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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多数研究者从“我”的主体性丧失这一角度将《袭击面包店》和《再袭面包店》两篇小说联系起来共同解读，而关于《再袭面包店》中新增的“妻子”这一女性角色的研究并不多见。本文把着眼点放在“妻子”身上，以文本阅读为基础，结合二战后日本婚姻关系的变化和女性自我意识的提高等相关历史，从“妻子”的角度重新解读夫妻二人“袭击面包店”行动的深层内涵。
关键词：村上春树 《再袭面包店》 妻子 日本女性
一、前言
《再袭面包店》是村上春树1985年发表在杂志“Marie Claire”上的短篇小说。小说以“我”为叙述者，讲述了深夜时分“我”和妻子由于无法抵挡的饥饿感在东京街头对一家麦当劳实施抢劫的故事。由于小说中出现了十年前“我”与同伴对一家不起眼的面包店进行抢劫，并从此受到“诅咒”的描写，而且村上也的确在1981年发表了与此内容基本相同的短篇《袭击面包店》，因此不少研究者将两次袭击联系起来探寻小说的主题。
多数研究者从“我”的主体性丧失这一角度来解读这两篇小说。初袭面包店发生在“我”的大学时期，原因是“我”和伙伴肚子饿而且不想去工作。袭击面包店表面上是为了填饱肚子，实际上象征着个体对资本主义社会“金钱交换商品”这一基本规则的反抗。当时“我”和伙伴虽然贫穷但仍保持着自我的主体性，然而面包店老板提出以听瓦格纳的音乐来换取面包，这使我们失去了战斗对象。伴随着两个人的妥协，虽然最终大快朵颐暂时解决了果腹之需，但是却从此在两个人身上留下了紧箍咒一样的东西，使“我”放弃与现实对抗回到了学校，毕业后成为社会的一员，过上了与大部分人一样的生活。再袭面包店发生在十年之后，再袭的原因是出于一种“特殊饥饿”，即个体在丧失了自我主体性后试图重新找回自我的一种欲望。在和妻子的合作下，再袭面包店虽然表面上成功了，但实际上面对相比十年前更为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个体即便试图对整个社会系统进行反抗也无法找到相应的斗争对象，重新找回主体性的抗争以失败告终，“我”依然回归到自身原有的缺乏主体判断的生活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与《袭击面包店》相比，《再袭面包店》最大的不同是出现了“我”的妻子这一新的人物。《再袭面包店》中妻子这一新角色的引入是非常值得重视的一点，她并不是“我”实施袭击面包店这一行动的陪衬，也不仅仅是搭档或伙伴，而是发起者和主导者。如果说《再袭面包店》是“我”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丧失了自我主体性后试图重新将其找回的反抗，那么为什么要增加妻子这样一个角色呢？这个角色是否也丧失了主体性？抢劫面包店的行动对妻子来说意味着什么？妻子在这个反抗过程中又具体起到了什么作用？接下来，本文将通过“妻子饥饿感的来源”和“抢劫面包店对妻子的意义”两个部分对以上问题加以探讨。
二、妻子饥饿感的来源
由先行研究的分析可知，“我”在第一次失败的袭击中丧失了自我主体性，虽然“我”的体内存在着恢复主体性的冲动，导致“我”在深夜被“忍无可忍的饥饿感”袭击，但失去了主体性的“我”已经成为一个缺乏判断机能的人，这样的“我”即使有心恢复主体性也是没有能力做出准确的判断并付诸行动的。因此，需要有妻子这样一个人的存在，来引导“我”反抗现实、为恢复自我主体性而战斗。
从对妻子个人情况的描述中我们可以得知两方面的信息：妻子的年龄和职业。首先关注妻子的年龄。从丈夫的年龄“不是二十八就是二十九岁”减去两年零八个月，得出妻子结婚时的年龄大约在二十五岁到二十六岁之间；按照小说《再袭面包店》的发表时间1985年往前推算的话，妻子的出生时间大约是在1959年到1960年之间。
“日本女性形象根据出生时间大致分为‘团块世代’‘团块次代’‘平成世代’三种类型。不同的社会发展时期，其生活方式、人生选择、人生观不尽相同，体现了当时的时代风貌和社会特征。”“团块世代”指出生于1947年到1949年的一代人。“团块世代”的女性信奉“男主外、女主内”这一传统性别分工模式。“团块次代”指出生于1971年到1974年的一代人。这一时期，日本女性的受教育程度以及就业率空前提高。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泡沫经济崩溃，令经济和社会遭受重创，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她们大部分选择的是一种“M型”就业模式，即从学校毕业后参加工作，结婚、育儿期退出劳动力市场，待孩子上小学后再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就业模式。与此同时，即便结婚、生子也不辞掉工作的职业女性越来越多，她们富有才干，经济独立，在工作中独当一面，享受着工作带来的快乐。
根据大致推算的妻子的出生年份，可以发现她出生在“团块世代”与“团块次代”之间，正好处于传统女性的角色由家庭主妇向职业女性转变的过渡期。众所周知，引发妻子和“我”袭击面包店的直接原因是凌晨两点钟袭击两人的“毫不讲理的势不可挡的饥饿感”。如前所述，“我”的饥饿来源于初袭面包店时丧失了自我主体性后试图重新找回自我的一种欲望。但是，妻子的饥饿感又是从何而来呢？“我”向妻子讲述了自己十年前抢劫面包店的行动，并指出当年听的瓦格纳的音乐“简直就是套在我们头上的紧箍”。妻子认为必须自己动手来解除那个紧箍，否则“它就要像虫牙一样一直把你折磨到死。不光你，还包括我。”“结婚之前，我从来没有领教过这么厉害的饿肚子滋味，一次也没有过。”“肯定是套在你头上的紧箍连我也裹了进去。”可見，妻子认为是自己与丈夫结婚这一行为使丈夫身上存在着的问题也传染给了自己。
妻子虽不属于“团块世代”，但深谙日本这种传统主妇的生活方式。婚后妻子没有立即放弃她的工作，可以看出她在心里是追求独立自由的。但是，婚后继续工作的职业女性显著增多是在“团块次代”女性的婚育时代。由于“我”和妻子都外出工作，家里并不像有全职主妇的家庭一般井井有条。妻子看到家里的状况需要有人打理，对于目前这种忙碌的工作生活是否可以持续下去，自己未来是否会成为一个失去自我的家庭主妇有隐隐的不安。因此才感觉到饥饿。也就是说，虽然妻子和丈夫都感觉到了饥饿，但他们饥饿的来源是不同的：丈夫是来源于初袭面包店时丧失了自我主体性后试图重新找回自我的一种欲望，而妻子则来源于对于结婚之后即将丧失自我主体性的未来命运的担忧。 三、抢劫面包店对妻子的意义
首先，妻子无疑是这次行动的发起者。妻子凭借“我”的叙述敏锐地察觉到了问题所在，并果断做出了“再抢一次面包店，而且立即行动”的决定。妻子为行动准备了精良的装备：“一挺雷明顿自动火药枪如同一条僵挺而细长的鱼躺在后座上。妻子身披风衣，备用铅弹在衣袋里哗啦哗啦地发出干涩的响声，车头小隔箱里放着两枚滑雪面罩。”路上偶遇警察的巡逻车时，“我的腋下便沁出汗来”，而“妻子则对此不屑一顾，只是全神贯注地搜寻面包店的所在”。由于找不到营业的面包店，“我”终于失去了耐心对妻子说道：“死了这份心罢了！这么晚哪里会有面包店开门！干这种事还是要事先侦察好才……”由以上描写可以看出，真正行动之前，“我”一直在怀疑和退缩，而妻子作出决定之后就一直没有动摇过，可以看出二人决断力的不同。
其次，妻子把抢劫目标定为一家麦当劳，二人正式开始了抢劫行动。妻子首先把车牌号盖住，然后指挥“我”把车开过去，并提前指导“我”进店以后具体的行动。然而，即使到了真正行动之前，“我”还在质疑“真有如此操办的必要不成”。这一提问一半是对妻子，一半是对“我”自己。妻子的回答依旧坚决：“毫无疑问。”而丈夫却依旧摇摆不定。正是因为二人决断力的不同，导致了两人在店内不同的表现。由此可以看出二人行动力的不同。
最后，抢劫成功后。“我”和妻子在车内大快朵颐，“我们那本以为永远持续下去的严重饥饿感也消失了。”然而，这次消失是真正永远的消失吗？还是像海底火山一样，暂时沉下去，但终究会积蓄更强的力量浮出水面呢？正如前面所分析的，丈夫找回自我主体性的反抗仍以失败告终，“我”在行动结束后的提问“不过难道真有如此操办的必要不成？”明显说明了这一点。我始终在怀疑这一行动的必要性，直到行动结束也没有改变想法，这一提问彻底宣告了“我”找回自我主体性行动的失败。而与此相对，由妻子的回答“那还用说”“旋即深深叹息一声，睡了。她的身体像小猫一样又软又轻”可以看出，妻子如愿完成了抢劫面包店的行动后，心满意足地睡去了。她作为行动的发起者和主导者，在抢劫过程中思路清晰，行动坚决果断，最终成功借助袭击面包店的行动完成了对婚后自身主体性的维护。
四、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知道，袭击面包店的行动对妻子来说有两层目的，一是引导和帮助在初袭面包店中失去自我的丈夫找回主体性，二是妻子对自身在与丈夫结婚后可能逐渐消失的主体性的维护与反抗，而后者目的性更为强烈。袭击面包店之前丈夫和妻子自我认知状态的不同，造成了两个人在抢劫行动中的表现不同，并最终导致了两个人不同的结局，即丈夫找回主体性失败，而妻子成功维护了自己在婚后的主体性。丈夫没有成功找回主体性，说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对个体进行挤压和同质化，并使个体紧紧依附于其系统之上，个体的自我思考能力很容易被剥夺，而且一旦失去很难找回，体现了对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而妻子作为独立女性在婚后受到了来自“男主外，女主内”这一传统家庭观念的压迫。面临主体性逐渐丧失的风险，妻子通过超凡的判断力、决断力和行动力成功维护了自我主体性，故事结束时依然是一个独立自由的女性形象。妻子作为日本战后由传统女性向职场女性发展过渡阶段的代表，在婚后坚决维护自我主体性的抗争，也体现了战后日本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和自我意识的觉醒。
参考文献：
[1]村上春树.再袭面包店[M].林少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
[2]關冰冰，杨炳菁.论《再袭面包店》作品中的“夫妻关系”[J].日语学习与研究，2017（05）.
[3]关冰冰，杨炳菁.村上春树小说中“面包店”的隐喻——论《袭击面包店》中袭击目标的设定[J].东北亚外语研究，2015（02）.
[4]胡澎.困境与突围：日本女性的婚姻、家庭与事业[J].群言，2017（03）.
（作者简介：王晨，女，硕士研究生，中国海洋大学，研究方向：日语语言文学）（责任编辑 刘冬杨）
关键词：村上春树 《再袭面包店》 妻子 日本女性
一、前言
《再袭面包店》是村上春树1985年发表在杂志“Marie Claire”上的短篇小说。小说以“我”为叙述者，讲述了深夜时分“我”和妻子由于无法抵挡的饥饿感在东京街头对一家麦当劳实施抢劫的故事。由于小说中出现了十年前“我”与同伴对一家不起眼的面包店进行抢劫，并从此受到“诅咒”的描写，而且村上也的确在1981年发表了与此内容基本相同的短篇《袭击面包店》，因此不少研究者将两次袭击联系起来探寻小说的主题。
多数研究者从“我”的主体性丧失这一角度来解读这两篇小说。初袭面包店发生在“我”的大学时期，原因是“我”和伙伴肚子饿而且不想去工作。袭击面包店表面上是为了填饱肚子，实际上象征着个体对资本主义社会“金钱交换商品”这一基本规则的反抗。当时“我”和伙伴虽然贫穷但仍保持着自我的主体性，然而面包店老板提出以听瓦格纳的音乐来换取面包，这使我们失去了战斗对象。伴随着两个人的妥协，虽然最终大快朵颐暂时解决了果腹之需，但是却从此在两个人身上留下了紧箍咒一样的东西，使“我”放弃与现实对抗回到了学校，毕业后成为社会的一员，过上了与大部分人一样的生活。再袭面包店发生在十年之后，再袭的原因是出于一种“特殊饥饿”，即个体在丧失了自我主体性后试图重新找回自我的一种欲望。在和妻子的合作下，再袭面包店虽然表面上成功了，但实际上面对相比十年前更为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个体即便试图对整个社会系统进行反抗也无法找到相应的斗争对象，重新找回主体性的抗争以失败告终，“我”依然回归到自身原有的缺乏主体判断的生活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与《袭击面包店》相比，《再袭面包店》最大的不同是出现了“我”的妻子这一新的人物。《再袭面包店》中妻子这一新角色的引入是非常值得重视的一点，她并不是“我”实施袭击面包店这一行动的陪衬，也不仅仅是搭档或伙伴，而是发起者和主导者。如果说《再袭面包店》是“我”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丧失了自我主体性后试图重新将其找回的反抗，那么为什么要增加妻子这样一个角色呢？这个角色是否也丧失了主体性？抢劫面包店的行动对妻子来说意味着什么？妻子在这个反抗过程中又具体起到了什么作用？接下来，本文将通过“妻子饥饿感的来源”和“抢劫面包店对妻子的意义”两个部分对以上问题加以探讨。
二、妻子饥饿感的来源
由先行研究的分析可知，“我”在第一次失败的袭击中丧失了自我主体性，虽然“我”的体内存在着恢复主体性的冲动，导致“我”在深夜被“忍无可忍的饥饿感”袭击，但失去了主体性的“我”已经成为一个缺乏判断机能的人，这样的“我”即使有心恢复主体性也是没有能力做出准确的判断并付诸行动的。因此，需要有妻子这样一个人的存在，来引导“我”反抗现实、为恢复自我主体性而战斗。
从对妻子个人情况的描述中我们可以得知两方面的信息：妻子的年龄和职业。首先关注妻子的年龄。从丈夫的年龄“不是二十八就是二十九岁”减去两年零八个月，得出妻子结婚时的年龄大约在二十五岁到二十六岁之间；按照小说《再袭面包店》的发表时间1985年往前推算的话，妻子的出生时间大约是在1959年到1960年之间。
“日本女性形象根据出生时间大致分为‘团块世代’‘团块次代’‘平成世代’三种类型。不同的社会发展时期，其生活方式、人生选择、人生观不尽相同，体现了当时的时代风貌和社会特征。”“团块世代”指出生于1947年到1949年的一代人。“团块世代”的女性信奉“男主外、女主内”这一传统性别分工模式。“团块次代”指出生于1971年到1974年的一代人。这一时期，日本女性的受教育程度以及就业率空前提高。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泡沫经济崩溃，令经济和社会遭受重创，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她们大部分选择的是一种“M型”就业模式，即从学校毕业后参加工作，结婚、育儿期退出劳动力市场，待孩子上小学后再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就业模式。与此同时，即便结婚、生子也不辞掉工作的职业女性越来越多，她们富有才干，经济独立，在工作中独当一面，享受着工作带来的快乐。
根据大致推算的妻子的出生年份，可以发现她出生在“团块世代”与“团块次代”之间，正好处于传统女性的角色由家庭主妇向职业女性转变的过渡期。众所周知，引发妻子和“我”袭击面包店的直接原因是凌晨两点钟袭击两人的“毫不讲理的势不可挡的饥饿感”。如前所述，“我”的饥饿来源于初袭面包店时丧失了自我主体性后试图重新找回自我的一种欲望。但是，妻子的饥饿感又是从何而来呢？“我”向妻子讲述了自己十年前抢劫面包店的行动，并指出当年听的瓦格纳的音乐“简直就是套在我们头上的紧箍”。妻子认为必须自己动手来解除那个紧箍，否则“它就要像虫牙一样一直把你折磨到死。不光你，还包括我。”“结婚之前，我从来没有领教过这么厉害的饿肚子滋味，一次也没有过。”“肯定是套在你头上的紧箍连我也裹了进去。”可見，妻子认为是自己与丈夫结婚这一行为使丈夫身上存在着的问题也传染给了自己。
妻子虽不属于“团块世代”，但深谙日本这种传统主妇的生活方式。婚后妻子没有立即放弃她的工作，可以看出她在心里是追求独立自由的。但是，婚后继续工作的职业女性显著增多是在“团块次代”女性的婚育时代。由于“我”和妻子都外出工作，家里并不像有全职主妇的家庭一般井井有条。妻子看到家里的状况需要有人打理，对于目前这种忙碌的工作生活是否可以持续下去，自己未来是否会成为一个失去自我的家庭主妇有隐隐的不安。因此才感觉到饥饿。也就是说，虽然妻子和丈夫都感觉到了饥饿，但他们饥饿的来源是不同的：丈夫是来源于初袭面包店时丧失了自我主体性后试图重新找回自我的一种欲望，而妻子则来源于对于结婚之后即将丧失自我主体性的未来命运的担忧。 三、抢劫面包店对妻子的意义
首先，妻子无疑是这次行动的发起者。妻子凭借“我”的叙述敏锐地察觉到了问题所在，并果断做出了“再抢一次面包店，而且立即行动”的决定。妻子为行动准备了精良的装备：“一挺雷明顿自动火药枪如同一条僵挺而细长的鱼躺在后座上。妻子身披风衣，备用铅弹在衣袋里哗啦哗啦地发出干涩的响声，车头小隔箱里放着两枚滑雪面罩。”路上偶遇警察的巡逻车时，“我的腋下便沁出汗来”，而“妻子则对此不屑一顾，只是全神贯注地搜寻面包店的所在”。由于找不到营业的面包店，“我”终于失去了耐心对妻子说道：“死了这份心罢了！这么晚哪里会有面包店开门！干这种事还是要事先侦察好才……”由以上描写可以看出，真正行动之前，“我”一直在怀疑和退缩，而妻子作出决定之后就一直没有动摇过，可以看出二人决断力的不同。
其次，妻子把抢劫目标定为一家麦当劳，二人正式开始了抢劫行动。妻子首先把车牌号盖住，然后指挥“我”把车开过去，并提前指导“我”进店以后具体的行动。然而，即使到了真正行动之前，“我”还在质疑“真有如此操办的必要不成”。这一提问一半是对妻子，一半是对“我”自己。妻子的回答依旧坚决：“毫无疑问。”而丈夫却依旧摇摆不定。正是因为二人决断力的不同，导致了两人在店内不同的表现。由此可以看出二人行动力的不同。
最后，抢劫成功后。“我”和妻子在车内大快朵颐，“我们那本以为永远持续下去的严重饥饿感也消失了。”然而，这次消失是真正永远的消失吗？还是像海底火山一样，暂时沉下去，但终究会积蓄更强的力量浮出水面呢？正如前面所分析的，丈夫找回自我主体性的反抗仍以失败告终，“我”在行动结束后的提问“不过难道真有如此操办的必要不成？”明显说明了这一点。我始终在怀疑这一行动的必要性，直到行动结束也没有改变想法，这一提问彻底宣告了“我”找回自我主体性行动的失败。而与此相对，由妻子的回答“那还用说”“旋即深深叹息一声，睡了。她的身体像小猫一样又软又轻”可以看出，妻子如愿完成了抢劫面包店的行动后，心满意足地睡去了。她作为行动的发起者和主导者，在抢劫过程中思路清晰，行动坚决果断，最终成功借助袭击面包店的行动完成了对婚后自身主体性的维护。
四、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知道，袭击面包店的行动对妻子来说有两层目的，一是引导和帮助在初袭面包店中失去自我的丈夫找回主体性，二是妻子对自身在与丈夫结婚后可能逐渐消失的主体性的维护与反抗，而后者目的性更为强烈。袭击面包店之前丈夫和妻子自我认知状态的不同，造成了两个人在抢劫行动中的表现不同，并最终导致了两个人不同的结局，即丈夫找回主体性失败，而妻子成功维护了自己在婚后的主体性。丈夫没有成功找回主体性，说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对个体进行挤压和同质化，并使个体紧紧依附于其系统之上，个体的自我思考能力很容易被剥夺，而且一旦失去很难找回，体现了对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而妻子作为独立女性在婚后受到了来自“男主外，女主内”这一传统家庭观念的压迫。面临主体性逐渐丧失的风险，妻子通过超凡的判断力、决断力和行动力成功维护了自我主体性，故事结束时依然是一个独立自由的女性形象。妻子作为日本战后由传统女性向职场女性发展过渡阶段的代表，在婚后坚决维护自我主体性的抗争，也体现了战后日本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和自我意识的觉醒。
参考文献：
[1]村上春树.再袭面包店[M].林少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
[2]關冰冰，杨炳菁.论《再袭面包店》作品中的“夫妻关系”[J].日语学习与研究，2017（05）.
[3]关冰冰，杨炳菁.村上春树小说中“面包店”的隐喻——论《袭击面包店》中袭击目标的设定[J].东北亚外语研究，2015（02）.
[4]胡澎.困境与突围：日本女性的婚姻、家庭与事业[J].群言，2017（03）.
（作者简介：王晨，女，硕士研究生，中国海洋大学，研究方向：日语语言文学）（责任编辑 刘冬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