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通过对周恩来《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和王恩茂《为党的解决民族问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而斗争》的重读和对比，着重分析50年代党对民族政策的阐述，重现这一时期党的民族政策的不断发展和完善。
[关键词]革命；阶级话语；民族政策
[作者简介]张云（1988-），女，汉族，新疆职业大学，硕士研究生，专业：中共党史，研究方向：执政党建设与当代中国政治。
[中图分类号]D0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8031（2017）01-0019-02
1957年8月4日周恩来在青岛民族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与1958年4月28日王恩茂关于民族工作的总结报告《为党的解决民族问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而斗争》，时隔半年，由于国家政策和策略的调整，这一时期党的领导人关于民族政策阐述的侧重点也在保持一致性的前提下表现出略微细小的差异性，反映了党的民族政策的继承和发展。
一、“两种民族主义”是资产阶级的民族观
反对两种民族理论来源于列宁和斯大林的阐述，民族主义是与无产阶级对立的剥削阶级民族观，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只是民族主义的两种类别。[1]对中国共产党而言，反对“两种民族主义”既是巩固新生人民政权，反对敌对势力的手段，也是无产阶级民族政策的教育途径，在1957年—1958年期间这一特征更明显。
（一）消除民族隔阂，强调反对大汉族主义
建国初期，维护民族团结的首要任务是反对两种民族主义，也是消除民族隔阂的重要方法。“我们反对两种民族主义，就是既反对大民族主义（在中国主要是反对大汉族主义），也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特别要注意反对大汉族主义。这两种民族主义都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表现。”[2]周恩来与毛泽东“解决民族问题的关键是克服大汉族主义”的阐述具有一致性。当新生政权面临资本主义世界的孤立和国民党残余势力的攻击诋毁，党的领导人认为消除民族隔阂产生的历史根源是实现民族大团结的手段，关键在于批判历史上统治阶级推行的大汉族主义，尤其是国民党推行的民族政策，因此工作的重点是反对大汉族主义，反映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势力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通过批评过去反动阶级的民族政策凸显党的民族政策的正确性和必然性。在具体工作中“这两种错误态度、两种倾向，如果任其发展下去，不仅不利于我们民族间的团结，而且会造成我们各民族间的对立，甚至于分裂。”[3]称之为“两种错误态度、两种倾向”，是对于没有正确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或受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影响较深的干部和群众观念和行为的批评，通过教育疏导的方法改变错误观念，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高潮下，只有各民族团结一致，才能克服两种民族主义。
（二）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后，强调反对地方民族主义
在党的民族工作中反对“两种民族主义”都不可忽视，但起初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处于从属地位。八届三中全会将中国的主要矛盾定性“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在强调反对大汉族主义的基础上突出了反对地方民族主义这一重点。
1958年4月28日，王恩茂指出“反对地方民族主义是两条路线，同时也是两条道路上的斗争，即马列主义民族路线与资产阶级民族路线之间的斗争，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地方民族主义者，不管他持有何种理由，采取何种方式反对我们国家的统一，其实质不利于无产阶级，而有利于资产阶级，不利于社会主义，而有利于帝国主义的。”[4]可见，王恩茂的阐述与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主要矛盾的认识保持了一致性，也鲜明指出地方民族主义就是资产阶级的复辟，是披着资产阶级外衣的资产阶级思想，危害着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也危害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不同的是王恩茂不再用“地方民族主义倾向”一词，而是用“地方民族主义者”，这一称呼的变化说明反对地方民族主义者与批评地方民族主义残余思想观念有明显的界限，地方民族主义者的主张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祖国统一，其危害性决定它是需要反对的一方，应该坚决予以批判和打击。但王恩茂也表示：“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的斗争是第一次，第一次从严，第二次从宽。”[5]同样缩小敌我矛盾的尖锐对立，通过教育，孤立顽固分子，避免造成思想上的混乱。
二、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更有利于维护祖国统一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重大民族政策。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开始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框架下，以阶级的话语，实施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与内地政治、经济、文化一体化的进程。[6]
（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更适合中国
关于民族自决与加盟共和国问题，从历史的角度出发，周恩来指出：“当时俄罗斯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要在政治上站住脚，就必须强调民族自决权这个口号，允许民族分立。这样才能把过去那种帝国主义政治关系摆脱，而使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社会主义国家站住脚。当时的具体情况要求俄国无产阶级这样做。”苏俄选择联邦制是基于自身国情做出的决策，为了无产阶级革命力量，才实行联邦制。而中国也有自身独特性，“我们整个中华民族对外曾是长期受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内部是各民族在革命战争中同甘共苦结成了战斗友谊，使我们这个民族大家庭得到了解放。我们这种内部、外部的关系，使我们不需要采取十月革命时俄国所强调的实行民族自决而允许民族分立的政策。”[7]从中苏革命战争时期的斗争状况展开对比，彰显中国有自己的历史发展情况，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符合中国的历史潮流，各民族要一如既往互助合作。“如果我国哪个民族要脱离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另外成立独立的国家，就不是削弱帝国主义的力量，而是削弱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力量，是破坏民族解放。”[8]指出要壮大无产阶级力量取得社会主义胜利就必须选择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二）在统一的中国实行联邦制是历史的倒退
针对地方民族主义者攻击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鼓吹苏联民族自决和联邦制企图分裂祖国的危害性，王恩茂指出：“苏联基本上是先建立各共和国，组成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这是由分离到联合，由分散到统一，是正确的、进步的。在我国如果建立加盟共和国，是先有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然后建立加盟共和国，这是由联合到分离，由统一到分散，是倒退的，反动的”。[9]强调无论是中国还是苏联，对于任何一个民族国家来讲，维护统一是趋势和目标，在统一中国再主张联邦制就是破坏祖国统一，企图分裂祖国，不符合历史潮流。我国民族区域自治的优越性在于巩固政权，所以地方民族主义者倡导联邦制是违背各民族愿望的。 三、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
少数民族干部是党和国家联系少数民族群众的纽带，中央领导人多次强调“应当有步骤有计划地培养民族干部”，“如果干部政策解决不好一切政策就没人实施。”[10]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政策是党的民族政策的又一重点，在强调社会主义民族制度优越性的同时实现了由数量上的多少到质量上的高低的实现。
（一）增加少数民族干部比例是“民族化”的根本
关于民族自治权利和民族化的问题上，周恩来指出“既然是民族自治，就要培养民族干部，既然承认民族，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就应当被尊重，这就是民族化，如果不重视这些民族化的问题，将不符合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民族大家庭这个民族共同繁荣的政策。”[11]民族化是与民族自治权利密切相关的核心问题，而少数民族干部则是各项工作开展的保障，必须在依靠少数民族干部发动少数民族群众积极投身社会主义事业的同时，明确社会主义民族政策是为了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这种价值判断能够体现我国民族政策的优越性。强调“就是民族干部应当有一定比例，即使是少数民族人口少也应注意这一点。”就是充分调动少数民族的积极性，加强民族团结，共同建设社会主义。总的来说，强调干部民族化以顺应全面社会主义建设要求发展少数民族经济文化事业。
（二）提高干部的素质和工作能力
随着民族地区社会改革进一步推进，一批高质量的少数民族干部对民族地区的各项事业显得尤为重要，为促进维护祖国统一的各项工作得以开展，开始强调“干部民族化是我们党的干部政策原则，而不是最高原则，最高原则是干部的共产主义化……按理来说，在这个时候不应该大喊大叫干部民族化，不应该再强调大量提拔民族干部的问题，应该强调如何提高少数民族干部的质量。”[12]面临别有用心的人用“干部民族化”为幌子来弱化党的领导、排斥少数民族的干部、破坏民族团结的思想和行为，不仅仅是强调增加少数民族干部比例，用干部的共产主义化来说明少民族干部是否具有共产主义信念，是否拥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事业是最高原则，实现了民族干部数量到民族干部质量的转变。随着“三个离不开思想”和“干部四化”的提出，党和国家也逐渐淡出了干部民族化的说法，从数量上向强调提升少数民族干部工作能力上来，分阶段、分步骤的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符合发展的规律。
党的民族政策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与时俱进的，始终把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促进各民族繁荣发展作为最高原则，即使在50年代特殊的政治环境中，民族政策侧重点略有调整，但其本质仍是促进各民族平等团结、发展进步和共同繁荣，民族政策也在根据阶段性任务和目标展开调适，并且不是颠覆性改变而在继承中完善发展。
[注释]
[1]王希恩.中国共产党反对两种民族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回溯[J].民族研究，2011（04）.
[2][3]周恩来.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新疆工作文献选编[Z]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179.
[4]王恩茂.为党的解决民族问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而奋斗.王恩茂文集[M].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297.
[5]王恩茂.为党的解决民族问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而奋斗.王恩茂文集[M].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6]李国芳.中共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形成[J].近代史研究.2012（6）.
[7]周恩来.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新疆工作文献选编[Z].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190.
[8]王恩茂.为党的解决民族问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而奋斗.王恩茂文集[M].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299.
[9]王恩茂.为党的解决民族问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而奋斗.王恩茂文集[M].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304.
[10]周恩来.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11]周恩来.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新疆工作文献选编[M].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199）.
[12]王恩茂.为党的解决民族问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而奋斗.王恩茂文集[M].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319.
[关键词]革命；阶级话语；民族政策
[作者简介]张云（1988-），女，汉族，新疆职业大学，硕士研究生，专业：中共党史，研究方向：执政党建设与当代中国政治。
[中图分类号]D0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8031（2017）01-0019-02
1957年8月4日周恩来在青岛民族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与1958年4月28日王恩茂关于民族工作的总结报告《为党的解决民族问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而斗争》，时隔半年，由于国家政策和策略的调整，这一时期党的领导人关于民族政策阐述的侧重点也在保持一致性的前提下表现出略微细小的差异性，反映了党的民族政策的继承和发展。
一、“两种民族主义”是资产阶级的民族观
反对两种民族理论来源于列宁和斯大林的阐述，民族主义是与无产阶级对立的剥削阶级民族观，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只是民族主义的两种类别。[1]对中国共产党而言，反对“两种民族主义”既是巩固新生人民政权，反对敌对势力的手段，也是无产阶级民族政策的教育途径，在1957年—1958年期间这一特征更明显。
（一）消除民族隔阂，强调反对大汉族主义
建国初期，维护民族团结的首要任务是反对两种民族主义，也是消除民族隔阂的重要方法。“我们反对两种民族主义，就是既反对大民族主义（在中国主要是反对大汉族主义），也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特别要注意反对大汉族主义。这两种民族主义都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表现。”[2]周恩来与毛泽东“解决民族问题的关键是克服大汉族主义”的阐述具有一致性。当新生政权面临资本主义世界的孤立和国民党残余势力的攻击诋毁，党的领导人认为消除民族隔阂产生的历史根源是实现民族大团结的手段，关键在于批判历史上统治阶级推行的大汉族主义，尤其是国民党推行的民族政策，因此工作的重点是反对大汉族主义，反映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势力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通过批评过去反动阶级的民族政策凸显党的民族政策的正确性和必然性。在具体工作中“这两种错误态度、两种倾向，如果任其发展下去，不仅不利于我们民族间的团结，而且会造成我们各民族间的对立，甚至于分裂。”[3]称之为“两种错误态度、两种倾向”，是对于没有正确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或受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影响较深的干部和群众观念和行为的批评，通过教育疏导的方法改变错误观念，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高潮下，只有各民族团结一致，才能克服两种民族主义。
（二）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后，强调反对地方民族主义
在党的民族工作中反对“两种民族主义”都不可忽视，但起初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处于从属地位。八届三中全会将中国的主要矛盾定性“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在强调反对大汉族主义的基础上突出了反对地方民族主义这一重点。
1958年4月28日，王恩茂指出“反对地方民族主义是两条路线，同时也是两条道路上的斗争，即马列主义民族路线与资产阶级民族路线之间的斗争，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地方民族主义者，不管他持有何种理由，采取何种方式反对我们国家的统一，其实质不利于无产阶级，而有利于资产阶级，不利于社会主义，而有利于帝国主义的。”[4]可见，王恩茂的阐述与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主要矛盾的认识保持了一致性，也鲜明指出地方民族主义就是资产阶级的复辟，是披着资产阶级外衣的资产阶级思想，危害着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也危害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不同的是王恩茂不再用“地方民族主义倾向”一词，而是用“地方民族主义者”，这一称呼的变化说明反对地方民族主义者与批评地方民族主义残余思想观念有明显的界限，地方民族主义者的主张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祖国统一，其危害性决定它是需要反对的一方，应该坚决予以批判和打击。但王恩茂也表示：“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的斗争是第一次，第一次从严，第二次从宽。”[5]同样缩小敌我矛盾的尖锐对立，通过教育，孤立顽固分子，避免造成思想上的混乱。
二、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更有利于维护祖国统一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重大民族政策。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开始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框架下，以阶级的话语，实施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与内地政治、经济、文化一体化的进程。[6]
（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更适合中国
关于民族自决与加盟共和国问题，从历史的角度出发，周恩来指出：“当时俄罗斯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要在政治上站住脚，就必须强调民族自决权这个口号，允许民族分立。这样才能把过去那种帝国主义政治关系摆脱，而使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社会主义国家站住脚。当时的具体情况要求俄国无产阶级这样做。”苏俄选择联邦制是基于自身国情做出的决策，为了无产阶级革命力量，才实行联邦制。而中国也有自身独特性，“我们整个中华民族对外曾是长期受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内部是各民族在革命战争中同甘共苦结成了战斗友谊，使我们这个民族大家庭得到了解放。我们这种内部、外部的关系，使我们不需要采取十月革命时俄国所强调的实行民族自决而允许民族分立的政策。”[7]从中苏革命战争时期的斗争状况展开对比，彰显中国有自己的历史发展情况，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符合中国的历史潮流，各民族要一如既往互助合作。“如果我国哪个民族要脱离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另外成立独立的国家，就不是削弱帝国主义的力量，而是削弱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力量，是破坏民族解放。”[8]指出要壮大无产阶级力量取得社会主义胜利就必须选择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二）在统一的中国实行联邦制是历史的倒退
针对地方民族主义者攻击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鼓吹苏联民族自决和联邦制企图分裂祖国的危害性，王恩茂指出：“苏联基本上是先建立各共和国，组成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这是由分离到联合，由分散到统一，是正确的、进步的。在我国如果建立加盟共和国，是先有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然后建立加盟共和国，这是由联合到分离，由统一到分散，是倒退的，反动的”。[9]强调无论是中国还是苏联，对于任何一个民族国家来讲，维护统一是趋势和目标，在统一中国再主张联邦制就是破坏祖国统一，企图分裂祖国，不符合历史潮流。我国民族区域自治的优越性在于巩固政权，所以地方民族主义者倡导联邦制是违背各民族愿望的。 三、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
少数民族干部是党和国家联系少数民族群众的纽带，中央领导人多次强调“应当有步骤有计划地培养民族干部”，“如果干部政策解决不好一切政策就没人实施。”[10]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政策是党的民族政策的又一重点，在强调社会主义民族制度优越性的同时实现了由数量上的多少到质量上的高低的实现。
（一）增加少数民族干部比例是“民族化”的根本
关于民族自治权利和民族化的问题上，周恩来指出“既然是民族自治，就要培养民族干部，既然承认民族，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就应当被尊重，这就是民族化，如果不重视这些民族化的问题，将不符合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民族大家庭这个民族共同繁荣的政策。”[11]民族化是与民族自治权利密切相关的核心问题，而少数民族干部则是各项工作开展的保障，必须在依靠少数民族干部发动少数民族群众积极投身社会主义事业的同时，明确社会主义民族政策是为了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这种价值判断能够体现我国民族政策的优越性。强调“就是民族干部应当有一定比例，即使是少数民族人口少也应注意这一点。”就是充分调动少数民族的积极性，加强民族团结，共同建设社会主义。总的来说，强调干部民族化以顺应全面社会主义建设要求发展少数民族经济文化事业。
（二）提高干部的素质和工作能力
随着民族地区社会改革进一步推进，一批高质量的少数民族干部对民族地区的各项事业显得尤为重要，为促进维护祖国统一的各项工作得以开展，开始强调“干部民族化是我们党的干部政策原则，而不是最高原则，最高原则是干部的共产主义化……按理来说，在这个时候不应该大喊大叫干部民族化，不应该再强调大量提拔民族干部的问题，应该强调如何提高少数民族干部的质量。”[12]面临别有用心的人用“干部民族化”为幌子来弱化党的领导、排斥少数民族的干部、破坏民族团结的思想和行为，不仅仅是强调增加少数民族干部比例，用干部的共产主义化来说明少民族干部是否具有共产主义信念，是否拥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事业是最高原则，实现了民族干部数量到民族干部质量的转变。随着“三个离不开思想”和“干部四化”的提出，党和国家也逐渐淡出了干部民族化的说法，从数量上向强调提升少数民族干部工作能力上来，分阶段、分步骤的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符合发展的规律。
党的民族政策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与时俱进的，始终把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促进各民族繁荣发展作为最高原则，即使在50年代特殊的政治环境中，民族政策侧重点略有调整，但其本质仍是促进各民族平等团结、发展进步和共同繁荣，民族政策也在根据阶段性任务和目标展开调适，并且不是颠覆性改变而在继承中完善发展。
[注释]
[1]王希恩.中国共产党反对两种民族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回溯[J].民族研究，2011（04）.
[2][3]周恩来.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新疆工作文献选编[Z]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179.
[4]王恩茂.为党的解决民族问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而奋斗.王恩茂文集[M].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297.
[5]王恩茂.为党的解决民族问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而奋斗.王恩茂文集[M].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6]李国芳.中共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形成[J].近代史研究.2012（6）.
[7]周恩来.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新疆工作文献选编[Z].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190.
[8]王恩茂.为党的解决民族问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而奋斗.王恩茂文集[M].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299.
[9]王恩茂.为党的解决民族问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而奋斗.王恩茂文集[M].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304.
[10]周恩来.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11]周恩来.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新疆工作文献选编[M].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199）.
[12]王恩茂.为党的解决民族问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而奋斗.王恩茂文集[M].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3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