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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9月以来,汇率问题成了一个国际性话题。“国际汇率战争”、“货币战争”之类的言辞抢占了许多国家主流媒体的重要位置。
就在此时,9月29日,美国众议院以348票赞成79票反对压倒性通过了《货币改革促进公平贸易法案》(Currency Reform for Fair Trade Act),要求对来自货币币值被低估的国家的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根据这个法案,如果人民币不在近期内大幅度升值,美国很有可能对中国输美产品征收高额反补贴税。
不可避免的人民币汇率之争
虽然国内很多人对此事还心存侥幸,认为虽然美国众议院已经通过这个法案,但真正生效还需要参议院通过和总统奥巴马签署;由于美国国会大选在即,有三分之一的参议员面临改选,该法案能否在参议院通过存在变数;即使参议院通过,奥巴马签署的可能性也不大;等等。
但笔者认为,随着这一法案的出台,中美之间关于汇率的争诉已经不可避免。且看美国众议院议长佩罗西9月29日在国会山的表态:“多年以来,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不断扩大,今天,我们终于认识到中国政府对汇率的操纵是一种出口补贴,应该制裁。”“中国既然已经加入了WTO,就必须按照国际规则从事。”“二十年前,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是每年50亿美元,现在是每周50亿美元,每周50亿美元!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通过这个法案,解决人民币汇率问题。”“我们相信,通过这个法案能够帮助总统认识到美国民众对此事是多么关心;这涉及国家安全,关乎美国工人的利益。”“如果该法案达到预期目的,将给美国创造一百万个就业机会。”
那么,如果该法案达到“预期目的”,中国将会怎么样呢?
如果人民币币值在短期内大幅度提升,首先受到冲击的就是出口加工企业,有专家估算,人民币每升值1%,纺织行业出口产品利润都会受到较大影响,其中棉纺织行业约下降12%,毛纺织行业下降8%,服装行业下降约13%。假如人民币升值5%,大部分没有技术含量和品牌,靠低价位策略生存的中小企业势必被挤出市场,因为订单都是以美元计价的,但原材料和劳资等生产成本都是以人民币支付的,人民币升值让成本远远高于订单价格,如何履行?
同时,与中国存在同业竞争的其他发展中国家(比如东南亚和南美洲)由于币值没有被提升,相对于中国的竞争力会很快提升,可以趁机争取到原本选定中国的客户群。如果按照美国某些学者所言,人民币币值至少提升20%,试想会有多少中国企业遭遇灭顶之灾?
由此,这个法案已经触及中美贸易关系的“底线”。比较起来,过去中国和美国相互就某种产品进行反倾销、反补贴或特保等贸易救济措施,那都是“小打小闹”,影响的仅仅是一个行业。这个法案则不同,它触动的是中国的核心利益。
不合法的“补贴”指责
支持对中国进行制裁的美国学者认为,中国政府操纵汇率,降低人民币币值,构成对出口加工企业的补贴,所以应该对中国产品征收反补贴税。这个理由在WTO法律体系中是否成立?让我们先看看WTO《反补贴协定》是如何对“补贴”进行界定的。
根据《反补贴协定》第一条和第二条,构成补贴需要具备三个要素:第一,政府或公共机构要对企业有实质性的财力支持,具体包括政府通过拨款、贷款、贷款担保或股权让与的方式转移资金给企业;政府对到期应该收取的款项(比如税收)不再征收;政府在公共基础建设之外,为企业提供货物、服务、或者购买货物,变相为其提供支持;政府为公共基金注资,或者委托私有实体替政府注资;政府为企业提供《关贸总协定》第十七条规定的其他形式的收入或价格支持。第二,受惠企业必须得到实质性利益。第三,这种补贴必须是对某种行业看得见摸得着的具体补贴,地区发展补贴或者针对所有行业的补贴(比如中国政府的振兴东北计划和西部大开发计划)不属于这种补贴。
但人民币汇率问题既不属于“政府的财政让与”,也不构成“受惠企业获得实质性利益”,更没有“具体性”这一构成补贴的核心要素。
根据《反补贴协定》的安排,补贴分为三种:“禁止性补贴”、“可诉性补贴”、和“不可诉补贴”。一些美国学者认为中国政府操纵人民币汇率对出口企业进行补贴,属于“禁止性补贴”。然而,根据《反补贴协定》第三条,“禁止性补贴”只包括两种:出口补贴(政府根据出口实绩,在法律上或实际上给予的补贴),和进口替代补贴(根据企业使用进口替代产品的数量给予的补贴)。
可见,WTO对补贴的界定非常严谨。就法律技术而言,美国必须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如下几个方面:其一,中国政府确实在操纵汇率;其二,这种操纵构成了对某种行业的补贴;其三,这种补贴是具体的,并且受惠企业确实得到了利益;其四,这种补贴属于“禁止性补贴”;最后,必须论证受惠企业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补贴,从而认定应对中国产品征收多高的反补贴税。
美国根本无法提供相关证据,更无从证明。相反,美国政府的智囊机构之一—卡托(CATO)研究中心贸易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丹尼尔教授运用大量证据论证了三个足以质疑美国国会的观点:
一是汇率对贸易的影响非常微小,甚至不成正比。从2005年7月—2008年7月,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了21%,但是同期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却从2020亿美元增加到2680亿美元。在2001年—2004年期间,当美元兑人民币始终保持在8.28的水平时,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却在逐年递增。
二是如果借汇率问题对中国产品征税,哪么征收多少?如何评判中国政府在多大程度上故意降低币值?参考的依据在哪里?
三是即使这次如愿,人民币大幅度升值,美国就一定能大幅度缩减贸易逆差吗?要知道,如果人民币升值,中国依靠原料进口进行加工的企业生产成本会大幅度下降,产品会更具有国际竞争力。人民币升值肯定会增加美国的出口,但是美国从中国的进口不见得相应地降低。
中国应对之策
有人说,这个法案是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之前的一场政治表演秀,随着中期选举的结束,一切会不了了之。但笔者认为,政治表演拉选票的因素是有的,但奥巴马政府不会轻率地因此与国会对立,两年之后是美国总统大选,奥巴马现在的许多政策构建都在为下一届连任做准备。人民币汇率让奥巴马政府很头痛,一方面要屈从于国会,另一个方面又必须考虑中美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不敢轻易触动双边关系的“底线”。
在人民币汇率法案的背后,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美国单边主义有抬头的明显迹象。在佩洛西和其他议员的报告中,他们多次提及迫使人民币升值是基于一种政治理念:“我们美国自己处理(Made it in America)”。这是布什政府的理念,奥巴马上任初期曾力避这种理念,努力挽回美国的国家信誉。
综上,中美关于人民币汇率的争议已经超出了经济范畴。中美“汇率之诉”能否引发,取决于美国政府以什么样的态度处理与中国的政治经济平衡关系。如果按照美国国会的意愿走下去,对中国产品征税,中国政府不会坐视不管,肯定会采取相应的报复措施,并提起WTO诉讼。如果奥巴马政府把此事推到国会中期选举之后再表态,寻找其他机会消减国内激进派情绪,这个事情可能会大事化小。
静观其变、沉着应对,应该是中国处理此事的基本策略。汇率和征税都体现国家经济主权,美国如果触及“底线”一意孤行,中国采取相应的报复措施也在情理之中。此外,利用谈判斡旋拖延时间是比较有效的权益之计。同时,中国应该利用这个机会建立人民币在亚洲的硬通货地位,向全球辐射,动摇美元的国际地位。之后,中国可以根据市场要求稳步调整人民币汇率。
就在此时,9月29日,美国众议院以348票赞成79票反对压倒性通过了《货币改革促进公平贸易法案》(Currency Reform for Fair Trade Act),要求对来自货币币值被低估的国家的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根据这个法案,如果人民币不在近期内大幅度升值,美国很有可能对中国输美产品征收高额反补贴税。
不可避免的人民币汇率之争
虽然国内很多人对此事还心存侥幸,认为虽然美国众议院已经通过这个法案,但真正生效还需要参议院通过和总统奥巴马签署;由于美国国会大选在即,有三分之一的参议员面临改选,该法案能否在参议院通过存在变数;即使参议院通过,奥巴马签署的可能性也不大;等等。
但笔者认为,随着这一法案的出台,中美之间关于汇率的争诉已经不可避免。且看美国众议院议长佩罗西9月29日在国会山的表态:“多年以来,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不断扩大,今天,我们终于认识到中国政府对汇率的操纵是一种出口补贴,应该制裁。”“中国既然已经加入了WTO,就必须按照国际规则从事。”“二十年前,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是每年50亿美元,现在是每周50亿美元,每周50亿美元!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通过这个法案,解决人民币汇率问题。”“我们相信,通过这个法案能够帮助总统认识到美国民众对此事是多么关心;这涉及国家安全,关乎美国工人的利益。”“如果该法案达到预期目的,将给美国创造一百万个就业机会。”
那么,如果该法案达到“预期目的”,中国将会怎么样呢?
如果人民币币值在短期内大幅度提升,首先受到冲击的就是出口加工企业,有专家估算,人民币每升值1%,纺织行业出口产品利润都会受到较大影响,其中棉纺织行业约下降12%,毛纺织行业下降8%,服装行业下降约13%。假如人民币升值5%,大部分没有技术含量和品牌,靠低价位策略生存的中小企业势必被挤出市场,因为订单都是以美元计价的,但原材料和劳资等生产成本都是以人民币支付的,人民币升值让成本远远高于订单价格,如何履行?
同时,与中国存在同业竞争的其他发展中国家(比如东南亚和南美洲)由于币值没有被提升,相对于中国的竞争力会很快提升,可以趁机争取到原本选定中国的客户群。如果按照美国某些学者所言,人民币币值至少提升20%,试想会有多少中国企业遭遇灭顶之灾?
由此,这个法案已经触及中美贸易关系的“底线”。比较起来,过去中国和美国相互就某种产品进行反倾销、反补贴或特保等贸易救济措施,那都是“小打小闹”,影响的仅仅是一个行业。这个法案则不同,它触动的是中国的核心利益。
不合法的“补贴”指责
支持对中国进行制裁的美国学者认为,中国政府操纵汇率,降低人民币币值,构成对出口加工企业的补贴,所以应该对中国产品征收反补贴税。这个理由在WTO法律体系中是否成立?让我们先看看WTO《反补贴协定》是如何对“补贴”进行界定的。
根据《反补贴协定》第一条和第二条,构成补贴需要具备三个要素:第一,政府或公共机构要对企业有实质性的财力支持,具体包括政府通过拨款、贷款、贷款担保或股权让与的方式转移资金给企业;政府对到期应该收取的款项(比如税收)不再征收;政府在公共基础建设之外,为企业提供货物、服务、或者购买货物,变相为其提供支持;政府为公共基金注资,或者委托私有实体替政府注资;政府为企业提供《关贸总协定》第十七条规定的其他形式的收入或价格支持。第二,受惠企业必须得到实质性利益。第三,这种补贴必须是对某种行业看得见摸得着的具体补贴,地区发展补贴或者针对所有行业的补贴(比如中国政府的振兴东北计划和西部大开发计划)不属于这种补贴。
但人民币汇率问题既不属于“政府的财政让与”,也不构成“受惠企业获得实质性利益”,更没有“具体性”这一构成补贴的核心要素。
根据《反补贴协定》的安排,补贴分为三种:“禁止性补贴”、“可诉性补贴”、和“不可诉补贴”。一些美国学者认为中国政府操纵人民币汇率对出口企业进行补贴,属于“禁止性补贴”。然而,根据《反补贴协定》第三条,“禁止性补贴”只包括两种:出口补贴(政府根据出口实绩,在法律上或实际上给予的补贴),和进口替代补贴(根据企业使用进口替代产品的数量给予的补贴)。
可见,WTO对补贴的界定非常严谨。就法律技术而言,美国必须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如下几个方面:其一,中国政府确实在操纵汇率;其二,这种操纵构成了对某种行业的补贴;其三,这种补贴是具体的,并且受惠企业确实得到了利益;其四,这种补贴属于“禁止性补贴”;最后,必须论证受惠企业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补贴,从而认定应对中国产品征收多高的反补贴税。
美国根本无法提供相关证据,更无从证明。相反,美国政府的智囊机构之一—卡托(CATO)研究中心贸易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丹尼尔教授运用大量证据论证了三个足以质疑美国国会的观点:
一是汇率对贸易的影响非常微小,甚至不成正比。从2005年7月—2008年7月,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了21%,但是同期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却从2020亿美元增加到2680亿美元。在2001年—2004年期间,当美元兑人民币始终保持在8.28的水平时,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却在逐年递增。
二是如果借汇率问题对中国产品征税,哪么征收多少?如何评判中国政府在多大程度上故意降低币值?参考的依据在哪里?
三是即使这次如愿,人民币大幅度升值,美国就一定能大幅度缩减贸易逆差吗?要知道,如果人民币升值,中国依靠原料进口进行加工的企业生产成本会大幅度下降,产品会更具有国际竞争力。人民币升值肯定会增加美国的出口,但是美国从中国的进口不见得相应地降低。
中国应对之策
有人说,这个法案是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之前的一场政治表演秀,随着中期选举的结束,一切会不了了之。但笔者认为,政治表演拉选票的因素是有的,但奥巴马政府不会轻率地因此与国会对立,两年之后是美国总统大选,奥巴马现在的许多政策构建都在为下一届连任做准备。人民币汇率让奥巴马政府很头痛,一方面要屈从于国会,另一个方面又必须考虑中美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不敢轻易触动双边关系的“底线”。
在人民币汇率法案的背后,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美国单边主义有抬头的明显迹象。在佩洛西和其他议员的报告中,他们多次提及迫使人民币升值是基于一种政治理念:“我们美国自己处理(Made it in America)”。这是布什政府的理念,奥巴马上任初期曾力避这种理念,努力挽回美国的国家信誉。
综上,中美关于人民币汇率的争议已经超出了经济范畴。中美“汇率之诉”能否引发,取决于美国政府以什么样的态度处理与中国的政治经济平衡关系。如果按照美国国会的意愿走下去,对中国产品征税,中国政府不会坐视不管,肯定会采取相应的报复措施,并提起WTO诉讼。如果奥巴马政府把此事推到国会中期选举之后再表态,寻找其他机会消减国内激进派情绪,这个事情可能会大事化小。
静观其变、沉着应对,应该是中国处理此事的基本策略。汇率和征税都体现国家经济主权,美国如果触及“底线”一意孤行,中国采取相应的报复措施也在情理之中。此外,利用谈判斡旋拖延时间是比较有效的权益之计。同时,中国应该利用这个机会建立人民币在亚洲的硬通货地位,向全球辐射,动摇美元的国际地位。之后,中国可以根据市场要求稳步调整人民币汇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