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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4年,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里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中呼吁废除死刑。从那时起,世界上有关死刑存废的争议就已经持续了两百多年之久。根据国际组织的统计数字,截止2003 年1月1日,世界上已有76 个国家和地区明确废除了死刑,另有15 个国家废除了普通犯罪的死刑(军事犯罪或战时犯罪除外),还有21 个国家在实践中事实上废除了死刑。
中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保留死刑的大国。2009 年12 月29 日,英国毒贩阿克毛在中国被执行死刑。引起许多国家对死刑制度的激烈争辩。有趣的是,争论更多的却是“死刑该不该被保留”,而不是阿克毛案件本身。
今年8月2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始审议刑法修正案(八)草案。此次刑法修改有项非常重要的议程,就是适当减少死刑罪名,将近年来较少适用或基本未适用的十三个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予以取消。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死刑越来越多地被当做文明的对立面,受到质疑和排挤。就我国学界而言,近年来呼吁废除死刑的声音也渐渐高涨。应该承认,刑法修订废止多项死刑,与学界的呼吁不无关系。
中国要不要废除死刑,需要切合本国具体的文化语境,而不是亦步亦趋,照搬别国的法律制度。
从本质上说,死刑属于文化的范畴。讨论死刑存废,有必要认识死刑的本质。在康德看来,死刑是人类的标志,只有有理性的人才配得上死刑,动物是没有死刑一说的。康德为何如此“抬举”死刑,将其上升到人类与动物区别的高度?众所周知,人和动物有诸多相通之处,人性中恶的一面,多来源于动物的基因。人的伟大之处在于,人具备了善恶的观念,可以自觉调控各自的行为。换句话说,约束人性中恶的因子,发扬人性中善的一面。在一个人漫长的岁月里,理性不可能永远占据统治地位,一旦理性打盹或者丧失,人性中恶的一面必然要有发作的时候。侵犯他人的利益,甚至毁掉同类的性命,遂成为人类社会的一个常见现象。假设人和动物无异,弱肉强食,处死同类也不会得到应有的惩罚。人类的理性告诉大家,一旦这种人性中最大的恶得不到有效控制,社会秩序将受到威胁。禁忌即文明。要约束他人不危害社会,不危及他人安全,不出卖国家利益,必须有一种震慑的惩罚约束社会成员。谁背反了这个规定,必须付出相应的代价。对于最严重的犯罪行为,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死刑不是简单地剥夺罪犯的生命。事实上,从死刑诞生的那天起,这种刑罚就具备了某种审美的意识。
袁帅锋在《死刑执行时间的古今比较与反思》一文介绍了我国早期死刑的美学文化。譬如说,古代君主在行赏的时机方面非常讲究,遵循应天时“赏以春夏,刑以秋冬”。在这些君主们看来,行刑与季节相适应,可以达到顺天行事的目的。因此,《管子·四时篇》中有“刑德者,四时之合也。刑徳合于时则生福,诡则生祸”的记载,这也是秋冬行刑得以执行的重要保证。具体到执行死刑的时辰,也很考究。我国古代的一天被划分为十二个时辰和一百个时刻,午时的时间段是中午十一点至十三点之间的这段时间。午时三刻大概是正午十二点的时候,此时太阳直射地面,是一天当中太阳的地面投影最小的时候,也被人们认为是一天当中阳气最强盛的时间,而在阳气最强盛的时间里执行死刑,既可以起到抑制阴气压抑鬼魂的作用,也可以起到威慑民众的作用。可见,死刑在中国早已被融入了独特的地域文化元素,不是纯粹的国家报复行为。
西方的死刑制度,也有不少文化的因素。德国学者赖德尔也说“用剑斩首原是自由民的特殊待遇,非无耻之辈所能享用的。”原因在于“剑是国家最高权力的司法权的象征。”诚如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吉尔兹所说,法律从来都是一种“地方性知识”,特定的文化传统必然孕育出各具特色的法律制度。
死刑是人类的标志,假如我们无法推翻康德的这个断言,那么,废除死刑则意味着对文明的某种放弃。死刑反对者只看到了死刑的残忍,看到了死刑是一种用血腥对待血腥的报复行为,恰恰忘记了报复的正当性和必要性。谋害他人性命,出卖国家利益,都是不可饶恕的犯罪行为。对严重犯罪行为者的宽恕,固然可以体现出法律的文明和进步,但是不能忘记,这种仁慈是对受害者的最大不公,甚至是一种残忍。以最近发生在江苏新沂的宝马X6撞倒一名3岁半的男童乐乐为例,司机为避免长期供养遭受车祸的那个乐乐,数次碾压在乐乐身上,置孩子于死地。如此残忍的杀人行为不受到应有的制裁,类似的悲剧很难避免。回过头来品味康德对死刑的断言,不难发现其精辟之至。要想捍卫人类与动物的分界岭,死刑,哪怕是象征性的死刑,就不该退出历史舞台。把它驱逐出法律的大门,不必要的恶将随之而来。就此来看,边沁所谓的死刑属于“浪费之刑”的说法,未必真的合理。
法律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同样要受到社会文化心理的制约和影响。死刑不是法律制定者个人好恶的写照,还应充分考虑到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和民众心理的需求。死刑不该也不能废止,于我国还有更深层的含义。贪污腐败现象愈演愈烈,民众对此的怨言颇多,支持死刑者居于多数。此外,对那些腐败者而言,死刑作为一把利剑,高悬在上空,起码还可以震慑那些贪官腐败分子们。忽视文化传统和民众心理,一旦死刑彻底“退休”,没有死刑的威胁,中国的政治文明进程必将受到影响,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更为显著。
许发民教授在其《刑法的社会文化分析》中写道:“法律是一种文化现象,它与整个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法家重刑主义文化传统是死刑制度的温床,儒家思想中的复仇理论是死刑制度的沃壤。其实,死刑和其他刑罚没有两样,都是一种必要的恶。万恶莫过于死。“当考虑最后的时刻时,死非但不是一种恶,而且表现出一种善的余额。”美国、日本为何没有废止死刑,显然也不是蒙昧和无知,而是权衡利弊,肯定死刑的存在价值。李贵鑫、于文沛在《论日本的死刑制度》一文中介绍说,在日本的国民看来,死刑不应被废除,仍然有它存在的价值和作用。日本所以至今尚未废除死刑,应该主要是出于对民意和这种社会文化心理的尊重。日本国民对于保留死刑的社会文化心理基础仍为杀人偿命的复仇意识。中国的情况也是如此。诚如学者刘用军在其《死刑的社会文化分析》中所言:“中国有着五千年的成文法历史,几千年来对死刑的认可已经形成了死刑无可置疑的正当性、合理性和必要性。”“历史所培养给人们并传承到今天的不是权利的信仰,而是义务的遵守和违反义务应担当的责任。当今,国人法律信仰未立,公民的权利意识尚弱。我们要做的,是先树立法律的信仰,然后才进一步考虑法律本身。死刑也莫不如此,让更多的民众守法,了解法的功用,待社会舆论、民众意识形成后再谈死刑的价值及其本身的存废,则水到渠成。”
恩格斯认为死刑“带有文明的一切好处与弊害”。死刑的存废,只有立足于本民族的文化语境之中,不割断历史,不因片面强调人文关怀而伤害更多的受害者,那么,死刑就应该长期存在。■
中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保留死刑的大国。2009 年12 月29 日,英国毒贩阿克毛在中国被执行死刑。引起许多国家对死刑制度的激烈争辩。有趣的是,争论更多的却是“死刑该不该被保留”,而不是阿克毛案件本身。
今年8月2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始审议刑法修正案(八)草案。此次刑法修改有项非常重要的议程,就是适当减少死刑罪名,将近年来较少适用或基本未适用的十三个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予以取消。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死刑越来越多地被当做文明的对立面,受到质疑和排挤。就我国学界而言,近年来呼吁废除死刑的声音也渐渐高涨。应该承认,刑法修订废止多项死刑,与学界的呼吁不无关系。
中国要不要废除死刑,需要切合本国具体的文化语境,而不是亦步亦趋,照搬别国的法律制度。
从本质上说,死刑属于文化的范畴。讨论死刑存废,有必要认识死刑的本质。在康德看来,死刑是人类的标志,只有有理性的人才配得上死刑,动物是没有死刑一说的。康德为何如此“抬举”死刑,将其上升到人类与动物区别的高度?众所周知,人和动物有诸多相通之处,人性中恶的一面,多来源于动物的基因。人的伟大之处在于,人具备了善恶的观念,可以自觉调控各自的行为。换句话说,约束人性中恶的因子,发扬人性中善的一面。在一个人漫长的岁月里,理性不可能永远占据统治地位,一旦理性打盹或者丧失,人性中恶的一面必然要有发作的时候。侵犯他人的利益,甚至毁掉同类的性命,遂成为人类社会的一个常见现象。假设人和动物无异,弱肉强食,处死同类也不会得到应有的惩罚。人类的理性告诉大家,一旦这种人性中最大的恶得不到有效控制,社会秩序将受到威胁。禁忌即文明。要约束他人不危害社会,不危及他人安全,不出卖国家利益,必须有一种震慑的惩罚约束社会成员。谁背反了这个规定,必须付出相应的代价。对于最严重的犯罪行为,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死刑不是简单地剥夺罪犯的生命。事实上,从死刑诞生的那天起,这种刑罚就具备了某种审美的意识。
袁帅锋在《死刑执行时间的古今比较与反思》一文介绍了我国早期死刑的美学文化。譬如说,古代君主在行赏的时机方面非常讲究,遵循应天时“赏以春夏,刑以秋冬”。在这些君主们看来,行刑与季节相适应,可以达到顺天行事的目的。因此,《管子·四时篇》中有“刑德者,四时之合也。刑徳合于时则生福,诡则生祸”的记载,这也是秋冬行刑得以执行的重要保证。具体到执行死刑的时辰,也很考究。我国古代的一天被划分为十二个时辰和一百个时刻,午时的时间段是中午十一点至十三点之间的这段时间。午时三刻大概是正午十二点的时候,此时太阳直射地面,是一天当中太阳的地面投影最小的时候,也被人们认为是一天当中阳气最强盛的时间,而在阳气最强盛的时间里执行死刑,既可以起到抑制阴气压抑鬼魂的作用,也可以起到威慑民众的作用。可见,死刑在中国早已被融入了独特的地域文化元素,不是纯粹的国家报复行为。
西方的死刑制度,也有不少文化的因素。德国学者赖德尔也说“用剑斩首原是自由民的特殊待遇,非无耻之辈所能享用的。”原因在于“剑是国家最高权力的司法权的象征。”诚如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吉尔兹所说,法律从来都是一种“地方性知识”,特定的文化传统必然孕育出各具特色的法律制度。
死刑是人类的标志,假如我们无法推翻康德的这个断言,那么,废除死刑则意味着对文明的某种放弃。死刑反对者只看到了死刑的残忍,看到了死刑是一种用血腥对待血腥的报复行为,恰恰忘记了报复的正当性和必要性。谋害他人性命,出卖国家利益,都是不可饶恕的犯罪行为。对严重犯罪行为者的宽恕,固然可以体现出法律的文明和进步,但是不能忘记,这种仁慈是对受害者的最大不公,甚至是一种残忍。以最近发生在江苏新沂的宝马X6撞倒一名3岁半的男童乐乐为例,司机为避免长期供养遭受车祸的那个乐乐,数次碾压在乐乐身上,置孩子于死地。如此残忍的杀人行为不受到应有的制裁,类似的悲剧很难避免。回过头来品味康德对死刑的断言,不难发现其精辟之至。要想捍卫人类与动物的分界岭,死刑,哪怕是象征性的死刑,就不该退出历史舞台。把它驱逐出法律的大门,不必要的恶将随之而来。就此来看,边沁所谓的死刑属于“浪费之刑”的说法,未必真的合理。
法律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同样要受到社会文化心理的制约和影响。死刑不是法律制定者个人好恶的写照,还应充分考虑到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和民众心理的需求。死刑不该也不能废止,于我国还有更深层的含义。贪污腐败现象愈演愈烈,民众对此的怨言颇多,支持死刑者居于多数。此外,对那些腐败者而言,死刑作为一把利剑,高悬在上空,起码还可以震慑那些贪官腐败分子们。忽视文化传统和民众心理,一旦死刑彻底“退休”,没有死刑的威胁,中国的政治文明进程必将受到影响,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更为显著。
许发民教授在其《刑法的社会文化分析》中写道:“法律是一种文化现象,它与整个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法家重刑主义文化传统是死刑制度的温床,儒家思想中的复仇理论是死刑制度的沃壤。其实,死刑和其他刑罚没有两样,都是一种必要的恶。万恶莫过于死。“当考虑最后的时刻时,死非但不是一种恶,而且表现出一种善的余额。”美国、日本为何没有废止死刑,显然也不是蒙昧和无知,而是权衡利弊,肯定死刑的存在价值。李贵鑫、于文沛在《论日本的死刑制度》一文中介绍说,在日本的国民看来,死刑不应被废除,仍然有它存在的价值和作用。日本所以至今尚未废除死刑,应该主要是出于对民意和这种社会文化心理的尊重。日本国民对于保留死刑的社会文化心理基础仍为杀人偿命的复仇意识。中国的情况也是如此。诚如学者刘用军在其《死刑的社会文化分析》中所言:“中国有着五千年的成文法历史,几千年来对死刑的认可已经形成了死刑无可置疑的正当性、合理性和必要性。”“历史所培养给人们并传承到今天的不是权利的信仰,而是义务的遵守和违反义务应担当的责任。当今,国人法律信仰未立,公民的权利意识尚弱。我们要做的,是先树立法律的信仰,然后才进一步考虑法律本身。死刑也莫不如此,让更多的民众守法,了解法的功用,待社会舆论、民众意识形成后再谈死刑的价值及其本身的存废,则水到渠成。”
恩格斯认为死刑“带有文明的一切好处与弊害”。死刑的存废,只有立足于本民族的文化语境之中,不割断历史,不因片面强调人文关怀而伤害更多的受害者,那么,死刑就应该长期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