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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高密东北乡静静睡在文学的疆域中。胶河年年泛滥送来沃土，熟了麦子，红了高粱。蒲松龄的老家和水泊梁山都距此不远，神怪妖狐和草莽英雄的故事被历代传唱。饥馑、战火、强权，把一辈辈痴男怨女侮辱与损害，让他们卑贱得沉入泥土里。乡土的记忆飘荡于虚幻的梦呓中，又时常猛摔到大地上。终于有一天，那个自称高密东北乡独立王国国王的庄稼子弟，在现实世界中获得了加冕。一个偏僻的中国乡村，竟成了全世界人们魂牵梦萦的故乡。
高密东北乡只是莫言创造的一个文学地理，现实中指高密县东北的河崖乡、大栏乡一带，“东北乡”也是明清民国时期的叫法。莫言家在河崖乡的平安庄，村南的河边有片沼泽，在1970年代以前，芦苇和鱼虾如这里的孩童一般野蛮生长。
莫言本名管谟业。管氏的先祖可追溯到春秋时齐相管仲，可确考的管氏族祖为北宋词人管纯，而高密管氏的一世祖为元末明初的管世谦，莫言这一代是第二十四世。高密县城东是管家聚居地，莫言的曾祖父管锦城因为与同宗邻居发生纠纷后打官司败诉，不得不举家迁到距50多里外的荒地平安庄，在此开枝散叶。
爷爷：野草大风话鬼狐
管锦城用“仁、义、礼”为三个儿子取名，次子管遵义就是莫言的爷爷。
管遵义，字居正，又字嵩峰，以管嵩峰行于世。生于 1895年，病故于 1978年。莫言爷爷没有小说《红高粱家族》和《秋水》里“我爷爷”那般杀人掳姑娘之类的豪杰之举和风流事，而是一个以劳动为乐为美的庄稼把式，与小说《大风》中的爷爷相近：“爷爷是个干瘪的小老头，肤色黝黑……是村里数一数二的庄稼人，推车打担，使锄耍镰都是好手。经他的手干出的活儿和旁人明显的两样。”一次，农社小社员莫言第一次割麦动作生疏遭人嘲笑，第二天爷爷亲自上阵，架势让旁人目瞪口呆。割完，身上一个麦芒子都没沾上。莫言爷爷轻轻甩下一句话，过去我们是穿白绸子衬衫割麦的，割一上午，衣服都是白净的。
他木匠活做得漂亮，不管什么家什只要看了样子就能照样做出来。人们都说他换过
轴子的木轮车推起来吱吜吱吜特别好听。爷爷是文盲，却能对照药方从他哥哥的药橱里给病人抓药。他又能打一手好算盘，村人买卖土地，不管地块多复杂，他能很快算出它的面积。
莫言兄弟津津乐道的是爷爷带他们扎梁子捉螃蟹：用高粱秆编成梁子截断螃蟹的路，只留一个出口，等螃蟹自投罗网，一夜捉上几百个，拿到集市上卖了换钱买粮食。《红高粱家族》里罗汉大爷带余豆官抓螃蟹的段子正出于此。
不识字的爷爷却是个博闻强记的故事铺子，从三皇五帝到明清民国，改朝换代的名人轶事他能一桩桩讲个头头是道。他自称见过神仙下凡、狐狸炼丹，在夏日河堤冬日炕头给孙辈们讲满肚子的神仙鬼怪故事。这些传说再搅和了《聊斋志异》《封神演义》，化成了莫言的魔幻世界。《球状闪电》里举子赶考救蚂蚁，《爆炸》里狐狸炼丹，《金发婴儿》里 8个泥瓦匠庙里避雨，《草鞋窨子》里两个姑娘乘凉遇笤帚精，《红高粱家族》里綦翰林出殡等等都取材自爷爷讲的故事。
莫言爷爷乐善好施，又要抚养弟弟死后留下的三个孤儿（莫言的三叔、四叔、六叔），日子总是富不起来，土改时被定为中农，属于地主富农被打光后的首要批斗对象。他一把好手艺，誓死不加入农业合作社，只说将来合作社搞不下去了，农具、牲畜你们原样奉还。这一侧面让莫言写出了《生死疲劳》里的“全国唯一的单干户”蓝脸形象。
大跃进大炼钢铁时，他断言土炉子炼铁“纯粹浪费东西，祸害人民”。广播喇叭里说某地小麦亩产万斤，他坚决不信：“ 一市亩地，就那么一点点地方，不用说长麦子，就是把麦子打好，光把麦粒铺在那一亩地里，一万斤得铺多厚？这肯定有假！ ”他当时就预言，人民公社折腾来折腾去，非饿死人不可。
爷爷是莫言的第一个老师，也是他《红高粱家族》《食草家族》等多部小说里向往的旧时代美好价值的真实原型。
奶奶：农妇与枪火
莫言爷爷19 岁时与20 岁的戴氏成亲，在当时已属于晚婚，二人育有一女二男（莫言的父亲和五叔）。管戴氏 1971年去世，像许多旧社会农家妇女一样，没有大名。
尽管姓戴，莫言奶奶却没有《红高粱家族》里戴凤莲那般泼辣风流，是一位老式家庭妇女。因为她父兄会竹器手艺，生活略好于一般农户。成亲后，莫言爷爷的衣服全由娘家负责。她针线活做得漂亮。村里人家结婚，窗花、馒头花常找她剪，丧事也找她去帮着办。奶奶还会接生，村里如今 60岁左右的人一半是她接到这个世界上来的。
莫言长兄管谟贤讲，奶奶曾独自面对日军面不改色：“ 有一年，日本鬼子在外面砸门，爷爷去开门，鬼子进门一脚将爷爷踢倒，刺刀对准爷爷，吓得爷爷面如土色。倒是奶奶走上前去扶起爷爷。爷爷出门想跑，那鬼子一勾扳机，子弹从爷爷身边飞过。从此，只要听说鬼子来了，鬼子影子未见，爷爷就先跑了，往往奶奶在家留守。后来，凡是与兵们打交道的事，莫言爷爷再不敢出面，哪怕后来的八路军、解放军来了，开大会都是奶奶去。”
管戴氏一生未出过远门，没见过楼房。 1960年代，管谟贤在上海读书，放假回来形容自己住在楼上，她无论如何就想不明白：怎么上去，用梯子吗？越听越不明白。至她去世，高密的乡下还都是平房。
大爷爷：不驯的医者
莫言大爷爷管遵仁是莫言爷爷的大哥。他是前清秀才，但清末废科举，他只好放弃仕途回家务农。他 19岁起学医，开了润生堂药铺，擅长妇产科和儿科。他不但医术精湛，还写得一手漂亮字，莫言兄弟上学后就照着他的字描红。
管遵仁深得其父之风，年轻时很是桀骜不驯，风流倜傥。因为日子风光，在街上管闲事得罪了人。打过场官司，输了，却被对方记了仇。土改时“仇家”的后代已经入党当了干部，管遵仁被划为地主，一家逃到青岛。他有一男两女，即莫言的二叔、三姑和小姑。青岛解放时，他唯一的儿子（莫言二叔）被国民党掳去台湾，长期生死未卜。
管遵仁被“仇家”从青岛追了回来，旋即被捕，半年后获释，靠弟弟及几个本家和朋友帮助重开药铺。后来公私合营，管遵仁父女一起进入联合诊所，拿工资吃饭。这时，“仇家”的人在村里盛气凌人，命令他每天割一筐青草送去给他家喂牛，生病吃药自然也不付钱。管遵仁敢怒不敢言。“文革”时期，80多岁的管遵仁还被这家人的后代揪上台去批斗。 管遵仁医术精湛，治好了当地多次流行性疾病。莫言曾写过一首打油诗夸赞大爷爷：“俺家伯祖老中医，擅治伤寒有绝技。麻黄桂枝生石膏，再加一把地骨皮。” 在莫言小说《冰雪美人》《红蝗》里都能找到这样一位深孚众望的乡村医生形象。
管遵仁将医术全部传给了小女儿，也就是莫言的小姑管贻兰。而“叔叔在台湾”成了管氏几家人头上挥之不去的阴霾。当医生的管遵仁每逢过年却以铜钱占卜儿子的吉凶。直到1980年代，两岸恢复探亲往来，莫言的二叔才得以从台湾返乡探视，而此时大爷爷和大奶奶都已不在世了。
三爷爷：湮灭的传奇
莫言的三爷爷管遵礼，是高密东北乡方圆几十里的传奇人物。他一身山东好汉的豪气，整日在外结交各路“英雄好汉和流氓混蛋”，酒肉朋友天天有。抗日时期，豪杰蜂起。高密出现了三支最大的游击队：冷关荣冷部、高云生高营和姜黎川姜部。据说冷部有十挺花机关枪（俄式冲锋枪），高营有个在铁轨上穿梭自如的自行车飞虎队，姜部有 20匹黄马。管遵礼自然与这些人都有往来，还曾说把儿子（莫言的三叔）送去莱阳当八路。但叱咤一时的管遵礼却突然离奇身亡了。
管谟贤认为，可能是姜部的一个通讯员或者副官擦枪走火或有意为之。他掏出一把勃朗宁手枪跟管遵礼炫耀，而管遵礼吃过见过，完全没放在眼里，也许是喝醉了，笑着拍拍肚皮说：“这洋饼干还能砸死人？别逗了。照这打！我保管眉头也不皱一下！”通讯员或副官或许是非常恼愤，或许是真以为无所不能的管遵礼刀枪不入，真朝他的肚皮开了一枪。管遵礼的肠子流了出来，却面不改色地把肠子塞了回去，塞上一块棉花或泥巴，对吓傻了的副官或通讯员说：“来来，再干一杯！熊样！不醉不归！”一个月后，豪杰因伤口感染而死。莫言的三奶奶受到惊吓精神失常，不吃不喝不睡，不久也去世了。
莫言的看法不同，他认为是冷部的人干的。《红高粱家族》里顶天立地的平原豪杰“我爷爷”余占鳌，多半或是莫言对于三爷爷生活的想象。书里第四章描写机关枪扫射的场面，就是莫言对冷部机关枪的想象。
管遵礼一生吃喝玩乐，败光了家产。解放后，他的孩子却都被划成了令人羡慕的贫农。
父亲：红萝卜之刑
莫言的父亲管贻范，生于1923年，在堂兄弟中排行老大。上过 4年私塾，一解放就负责记账和扫盲，从合作社时期到生产队和国营农场时期，一直担任会计直到退休。他数着成箱成捆的账册单据，能自豪地向全村说他没贪污一分钱，没有错过一笔账，没滥用过一次权，连记账的圆珠笔都是经过批准才买的。每逢生产队摆酒席，他总是借故推辞。
莫言的童年是在饥饿和觅食中度过的。一如爷爷所预言，大饥荒很快到来了。莫言和伙伴们饥饿难耐，肚皮“透明”得看得见肠子蠕动。他们满野地里捉蚂蚱油炸了吃，像撸葡萄一样从草上撸下一串金龟子嚼起来，把冬日青苔搅成糨糊喝下。小说《吃香凶恶》里小学师生一起尝鲜嚼煤块，《铁孩》里孩子咬钢丝，都是莫言童年里真实经历的事情。而“吃”的问题也彰显着权力，正如《透明的红萝卜里》里生产队长鼓得如“田鼠”般的腮帮子。
管贻范教育子侄的严厉作风和孩子饥饿的童年完全不相符。他担心子侄“学问不成，庄户不能”，容不得子侄败坏家风，子侄们稍有差错非打即骂。幼年莫言干活饥饿至极时便把父母教诲全丢到一边。一次他跑到邻村偷西瓜，差点被土炮轰到；又一次，他偷生产队的红萝卜，被老乡抓到，被罚跪在毛主席像前挨批斗。父亲知道后，回家差点把莫言打死，多亏爷爷来解了围。
挨打的心理阴影挥之不去，莫言1980年代以自己为原型写出了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即小说中“黑孩”因挨饿偷红萝卜而挨打。在另一篇小说《枯河》中，犯小错的小虎更是被父母和大哥活活拷打至死。
母亲：饿乡磨
莫言的母亲姓高，大名高淑娟，但一直登记为管高氏，1922年出生，管谟贤形容她“一生悲苦”。管高氏自幼缠足，没有文化，因劳累多度患有哮喘、肺气肿等疾病，于1994年病故。她“当媳妇的时间比当婆婆的时间长，一直没过上好日子”，常常自叹命苦。
管高氏生过七八个子女，活下来兄妹四人：三兄弟管谟贤、管谟欣、莫言和莫言的姐姐。依据习俗，产妇爬到从街上扫来的一层土上，新生儿就落在这尘土之中。莫言的父亲和五叔兄弟俩一直未分家，饥荒年代里管高氏不仅要养活这四张嘴，还要照顾莫言五叔家的三个儿子。莫言小说《粮食》里那个有“反刍”能力，把食堂粮食带回家喂给孩子的母亲，正是自己母亲的剪影。
为公社食堂推磨是那时最苦最累的活。食堂拉磨的牲口饿死了，管高氏为了得几斤麸皮开始推磨。体重不足70斤的她和妯娌几人，推着推着就晕倒在磨道里，抓一把生粮食吃了再推，也不敢多吃，一天下来腿肿得老粗。莫言把这一切写进了小说《石磨》。
1961年春节，管家院子摆了五个饽饽当供品，那是积攒半年的几斤白面蒸出来的。管高氏去收时却发现不翼而飞，她追出去看遍了全村人的菜篮子也没能找到，回家还要背着偷吃偷藏的嫌疑。她哭了半宿，生了场大病。莫言的短篇小说《五个饽饽》正是取材于此事。
一日，莫言在地铁口看到用干瘪乳房哺喂两个孩子的拾荒母亲时，伫立良久。他想到要为自己母亲写一部书，为高密东北乡的“王国史诗”补上一个母性的面向。这就是一度遭到禁毁的《丰乳肥臀》。小说中的母亲上官鲁氏和瑞典人马洛亚牧师生下了上官金童，和其他人生下了其他姐妹。这些姐妹亲属是贯穿中国20世纪的权力高层和民间势力。通过描写家庭来反映中国的政治气候变迁，也表现了莫言对于女性的爱戴、同情和赞颂。
四叔：愤怒的蒜薹
多年来，给莫言的创作生涯带来最大刺激的无疑是他四叔之死。小说《天堂蒜薹之歌》里的方四叔之死完全出自这个真人真事。
莫言的四叔管贻寿是他三爷爷管遵礼的儿子，由他的爷爷抚养大。莫言小学辍学在家，跟四叔在生产队干活，前后十年。莫言称他“有超乎常人的吃苦耐劳，有着对后辈宽厚怜悯之心”。
管贻寿死于1984年10 月。当时，他正赶着牛车往离家40里外的糖厂送甜菜途中，被一汽车当场轧死。肇事司机酒后无证驾驶，却因是公社书记的朋友，车是给书记家盖房拉砖的 ，事发后迟迟得不到处理。公社书记据说也是管家的远房亲戚，提出赔3500元私了，派众多说客登门威逼利诱。四叔的儿子干脆把尸体抬进公社大院里不管了。 四叔死时，莫言在北京任军队教官。他写信给在湖南工作的大哥说 ：“一个小小的公社书记，芥菜籽一样的官儿，竟敢如此猖獗。视人命如儿戏，真是令人怒发冲冠！人和牛共赔了3500元了事？我感到一种沉重的痛苦和愤怒！3500元竟能买到一条人命，竟能使肇事者逍遥法外 ！？……”兄弟俩一致认为有必要回家打官司，但被父亲制止了。父亲说 ：“人死不能复生。咱宁叫一家冷，不能叫两家寒啊！”事情这样了结，兄弟几个郁愤难平。
1987年，山东苍山发生震惊全国的“蒜薹事件”。当地政府强行摊派农民种植蒜薹，导致当年滞销后又压低收购价格，还禁止农民把自家蒜薹卖到外地，最后拒绝收购。愤怒的农民打砸了县政府，把一车车蒜薹倾泻在政府大院里。“蒜薹事件”搅动起莫言心中对四叔之死的积愤，他仅用了35天就写出了长篇小说《天堂蒜薹之歌》。管四叔在小说中化身为方四叔，在赶车送蒜薹的路上被一辆卡车碾死。
在小说初版卷首，莫言杜撰了一段斯大林语录：“小说家总是想远离政治，小说却自己逼近了政治。小说家总是想关心‘人的命运’，却忘了关心自己的命运。这就是他们的悲剧所在。”
小姑：圣母坠落
莫言说：“夸张点说，从我出生的那天起，《蛙》这个小说就开始萌芽了。”莫言和他女儿管笑笑来到世界见到的第一人就是莫言的小姑。
莫言有四个姑姑，小姑管贻兰是大爷爷管遵仁的小女儿，深得其父医术真传，亦擅妇产科和儿科，是当地家喻户晓的接生婆。她是新中国第一批基层妇科医生，从18岁开始一直干到70岁，经她手上来到这个世界的婴儿上万个，最年长的如今已60岁左右，最小的比二十多岁的莫言女儿更小。莫言说，“姑姑走到哪里，人们都像接菩萨一样。”
然而，上世纪70年代末，国家推行计划生育，管贻兰的形象一下子从“圣母”跌落为“瘟神”。管贻兰作为领工资的卫生院医生、中共党员以及县政协委员，成为该政策的积极执行者，从接生婆变成了流产医师。管贻兰家的门窗玻璃被一次次砸破，玉米地被人用镰刀砍，夜里走路也被砖头砸。如莫言小说《爆炸》里的“姑姑”所说，接生时她是“送子观音”，做人流时她成了“催命判官”。不过管谟贤透露，管贻兰对那些十代单传、缺少人丁的家庭网开一面，尽量帮他们找理由再生一胎。
私下里小姑为人亲和，开朗豁达，有男子之风，是少年莫言最喜欢的人。他的故事装在莫言心里多年。“当时计划生育政策说是要管30年嘛，这个政策的时间期限过后……我觉得这个故事可以写了。”
莫言《蛙》几乎把管贻兰原样写进了小说。蛙是阴性与生殖崇拜的图腾，“蛙”与“娃”谐音，与生育之母女娲的“娲”同音。书里的姑姑因为从事计生工作，也从活菩萨变成了“杀婴”的恶魔。一个夜里，喝醉的她月光下误入一片洼地，被满耳的蛙声包围，奔走呼号无处逃离。姑姑嫁给一个泥塑艺人，捏出两千八百个小泥人，向那些未能出世的孩子忏悔。
30年过去，莫言终于敢站出来，站到计划生育国策的面前。他在《蛙》中不但代小姑做忏悔，也借那个担心自己提干问题而让妻子因流产而死的“我”，表示自己的忏悔：“尽管我可以用种种理由为自己开脱，尽管我可以把责任推给姑姑……——几十年来我也一直是这样做的——但现在我却比任何时候都明白地意识到，我是唯一的罪魁祸首。”
“其实对作家来说，重要的不是拯救万民的灵魂，而是拯救自己的灵魂。”这是二十多年前，莫言自己的话。
高密东北乡只是莫言创造的一个文学地理，现实中指高密县东北的河崖乡、大栏乡一带，“东北乡”也是明清民国时期的叫法。莫言家在河崖乡的平安庄，村南的河边有片沼泽，在1970年代以前，芦苇和鱼虾如这里的孩童一般野蛮生长。
莫言本名管谟业。管氏的先祖可追溯到春秋时齐相管仲，可确考的管氏族祖为北宋词人管纯，而高密管氏的一世祖为元末明初的管世谦，莫言这一代是第二十四世。高密县城东是管家聚居地，莫言的曾祖父管锦城因为与同宗邻居发生纠纷后打官司败诉，不得不举家迁到距50多里外的荒地平安庄，在此开枝散叶。
爷爷：野草大风话鬼狐
管锦城用“仁、义、礼”为三个儿子取名，次子管遵义就是莫言的爷爷。
管遵义，字居正，又字嵩峰，以管嵩峰行于世。生于 1895年，病故于 1978年。莫言爷爷没有小说《红高粱家族》和《秋水》里“我爷爷”那般杀人掳姑娘之类的豪杰之举和风流事，而是一个以劳动为乐为美的庄稼把式，与小说《大风》中的爷爷相近：“爷爷是个干瘪的小老头，肤色黝黑……是村里数一数二的庄稼人，推车打担，使锄耍镰都是好手。经他的手干出的活儿和旁人明显的两样。”一次，农社小社员莫言第一次割麦动作生疏遭人嘲笑，第二天爷爷亲自上阵，架势让旁人目瞪口呆。割完，身上一个麦芒子都没沾上。莫言爷爷轻轻甩下一句话，过去我们是穿白绸子衬衫割麦的，割一上午，衣服都是白净的。
他木匠活做得漂亮，不管什么家什只要看了样子就能照样做出来。人们都说他换过
轴子的木轮车推起来吱吜吱吜特别好听。爷爷是文盲，却能对照药方从他哥哥的药橱里给病人抓药。他又能打一手好算盘，村人买卖土地，不管地块多复杂，他能很快算出它的面积。
莫言兄弟津津乐道的是爷爷带他们扎梁子捉螃蟹：用高粱秆编成梁子截断螃蟹的路，只留一个出口，等螃蟹自投罗网，一夜捉上几百个，拿到集市上卖了换钱买粮食。《红高粱家族》里罗汉大爷带余豆官抓螃蟹的段子正出于此。
不识字的爷爷却是个博闻强记的故事铺子，从三皇五帝到明清民国，改朝换代的名人轶事他能一桩桩讲个头头是道。他自称见过神仙下凡、狐狸炼丹，在夏日河堤冬日炕头给孙辈们讲满肚子的神仙鬼怪故事。这些传说再搅和了《聊斋志异》《封神演义》，化成了莫言的魔幻世界。《球状闪电》里举子赶考救蚂蚁，《爆炸》里狐狸炼丹，《金发婴儿》里 8个泥瓦匠庙里避雨，《草鞋窨子》里两个姑娘乘凉遇笤帚精，《红高粱家族》里綦翰林出殡等等都取材自爷爷讲的故事。
莫言爷爷乐善好施，又要抚养弟弟死后留下的三个孤儿（莫言的三叔、四叔、六叔），日子总是富不起来，土改时被定为中农，属于地主富农被打光后的首要批斗对象。他一把好手艺，誓死不加入农业合作社，只说将来合作社搞不下去了，农具、牲畜你们原样奉还。这一侧面让莫言写出了《生死疲劳》里的“全国唯一的单干户”蓝脸形象。
大跃进大炼钢铁时，他断言土炉子炼铁“纯粹浪费东西，祸害人民”。广播喇叭里说某地小麦亩产万斤，他坚决不信：“ 一市亩地，就那么一点点地方，不用说长麦子，就是把麦子打好，光把麦粒铺在那一亩地里，一万斤得铺多厚？这肯定有假！ ”他当时就预言，人民公社折腾来折腾去，非饿死人不可。
爷爷是莫言的第一个老师，也是他《红高粱家族》《食草家族》等多部小说里向往的旧时代美好价值的真实原型。
奶奶：农妇与枪火
莫言爷爷19 岁时与20 岁的戴氏成亲，在当时已属于晚婚，二人育有一女二男（莫言的父亲和五叔）。管戴氏 1971年去世，像许多旧社会农家妇女一样，没有大名。
尽管姓戴，莫言奶奶却没有《红高粱家族》里戴凤莲那般泼辣风流，是一位老式家庭妇女。因为她父兄会竹器手艺，生活略好于一般农户。成亲后，莫言爷爷的衣服全由娘家负责。她针线活做得漂亮。村里人家结婚，窗花、馒头花常找她剪，丧事也找她去帮着办。奶奶还会接生，村里如今 60岁左右的人一半是她接到这个世界上来的。
莫言长兄管谟贤讲，奶奶曾独自面对日军面不改色：“ 有一年，日本鬼子在外面砸门，爷爷去开门，鬼子进门一脚将爷爷踢倒，刺刀对准爷爷，吓得爷爷面如土色。倒是奶奶走上前去扶起爷爷。爷爷出门想跑，那鬼子一勾扳机，子弹从爷爷身边飞过。从此，只要听说鬼子来了，鬼子影子未见，爷爷就先跑了，往往奶奶在家留守。后来，凡是与兵们打交道的事，莫言爷爷再不敢出面，哪怕后来的八路军、解放军来了，开大会都是奶奶去。”
管戴氏一生未出过远门，没见过楼房。 1960年代，管谟贤在上海读书，放假回来形容自己住在楼上，她无论如何就想不明白：怎么上去，用梯子吗？越听越不明白。至她去世，高密的乡下还都是平房。
大爷爷：不驯的医者
莫言大爷爷管遵仁是莫言爷爷的大哥。他是前清秀才，但清末废科举，他只好放弃仕途回家务农。他 19岁起学医，开了润生堂药铺，擅长妇产科和儿科。他不但医术精湛，还写得一手漂亮字，莫言兄弟上学后就照着他的字描红。
管遵仁深得其父之风，年轻时很是桀骜不驯，风流倜傥。因为日子风光，在街上管闲事得罪了人。打过场官司，输了，却被对方记了仇。土改时“仇家”的后代已经入党当了干部，管遵仁被划为地主，一家逃到青岛。他有一男两女，即莫言的二叔、三姑和小姑。青岛解放时，他唯一的儿子（莫言二叔）被国民党掳去台湾，长期生死未卜。
管遵仁被“仇家”从青岛追了回来，旋即被捕，半年后获释，靠弟弟及几个本家和朋友帮助重开药铺。后来公私合营，管遵仁父女一起进入联合诊所，拿工资吃饭。这时，“仇家”的人在村里盛气凌人，命令他每天割一筐青草送去给他家喂牛，生病吃药自然也不付钱。管遵仁敢怒不敢言。“文革”时期，80多岁的管遵仁还被这家人的后代揪上台去批斗。 管遵仁医术精湛，治好了当地多次流行性疾病。莫言曾写过一首打油诗夸赞大爷爷：“俺家伯祖老中医，擅治伤寒有绝技。麻黄桂枝生石膏，再加一把地骨皮。” 在莫言小说《冰雪美人》《红蝗》里都能找到这样一位深孚众望的乡村医生形象。
管遵仁将医术全部传给了小女儿，也就是莫言的小姑管贻兰。而“叔叔在台湾”成了管氏几家人头上挥之不去的阴霾。当医生的管遵仁每逢过年却以铜钱占卜儿子的吉凶。直到1980年代，两岸恢复探亲往来，莫言的二叔才得以从台湾返乡探视，而此时大爷爷和大奶奶都已不在世了。
三爷爷：湮灭的传奇
莫言的三爷爷管遵礼，是高密东北乡方圆几十里的传奇人物。他一身山东好汉的豪气，整日在外结交各路“英雄好汉和流氓混蛋”，酒肉朋友天天有。抗日时期，豪杰蜂起。高密出现了三支最大的游击队：冷关荣冷部、高云生高营和姜黎川姜部。据说冷部有十挺花机关枪（俄式冲锋枪），高营有个在铁轨上穿梭自如的自行车飞虎队，姜部有 20匹黄马。管遵礼自然与这些人都有往来，还曾说把儿子（莫言的三叔）送去莱阳当八路。但叱咤一时的管遵礼却突然离奇身亡了。
管谟贤认为，可能是姜部的一个通讯员或者副官擦枪走火或有意为之。他掏出一把勃朗宁手枪跟管遵礼炫耀，而管遵礼吃过见过，完全没放在眼里，也许是喝醉了，笑着拍拍肚皮说：“这洋饼干还能砸死人？别逗了。照这打！我保管眉头也不皱一下！”通讯员或副官或许是非常恼愤，或许是真以为无所不能的管遵礼刀枪不入，真朝他的肚皮开了一枪。管遵礼的肠子流了出来，却面不改色地把肠子塞了回去，塞上一块棉花或泥巴，对吓傻了的副官或通讯员说：“来来，再干一杯！熊样！不醉不归！”一个月后，豪杰因伤口感染而死。莫言的三奶奶受到惊吓精神失常，不吃不喝不睡，不久也去世了。
莫言的看法不同，他认为是冷部的人干的。《红高粱家族》里顶天立地的平原豪杰“我爷爷”余占鳌，多半或是莫言对于三爷爷生活的想象。书里第四章描写机关枪扫射的场面，就是莫言对冷部机关枪的想象。
管遵礼一生吃喝玩乐，败光了家产。解放后，他的孩子却都被划成了令人羡慕的贫农。
父亲：红萝卜之刑
莫言的父亲管贻范，生于1923年，在堂兄弟中排行老大。上过 4年私塾，一解放就负责记账和扫盲，从合作社时期到生产队和国营农场时期，一直担任会计直到退休。他数着成箱成捆的账册单据，能自豪地向全村说他没贪污一分钱，没有错过一笔账，没滥用过一次权，连记账的圆珠笔都是经过批准才买的。每逢生产队摆酒席，他总是借故推辞。
莫言的童年是在饥饿和觅食中度过的。一如爷爷所预言，大饥荒很快到来了。莫言和伙伴们饥饿难耐，肚皮“透明”得看得见肠子蠕动。他们满野地里捉蚂蚱油炸了吃，像撸葡萄一样从草上撸下一串金龟子嚼起来，把冬日青苔搅成糨糊喝下。小说《吃香凶恶》里小学师生一起尝鲜嚼煤块，《铁孩》里孩子咬钢丝，都是莫言童年里真实经历的事情。而“吃”的问题也彰显着权力，正如《透明的红萝卜里》里生产队长鼓得如“田鼠”般的腮帮子。
管贻范教育子侄的严厉作风和孩子饥饿的童年完全不相符。他担心子侄“学问不成，庄户不能”，容不得子侄败坏家风，子侄们稍有差错非打即骂。幼年莫言干活饥饿至极时便把父母教诲全丢到一边。一次他跑到邻村偷西瓜，差点被土炮轰到；又一次，他偷生产队的红萝卜，被老乡抓到，被罚跪在毛主席像前挨批斗。父亲知道后，回家差点把莫言打死，多亏爷爷来解了围。
挨打的心理阴影挥之不去，莫言1980年代以自己为原型写出了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即小说中“黑孩”因挨饿偷红萝卜而挨打。在另一篇小说《枯河》中，犯小错的小虎更是被父母和大哥活活拷打至死。
母亲：饿乡磨
莫言的母亲姓高，大名高淑娟，但一直登记为管高氏，1922年出生，管谟贤形容她“一生悲苦”。管高氏自幼缠足，没有文化，因劳累多度患有哮喘、肺气肿等疾病，于1994年病故。她“当媳妇的时间比当婆婆的时间长，一直没过上好日子”，常常自叹命苦。
管高氏生过七八个子女，活下来兄妹四人：三兄弟管谟贤、管谟欣、莫言和莫言的姐姐。依据习俗，产妇爬到从街上扫来的一层土上，新生儿就落在这尘土之中。莫言的父亲和五叔兄弟俩一直未分家，饥荒年代里管高氏不仅要养活这四张嘴，还要照顾莫言五叔家的三个儿子。莫言小说《粮食》里那个有“反刍”能力，把食堂粮食带回家喂给孩子的母亲，正是自己母亲的剪影。
为公社食堂推磨是那时最苦最累的活。食堂拉磨的牲口饿死了，管高氏为了得几斤麸皮开始推磨。体重不足70斤的她和妯娌几人，推着推着就晕倒在磨道里，抓一把生粮食吃了再推，也不敢多吃，一天下来腿肿得老粗。莫言把这一切写进了小说《石磨》。
1961年春节，管家院子摆了五个饽饽当供品，那是积攒半年的几斤白面蒸出来的。管高氏去收时却发现不翼而飞，她追出去看遍了全村人的菜篮子也没能找到，回家还要背着偷吃偷藏的嫌疑。她哭了半宿，生了场大病。莫言的短篇小说《五个饽饽》正是取材于此事。
一日，莫言在地铁口看到用干瘪乳房哺喂两个孩子的拾荒母亲时，伫立良久。他想到要为自己母亲写一部书，为高密东北乡的“王国史诗”补上一个母性的面向。这就是一度遭到禁毁的《丰乳肥臀》。小说中的母亲上官鲁氏和瑞典人马洛亚牧师生下了上官金童，和其他人生下了其他姐妹。这些姐妹亲属是贯穿中国20世纪的权力高层和民间势力。通过描写家庭来反映中国的政治气候变迁，也表现了莫言对于女性的爱戴、同情和赞颂。
四叔：愤怒的蒜薹
多年来，给莫言的创作生涯带来最大刺激的无疑是他四叔之死。小说《天堂蒜薹之歌》里的方四叔之死完全出自这个真人真事。
莫言的四叔管贻寿是他三爷爷管遵礼的儿子，由他的爷爷抚养大。莫言小学辍学在家，跟四叔在生产队干活，前后十年。莫言称他“有超乎常人的吃苦耐劳，有着对后辈宽厚怜悯之心”。
管贻寿死于1984年10 月。当时，他正赶着牛车往离家40里外的糖厂送甜菜途中，被一汽车当场轧死。肇事司机酒后无证驾驶，却因是公社书记的朋友，车是给书记家盖房拉砖的 ，事发后迟迟得不到处理。公社书记据说也是管家的远房亲戚，提出赔3500元私了，派众多说客登门威逼利诱。四叔的儿子干脆把尸体抬进公社大院里不管了。 四叔死时，莫言在北京任军队教官。他写信给在湖南工作的大哥说 ：“一个小小的公社书记，芥菜籽一样的官儿，竟敢如此猖獗。视人命如儿戏，真是令人怒发冲冠！人和牛共赔了3500元了事？我感到一种沉重的痛苦和愤怒！3500元竟能买到一条人命，竟能使肇事者逍遥法外 ！？……”兄弟俩一致认为有必要回家打官司，但被父亲制止了。父亲说 ：“人死不能复生。咱宁叫一家冷，不能叫两家寒啊！”事情这样了结，兄弟几个郁愤难平。
1987年，山东苍山发生震惊全国的“蒜薹事件”。当地政府强行摊派农民种植蒜薹，导致当年滞销后又压低收购价格，还禁止农民把自家蒜薹卖到外地，最后拒绝收购。愤怒的农民打砸了县政府，把一车车蒜薹倾泻在政府大院里。“蒜薹事件”搅动起莫言心中对四叔之死的积愤，他仅用了35天就写出了长篇小说《天堂蒜薹之歌》。管四叔在小说中化身为方四叔，在赶车送蒜薹的路上被一辆卡车碾死。
在小说初版卷首，莫言杜撰了一段斯大林语录：“小说家总是想远离政治，小说却自己逼近了政治。小说家总是想关心‘人的命运’，却忘了关心自己的命运。这就是他们的悲剧所在。”
小姑：圣母坠落
莫言说：“夸张点说，从我出生的那天起，《蛙》这个小说就开始萌芽了。”莫言和他女儿管笑笑来到世界见到的第一人就是莫言的小姑。
莫言有四个姑姑，小姑管贻兰是大爷爷管遵仁的小女儿，深得其父医术真传，亦擅妇产科和儿科，是当地家喻户晓的接生婆。她是新中国第一批基层妇科医生，从18岁开始一直干到70岁，经她手上来到这个世界的婴儿上万个，最年长的如今已60岁左右，最小的比二十多岁的莫言女儿更小。莫言说，“姑姑走到哪里，人们都像接菩萨一样。”
然而，上世纪70年代末，国家推行计划生育，管贻兰的形象一下子从“圣母”跌落为“瘟神”。管贻兰作为领工资的卫生院医生、中共党员以及县政协委员，成为该政策的积极执行者，从接生婆变成了流产医师。管贻兰家的门窗玻璃被一次次砸破，玉米地被人用镰刀砍，夜里走路也被砖头砸。如莫言小说《爆炸》里的“姑姑”所说，接生时她是“送子观音”，做人流时她成了“催命判官”。不过管谟贤透露，管贻兰对那些十代单传、缺少人丁的家庭网开一面，尽量帮他们找理由再生一胎。
私下里小姑为人亲和，开朗豁达，有男子之风，是少年莫言最喜欢的人。他的故事装在莫言心里多年。“当时计划生育政策说是要管30年嘛，这个政策的时间期限过后……我觉得这个故事可以写了。”
莫言《蛙》几乎把管贻兰原样写进了小说。蛙是阴性与生殖崇拜的图腾，“蛙”与“娃”谐音，与生育之母女娲的“娲”同音。书里的姑姑因为从事计生工作，也从活菩萨变成了“杀婴”的恶魔。一个夜里，喝醉的她月光下误入一片洼地，被满耳的蛙声包围，奔走呼号无处逃离。姑姑嫁给一个泥塑艺人，捏出两千八百个小泥人，向那些未能出世的孩子忏悔。
30年过去，莫言终于敢站出来，站到计划生育国策的面前。他在《蛙》中不但代小姑做忏悔，也借那个担心自己提干问题而让妻子因流产而死的“我”，表示自己的忏悔：“尽管我可以用种种理由为自己开脱，尽管我可以把责任推给姑姑……——几十年来我也一直是这样做的——但现在我却比任何时候都明白地意识到，我是唯一的罪魁祸首。”
“其实对作家来说，重要的不是拯救万民的灵魂，而是拯救自己的灵魂。”这是二十多年前，莫言自己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