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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我几乎每个工作日下班，开车上机场高速路往东北走，从大山子出口下来再往南走酒仙桥路，到将台路口的兆维集团接我的妻子，然后一起回家。
经过酒仙桥路10号时，碰到红灯停车片刻，我总要往东边看那个已被装修一新、外观仿照新华门的大门。包围园区灰色的砖墙拆掉了，代之是铁栅栏。
这是我来北京度过最初两年的地方。当时“北京电子管厂（国营774厂）”和“北京东方电子集团”两块牌子并存。而今外面只有“京东方科技集团”的牌匾，园区西北角一栋36层的“星城国际大厦”的写字楼里，进驻了众多的金融、科技、文化企业。而这个地方，当年是一片树林，名之为“北林”，掩映着一幢四层灰楼。我住三层，尚是我女友的妻子当时住四层。
一晃，我已在北京这座特大城市住了19年。我从一个“意气高于百尺楼”的“文青”，变成了一个“谋生无奈日奔驰”的中年男，这个脱胎于国营军工企业的国有大厂，变成了一个现代化的产业园区。
北京，从1993年户籍人口的1051万（其中位于城区和郊县的城镇户籍为668万，而当时在京常住的外地户籍人口不超过100万）膨胀到2011年底常住人口2018万的特大城市（其中常住的外地户籍者742万）。
我在北京的19年职场生涯，经历了这座古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扩城”，我和无数的外地人，在这里寻找自己甜蜜中不无苦涩的“北京梦”。
废除粮票那一年成为北京市民
1993年6月下旬的一天下午。兰州火车站的站台上，充满着离愁别绪，又是一年毕业生离校时。我和110余名兰州大学同届毕业分配去北京的校友，登上了76次列车。我们基本上集中在相邻两个车厢内。我们这些人怀着对北京的憧憬，毫无睡意，一路弹吉他、唱歌、打牌、喝酒。似乎，北京城等着我们的是大把大把的机会，是辉煌的前程。
火车在凌晨5点到了北京站，那是一个星期日。这是我第一次来北京。出站后，望了望身后那在画报和电影里看过的站顶大钟，毫无疲倦之意，走进地铁站——全北京也只有1号线和2号线。“从此，我是个北京人了。”
这个念头一直令我很兴奋。我和管理系的一位同样分到京东方的毕业生王风彬，从地铁东直门口出来，在一座5层楼的商场前寻找去酒仙桥的401路公共汽车。那时候东直门还未建成交通枢纽，但已自发成为北京东北地区人员来京的集散地。多数人还在睡梦中，只有几个环卫工人在“沙沙沙”地挥动扫帚。突然，我俩前面走来一个汉子，挡住我们，出示了警官证后，说要检查我俩的证件。我俩相顾一看，坐了近两昼夜的硬座，满脸风尘之色，头发杂乱，瘦骨嶙峋，一人背个大包，在夏天的早晨出现，似有可疑之处。我连忙说自己是毕业分配到北京的大学毕业生，那人执意要翻看行李。我俩只好打开大包，并让他看过“派遣证”和身份证，他才放行。
找到401路车的始发站站牌后，我俩上了车。但乡下人进城，凡事都怕出岔，于是向卖票的中年大婶询问：“这车到陈各庄站吗？”大婶头也不抬，冒出一串北京土腔：“你不识字吗？不会看站牌？”
多年来我回忆起这一幕，我想自己能坦然待之，关键出于一种对前途较为明晰的信心。年轻，有一张重点大学的文凭，最关键的是有正式单位（那时大学毕业还有国家干部的身份）和北京市户口。这是一种制度加个人能力的综合保障，使我在进京第一天起，就获得了一种心理上的优势。
我在1993年进城，所通过的途径，依然是这个大国延续千年的“精英选拔”方式。无论是帝国时代的科举，还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大学毕业生和部队转业干部，能长住在这个故都的外地人，往往是得到了权力的“恩准”。而为权力运行配套的那些服务行业的从业者在北京生存，也处在权力的精准调配之下。
对北京而言，外地人较为自由地涌进北京谋生，从而让这座城市的规模急剧扩大，1993年是至为关键的一年。
这一年，沿用40年的粮票废除。在此之前，一个人去外地，没有粮票几乎寸步难行，这种控制每个人食物的票证，是行政权力控制人员流动的最重要的手段。
也就在1993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方案（1991-2010）》得到批复，规划要求，2010年北京市常住人口控制在 1250 万左右，其中市区常住人口控制在650万内——制订规划的人，远远低估了市场经济对城市规模的决定性力量。
我进城的那一刻，由行政力量主导“扩城”的体制开始松动，而当时我浑然不觉。
大学生活的短暂延续
众多分配到京东方的大学毕业生单位报到完毕，办理好户口和粮食迁移手续，陆续回老家过最后一个暑假，待到8月底再回京上班。全公司这一年要了128名毕业生，最高学历的是南开的一位博士，还有北大的一名硕士，清华大学有5名学生（五年制），其他如复旦、西安交大、哈工大、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天津大学、华中理工、沈阳工大、吉林大学、山东大学、成都电子科技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等名校皆有毕业生。
到了9月份，休假完毕的新毕业生全部归厂，分配到各部门和分厂。学理科、工科的多去了分厂，我被分到集团的公关部——其实和党委宣传部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具体工作是办一份内部报纸。
128名毕业生全部住在北邻宿舍，这幢4层灰楼下面两层是厂医院，三层全部住新来的男生，女生大约30余人，住在四层的东半部分。而西半部分呢，挤满了上百名各分厂招来的临时工——也就是后来很流行的“农民工”。大学毕业生3人一间宿舍，而民工8人挤一间。民工所住的4楼西头和女大学毕业生所住的4楼东头的通道被堵死。
一百多个年轻的毕业生一来，马上给这个平时只有消毒水味的破楼带来了生气，这些毕业生中，只有三个生源是北京的，一个毕业于哈工大的女生是城区的，一个是毕业于桂林电子工业学院的顺义人，一个是毕业于复旦大学电真空专业的通县人。
1993年，机场高速公路刚刚通车，三环路还有南边那一段没有建好。从东直门坐401路往东北方向走，出了三元桥是曙光电机厂，一过曙光电机厂便是一片广袤的原野。现在北京最大（也许是亚洲最大）的居民小区望京，还是一片菜地，沟渠旁长着一排排白杨。 酒仙桥地区，当时是个典型的工业卫星城。这个地区几十家以电子为主的工厂、研究所，多数是上世纪50年代“一五”计划期间建成的重点工程。北部是生产区，分布着798、797、774、701、718、738等以代号指称的军工厂厂区，全是苏联式和东欧式建筑，高大、宽敞、厚实，道旁是白杨树或柿子树。厂区内还有大片的空地，杂草和灌木蔓生，中间栖息着野兔和袋鼠。南面是一片住宅区，名之为“一街坊”“二街坊”，一直到“十二街坊”，多是四层高的楼房，依然仿照苏联的工人新村，楼层高，有独立的厨房和卫生间——这在1950年代末是很奢侈的了。只是到了1990年代初，国有大企业普遍不景气，当年的工人新村的时髦，已被雨打风吹去，人口不断繁衍，而工厂办社会，无力承担更多的住房建设投入，一套房子挤进两家是常见的事。楼房之间夹着一排排没有排水设施的平房。
我所在的774厂和毗邻的738厂，是这片地区最早进行经营机制改革的两家。总裁王东升是恢复高考制度后前两批大学毕业生，浙江人，当年才36岁。我们这128人是组建集团公司引进的第一批毕业生，因此他格外看重。
“废墟”里的清贫
等三个月的新鲜劲过来后，各种压力来了。工资很低，我当时每月拿240多元，除了吃饭、买书，给老家父母寄一点，几乎一点钱都剩不下。而且走在厂区里，心情无法开朗起来，到处一片凋敝景象，动力分厂运煤的火车道锈迹斑斑，许多车间关门或者只有几个老师傅在看守。心想：这样下去，我在北京什么时候能混出点名堂呀？
所住的北林宿舍东头，挨着厂区的北门，出北门，是一条窄窄的马路，名曰“万红路”，过了“万红路”，则是经营状况更惨、厂区更为凋敝的798。如果说774尚属半死不活，一大半车间还能开工，798几乎说全死掉了，到处是年久失修的设备和墙壁斑驳的厂房——阴差阳错成为蜚声中外的“798艺术区”还是好些年以后的事。
我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废墟”里。对一些师傅的说法我格外敏感，他们坐公共汽车到东直门，进二环内办事，总说成“进城”。如果哪一天被上司指派“进城”公干，是一件幸运的事。也就是，我们还生活在北京城之外。酒仙桥进城，除了坐车往北，再折向东南往东直门方向，还有一个通道，坐402路往南走，经过生活区，就是叫“安家楼”“麦子店”的几个村庄，也是一片荒凉，民居低矮、垃圾遍地——现在，这些地区是新使馆区，遍布美、日等国驻华机构和国际公寓、学校。到了二十一世纪饭店和新建成的凯宾斯基饭店及燕莎商城，才柳暗花明，看到一片繁华景象。星期天无聊时，我有时坐402路在燕莎商城下车，走上长城饭店前面的东三环过街天桥，看两边高楼大厦林立，三环路上车来车往，而这一切，似乎和自己毫无关系。辛弃疾的几句词涌上心头：“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
和北林宿舍的其他哥们一交流，大家是相同的感觉。
这帮年轻人第一次“惹事”，导火索是和护厂保安的冲突。一个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的新疆籍锡伯族小伙赵庆，打篮球时被保安打了。这人长得很壮实，但斗不过保安们的人多。据赵庆说，是保安存心找他的茬。
听说赵庆被打，我们这些人当然有唇亡齿寒之感，而且许多人特别是女生有过被保安刁难的经历。于是群情激昂，第二天中午集体“罢餐”，敲着饭盆从食堂出发，绕厂区一周，走回北林宿舍。此举一下子就震动了这个近万人的集团，总裁马上开会了解原委，将保安队长和打人的保安辞退，此事才作罢。
经此一役，保安不再刁难我们这些大学毕业生了，可他们更加刁难住在4楼西端的民工。我数次看到在北门，保安不许民工进来，理由是他们没带证件，其实就在半小时前他刚看到这几个工人出去到马路对面的小卖部买方便面。我顿时想起来王胡、小D对阿Q的欺凌，所谓的“阶级情谊”，更多是存在于意识形态的宣传。
这些民工，一部分来自四川、河北、山东等地，一部分来自北京当时的平谷、密云。那些来自平谷、密云的人和我们相比，理应更有北京人的自豪感。然后事实并非如此，他们用公寓唯一的电话，总是低声下气找公寓管理员。其实有一个叫小青的平谷姑娘，长得面容姣好、皮肤白皙，说话略带一点天津的口音，但谈吐得体，我们几位男毕业生特别喜欢和她套磁——但无人去追求这个女孩。说到底，那个时候，“身份”和“户口”实在太重要了。那些只有北京郊区农村户口的打工者，自觉低人一头。即使是集团的正式职工，“干部”和“工人”身份泾渭分明。有位去了二分厂的兄弟和一位家在北京朝阳区将台乡的女工恋爱、结婚，被众哥们背后嘲笑“没出息”——可谁知道，数年后他老丈人家的院子拆迁，用于房地产开发，补偿了3套房子外加几百万元人民币，他免除了当“房奴”之苦。
那个时候我们这些毕业分配到北京的人，之所以对“户口”那么看重，是因为“户口”是废除粮票后另一个造成权利落差的制度。假如你娶一个外地户口或北京郊区农村户口的妻子，两人生育的孩子随母亲落户，将给他的未来成长带来一系列障碍。直到2003年，北京才出台政策，孩子可以随父亲落户。那位和我一起来京的校友王风彬，就在这个政策出台后，娶了一位户口还在老家的重庆姑娘——这个女孩是个典型的“北漂”，他们的孩子现在上幼儿园了。
藩篱一点点拆除
1994年春节后，一股风潮悄悄地在我们这群人中间涌起。几个清华毕业的兄弟，几乎是神龙见尾不见首，所有的业余时间都在外面忙碌，很少和我们交流。直到有一天，听说他们中间两位已经在外面找到了一家外企，然后到人力资源部软缠硬磨，交了5000元的违约金，办理了调离手续。5000元，1994年左右在我的眼里还是天文数字。但这些去外企和合资企业的，马上月薪1000元左右，相比较在京东方的200多元，这笔违约金就算不上什么。
现在想来，交违约金就可能“赎买”自由身，是一种巨大的进步。在此之前，单位对人才的控制是全方位的，如果单位人事部门不开绿灯，别的单位就不敢接收。有人走出第一步，自然就有人马上跟上。大伙突然发现，有一纸北京户口、一张大学文凭、工作一两年，再在北京跳槽，空间真是很大。 在1990年代中期，大学毕业没有北京户口，却留下来当“北漂”的人不多，因为会在北京遇到诸多的困难。直到1990年代末，在北京买手机办中移动的全球通和买车，也需北京户口，我的身份证就被借给几位在北京做买卖的老乡办全球通。所谓的“正式单位”——即机关、企事业单位，聘用人才的第一要件就是：北京户口。无北京户口在京打拼的一般是两类，一类是自己做生意；一类则是在建筑工地、饭馆、工厂流水线上做“脏乱差”的活。那时北京一直主张必须严格控制北京常住人口，连中央机关和一些国有大企业从外地调入人才，也要给北京市政府缴纳“城市增容费”。而每年元旦后、春节前，北京市劳动行政部门就会在《北京晚报》《北京青年报》等媒体上发布北京企事业单位雇佣外地户口者的工种限定——只有那些收入不高、劳动强度大、北京人不愿意干的工种，如饭店服务员、建筑工、环卫工，才允许雇佣外地民工。
由于种种制度性限制，有北京户口且有一两年工作经验的大学毕业生在人才市场中当然是“香饽饽”。到了1994年夏天，128人已经走了差不多50人。这些人离开后，不几月就衣着光鲜地回到北林宿舍，请哥们吃饭。
真正触动我跳槽念头的，是两位兄弟的精神失常。
第一位姓郑，闽西客家人，西安交大毕业，住在我对面的宿舍。另一位姓齐。小齐毕业于沈阳工大，甘肃会宁人——那是一个创造过“高考奇迹”的苦寒之地。小郑、小齐的患病，让我们叹息，也心寒。我们在一起议论时，认为诱发原因是单调而清贫的现实和曾经对北京的憧憬反差太大，这两人都是农村出来，家庭对其寄予厚望，而性格又不太开朗，不善于自我排遣。
于是我开始心思活动了，处处留心是否有跳槽的机会。一次北京市电子工业局召开各大企业的内刊编辑人员开会，我奉命前往，两天的会议，电子工业局的办公室主任对我十分欣赏，向集团公司提出先借调过去，然后再调动——当时公务员还不是逢进必考，只要是大学毕业，企业和机关之间有绿色通道。老宋犯难了，因为新来的大学毕业生“跳槽”成风，他手下的人再走，让他无法向总裁和党委书记交差。于是给我细说机关的穷困，分房难、工资低、不如企业活泛——他说的是当时的真实情况。我想了想，罢了，先留下一段时间再说。
但同时，我也在找人活动，在1995年春天，让我的女友调到邻近的一家中日合资企业。到了1995年夏天，我已经进厂两年了。我总在心里盘算，我所学的专业、我的志趣，留在京东方又能有什么前途呢？
那年夏天，正好是中央国家机关第一次向社会大规模的招考公务员，条件是：北京户口、大学本科以上学历、35岁以下。我和北林宿舍的几位哥们去报考，经过笔试、面试，三人被录取，我进了司法部，一人进了电子工业部，一人进了国家海洋局。
由于是被国家机关招录，集团更无理由设置障碍。我很内疚，跑到王总那里辞行。他很大度地说：大家说我们京东方是“黄埔军校”，招来人才不几年就走了。没关系，走掉的是精英，留下的是骨干。人才，总是流动的。这里是你来北京跨入的第一个单位，算你在北京的娘家，欢迎你有空回来。我走的时候，128人只剩下40余人了。
森林中的一叶
调入到司法部机关不久，我和女友结婚了。机关房管处给了东城区胡同深处一个大杂院里的一间平房栖身。房子朝东，原来的住家在房子前面，私建了一间6平方米的厨房，一并留给了我。虽然生活艰苦，冬天需要生蜂窝煤取暖，但总算在北京有了一个家。而院子里的邻居，更让我感到温暖。
北屋三间，一间是姓何的一家人所住，女儿刚一岁，男主人是典型的北京市民，下岗两年了，靠打零工挣点钱，妻子在某旅社。另两间住着一对七旬夫妇。老头是一位退休警官，他耳背，是战争年代被炮火震伤的。他跟着聂荣臻的大军进京，转业后担任东四派出所第一任所长，两个女儿一个儿子住在楼房里，时常来看老两口，一个胖孙子在附近上小学，住在爷爷奶奶家。这家姑爷是返城知青，十分热情厚道。对面的厢房住着一个老伴已过世的大妈，大儿子分开单过，尚未婚娶的小儿子跟着她住。这个老太太原来是东四妇产医院的护士长，地道的北京人，民国时读过初中，想必当时的家境不错。她在居委会发挥余热，房管所委托她代收整个院子的房租。我的隔壁两间房住了一家人，丈夫40多岁，一位基层民警，妻子是小学老师，一个女儿正在上职高。生蜂窝煤取暖，如何搭建烟囱防止煤气中毒，就是这位老兄教会我的。
1999年，我搬离了那个大杂院，和几位邻居一一道别时，他们祝贺我住进了楼房。那一年，我也离开了司法部。
我很怀念那个大杂院，大杂院的住户，是各个时代进京者或其后代的聚合。他们有些人是三代以前来京做官或做买卖的，也有1949年随大军进城的老人，也有我这样在改革开放以后分配在北京的大学毕业生。年龄、文化背景、人生经历的巨大差别，并没有阻碍这个院子的人融合成一个整体。
这几年来，我和北林宿舍那些兄弟姐妹们联系得越来越少。前不久，特意去找到还留在京东方当部门经理的王风彬和当了集团副书记的仲慧峰（毕业于湖南财院的同乡），把酒话往事，无限感慨。我们一一说起那些兄弟姐妹们的下落。除了死去的田杰和两位精神失常的兄弟不知所终外，有几位出国了，还有几位因为婚姻关系去了外地安家。而大多数人，在北京安家落户，结婚生娃，其中有好几对夫妻（也包括我本人）是当年在京东方北林宿舍相恋而结合的。128人中还有10人留在京东方。
我们这些外省植物，移栽在北京城，经历19年的雨雪风霜，总算长成树木了。虽算不上粗壮伟岸，但根已经扎进这片土地，开枝散叶，成为这片森林的一部分。
1993年那个夏天我成为一名“新北京人”，这19年来，北京越来越大，人口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开放。这样的发展和变化实质上是人的权利不断趋向平等的过程。
从世纪之交开始，“北京户口”不再是奋斗在此的人获得成功的最重要因素，绝大部分工作岗位向外地户口者开放，越来越多人的人大学毕业后，选择“漂”在这里，哪怕当“房奴”或“蚁族”，他们看重的是这座城市给各类人才所提供的机会。一些人因为大都市生活压力，逃离“北上广”，但他们中间不少人又回到了北京，原因乃是北京更包容，这座城市的竞争环境相对公平。19年前，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如果没有北京户口，在北京总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而今似乎是遥远的旧梦。然而，许多人对北京的包容和制度公平还有更多的期望：非京籍常住人口的子女能否在北京接受公平的教育，并和北京户籍的同龄人公平地参加高考，在此工作和纳税的外地户籍者能否申请城市保障房……
只有这座城市在制度上对任何一个外来者做到公平，任何人在这里是靠本事而非靠身份吃饭，北京才是真正的“有容乃大”，“北京梦”也才多一些暖色，少几分冷酷。
经过酒仙桥路10号时，碰到红灯停车片刻，我总要往东边看那个已被装修一新、外观仿照新华门的大门。包围园区灰色的砖墙拆掉了，代之是铁栅栏。
这是我来北京度过最初两年的地方。当时“北京电子管厂（国营774厂）”和“北京东方电子集团”两块牌子并存。而今外面只有“京东方科技集团”的牌匾，园区西北角一栋36层的“星城国际大厦”的写字楼里，进驻了众多的金融、科技、文化企业。而这个地方，当年是一片树林，名之为“北林”，掩映着一幢四层灰楼。我住三层，尚是我女友的妻子当时住四层。
一晃，我已在北京这座特大城市住了19年。我从一个“意气高于百尺楼”的“文青”，变成了一个“谋生无奈日奔驰”的中年男，这个脱胎于国营军工企业的国有大厂，变成了一个现代化的产业园区。
北京，从1993年户籍人口的1051万（其中位于城区和郊县的城镇户籍为668万，而当时在京常住的外地户籍人口不超过100万）膨胀到2011年底常住人口2018万的特大城市（其中常住的外地户籍者742万）。
我在北京的19年职场生涯，经历了这座古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扩城”，我和无数的外地人，在这里寻找自己甜蜜中不无苦涩的“北京梦”。
废除粮票那一年成为北京市民
1993年6月下旬的一天下午。兰州火车站的站台上，充满着离愁别绪，又是一年毕业生离校时。我和110余名兰州大学同届毕业分配去北京的校友，登上了76次列车。我们基本上集中在相邻两个车厢内。我们这些人怀着对北京的憧憬，毫无睡意，一路弹吉他、唱歌、打牌、喝酒。似乎，北京城等着我们的是大把大把的机会，是辉煌的前程。
火车在凌晨5点到了北京站，那是一个星期日。这是我第一次来北京。出站后，望了望身后那在画报和电影里看过的站顶大钟，毫无疲倦之意，走进地铁站——全北京也只有1号线和2号线。“从此，我是个北京人了。”
这个念头一直令我很兴奋。我和管理系的一位同样分到京东方的毕业生王风彬，从地铁东直门口出来，在一座5层楼的商场前寻找去酒仙桥的401路公共汽车。那时候东直门还未建成交通枢纽，但已自发成为北京东北地区人员来京的集散地。多数人还在睡梦中，只有几个环卫工人在“沙沙沙”地挥动扫帚。突然，我俩前面走来一个汉子，挡住我们，出示了警官证后，说要检查我俩的证件。我俩相顾一看，坐了近两昼夜的硬座，满脸风尘之色，头发杂乱，瘦骨嶙峋，一人背个大包，在夏天的早晨出现，似有可疑之处。我连忙说自己是毕业分配到北京的大学毕业生，那人执意要翻看行李。我俩只好打开大包，并让他看过“派遣证”和身份证，他才放行。
找到401路车的始发站站牌后，我俩上了车。但乡下人进城，凡事都怕出岔，于是向卖票的中年大婶询问：“这车到陈各庄站吗？”大婶头也不抬，冒出一串北京土腔：“你不识字吗？不会看站牌？”
多年来我回忆起这一幕，我想自己能坦然待之，关键出于一种对前途较为明晰的信心。年轻，有一张重点大学的文凭，最关键的是有正式单位（那时大学毕业还有国家干部的身份）和北京市户口。这是一种制度加个人能力的综合保障，使我在进京第一天起，就获得了一种心理上的优势。
我在1993年进城，所通过的途径，依然是这个大国延续千年的“精英选拔”方式。无论是帝国时代的科举，还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大学毕业生和部队转业干部，能长住在这个故都的外地人，往往是得到了权力的“恩准”。而为权力运行配套的那些服务行业的从业者在北京生存，也处在权力的精准调配之下。
对北京而言，外地人较为自由地涌进北京谋生，从而让这座城市的规模急剧扩大，1993年是至为关键的一年。
这一年，沿用40年的粮票废除。在此之前，一个人去外地，没有粮票几乎寸步难行，这种控制每个人食物的票证，是行政权力控制人员流动的最重要的手段。
也就在1993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方案（1991-2010）》得到批复，规划要求，2010年北京市常住人口控制在 1250 万左右，其中市区常住人口控制在650万内——制订规划的人，远远低估了市场经济对城市规模的决定性力量。
我进城的那一刻，由行政力量主导“扩城”的体制开始松动，而当时我浑然不觉。
大学生活的短暂延续
众多分配到京东方的大学毕业生单位报到完毕，办理好户口和粮食迁移手续，陆续回老家过最后一个暑假，待到8月底再回京上班。全公司这一年要了128名毕业生，最高学历的是南开的一位博士，还有北大的一名硕士，清华大学有5名学生（五年制），其他如复旦、西安交大、哈工大、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天津大学、华中理工、沈阳工大、吉林大学、山东大学、成都电子科技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等名校皆有毕业生。
到了9月份，休假完毕的新毕业生全部归厂，分配到各部门和分厂。学理科、工科的多去了分厂，我被分到集团的公关部——其实和党委宣传部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具体工作是办一份内部报纸。
128名毕业生全部住在北邻宿舍，这幢4层灰楼下面两层是厂医院，三层全部住新来的男生，女生大约30余人，住在四层的东半部分。而西半部分呢，挤满了上百名各分厂招来的临时工——也就是后来很流行的“农民工”。大学毕业生3人一间宿舍，而民工8人挤一间。民工所住的4楼西头和女大学毕业生所住的4楼东头的通道被堵死。
一百多个年轻的毕业生一来，马上给这个平时只有消毒水味的破楼带来了生气，这些毕业生中，只有三个生源是北京的，一个毕业于哈工大的女生是城区的，一个是毕业于桂林电子工业学院的顺义人，一个是毕业于复旦大学电真空专业的通县人。
1993年，机场高速公路刚刚通车，三环路还有南边那一段没有建好。从东直门坐401路往东北方向走，出了三元桥是曙光电机厂，一过曙光电机厂便是一片广袤的原野。现在北京最大（也许是亚洲最大）的居民小区望京，还是一片菜地，沟渠旁长着一排排白杨。 酒仙桥地区，当时是个典型的工业卫星城。这个地区几十家以电子为主的工厂、研究所，多数是上世纪50年代“一五”计划期间建成的重点工程。北部是生产区，分布着798、797、774、701、718、738等以代号指称的军工厂厂区，全是苏联式和东欧式建筑，高大、宽敞、厚实，道旁是白杨树或柿子树。厂区内还有大片的空地，杂草和灌木蔓生，中间栖息着野兔和袋鼠。南面是一片住宅区，名之为“一街坊”“二街坊”，一直到“十二街坊”，多是四层高的楼房，依然仿照苏联的工人新村，楼层高，有独立的厨房和卫生间——这在1950年代末是很奢侈的了。只是到了1990年代初，国有大企业普遍不景气，当年的工人新村的时髦，已被雨打风吹去，人口不断繁衍，而工厂办社会，无力承担更多的住房建设投入，一套房子挤进两家是常见的事。楼房之间夹着一排排没有排水设施的平房。
我所在的774厂和毗邻的738厂，是这片地区最早进行经营机制改革的两家。总裁王东升是恢复高考制度后前两批大学毕业生，浙江人，当年才36岁。我们这128人是组建集团公司引进的第一批毕业生，因此他格外看重。
“废墟”里的清贫
等三个月的新鲜劲过来后，各种压力来了。工资很低，我当时每月拿240多元，除了吃饭、买书，给老家父母寄一点，几乎一点钱都剩不下。而且走在厂区里，心情无法开朗起来，到处一片凋敝景象，动力分厂运煤的火车道锈迹斑斑，许多车间关门或者只有几个老师傅在看守。心想：这样下去，我在北京什么时候能混出点名堂呀？
所住的北林宿舍东头，挨着厂区的北门，出北门，是一条窄窄的马路，名曰“万红路”，过了“万红路”，则是经营状况更惨、厂区更为凋敝的798。如果说774尚属半死不活，一大半车间还能开工，798几乎说全死掉了，到处是年久失修的设备和墙壁斑驳的厂房——阴差阳错成为蜚声中外的“798艺术区”还是好些年以后的事。
我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废墟”里。对一些师傅的说法我格外敏感，他们坐公共汽车到东直门，进二环内办事，总说成“进城”。如果哪一天被上司指派“进城”公干，是一件幸运的事。也就是，我们还生活在北京城之外。酒仙桥进城，除了坐车往北，再折向东南往东直门方向，还有一个通道，坐402路往南走，经过生活区，就是叫“安家楼”“麦子店”的几个村庄，也是一片荒凉，民居低矮、垃圾遍地——现在，这些地区是新使馆区，遍布美、日等国驻华机构和国际公寓、学校。到了二十一世纪饭店和新建成的凯宾斯基饭店及燕莎商城，才柳暗花明，看到一片繁华景象。星期天无聊时，我有时坐402路在燕莎商城下车，走上长城饭店前面的东三环过街天桥，看两边高楼大厦林立，三环路上车来车往，而这一切，似乎和自己毫无关系。辛弃疾的几句词涌上心头：“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
和北林宿舍的其他哥们一交流，大家是相同的感觉。
这帮年轻人第一次“惹事”，导火索是和护厂保安的冲突。一个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的新疆籍锡伯族小伙赵庆，打篮球时被保安打了。这人长得很壮实，但斗不过保安们的人多。据赵庆说，是保安存心找他的茬。
听说赵庆被打，我们这些人当然有唇亡齿寒之感，而且许多人特别是女生有过被保安刁难的经历。于是群情激昂，第二天中午集体“罢餐”，敲着饭盆从食堂出发，绕厂区一周，走回北林宿舍。此举一下子就震动了这个近万人的集团，总裁马上开会了解原委，将保安队长和打人的保安辞退，此事才作罢。
经此一役，保安不再刁难我们这些大学毕业生了，可他们更加刁难住在4楼西端的民工。我数次看到在北门，保安不许民工进来，理由是他们没带证件，其实就在半小时前他刚看到这几个工人出去到马路对面的小卖部买方便面。我顿时想起来王胡、小D对阿Q的欺凌，所谓的“阶级情谊”，更多是存在于意识形态的宣传。
这些民工，一部分来自四川、河北、山东等地，一部分来自北京当时的平谷、密云。那些来自平谷、密云的人和我们相比，理应更有北京人的自豪感。然后事实并非如此，他们用公寓唯一的电话，总是低声下气找公寓管理员。其实有一个叫小青的平谷姑娘，长得面容姣好、皮肤白皙，说话略带一点天津的口音，但谈吐得体，我们几位男毕业生特别喜欢和她套磁——但无人去追求这个女孩。说到底，那个时候，“身份”和“户口”实在太重要了。那些只有北京郊区农村户口的打工者，自觉低人一头。即使是集团的正式职工，“干部”和“工人”身份泾渭分明。有位去了二分厂的兄弟和一位家在北京朝阳区将台乡的女工恋爱、结婚，被众哥们背后嘲笑“没出息”——可谁知道，数年后他老丈人家的院子拆迁，用于房地产开发，补偿了3套房子外加几百万元人民币，他免除了当“房奴”之苦。
那个时候我们这些毕业分配到北京的人，之所以对“户口”那么看重，是因为“户口”是废除粮票后另一个造成权利落差的制度。假如你娶一个外地户口或北京郊区农村户口的妻子，两人生育的孩子随母亲落户，将给他的未来成长带来一系列障碍。直到2003年，北京才出台政策，孩子可以随父亲落户。那位和我一起来京的校友王风彬，就在这个政策出台后，娶了一位户口还在老家的重庆姑娘——这个女孩是个典型的“北漂”，他们的孩子现在上幼儿园了。
藩篱一点点拆除
1994年春节后，一股风潮悄悄地在我们这群人中间涌起。几个清华毕业的兄弟，几乎是神龙见尾不见首，所有的业余时间都在外面忙碌，很少和我们交流。直到有一天，听说他们中间两位已经在外面找到了一家外企，然后到人力资源部软缠硬磨，交了5000元的违约金，办理了调离手续。5000元，1994年左右在我的眼里还是天文数字。但这些去外企和合资企业的，马上月薪1000元左右，相比较在京东方的200多元，这笔违约金就算不上什么。
现在想来，交违约金就可能“赎买”自由身，是一种巨大的进步。在此之前，单位对人才的控制是全方位的，如果单位人事部门不开绿灯，别的单位就不敢接收。有人走出第一步，自然就有人马上跟上。大伙突然发现，有一纸北京户口、一张大学文凭、工作一两年，再在北京跳槽，空间真是很大。 在1990年代中期，大学毕业没有北京户口，却留下来当“北漂”的人不多，因为会在北京遇到诸多的困难。直到1990年代末，在北京买手机办中移动的全球通和买车，也需北京户口，我的身份证就被借给几位在北京做买卖的老乡办全球通。所谓的“正式单位”——即机关、企事业单位，聘用人才的第一要件就是：北京户口。无北京户口在京打拼的一般是两类，一类是自己做生意；一类则是在建筑工地、饭馆、工厂流水线上做“脏乱差”的活。那时北京一直主张必须严格控制北京常住人口，连中央机关和一些国有大企业从外地调入人才，也要给北京市政府缴纳“城市增容费”。而每年元旦后、春节前，北京市劳动行政部门就会在《北京晚报》《北京青年报》等媒体上发布北京企事业单位雇佣外地户口者的工种限定——只有那些收入不高、劳动强度大、北京人不愿意干的工种，如饭店服务员、建筑工、环卫工，才允许雇佣外地民工。
由于种种制度性限制，有北京户口且有一两年工作经验的大学毕业生在人才市场中当然是“香饽饽”。到了1994年夏天，128人已经走了差不多50人。这些人离开后，不几月就衣着光鲜地回到北林宿舍，请哥们吃饭。
真正触动我跳槽念头的，是两位兄弟的精神失常。
第一位姓郑，闽西客家人，西安交大毕业，住在我对面的宿舍。另一位姓齐。小齐毕业于沈阳工大，甘肃会宁人——那是一个创造过“高考奇迹”的苦寒之地。小郑、小齐的患病，让我们叹息，也心寒。我们在一起议论时，认为诱发原因是单调而清贫的现实和曾经对北京的憧憬反差太大，这两人都是农村出来，家庭对其寄予厚望，而性格又不太开朗，不善于自我排遣。
于是我开始心思活动了，处处留心是否有跳槽的机会。一次北京市电子工业局召开各大企业的内刊编辑人员开会，我奉命前往，两天的会议，电子工业局的办公室主任对我十分欣赏，向集团公司提出先借调过去，然后再调动——当时公务员还不是逢进必考，只要是大学毕业，企业和机关之间有绿色通道。老宋犯难了，因为新来的大学毕业生“跳槽”成风，他手下的人再走，让他无法向总裁和党委书记交差。于是给我细说机关的穷困，分房难、工资低、不如企业活泛——他说的是当时的真实情况。我想了想，罢了，先留下一段时间再说。
但同时，我也在找人活动，在1995年春天，让我的女友调到邻近的一家中日合资企业。到了1995年夏天，我已经进厂两年了。我总在心里盘算，我所学的专业、我的志趣，留在京东方又能有什么前途呢？
那年夏天，正好是中央国家机关第一次向社会大规模的招考公务员，条件是：北京户口、大学本科以上学历、35岁以下。我和北林宿舍的几位哥们去报考，经过笔试、面试，三人被录取，我进了司法部，一人进了电子工业部，一人进了国家海洋局。
由于是被国家机关招录，集团更无理由设置障碍。我很内疚，跑到王总那里辞行。他很大度地说：大家说我们京东方是“黄埔军校”，招来人才不几年就走了。没关系，走掉的是精英，留下的是骨干。人才，总是流动的。这里是你来北京跨入的第一个单位，算你在北京的娘家，欢迎你有空回来。我走的时候，128人只剩下40余人了。
森林中的一叶
调入到司法部机关不久，我和女友结婚了。机关房管处给了东城区胡同深处一个大杂院里的一间平房栖身。房子朝东，原来的住家在房子前面，私建了一间6平方米的厨房，一并留给了我。虽然生活艰苦，冬天需要生蜂窝煤取暖，但总算在北京有了一个家。而院子里的邻居，更让我感到温暖。
北屋三间，一间是姓何的一家人所住，女儿刚一岁，男主人是典型的北京市民，下岗两年了，靠打零工挣点钱，妻子在某旅社。另两间住着一对七旬夫妇。老头是一位退休警官，他耳背，是战争年代被炮火震伤的。他跟着聂荣臻的大军进京，转业后担任东四派出所第一任所长，两个女儿一个儿子住在楼房里，时常来看老两口，一个胖孙子在附近上小学，住在爷爷奶奶家。这家姑爷是返城知青，十分热情厚道。对面的厢房住着一个老伴已过世的大妈，大儿子分开单过，尚未婚娶的小儿子跟着她住。这个老太太原来是东四妇产医院的护士长，地道的北京人，民国时读过初中，想必当时的家境不错。她在居委会发挥余热，房管所委托她代收整个院子的房租。我的隔壁两间房住了一家人，丈夫40多岁，一位基层民警，妻子是小学老师，一个女儿正在上职高。生蜂窝煤取暖，如何搭建烟囱防止煤气中毒，就是这位老兄教会我的。
1999年，我搬离了那个大杂院，和几位邻居一一道别时，他们祝贺我住进了楼房。那一年，我也离开了司法部。
我很怀念那个大杂院，大杂院的住户，是各个时代进京者或其后代的聚合。他们有些人是三代以前来京做官或做买卖的，也有1949年随大军进城的老人，也有我这样在改革开放以后分配在北京的大学毕业生。年龄、文化背景、人生经历的巨大差别，并没有阻碍这个院子的人融合成一个整体。
这几年来，我和北林宿舍那些兄弟姐妹们联系得越来越少。前不久，特意去找到还留在京东方当部门经理的王风彬和当了集团副书记的仲慧峰（毕业于湖南财院的同乡），把酒话往事，无限感慨。我们一一说起那些兄弟姐妹们的下落。除了死去的田杰和两位精神失常的兄弟不知所终外，有几位出国了，还有几位因为婚姻关系去了外地安家。而大多数人，在北京安家落户，结婚生娃，其中有好几对夫妻（也包括我本人）是当年在京东方北林宿舍相恋而结合的。128人中还有10人留在京东方。
我们这些外省植物，移栽在北京城，经历19年的雨雪风霜，总算长成树木了。虽算不上粗壮伟岸，但根已经扎进这片土地，开枝散叶，成为这片森林的一部分。
1993年那个夏天我成为一名“新北京人”，这19年来，北京越来越大，人口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开放。这样的发展和变化实质上是人的权利不断趋向平等的过程。
从世纪之交开始，“北京户口”不再是奋斗在此的人获得成功的最重要因素，绝大部分工作岗位向外地户口者开放，越来越多人的人大学毕业后，选择“漂”在这里，哪怕当“房奴”或“蚁族”，他们看重的是这座城市给各类人才所提供的机会。一些人因为大都市生活压力，逃离“北上广”，但他们中间不少人又回到了北京，原因乃是北京更包容，这座城市的竞争环境相对公平。19年前，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如果没有北京户口，在北京总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而今似乎是遥远的旧梦。然而，许多人对北京的包容和制度公平还有更多的期望：非京籍常住人口的子女能否在北京接受公平的教育，并和北京户籍的同龄人公平地参加高考，在此工作和纳税的外地户籍者能否申请城市保障房……
只有这座城市在制度上对任何一个外来者做到公平，任何人在这里是靠本事而非靠身份吃饭，北京才是真正的“有容乃大”，“北京梦”也才多一些暖色，少几分冷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