，遍地是一堆堆的坟墓，十分荒凉。在初升阳光的照射下，靠河岸处的3棵大树旁，出现了一个身影，其动作我似乎很熟悉。我慢慢地靠近，哇！我不禁想大呼……在他的示意下，我咋舌猛醒，他就是我们前几天日寻夜找的方宏誉老师。方老师轻声告诉我：“遵照党组织的安排，我要到崖面屯你家隐蔽一段时间，现在由你带我去。”听到这突如其来的隐蔽任务，我来不及思考别的——因为是党交给的任务——就带着老师逆柳江河上行，准备由东门大沙角过河到对岸窑埠。虽然是大清早，横水渡过往的菜农和到市内学校读书的学生已不少了，万一被他们识破，问题就大了。我正在焦急，想办法赶快离开，方老师却向停在河边的一只小渔舟走去——那是党组织安排在此等候我们的小渔舟。我们顺利地过了柳江河，直奔崖面屯。
党组织安排方老师到崖面我家隐蔽，是我做梦也没想到的事。我在学校参加革命活动、加入中国共产党，完全是背着家人的。今天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方老师要到我家住一段时间，时间多长还没个底，何况老师目前处境又如此特殊，我如何向家人交代？说真实情况还是隐瞒实情，令我进退两难。万一有个阴差阳错出现意外，真是喊天叫地也不管用，我如何完成党组织交给我的任务？
经过冷静思考，我认识到，党组织敢于把一位老革命让我带回家，肯定是有道理的，党组织决不会贸然行事。我应该严肃认真对待，排除万难迎接考验。我向方老师坦陈自己的真实思想、顾虑。方老师微笑着说：“你能如此地坚信我党，说明你的所作所为抓住了事物命脉的根。今后，凡是能把命脉抓准了，没有办不成的事。”接着方老师慢慢道出实情说：“崖面这块土地的情况以及你父亲的为人，组织早已作了考查，只是形势发展突然，来不及与你交底。你仔细回忆，罗鸿坤是不是两次曾和你到崖面‘玩’？实际上，他是带着任务去‘玩’的。你家底宽裕些，但你父亲一贯务农，从不与官府来往。崖面环境好，你家人缘好，崖面是我们新发现的一个好据点。我是来据点隐蔽的第一个人。”听了方老师一席话，我顿时感到光荣和责任的重大。
眼前，革命利益高于一切，家庭、个人利益简直就都是小事。迅速将方老师安全地安置下来，是我当前的首要任务，其他问题都得让路。为了稳定家人，我想出一个“歪点子”，破天荒地向父亲撒了个大“谎”：“老师教学劳累过度，身体近来欠佳，请假休养。我考虑崖面远离城市，距柳州25公里，空气清新，是休养的好地方，不用打针、吃药就能把身体调养好。我自作主张，不经您同意，就推荐老师到我们这山沟来住两三个月。与文人谈谈心，交个朋友，这可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哟！”父亲听我这般言语，出于对老师的尊敬，也就默认了此事。他反倒担心我们这山沟生活条件简陋，亏待了老师，过意不去。见父亲是这个态度，我的心放了下来，暗自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感化父亲建立崖面地下据点
看方老师已安定下来，我认为已完成组织派我护送方老师到崖面的任务，就向方老师提出回柳州工作岗位待命的想法。方老师发现我有大功告成，松口气的思想苗头，就对我说：“你的去留问题，组织上向我交了个底，一切服从这里的工作需要。根据现在这里的情况，你暂时还不能回柳州。”接着他又说，“建好一个据点，不是说一句话就万事大吉的。崖面在地理位置上条件很好，但是要把它建设成既能‘挡风’，又能‘避雨’的一道‘墙’才行。”一席话，使我进一步懂得建立革命据点的深刻内涵。隐蔽，是地下斗争的一个策略，方老师到崖面据点，并非完全为隐蔽而来，还背负着对崖面这个据点进行实地考察的任务，按照组织意图，要把崖面建成可靠的地下据点。
我父亲谢子熙，在家中排行老大，故村里人都称他大哥佬、大叔，在家一贯务农，兼营榨油作坊，每年都亲自将自产的黄豆、黄糖、油脂经柳州河道运往广州销售，因此眼界开阔些，在说话、做事许多方面都与众大不一样。
一天，方老师与我交谈，说：“你父亲不墨守成规，有一股闯劲，不恋祖业，不恋安乐窝，敢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为了建造这个‘油海’（油茶园地），资金不足，不惜典当良田百亩，亲自到广东涟滩老家招兵买马，带了25位年轻力壮的谢氏兄弟回到崖面安营扎寨。你父亲与兄弟们一道，顶风霜，抗寒暑，坚定地走垦荒育林之路，一干就是20多年，真是常人难以坚持，可贵，难得！”
方老师微微笑着，看着我不再说下去。他为什么对我说这些？我一时不明白。抬头看看满山的茶林，这是父亲带领谢氏兄弟，一锄一锹干了20多年的劳动成果啊！我突然明白了，老师实际上是教育我，希望与我一道做父亲的思想工作，共同创办好崖面这个革命据点。我向方老师点点头。老师看我明白了，接着说：“世上没有天生的革命者。按照你父亲的个性，我们给他填‘坑’补‘缺’，充实革命道理，去掉陋习和腐朽，他一定能成为一个勇于奋斗的革命者，成为我们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
方老师精心“设计”对我父亲教育改造的“系统工程”。他从最现实的身边事入手，从小日本侵略我国，从东北一直打到广西的现实，揭露国民党蒋介石抗日是假，剿共是真的狰狞面目。又讲当前国家经济衰退、物价飞涨、人民苦不堪言。还说抗日胜利百废待兴，人民渴望从此可以过个太平日子，实现兴邦富民。殊不知，执政者国民党反动派又掀起内乱，使得国不宁，民不安。这样的战乱局面，哪来经济发展？又说到丹竹村周围几十里，农民辛辛苦苦打下稻谷，但为了弄成一粒米下锅还要费许多神，使用古老的工具舂米。又称赞我父亲慷慨拿出好几千大洋从梧州买了一艘大船拖回改造，利用河水为动力碾米，解决了周边几千人吃饭这个天大的难题，解放了日夜不息舂米的劳力，让他们投入田间生产。又说：“周围群众是很感激你们家的。作为国家执政者，如果能处处关心百姓疾苦，那就好了！”讲述了这一连串的事，又经过细致的梳理、分析，得出“共产党得民心取胜，国民党腐败分裂必败”的结论。经过四五十个日日夜夜的启发教育，父亲从内心里赞许方老师学问高深，说话公道有理，是自己有生以来所遇的第一位大好人。在日常生活中，父亲想到未来的人生道路，感到茫然不知所措，烦心了，总愿意找老师聊聊。经方老师细心开导，讲明党的方针政策后，父亲下定了决心:跟共产党走。二人渐渐成了好朋友。
这堵挡风“墙”看来是牢固了！为了更好的工作和交往，经过上级批准，老师把初到崖面蒙着的那块“面纱”，慢慢地揭开，告诉父亲真相。父亲为之感叹万分。
真诚交心，大爱表白。方老师主动说明来意后，父亲几个晚上没睡好。他明白了：一些人对共产党的流言蜚语实际上是误解，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眼前这位共产党员方老师，人品好，可亲可敬，说话彬彬有礼。他虽与我家小子合计“撒谎”骗我，但那是为了让我能走上革命道路，那是工作需要，是善意的谎言，我没有理由责怪他们，我还要感谢他们。
脑子一转过来，父亲就开始付诸行动。一天晚上，父亲主动找方老师表白自己的心意：“方老师，以后请你不要再提交生活费之事了。我想，你们为革命把工作都丢了，不能老是回家要生活费给我，地下党现在又不是开金山，哪里有钱养这么多的革命者？我反复想，你们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办事需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今天你们如果还把我作为群众一分子的话，我决定凡是到崖面来的革命者，不管是三五人，或二三十人，一同视为家人，同吃一锅饭，多多少少我全包了。日常生活用品、爬山用的鞋袜之类，昨天我已派人到柳州采购回来一批备用，让大家各取所需，其他所需用品你们都可提出来，这是我的一点微薄心意。”方老师站起来，与父亲拥抱在一起。我在一旁非常高兴，方老师的教育改造工程出成果了！
8月初的一天，我传递了地下党给方老师转移到新区工作的指令。父亲与方老师这两位感情如胶似漆的战友，明天就要分离了，本应由我负责交通护送的任务，为表示对父亲的信任和据点的成功建立，在方老师的授意下，我将交通员的“接力棒”转手给了父亲，把这作为战友临别最有意义的纪念。我感到由衷的高兴！按照组织的要求，父亲安全无误地护送方老师到了柳江里雍小镇。
我父亲成了崖面第一代地下交通员。
高校长转入地下来到崖面
“只因凶顽施强暴，转入地下还齿牙！”这是龙城中学高天骥校长遭到国民党政府迫害后，发自肺腑的誓言。
高天骥校长，1909年出生于柳州市一个旧官僚地主家庭。1935年就读上海大厦大学，信仰教育救国。毕业后，放弃出国留学机会，回到家乡柳州，与地方有声望的同人们共举“官不要教育民要教育”的大旗，大力兴办学校。并说服老母亲捐资、供献大量房地产，倾心教育事业。历程艰辛，难以言表。
1949年夏，高天骥校长办学之功被国民党当局彻底抹杀，特别是广西教育厅厅长黄绍耿，这位桂系特务头目，对龙中怀着旧恨新仇，咒骂龙中是共产党的“巢穴”，干扰“戡乱救国”。先是责令撤消高天骥的校长职务，不久又下令将龙中查封，截断了培养青少年成长之路。宪兵特务还在罗池路高天骥校长家附近日夜盯守，欲将其逮捕处决“以绝后患”。
一连串无休无止的迫害，高校长被逼到绝境。在柳州地下党的帮助下，高校长彻底放弃了教育救国之路，主动要求参加地下革命斗争，要求加入共产党。在鹧鸪江林场隐蔽期间，经地下党领导胡习恒同志介绍，高校长加入了共产党组织，由一位民主人士变成了共产主义斗士。
8月下旬，我潜伏于国民党空军飞机场，工作进行比较顺利。我地下革命工作的联系人原是罗鸿坤同志，由于工作需要，后转为柳州地下党城工委委员胡习恒同志领导。一个星期六的晚上，胡习恒同志来到我家，交代明天要完成的任务。
交代完后，胡习恒起身准备离去，从口袋拿出两枚东毫（小银圆）递给我。我不解地问：“怎么回事？”他说：“一名地下交通员，随时都有突发的东奔西跑的可能，身边多少总要有点钱备用。上次护送方老师，听说你们二人挨饿了一天。”我心想，如此小事，领导都关心得那么仔细，非常感动。我忙解释：“那是大姑娘坐花轿——第一次，没尝过挨饿的滋味，尝一下也好。现在我在机场待遇挺好，机场薪水每月大洋9块，什么钱都够花了。我不是嫌钱少，因为这两个毫子来得也不容易，领导就别为此担心了。”说完，彼此看了一眼，会意地一笑，他便匆匆离去。
第二天我按任务要求，到达了窑埠村码头下边，在那两个卖粥的厂子处，与龙中一位同学明乐接上了头。我跟着明乐同学来到一个大果园，见到了多日不见的高天骥校长和胡敬之老师。他们二人与在校相比，原来笔挺的西装不见了，换上了圆领汗衫，肩上搭着一条湿透汗水的毛巾，神采特别潇洒。
话来不及多说，告别了明乐同学，我与高校长、胡老师向崖面屯走去。经过大半天艰苦跋涉，我们来到崖面屯附近的一片硕果累累的油茶林内。油茶林里，20多人正忙着采摘。正好我父亲也在那里，按商量好的方案，我指着高校长向父亲眨眨眼介绍说：“这位是周先生。”又指着胡老师介绍说：“这位是周先生的秘书，姓胡，胡秘书。他们是柳州专营农副产品贩运到广州销售的老板，因为他经营的气派大，诚信为本，人人敬重地称呼他为‘周老板’。听说丹竹、崖面一带黄糖、花生、茶油今年收成好，特来此考察。”又指着父亲介绍：“我父亲，谢子熙。”完全是初识的商贸介绍。
高校长身材虽不算高，但性格豪爽善谈、平易近人，主动接过话题：“子熙先生，大哥佬，很冒昧来到贵处，真是百闻不如一见，满山遍野的油茶林真让我大开眼界。”接着，两人就聊开了，两位素不相识的长者，好似一对老友重逢。
高校长和胡老师到崖面后，渐渐地，父亲了解了高校长的真实身份，但父亲对高校长的行为有些不理解：校长学问高深、家境富有，是柳州名望很高的人，为何抛家别子，独自到这山沟里讨苦吃？高校长认为，父亲心存疑虑，对建立革命据点会有不利影响，要我做做工作。我找了个机会，告诉父亲：方老师是校长的老部下，二人都是志同道合的革命者、中共党员，为了解救苦难百姓，创建一个民主富强的新中国，所以才甘心吃这份苦，受这份罪。父亲边听边点头，喃喃自语：“难怪人们讲共产党好，他们的确是天下难找的大好人。”从此校长在父亲的心目中占有特别重要的位置。
“五户联保”，是国民党政府推行“以民治民”的一条奴役政策，国民党政府上层强调得非常厉害，但到了下面，村民大都把它当作耳边风，没几个人理会。但就在高校长到崖面还不到两个星期，“联保之风”突然紧起来，要求很严，要求互检互查。这是怎么回事？是时局变化，还是校长到崖面的消息走漏了？父亲急忙将情况向高校长报告。二人认真分析，认为不管情况如何，必须要进一步提高警惕。
为了校长的安全，防范工作必须加强。我在柳州机场担负着潜伏任务，不可能老往崖面跑，必须要找个人代替我。我的堂兄谢雄，原是龙中学生，因学校被查封而失学回到丹竹村，他熟悉崖面情况，为人正直，对革命有好感，也认识高校长（但不知道高校长地下党员的身份），可以信赖。征得高校长同意，我把谢雄请来我家住，天天“陪”着高校长，作高校长的向导，关照生活兼治安保卫。
崖面屯这里人烟稀少，野兽横行，严重危害着村民生产，村民既烦恼又无力对付，偶尔有异地成群结队的捕猎者经过，大受村民欢迎。受到启发，我父亲提出组建狩猎组，明里是“狩猎”，暗地里是加强对高校长的保护。在狩猎组人选上，我们也做了精心挑选。从广东来的谢氏兄弟中挑选了谢阿镜、谢阿恩、谢阿七等5位身强力壮、可靠的组成狩猎小组。胡敬之老师名为“周先生”的“秘书”，其实是地下党员。他年轻体壮，地下党委派他全职保护校长安全，还交给他短枪1支。因此，这个狩猎小组就由胡老师负责指挥。狩猎小组是脱产的，不论白天、黑夜在村边巡查。我家原有3支“七九”民防用枪，以往都是大年三十前后拿出来擦拭，朝天空鸣放几枪“驱邪”之后又藏起来，这下这3支枪可派上了用场。经过十天半个月，小组人员各自配上武器爬山演练，偶尔还捕得一两只野兔之类的山货回来。既保护了生产，又改善了生活。还有更重要、不为人知的，是增强了秘密据点，尤其是对高校长的保卫能力。
在住宿方面，高校长怕增加父亲的麻烦，总是抱着“无所谓”的态度。父亲绞尽脑汁，最后拿出两个方案，请校长务必配合。其一，与父亲同住一栋土建楼房，作为大本营，生活方便一些，但长期居住，万一有个不测被人发现，就像关门抓鸡，有一定危险；其二，山头桐林树下，有大茅棚“别墅”不下10处，是广东来的谢氏兄弟们的午休场所。校长可以“游击”方式，不固定地点、不固定时间选址宿营。那里环境特别清幽，较为安全，但生活不便，较为艰苦。高校长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大茅棚“别墅”。高校长风趣地说：“爬爬山锻炼身体，大有好处，何乐不为！”最后决定，两个方案不固定轮流执行。
如何保证“大本营”的安全？父亲向高校长道出心中珍藏20年的秘密：建房时做有一道防火又防盗的夹墙，现在只要加挖一条三四十米长的暗道通出屋外，这一防卫工程就更完善了。说到做到，父亲找来几个可靠的人，秘密的完善了这一防卫工程。
一个漆黑的晚上，高校长原计划到山上“别墅”住宿，恰好父亲身体不适，校长不忍丢下这位老友，于是留在“大本营”陪同父亲。午夜，后山草丛和树林中传来一阵杂乱的声音，大家仔细一听，有情况！为保险起见，大家立即分头行动。胡老师扶着校长跟着父亲慢慢潜入修理完善的地道，谢雄等人分头外出侦察。约40分钟后，谢雄等人外出侦察回报，那是一伙追踪野猪过境的捕猎者。虽然是一场虚惊！胡老师仍盛赞“营防”良好，子熙大哥远见高明。
隐蔽，必要时也得主动“出击”，高校长明确提出自己的意见：“可以利用谢仲双重身份大做文章。他在柳州空军司令部设的飞机场任职，那块牌子是很耀眼的，可以在丹竹、崖面人的面前多开展些公开活动。”我理解，醉翁之意不在酒，只是表明我们家是“亲近”政府的，借以消除人们心中许多疑团。
一个周末的晚上，我穿上整齐的空军服装，连夜赶回家，直奔丹竹。在夜色中，东一户西一家地拍门，找了几位儿时好友，逗得村里的狗汪汪叫个不停，整个村子的乡亲都惊动了。看我已不再是学生崽啦，而是个挺拔的空军战士，令人奇怪又羡慕。有人戏说，哪里捡来的这套“黄狗皮”，难怪村里狗叫得那么凶，逗得大家笑得东倒西歪。
家住隔壁的村长，他姓郑，是个酒坛子，当晚喝了酒，看见外边这么热闹，也来看个究竟。村长见我这身装束，诧异地说：“五表弟（我在家族中排行第五）在哪里高就啊，总不通个风，表哥失礼了。”我趁此机会吹嘘了几句：“国家紧急之时，匹夫有责，村长既来查户口，当老实汇报。我只是在柳州空军司令部下设的空军飞机场当个差。飞机场气派大啰！对工作人员要求高、审查严、待遇优，凡住市内者一律汽车接送，真有不是当官，胜似当官之感。”各人听得心痒眼红，村长最后说：“以后有好事别忘了你这位表哥啊！”看来，这一炮放响了，达到了预想的目的。
一天，父亲专程到柳州找我。下午我从飞机场下班回到住所，只见父亲正忙这忙那，不但把我那乱成一堆的衣物整理好，连晚餐也都备齐，桌上还摆放着一瓶酒。我顿感不对劲，因为没有至亲的客人来，父亲从未独自饮酒，我也滴酒不沾。于是，好奇地问：“今天何以破例买酒？”父亲含笑着细声对我说：“我要告诉你个秘密，10多天前（约10月初），校长介绍我参加广西爱国民主人士解放联合会，要求我继续革命，严守秘密……我想，没有你的关系，这些革命的校长、老师们，哪能到崖面山沟来，我又怎么能参加广西爱国民主人士解放联合会？”父亲那开心、幸福的笑容，在我懂事以来还是第一次见到，我故意问：“你现在对我讲了这些，还算不算严守秘密呢？”他措手不及，尴尬地说：“我又不是对外人敲锣。”我郑重其事地说：“秘密，就像缸子里装了不为人知的东西，用盖子密封好，目的就是不让它漏气，你对任何人都不能讲，连我妈你也不能对她讲。即使有人把刀架在颈上，死也不讲，这样才算保守秘密。”父亲知道错了，便说：“好！我说不过你，现在是老姜不辣子姜辣了，我听你的。”我随手举杯表示祝贺。历史是无情的，父子相隔咫尺，长时未能见面，岂能料到此次父子晚宴，竟成为我与父亲最后的一次晚餐。
崖面风云变换，巍巍大山之巅，竟然插上鲜艳革命红旗，飘得格外潇洒，天空显得格外明朗。
柳州解放了！崖面解放了！
屈指一算，由6月初至11月25日柳州解放大喜之日，崖面经历了180多个难忘的日日夜夜，在党的领导下，崖面广大群众用智慧和汗水交织，勇敢、沉着战斗，完满地完成了柳州地下党交给的任务。
解放后，到崖面工作过的每位同志，在新的工作岗位上挑重担、扛大梁，为民辛劳。方宏誉同志历任来宾县县长、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会文教办主任；高天骥校长还未接到撤离崖面据点回到柳州的通知，柳州市治安委员会就已公告高天骥任治安委员会主任和副市长，崖面群众倍感惊奇地说，万没想到崖面这弹丸之地，竟然冒出“藏龙卧虎”的人间奇迹。
时光易逝，旧情难忘！回首60年前的往事，心情久久难以平静。如今，当年我的许多领导、战友、长者都已谢世，愿以本文告慰他们的在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