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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创业
近年来，如何促进创新以及激发创业已经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2 0 0 7年1月10-11日，一年一度的全球创业观察（GlobalEntrepreneurship Monitor：GEM）年度会议在伦敦召开，包括经济合作组织在内的20几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参加了会议。GEM研究项目是1999年在美国考夫曼基金的赞助下，由美国巴布森学院和英国伦敦商学院的学者发起和成立的。研究的根本目的是回答以下广受关注的问题：创业活动率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之间是否存在差别？创业活动与国民经济的增长是否有因果关系？为什么有些国家的创业活动率比其他国家的高？采取哪些措施可以提高创业活动率？
GEM自1999年成立以来，对创业研究和创业活动产生了重要而深刻的影响，得到了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和创业者的广泛认可。参加该研究项目的成员也已经由发起时的10个国家增加到了2006年的47个国家和地区。清华大学“中国创业研究中心”自2002年起开始参加GEM的中国研究，并取得了相应的研究成果，台湾和香港也分别参与了该项研究活动。
那么，什么是创业呢？尽管很难取得统一的定义，但一般认为创业是一个发现和利用机会、筹措资源、创建组织、创造价值和分配价值的过程。创业成功的直接结果是一个有竞争力的企业的诞生和成长，间接结果是创造就业机会、增加居民消费和企业的设备投资、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从而促进宏观经济的增长。这种宏观经济增长可能起源于实际生产能力向潜在生产能力的靠近，也可能是起源于生产可能性曲线的外延。正因如此，各国政府——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越来越重视对创业活动的支持。
本文的目的是通过一些具体事例，说明企业家的创业活动在提高国家形象、构建和谐社会和增加就业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希望更多的人能够理解创业、支持创业、容忍创业者的合理失败，并能够在条件成熟时自己创业。
世界不平
美国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的《世界是平的》曾经畅销世界。书中指出随着软件的不断创新和网络的普及，世界各地——包括中国和印度的人们都可以通过因特网轻松实现自己的社会分工；肤色或东西文化差异不再是合作或竞争的障碍——世界变得越来越平坦了。世界真的变平了吗？当我们看到载有战斗机的美国航空母舰在世界各地游弋，萨达姆在自己的国家被处以绞刑，弱小国家的代表在联合国大会上抗议本国利益受到伤害时，我们必须承认：世界不是平的，至少在政治领域是这样。当美国政治领袖依据美国的价值观标准，觉得本国利益受到侵害时，他们的总统会在白宫向世界宣布：派一艘航空母舰去解决；而在同样的情况下，弱小国家只能依靠包括联合国在内的第三方组织去解决问题——他们的命运不是由正义决定的，而是其他国家政治博弈的结果。
以上事实再一次向我们证明：弱国无外交。那么决定一个国家强弱的根本要素是什创么呢？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表明是经济实力。那么又是什么原因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呢？答案可能很多，但是已经趋同的学术观点是：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直接要素是企业家的创业活动，包括政府在内的其他要素只能通过企业家的创业活动才能间接地影响国家的经济实力，由此可见企业家的创业活动是何等的重要。
改变中国
也许世界上有很多人不知道东京是日本的首都，可是很少有人不知道松下和索尼是日本公司。这种说法可能有些言过其实，但这至少表明了松下和索尼对提高日本国际形象的巨大作用。根据美日两国学者共著的《创业与冒险》的记载，上个世纪50年代的“日本制造”还是质低价廉的代名词。1953年盛田昭夫为了打开国际市场，第一次到美国、欧洲等地参观考察，当他偶尔在德国的杜赛多的一家餐馆吃冰淇淋时，看到桌子上插着一把只有手指大小的小纸伞当作装饰。“这可是贵国生产的啊！”侍者有礼貌地介绍说，但话语中却带有一丝不屑。说者无意，听者有心，饱受大和文化熏陶的盛田觉得自己的心被别人用针刺了一样的痛：“难道日本只能生产出口这些廉价品吗？”经过盛田昭夫、松下幸之助、本田宗一郎等一代创业者的努力，日本企业彻底改变了本国在世界上的形象，“Made inJapan”不再意味着劣质、低能，而成为高科技、高品质的象征。盛田昭夫和政治家石原慎太郎在1989年共著的《日本可以说不：日美关系新战略》中，向美国和世界宣称：如果美国不用日本企业生产的芯片，它的导弹就不能准确地命中目标！
令人欣慰的是，同样的事情正在中国企业重演，我们也许有理由相信中国的崛起正从屏幕走向现实。
2001年4月5日，位于美国东南部的南卡罗来纳州加姆登市市长宣布将纵贯市内的一条大街更名为“海尔街”，用以表彰中国家电企业海尔集团对该市经济发展做出的贡献。
2004年12月8日，联想集团以12.5亿美元收购蓝色巨人IBM个人电脑事业部，成为年收入超百亿元的世界第三大PC厂商，并宣布将公司总部迁至美国纽约。尽管对于事件的结果众说纷纭，但是我相信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感到的是前所未有的自豪和骄傲，就像1984年徐海峰在洛杉矶奥运会上第一次拿到金牌，掀开中国奥运史新篇章一样。我们感觉到中国人站起来了。
2006年9月12日，东软集团董事长兼CEO刘积仁继同年度6月在美国芝加哥的世界经营者大会发表演讲后，再度出席纽约举行的世界经营者大会，与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前国务卿鲍威尔、美国GE公司前CEO杰克·韦尔奇、日本著名战略家大前研一等11位影响世界潮流的政治家和企业家同台演讲，与6000多名来自美国企业界的高级管理者分享创业型公司生存与发展的智慧和创新。刘积仁在一年内两次被邀请出席如此规格的高峰会议，表明中国企业正在得到美国企业界的关注，中国企业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与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
正像松下电器、索尼、本田、丰田等企业彻底改变了日本的国际形象，使其成为第二大经济强国一样，海尔、联想、东软等企业也正在改变中国在国际经济大家庭中的形象和地位：美国地摊小贩的休闲鞋可能是中国制造的，但是美国人家中的电器、美国人所使用的电子设备和软件同样可能是“Made inChina”。
张维迎教授曾经对《权衡》发表了自己的如下看法：从制度变革的角度看，是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从“英雄创造历史”或“历史创造英雄”的角度看，是邓小平改变了中国；从社会人力资源的配置变化来讲，是企业家的出现和成长改变了中国。在这里，本文还想附加一句：企业家的出现和成长同时改变了中国在世界的形象和地位。
为富而仁
市场追求效率，政府讲究公平，为富而有德者献身于社会公益。电影 《白毛女》中的恶霸地主黄世仁为富不仁，在除夕之夜强迫杨白劳卖女顶债，逼死杨白劳。这个故事也许是真实的，但是我们决不应该因此就把为富和不仁联系起来。“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从现实中看，正是那些创造了社会财富的企业家更有实施为富而仁的可能性和条件。企业伦理学专家、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李非教授曾经半开玩笑地说：“30年后大连最有道德的人就是本地最大的企业家。”
2006年4月11日，《胡润2006中国慈善家排行榜》在北京公布，年过八旬的深圳彭年酒店掌门人余彭年老先生以20亿元的捐赠位列第一。与以往相比，2006年的慈善家排行榜从50位扩大到了100位，榜上前50位企业家从2003年至今累计捐赠近51亿元，比2005年的13.5亿元翻了近4倍。从地域分布来看，出生在浙江的企业家所占比例最大，其次是广东，上海和江苏平分秋色。也就是说，那些处于经济最发达地区，创业最成功的企业家也往往是最大的慈善家。
事实也确实如此，2 0 0 6年6月1 5日，微软公司正式对外宣布，从2008年7月开始，公司董事长比尔·盖茨将不再负责公司的日常管理，而将精力放在比尔及美琳达·盖茨基金会的慈善事业上。盖茨许诺，将把自己大部分的个人财富捐给他的基金会，用于资助贫困国家的卫生与教育事业，而他的3个孩子只能从父亲500亿美元的身家中，得到几百万美元的遗产。拥有291亿美元资金的比尔及美琳达·盖茨基金会，是目前全球最大的慈善机构，截至2005年，这家机构已向第三世界国家捐助了105亿美元，挽救了至少67万人的生命，捐款数额甚至超过了世界卫生组织。2006年8月16日，负责与中国政府会谈的盖茨基金会官员卡梅·伯茨证实，微软公司总裁盖茨所拥有的比尔·盖茨夫妇基金会即将与中国就预防艾滋病问题达成一项协议。按照协议，盖茨基金会将在5年期间向中国提供两亿美元左右的援助。
上面的事例也许离我们的现实生活远了些。实际上在我们身边，为富而仁的企业家也不在少数。作为一家房地产企业的老总，沈阳振浩集团董事长宋宝全先生和他的员工们已经连续六年在做同一件事：每年建一所希望小学。
提供就业
企业家的成功创业，不仅增加了中国的信心，改变了世界对中国的看法，使创业者得到了应有的回报，而且为解决就业问题做出了巨大贡献。
无论起因如何，大学生就业难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由共青团中央学校部、北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合作完成的“2006年中国大学生就业状况调查”的调查结果显示，截至2006年5月底，2006届本科毕业生中已签约和已有意向但未签约的占49.81%，不想马上就业的占1 5 . 0 2 %，而想工作却没有找到工作的比例高达27.25%。换句话说，至少每4个大学生中就有一个面临毕业后失业的问题。作为比较，2004年日本应届大学生的就职率为93%。
那么有谁能够为大学生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呢？政府机关、学术机构还是产业界？答案是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只有诞生更多的有成长潜力的企业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大学生的就业问题。美国的研究表明，在提供就业机会方面，人数在500人以下的中小企业比那些入选《财富》500强的大企业更能发挥作用。比如，自1980年以来，美国已经创造了3400多万个新的就业机会，但是《财富》500强企业同期却减少了500多万个就业岗位。那么是谁创造了这些新的就业机会呢？美国促进小企业管理局的统计表明：是500人以下的中小企业提供了上述就业机会。
同样的事实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同样存在。北京市统计局的统计结果表明，2004年底，全市中小企业从业人员484.7万人，占全市企业从业人员总数的81.3%。其中7个区县中小企业从业人员超过90%。中华英才网的统计表明，“招聘企业里面95%是中小企业，其中，100人以下的估计有70%至80%，只有5%是超过1000人的大企业。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应届毕业生有400多万人，而大企业总的需求人数还解决不了毕业生总数的10%。因此说中小企业将提供九成以上的就业机会。”
除了提供就业机会以外，中小企业在实施破坏性创新方面也要优于大企业。从统计结果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所有创新的50%，破坏性创新（all radical innovation）的95%是通过中小企业实现的；科技部部长徐冠华在2006年的一份报告中指出，中国65%的发明专利是由中小企业取得的，80%的新产品是由中小企业创造的。
早在1945年11月16日，当时的波士顿联邦银行总裁拉尔夫·弗兰德斯在芝加哥召开的全美证券业协会上就指出：只有在自由体制下不断诞生的创业企业才能保证美国的产业发展、美国的就业增加和美国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不能单纯依靠大企业的成长来保证上述事实的发生。在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乔治·多里特的帮助下，拉尔夫·弗兰德斯等人于1945年共同设立了世界上第一家以向创业企业提供资金为主业的创业投资公司—— 美国研究与发展公司（American Researching and Development）。
积极创业，通过殖产兴业达到富国强兵的发展模式，已经被日本的明治维新所证明。为了中国的富国强邦之梦，我们希望更多的人能够理解创业、支持创业、容忍创业者的合理失败，并能够在条件成熟时自己创业，让理想与现实重叠。
近年来，如何促进创新以及激发创业已经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2 0 0 7年1月10-11日，一年一度的全球创业观察（GlobalEntrepreneurship Monitor：GEM）年度会议在伦敦召开，包括经济合作组织在内的20几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参加了会议。GEM研究项目是1999年在美国考夫曼基金的赞助下，由美国巴布森学院和英国伦敦商学院的学者发起和成立的。研究的根本目的是回答以下广受关注的问题：创业活动率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之间是否存在差别？创业活动与国民经济的增长是否有因果关系？为什么有些国家的创业活动率比其他国家的高？采取哪些措施可以提高创业活动率？
GEM自1999年成立以来，对创业研究和创业活动产生了重要而深刻的影响，得到了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和创业者的广泛认可。参加该研究项目的成员也已经由发起时的10个国家增加到了2006年的47个国家和地区。清华大学“中国创业研究中心”自2002年起开始参加GEM的中国研究，并取得了相应的研究成果，台湾和香港也分别参与了该项研究活动。
那么，什么是创业呢？尽管很难取得统一的定义，但一般认为创业是一个发现和利用机会、筹措资源、创建组织、创造价值和分配价值的过程。创业成功的直接结果是一个有竞争力的企业的诞生和成长，间接结果是创造就业机会、增加居民消费和企业的设备投资、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从而促进宏观经济的增长。这种宏观经济增长可能起源于实际生产能力向潜在生产能力的靠近，也可能是起源于生产可能性曲线的外延。正因如此，各国政府——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越来越重视对创业活动的支持。
本文的目的是通过一些具体事例，说明企业家的创业活动在提高国家形象、构建和谐社会和增加就业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希望更多的人能够理解创业、支持创业、容忍创业者的合理失败，并能够在条件成熟时自己创业。
世界不平
美国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的《世界是平的》曾经畅销世界。书中指出随着软件的不断创新和网络的普及，世界各地——包括中国和印度的人们都可以通过因特网轻松实现自己的社会分工；肤色或东西文化差异不再是合作或竞争的障碍——世界变得越来越平坦了。世界真的变平了吗？当我们看到载有战斗机的美国航空母舰在世界各地游弋，萨达姆在自己的国家被处以绞刑，弱小国家的代表在联合国大会上抗议本国利益受到伤害时，我们必须承认：世界不是平的，至少在政治领域是这样。当美国政治领袖依据美国的价值观标准，觉得本国利益受到侵害时，他们的总统会在白宫向世界宣布：派一艘航空母舰去解决；而在同样的情况下，弱小国家只能依靠包括联合国在内的第三方组织去解决问题——他们的命运不是由正义决定的，而是其他国家政治博弈的结果。
以上事实再一次向我们证明：弱国无外交。那么决定一个国家强弱的根本要素是什创么呢？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表明是经济实力。那么又是什么原因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呢？答案可能很多，但是已经趋同的学术观点是：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直接要素是企业家的创业活动，包括政府在内的其他要素只能通过企业家的创业活动才能间接地影响国家的经济实力，由此可见企业家的创业活动是何等的重要。
改变中国
也许世界上有很多人不知道东京是日本的首都，可是很少有人不知道松下和索尼是日本公司。这种说法可能有些言过其实，但这至少表明了松下和索尼对提高日本国际形象的巨大作用。根据美日两国学者共著的《创业与冒险》的记载，上个世纪50年代的“日本制造”还是质低价廉的代名词。1953年盛田昭夫为了打开国际市场，第一次到美国、欧洲等地参观考察，当他偶尔在德国的杜赛多的一家餐馆吃冰淇淋时，看到桌子上插着一把只有手指大小的小纸伞当作装饰。“这可是贵国生产的啊！”侍者有礼貌地介绍说，但话语中却带有一丝不屑。说者无意，听者有心，饱受大和文化熏陶的盛田觉得自己的心被别人用针刺了一样的痛：“难道日本只能生产出口这些廉价品吗？”经过盛田昭夫、松下幸之助、本田宗一郎等一代创业者的努力，日本企业彻底改变了本国在世界上的形象，“Made inJapan”不再意味着劣质、低能，而成为高科技、高品质的象征。盛田昭夫和政治家石原慎太郎在1989年共著的《日本可以说不：日美关系新战略》中，向美国和世界宣称：如果美国不用日本企业生产的芯片，它的导弹就不能准确地命中目标！
令人欣慰的是，同样的事情正在中国企业重演，我们也许有理由相信中国的崛起正从屏幕走向现实。
2001年4月5日，位于美国东南部的南卡罗来纳州加姆登市市长宣布将纵贯市内的一条大街更名为“海尔街”，用以表彰中国家电企业海尔集团对该市经济发展做出的贡献。
2004年12月8日，联想集团以12.5亿美元收购蓝色巨人IBM个人电脑事业部，成为年收入超百亿元的世界第三大PC厂商，并宣布将公司总部迁至美国纽约。尽管对于事件的结果众说纷纭，但是我相信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感到的是前所未有的自豪和骄傲，就像1984年徐海峰在洛杉矶奥运会上第一次拿到金牌，掀开中国奥运史新篇章一样。我们感觉到中国人站起来了。
2006年9月12日，东软集团董事长兼CEO刘积仁继同年度6月在美国芝加哥的世界经营者大会发表演讲后，再度出席纽约举行的世界经营者大会，与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前国务卿鲍威尔、美国GE公司前CEO杰克·韦尔奇、日本著名战略家大前研一等11位影响世界潮流的政治家和企业家同台演讲，与6000多名来自美国企业界的高级管理者分享创业型公司生存与发展的智慧和创新。刘积仁在一年内两次被邀请出席如此规格的高峰会议，表明中国企业正在得到美国企业界的关注，中国企业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与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
正像松下电器、索尼、本田、丰田等企业彻底改变了日本的国际形象，使其成为第二大经济强国一样，海尔、联想、东软等企业也正在改变中国在国际经济大家庭中的形象和地位：美国地摊小贩的休闲鞋可能是中国制造的，但是美国人家中的电器、美国人所使用的电子设备和软件同样可能是“Made inChina”。
张维迎教授曾经对《权衡》发表了自己的如下看法：从制度变革的角度看，是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从“英雄创造历史”或“历史创造英雄”的角度看，是邓小平改变了中国；从社会人力资源的配置变化来讲，是企业家的出现和成长改变了中国。在这里，本文还想附加一句：企业家的出现和成长同时改变了中国在世界的形象和地位。
为富而仁
市场追求效率，政府讲究公平，为富而有德者献身于社会公益。电影 《白毛女》中的恶霸地主黄世仁为富不仁，在除夕之夜强迫杨白劳卖女顶债，逼死杨白劳。这个故事也许是真实的，但是我们决不应该因此就把为富和不仁联系起来。“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从现实中看，正是那些创造了社会财富的企业家更有实施为富而仁的可能性和条件。企业伦理学专家、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李非教授曾经半开玩笑地说：“30年后大连最有道德的人就是本地最大的企业家。”
2006年4月11日，《胡润2006中国慈善家排行榜》在北京公布，年过八旬的深圳彭年酒店掌门人余彭年老先生以20亿元的捐赠位列第一。与以往相比，2006年的慈善家排行榜从50位扩大到了100位，榜上前50位企业家从2003年至今累计捐赠近51亿元，比2005年的13.5亿元翻了近4倍。从地域分布来看，出生在浙江的企业家所占比例最大，其次是广东，上海和江苏平分秋色。也就是说，那些处于经济最发达地区，创业最成功的企业家也往往是最大的慈善家。
事实也确实如此，2 0 0 6年6月1 5日，微软公司正式对外宣布，从2008年7月开始，公司董事长比尔·盖茨将不再负责公司的日常管理，而将精力放在比尔及美琳达·盖茨基金会的慈善事业上。盖茨许诺，将把自己大部分的个人财富捐给他的基金会，用于资助贫困国家的卫生与教育事业，而他的3个孩子只能从父亲500亿美元的身家中，得到几百万美元的遗产。拥有291亿美元资金的比尔及美琳达·盖茨基金会，是目前全球最大的慈善机构，截至2005年，这家机构已向第三世界国家捐助了105亿美元，挽救了至少67万人的生命，捐款数额甚至超过了世界卫生组织。2006年8月16日，负责与中国政府会谈的盖茨基金会官员卡梅·伯茨证实，微软公司总裁盖茨所拥有的比尔·盖茨夫妇基金会即将与中国就预防艾滋病问题达成一项协议。按照协议，盖茨基金会将在5年期间向中国提供两亿美元左右的援助。
上面的事例也许离我们的现实生活远了些。实际上在我们身边，为富而仁的企业家也不在少数。作为一家房地产企业的老总，沈阳振浩集团董事长宋宝全先生和他的员工们已经连续六年在做同一件事：每年建一所希望小学。
提供就业
企业家的成功创业，不仅增加了中国的信心，改变了世界对中国的看法，使创业者得到了应有的回报，而且为解决就业问题做出了巨大贡献。
无论起因如何，大学生就业难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由共青团中央学校部、北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合作完成的“2006年中国大学生就业状况调查”的调查结果显示，截至2006年5月底，2006届本科毕业生中已签约和已有意向但未签约的占49.81%，不想马上就业的占1 5 . 0 2 %，而想工作却没有找到工作的比例高达27.25%。换句话说，至少每4个大学生中就有一个面临毕业后失业的问题。作为比较，2004年日本应届大学生的就职率为93%。
那么有谁能够为大学生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呢？政府机关、学术机构还是产业界？答案是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只有诞生更多的有成长潜力的企业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大学生的就业问题。美国的研究表明，在提供就业机会方面，人数在500人以下的中小企业比那些入选《财富》500强的大企业更能发挥作用。比如，自1980年以来，美国已经创造了3400多万个新的就业机会，但是《财富》500强企业同期却减少了500多万个就业岗位。那么是谁创造了这些新的就业机会呢？美国促进小企业管理局的统计表明：是500人以下的中小企业提供了上述就业机会。
同样的事实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同样存在。北京市统计局的统计结果表明，2004年底，全市中小企业从业人员484.7万人，占全市企业从业人员总数的81.3%。其中7个区县中小企业从业人员超过90%。中华英才网的统计表明，“招聘企业里面95%是中小企业，其中，100人以下的估计有70%至80%，只有5%是超过1000人的大企业。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应届毕业生有400多万人，而大企业总的需求人数还解决不了毕业生总数的10%。因此说中小企业将提供九成以上的就业机会。”
除了提供就业机会以外，中小企业在实施破坏性创新方面也要优于大企业。从统计结果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所有创新的50%，破坏性创新（all radical innovation）的95%是通过中小企业实现的；科技部部长徐冠华在2006年的一份报告中指出，中国65%的发明专利是由中小企业取得的，80%的新产品是由中小企业创造的。
早在1945年11月16日，当时的波士顿联邦银行总裁拉尔夫·弗兰德斯在芝加哥召开的全美证券业协会上就指出：只有在自由体制下不断诞生的创业企业才能保证美国的产业发展、美国的就业增加和美国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不能单纯依靠大企业的成长来保证上述事实的发生。在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乔治·多里特的帮助下，拉尔夫·弗兰德斯等人于1945年共同设立了世界上第一家以向创业企业提供资金为主业的创业投资公司—— 美国研究与发展公司（American Researching and Development）。
积极创业，通过殖产兴业达到富国强兵的发展模式，已经被日本的明治维新所证明。为了中国的富国强邦之梦，我们希望更多的人能够理解创业、支持创业、容忍创业者的合理失败，并能够在条件成熟时自己创业，让理想与现实重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