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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张同道正在考虑一个纪录片的项目：去三五个不同的国家，用类似《小人国》的纪实手法展现一下这些国家的升学制度和现实，让人们了解，其实选择不止一种。在某种程度上，芭学园更像是一颗种子，在等待春天发芽。
尽管在5年前拍摄的纪录片《小人国》中并没有明确表达出自己的观点，但46岁的导演张同道还是打心眼里认同，新式学前教育对孩子的成长更有利。
《小人国》是一部关于孩子的纪录片，从2006年开始，陆陆续续拍到2008年，记录了几个孩子在一个采用新式幼教理念、 “啥都不教”的北京芭学园里的成长过程。
影片主要有4个主人公：要好得像是在“约会”的辰辰和南德，爱打架的孩子王池亦洋，和“爱搞破坏”的锡坤。在影片中，园长李跃儿对他们的行为一概不制止，而是采用“疏大于堵”的方式来诱导。除此之外，上课时也完全看不到每个孩子规规矩矩背手听讲的场面—大家都围着圈儿坐着，遇到任何不想听的课，任何一个孩子都可以自由选择听或者不听。
《小人国》，以及与《小人国》套拍的18集纪录剧《成长的秘密》在2009年公映后，家长们看了评价好坏参半，一种说芭学园太好了，孩子像生活在天堂里；一种说这是个破幼儿园，“啥都不教”。
但出乎意料的是，学界对此的观点几乎是一边倒地大声叫好。这部片子拍完，张同道被当成半个幼教专家，全国各地幼教学术论坛，都要请他去参加，会上遇到从教委领导到园长、专家，几乎一边倒地赞同，孩子就应该这样教。
张同道对此的看法很纠结。他自己的儿子和池亦洋差不多大，当初拍片时，张同道真想把他送到芭学园去，但因为家太远，日托接送的时间成本太大，无奈选择了体制内的北师大幼儿园，后来又进了同样属于体制内的北师大附小。
但几年观察下来回头看，他无论如何也没法认同体制内的教育理念，“只要高考还存在，孩子就不可避免地要从学生变成考生，”他说，“我每天都想让孩子转学出来，不想让他参加高考。但家人无论如何不能接受—他毕竟还要在中国生活。”
张同道觉得自己是个“不彻底的革命者”，他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再拍一部《小人国2》，看看《小人国1》里接受新式幼教的这些孩子在几年后，究竟变成了什么样。
结论似乎已经没有悬念。三个摄制组几周前就已经开工，《小人国》和《成长的秘密》里涉及的多数孩子都在上小学，基本都已经接触到了，有些去了国外，有些去了私立学校，还有些去了家庭学校。
小人们上小学了
李淑娟说，现在回头看，她特别佩服把孩子送到芭学园的家长们，“2006年时新式幼教还像做实验，各种问题都有，只因为相信一个理念，就能把孩子真的送进去，我特别佩服他们的勇气。”
李淑娟是《小人国》的制片主任，目前是《小人国2》里一个摄制组的执行导演。她后来参与拍摄和导演的《成长的秘密》中的两集《窗边的小公主》，还得了2009年四川电视节的纪录片大奖。
《窗边的小公主》用两集的篇幅，讲了当时芭学园一个叫“柔柔”的小女孩，聪明善良，喜欢钢琴，喜欢芭蕾，最喜欢公主的故事，梦想有王子来接她，用李淑娟的话说，是一个“光芒四射”的小孩。
但她却因为思考方式与众不同，总受到小朋友们的排挤。片子里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她会对欺负她的小朋友说，“你长大了，上帝就不会再给你食物了。他看到你这样会不高兴。”慢慢地，她没有固定的伙伴，一遇到挫折，就回到窗边，在自己的世界里呆着。
芭学园园长李跃儿在影片里单独给柔柔上了一次课，判断她仍然是自信的，没有受到伤害。同时又发现她仍然善待对她不友好的小朋友们，由衷感叹说，“如果人都这样善良，高贵，世界上就没有战争了。”
故事有一个光明的结尾。柔柔上小学前，已经可以和其他小朋友玩在一起，也不老是被别人欺负哭了。同时她也还是会独自一人坐在窗边叠纸飞机，唱着“I believe in angels”。
但李淑娟前几天再见到柔柔时，还是被她的变化震惊了。“她跟片子里相比，变化非常大。离开幼儿园，她的性格、价值观、世界观，仍然和充满竞争的现实世界格格不入—她又陷入了一种不太合群的状态。”李淑娟说。
10岁的柔柔如今在北京北五环外的一家家庭学校上学，这所学校除了她，只有4个学生。即便如此，这仍然带给柔柔很大的困扰。她告诉李淑娟，她已经从公主梦里走出来了，现在会考虑更加现实的问题，比如成绩不太好。
“她意识到自己和其他孩子不太一样。因为整个大环境的原因，她的自信心受到了打击。和以前相比，有一种光芒内敛的感觉。”李淑娟说。唯一让她欣慰的是，在祈祷时，那种熟悉的光芒，又会回到柔柔的身上。
但李淑娟还是为她拍摄的柔柔，和另一个在孙瑞雪的蒙台梭利实验班上学的小孩感到庆幸，因为他们虽然也有压力，但毕竟还不需要面对方菲正在面对的那么大的压力。
方菲，是《小人国》里老跟柔柔在一起，大叫“谁敢上树”的阳光女孩。离开芭学园后，她进了一所不错的公立学校，如今正在等待升入五年级，要准备小升初了。
李淑娟当时在片子里给方菲的定义是“社会活动家”。值得庆幸的是，相比5年前，她的性格并没有太大变化，还是大大咧咧，得过且过，什么都应付得来，特别有主见，但小升初的压力，迫使她必须做到最好。
方菲的暑假只休息了一个星期，就按照妈妈制定的小升初计划，开始忙着上各种辅导班，每周三个辅导班轮流上，还要参加合唱团、田径的训练，参加各种比赛争取获奖，甚至要竞选大队委—这一切都是为了小升初时获得加分。
李淑娟见了方菲两次，带她去公园玩最喜欢的抓鱼，玩得特别高兴。尽管回到家里看到家长紧张兮兮的，免不了发发脾气，但生活仍然要继续。李淑娟很高兴她保留了公立学校里很难见到的本真和阳光。
“她已经适应了这种环境，而且适应得特别好。”李淑娟不知道该高兴还是伤感，“她不知道还有其他选择。”
关键是一个怎么选拔人的问题
“芭学园从创立到现在，一共毕业了6批孩子，他们多数都很适应这个社会，而且很优秀。”李跃儿说，“我相信我们的孩子越长大，在传统体制里成长得就越好，因为他们本来适应能力就很强。但这并不代表应试教育就是对的。”
53岁的李跃儿是应试教育的坚决反对者，她原本专注于美术教育和画画，7年前受日本畅销书《窗边的小豆豆》里描述的儿童理想国感染，转向幼儿教育，并用书中理想国的名字“芭学园”命名了自己的幼儿园。
相比于孙瑞雪在蒙氏教育上的专注，李跃儿的教育理念更多样，按照学园网站上的介绍，她的教育理念核心是东方哲学，同时“吸收了华德福教育、蒙台梭利教育、瑞吉欧教育、奥尔夫音乐等精华”。两者的区别也许在出版的著作上可看出一些差异：孙更偏重理论，李的书中则有更多实证。
与孙瑞雪不同，李跃儿坚持不过早让孩子接触文字。她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国家教委幼教司、北师大、华东师大的首席专家都来参观过芭学园，赞同我们的理念。他们做出来的国家幼教指导纲要、秉承的理念也和我们完全一致。”李跃儿说。
但现实并非一纸纲要这么简单。与张同道看到的不同，像柔柔这样脱离体制教育的孩子，在芭学园只是少数，多数孩子离开幼儿园后，都进了公立学校，像方菲一样，为一次次升学竭尽全力。
李跃儿还没打算创立一所小学，来延续自己的教育理念，“有太多家长的思想工作要做”。更困难的是培养教师，“很多进入师范学校的人本来就是学习不太好，教育背景不太好的，芭学园比一般幼儿园的老师配备更多，要求又更高，所以我现在主要都在培训老师。这行流动性又特别高，培养一批走一批，我现在的状态是每次辛苦爬到山顶，就滑下来，接着再往上爬，处于一种完全没法解套的状态。小学？想都不敢想。”
在某种程度上，芭学园更像是一颗种子，在等待春天发芽。李跃儿对朱清时在南科大“去高考化”的制度努力，并不抱太大希望，“他的准备还没作好，家长、社会、媒体的教育还没有到位，试试可以，但做好不现实。这件事必须八个爪子一起动，投入全部精力和勇气去做。”她的目标很实际：希望接下来可以更多接触媒体，宣传芭学园的理念，合适的时候，到贫困山区去再办一家免费的芭学园。
张同道也同样被这样的焦虑感困扰着，他非常关注南科大的教育改革试验，但同时也非常悲观，“现在的教育体制，搬走一张桌子都会流血。高考是我们整个教育制度的奇观，也是这个制度的灵魂，关键是一个怎么选拔人的问题。”
他正在考虑一个纪录片的项目：去三五个不同的国家，用类似《小人国》的纪实手法展现一下这些国家的升学制度和现实，让人们了解，其实选择不止一种。“我儿子将来要在这里接受高考，我希望那时候升学的体验是愉快的。”张同道说。
小人们走出去了，大人们却想进来
“一旦你身处芭学园，就感受不到那些纠结与焦虑了。”董力说。2007年美术专业毕业后，他却扛起了摄像机来到芭学园，成了《小人国》的助理摄影师。摄制组走后，他就成了专职的摄影师，拍摄的培训素材和教学录像堆满了一柜子。
董力最喜欢的事就是坐在电脑前剪片子。他几乎熟知园里每一个孩子的名字，可以讲出每一个片段里的趣事。他说，从画面中他读到了快乐。“我相信快乐的东西一定是好的。”他甚至希望，将来他也可以用这些素材剪出一部《小人国》那样好的纪录片。
出于这种考虑，前年，董力说服了刚毕业的女友加入了芭学园，成为一名幼儿教师。两个人住在城乡接合部的一处群租房里，打算生一个孩子，把TA送到芭学园。
另一位未透露姓名的女教师也告诉记者，她本来在深圳从事IT行业，当年把孩子送到这里，来了就不想走了，索性留下做了教师。“在这里什么都忘了。”她坐在蒙氏教室的地板上，一边缝着布娃娃，一边认真地说。
这里上午一般没有课，阳光从金色的窗帘打下来，小朋友们像在大学里一样，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做自己想做的事。他们安静而专注，谈话间很恰当地穿插着各种礼貌用语。一个小朋友在我身边停下，很认真地说，“你好，你是谁？我叫童童。”
“每个人只要来到芭学园，一定会明白李跃儿做的是对的。”王宝宝的妈妈，在北京亚运村第二幼儿园任教研组长的武文斌说。王宝宝从出生开始，每周接受芭学园两小时专门的育儿辅导和拍摄。从出生到现在4岁半，从未间断。
站在一个幼教工作者的角度看，武文斌认为很多名声在外的幼儿园做得绝对过了头。比如有些私立幼儿园，大班孩子毕业要求认识5000字，这明显太过分了。“北京有些体制内的大幼儿园，孩子一天到晚上电视演节目，从早练到晚，能学会什么？班里的女孩子都被抽走演节目，男孩就闹翻天，真对孩子好吗？”
相比之下，尽管李跃儿的幼教理念仍处于边摸索边实践的阶段，武文斌肯定其“无疑是尊重教育规律的”。王宝宝很小时就可以专注地花40分钟做一件事，而现在无论和家长有任何争论时，他会说“我不同意你的看法”。
但武文斌有时候也会在底下偷偷给李跃儿“纠偏”。她心里老犯嘀咕，芭学园无论孩子做错什么都不问责，会不会让孩子缺少挫折教育，心理承受力差？为此她有时候会故意不跟王宝宝和颜悦色地讲道理。另外，现在小学入学都很严格，王宝宝会不会真没人要？她会偷偷给孩子报个辅导班。
“好多李老师的支持者，像《小人国》里有些孩子的家长，孩子一出芭学园，就被送去了国外，不让他受一丁点儿中国社会的影响。这对孩子真的好吗？我觉得这和李跃儿的理念是背道而驰的。”武文斌说，“他们毕竟也是中国的小公民，硬要他们脱离这个环境，真的公平吗？”
尽管在5年前拍摄的纪录片《小人国》中并没有明确表达出自己的观点，但46岁的导演张同道还是打心眼里认同，新式学前教育对孩子的成长更有利。
《小人国》是一部关于孩子的纪录片，从2006年开始，陆陆续续拍到2008年，记录了几个孩子在一个采用新式幼教理念、 “啥都不教”的北京芭学园里的成长过程。
影片主要有4个主人公：要好得像是在“约会”的辰辰和南德，爱打架的孩子王池亦洋，和“爱搞破坏”的锡坤。在影片中，园长李跃儿对他们的行为一概不制止，而是采用“疏大于堵”的方式来诱导。除此之外，上课时也完全看不到每个孩子规规矩矩背手听讲的场面—大家都围着圈儿坐着，遇到任何不想听的课，任何一个孩子都可以自由选择听或者不听。
《小人国》，以及与《小人国》套拍的18集纪录剧《成长的秘密》在2009年公映后，家长们看了评价好坏参半，一种说芭学园太好了，孩子像生活在天堂里；一种说这是个破幼儿园，“啥都不教”。
但出乎意料的是，学界对此的观点几乎是一边倒地大声叫好。这部片子拍完，张同道被当成半个幼教专家，全国各地幼教学术论坛，都要请他去参加，会上遇到从教委领导到园长、专家，几乎一边倒地赞同，孩子就应该这样教。
张同道对此的看法很纠结。他自己的儿子和池亦洋差不多大，当初拍片时，张同道真想把他送到芭学园去，但因为家太远，日托接送的时间成本太大，无奈选择了体制内的北师大幼儿园，后来又进了同样属于体制内的北师大附小。
但几年观察下来回头看，他无论如何也没法认同体制内的教育理念，“只要高考还存在，孩子就不可避免地要从学生变成考生，”他说，“我每天都想让孩子转学出来，不想让他参加高考。但家人无论如何不能接受—他毕竟还要在中国生活。”
张同道觉得自己是个“不彻底的革命者”，他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再拍一部《小人国2》，看看《小人国1》里接受新式幼教的这些孩子在几年后，究竟变成了什么样。
结论似乎已经没有悬念。三个摄制组几周前就已经开工，《小人国》和《成长的秘密》里涉及的多数孩子都在上小学，基本都已经接触到了，有些去了国外，有些去了私立学校，还有些去了家庭学校。
小人们上小学了
李淑娟说，现在回头看，她特别佩服把孩子送到芭学园的家长们，“2006年时新式幼教还像做实验，各种问题都有，只因为相信一个理念，就能把孩子真的送进去，我特别佩服他们的勇气。”
李淑娟是《小人国》的制片主任，目前是《小人国2》里一个摄制组的执行导演。她后来参与拍摄和导演的《成长的秘密》中的两集《窗边的小公主》，还得了2009年四川电视节的纪录片大奖。
《窗边的小公主》用两集的篇幅，讲了当时芭学园一个叫“柔柔”的小女孩，聪明善良，喜欢钢琴，喜欢芭蕾，最喜欢公主的故事，梦想有王子来接她，用李淑娟的话说，是一个“光芒四射”的小孩。
但她却因为思考方式与众不同，总受到小朋友们的排挤。片子里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她会对欺负她的小朋友说，“你长大了，上帝就不会再给你食物了。他看到你这样会不高兴。”慢慢地，她没有固定的伙伴，一遇到挫折，就回到窗边，在自己的世界里呆着。
芭学园园长李跃儿在影片里单独给柔柔上了一次课，判断她仍然是自信的，没有受到伤害。同时又发现她仍然善待对她不友好的小朋友们，由衷感叹说，“如果人都这样善良，高贵，世界上就没有战争了。”
故事有一个光明的结尾。柔柔上小学前，已经可以和其他小朋友玩在一起，也不老是被别人欺负哭了。同时她也还是会独自一人坐在窗边叠纸飞机，唱着“I believe in angels”。
但李淑娟前几天再见到柔柔时，还是被她的变化震惊了。“她跟片子里相比，变化非常大。离开幼儿园，她的性格、价值观、世界观，仍然和充满竞争的现实世界格格不入—她又陷入了一种不太合群的状态。”李淑娟说。
10岁的柔柔如今在北京北五环外的一家家庭学校上学，这所学校除了她，只有4个学生。即便如此，这仍然带给柔柔很大的困扰。她告诉李淑娟，她已经从公主梦里走出来了，现在会考虑更加现实的问题，比如成绩不太好。
“她意识到自己和其他孩子不太一样。因为整个大环境的原因，她的自信心受到了打击。和以前相比，有一种光芒内敛的感觉。”李淑娟说。唯一让她欣慰的是，在祈祷时，那种熟悉的光芒，又会回到柔柔的身上。
但李淑娟还是为她拍摄的柔柔，和另一个在孙瑞雪的蒙台梭利实验班上学的小孩感到庆幸，因为他们虽然也有压力，但毕竟还不需要面对方菲正在面对的那么大的压力。
方菲，是《小人国》里老跟柔柔在一起，大叫“谁敢上树”的阳光女孩。离开芭学园后，她进了一所不错的公立学校，如今正在等待升入五年级，要准备小升初了。
李淑娟当时在片子里给方菲的定义是“社会活动家”。值得庆幸的是，相比5年前，她的性格并没有太大变化，还是大大咧咧，得过且过，什么都应付得来，特别有主见，但小升初的压力，迫使她必须做到最好。
方菲的暑假只休息了一个星期，就按照妈妈制定的小升初计划，开始忙着上各种辅导班，每周三个辅导班轮流上，还要参加合唱团、田径的训练，参加各种比赛争取获奖，甚至要竞选大队委—这一切都是为了小升初时获得加分。
李淑娟见了方菲两次，带她去公园玩最喜欢的抓鱼，玩得特别高兴。尽管回到家里看到家长紧张兮兮的，免不了发发脾气，但生活仍然要继续。李淑娟很高兴她保留了公立学校里很难见到的本真和阳光。
“她已经适应了这种环境，而且适应得特别好。”李淑娟不知道该高兴还是伤感，“她不知道还有其他选择。”
关键是一个怎么选拔人的问题
“芭学园从创立到现在，一共毕业了6批孩子，他们多数都很适应这个社会，而且很优秀。”李跃儿说，“我相信我们的孩子越长大，在传统体制里成长得就越好，因为他们本来适应能力就很强。但这并不代表应试教育就是对的。”
53岁的李跃儿是应试教育的坚决反对者，她原本专注于美术教育和画画，7年前受日本畅销书《窗边的小豆豆》里描述的儿童理想国感染，转向幼儿教育，并用书中理想国的名字“芭学园”命名了自己的幼儿园。
相比于孙瑞雪在蒙氏教育上的专注，李跃儿的教育理念更多样，按照学园网站上的介绍，她的教育理念核心是东方哲学，同时“吸收了华德福教育、蒙台梭利教育、瑞吉欧教育、奥尔夫音乐等精华”。两者的区别也许在出版的著作上可看出一些差异：孙更偏重理论，李的书中则有更多实证。
与孙瑞雪不同，李跃儿坚持不过早让孩子接触文字。她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国家教委幼教司、北师大、华东师大的首席专家都来参观过芭学园，赞同我们的理念。他们做出来的国家幼教指导纲要、秉承的理念也和我们完全一致。”李跃儿说。
但现实并非一纸纲要这么简单。与张同道看到的不同，像柔柔这样脱离体制教育的孩子，在芭学园只是少数，多数孩子离开幼儿园后，都进了公立学校，像方菲一样，为一次次升学竭尽全力。
李跃儿还没打算创立一所小学，来延续自己的教育理念，“有太多家长的思想工作要做”。更困难的是培养教师，“很多进入师范学校的人本来就是学习不太好，教育背景不太好的，芭学园比一般幼儿园的老师配备更多，要求又更高，所以我现在主要都在培训老师。这行流动性又特别高，培养一批走一批，我现在的状态是每次辛苦爬到山顶，就滑下来，接着再往上爬，处于一种完全没法解套的状态。小学？想都不敢想。”
在某种程度上，芭学园更像是一颗种子，在等待春天发芽。李跃儿对朱清时在南科大“去高考化”的制度努力，并不抱太大希望，“他的准备还没作好，家长、社会、媒体的教育还没有到位，试试可以，但做好不现实。这件事必须八个爪子一起动，投入全部精力和勇气去做。”她的目标很实际：希望接下来可以更多接触媒体，宣传芭学园的理念，合适的时候，到贫困山区去再办一家免费的芭学园。
张同道也同样被这样的焦虑感困扰着，他非常关注南科大的教育改革试验，但同时也非常悲观，“现在的教育体制，搬走一张桌子都会流血。高考是我们整个教育制度的奇观，也是这个制度的灵魂，关键是一个怎么选拔人的问题。”
他正在考虑一个纪录片的项目：去三五个不同的国家，用类似《小人国》的纪实手法展现一下这些国家的升学制度和现实，让人们了解，其实选择不止一种。“我儿子将来要在这里接受高考，我希望那时候升学的体验是愉快的。”张同道说。
小人们走出去了，大人们却想进来
“一旦你身处芭学园，就感受不到那些纠结与焦虑了。”董力说。2007年美术专业毕业后，他却扛起了摄像机来到芭学园，成了《小人国》的助理摄影师。摄制组走后，他就成了专职的摄影师，拍摄的培训素材和教学录像堆满了一柜子。
董力最喜欢的事就是坐在电脑前剪片子。他几乎熟知园里每一个孩子的名字，可以讲出每一个片段里的趣事。他说，从画面中他读到了快乐。“我相信快乐的东西一定是好的。”他甚至希望，将来他也可以用这些素材剪出一部《小人国》那样好的纪录片。
出于这种考虑，前年，董力说服了刚毕业的女友加入了芭学园，成为一名幼儿教师。两个人住在城乡接合部的一处群租房里，打算生一个孩子，把TA送到芭学园。
另一位未透露姓名的女教师也告诉记者，她本来在深圳从事IT行业，当年把孩子送到这里，来了就不想走了，索性留下做了教师。“在这里什么都忘了。”她坐在蒙氏教室的地板上，一边缝着布娃娃，一边认真地说。
这里上午一般没有课，阳光从金色的窗帘打下来，小朋友们像在大学里一样，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做自己想做的事。他们安静而专注，谈话间很恰当地穿插着各种礼貌用语。一个小朋友在我身边停下，很认真地说，“你好，你是谁？我叫童童。”
“每个人只要来到芭学园，一定会明白李跃儿做的是对的。”王宝宝的妈妈，在北京亚运村第二幼儿园任教研组长的武文斌说。王宝宝从出生开始，每周接受芭学园两小时专门的育儿辅导和拍摄。从出生到现在4岁半，从未间断。
站在一个幼教工作者的角度看，武文斌认为很多名声在外的幼儿园做得绝对过了头。比如有些私立幼儿园，大班孩子毕业要求认识5000字，这明显太过分了。“北京有些体制内的大幼儿园，孩子一天到晚上电视演节目，从早练到晚，能学会什么？班里的女孩子都被抽走演节目，男孩就闹翻天，真对孩子好吗？”
相比之下，尽管李跃儿的幼教理念仍处于边摸索边实践的阶段，武文斌肯定其“无疑是尊重教育规律的”。王宝宝很小时就可以专注地花40分钟做一件事，而现在无论和家长有任何争论时，他会说“我不同意你的看法”。
但武文斌有时候也会在底下偷偷给李跃儿“纠偏”。她心里老犯嘀咕，芭学园无论孩子做错什么都不问责，会不会让孩子缺少挫折教育，心理承受力差？为此她有时候会故意不跟王宝宝和颜悦色地讲道理。另外，现在小学入学都很严格，王宝宝会不会真没人要？她会偷偷给孩子报个辅导班。
“好多李老师的支持者，像《小人国》里有些孩子的家长，孩子一出芭学园，就被送去了国外，不让他受一丁点儿中国社会的影响。这对孩子真的好吗？我觉得这和李跃儿的理念是背道而驰的。”武文斌说，“他们毕竟也是中国的小公民，硬要他们脱离这个环境，真的公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