飓风桑迪肆虐美国的时候，曹辉宁正好在纽约。飓风折断了曼哈顿区57街一处建筑工地的吊车手臂。在街对面办公的曹辉宁用手机照下了高楼断臂的照片，传上微博，临了打趣自己：“提心吊胆办公去，为有文章在上头。”
　　作为金融系主任，他负责学院纽约校区的筹备，将开办金融MBA课程，招生针对美国人。教学内容则是中国——希望告诉华尔街的企業家，中国的商业传统和管理风格是什么，帮他们了解中国，来中国做生意。“可能再过几年，中国就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他们需要了解中国。”
　　梁园虽好，非久恋之乡
　　8年前回国的时候，对中国感到陌生的恰恰是他自己。
　　曹辉宁1979年考入中科大少年班，1984年去上海生化所读硕士项目，1985年公派出国，在耶鲁大学深造实验病理学，取得博士学位，然后转学金融，在1995年成为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金融学博士。1995-2004年，曹辉宁先后执教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最终决定回国，任教于长江商学院。
　　20年后，回到故土，曹辉宁说自己“用了一些时间了解状况”。
　　与国内同行开学术会议，照例要互相评议文章，但国内的学者总是喜爱说这也好那也好，一派和睦，让他有些摸不着头脑，因为在国外，这时总是教授们互相挑刺的时候。后来想明白，“在中国大家不太敢提不同的意见，提了好像就会跟你关系不好。”好在曹辉宁“适应能力不错”。
　　虽然适应能力不错，但他还是发现，自己的研究风格和国内当时的研究不太一样。“可能是思维框架不同，国内比较描述性，张三做了什么，李四做了什么，美国怎么做的。但我们希望多一些逻辑的推演，定量的检验。总的来讲国内研究的大环境不如国外注重交流，但是现在越来越好了。”
　　“普通老百姓，在现在这个金融体系里面，是很倒霉的”
　　曹辉宁离开中国的20年，是中国经济突飞猛进的20年。这种建立在廉价劳动力和资源浪费基础上的经济，让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在光鲜背后，我们既要承担环境恶化的代价，又要像奴隶一样拼死拼活工作去给西方人消费。产业升级是必由之路，这就需要曹辉宁研究了十几年的“金融市场”大展身手。在竞争性市场经济里，什么是好企业，什么是差企业，谁说了都不算，市场说了算。曹辉宁将金融比喻为“舵手”，通过股票价格汇集市场上分散的信息，可以引导市场资本流向，使资本向最有发展潜力的行业集中。
　　但在中国，金融市场很小，只占全国整个融资能力的6%-7%，大部分企业还是通过银行融资，造成的后果，一方面是银行资本泛滥，另一方面是需要资金的中小企业从银行贷不出钱，陷入资金断裂的窘境。金融市场不成熟，老百姓就没有充分的投资渠道，财富难以保值增值。由于银行利率跑不赢通货膨胀，“我们好多的普通老百姓，在现在这个金融体系里面，是很倒霉的，什么都不能干，钱放着就贬值，放在股票里面又赔钱，放在房子呢又买不起。”
　　“这样的话，中国老百姓其实日子过得很苦。”从金融的专业角度，曹辉宁也能看到这一点。
　　要改变，就需要金融改革，改善民营企业融资环境。但同样的话呼吁了一万遍，要改变谈何容易，症结就在于“银行在中国不是一个竞争性的市场，而是一个垄断性的市场”，由于垄断利益可能受损，银行没有动力进行改革。
　　退而求其次，曹辉宁现在想推出一些成熟的投资品，让老百姓投资，保证收益“起码跑得过通货膨胀”，但现实总让人无奈。
　　选择到长江商学院教书，曹辉宁希望能将国外的金融和投资理念带回国内，能对中国企业有所帮助，他觉得自己在国内能发挥更大作用。“长江金融MBA有一个学员，一开始一年只能赚三十来万，但课程结束不到一年，他通过创业，自己的身家就有两千万了。”这让他也有成就感。
　　他希望能在中国培养更多的金融人才，做一个合格的传道授业者。但这一初衷，一开始就碰了壁。
　　“04年，当时我是PHD项目主任，和郎咸平（他也到长江访问）一起想办一个PHD（博士）项目，也招生了，招完生以后，才发现没有资格招博士。”其实曹辉宁接到停止办学的通知的时候，已经上了一年课了。最后没有办法，他们几个教授只好把学生送到美国、香港完成博士教育。
　　“其中的两个学生，现在已经在国外当教授了。”曹辉宁眉毛一扬，不忘了补上一句。
　　要是中国也有个林肯
　　2012年11月曹辉宁回国前，在纽约看了新上映的电影《林肯》，感触良多。林肯是美国19世纪最有名的总统，在任期内废除黑奴制，不惜与蓄奴的南方各州开战，最后被南方人暗杀。看完电影，曹辉宁忍不住想，林肯是一个有担当的政治家，要是中国也有个林肯不知会怎样。
　　小的时候上近现代史，课本里李鸿章总是第一大卖国贼，这让曹辉宁觉得奇怪，“他都是总理大臣了，你说他卖国，他不吃饱了撑的。”后来看了李鸿章的自述，说自己就是一“糊裱匠”，清朝不过一“陋室”，裱糊匠东补西贴，但也无济于事，就知道以前课本里讲的都是托词，“要是早改革，清朝的日子说不定好过得多”。曹辉宁喜欢历史，对于清末的变局，他觉得原因就在于“当时的中央政府，不愿意将权力分享给普通大众，最后撑不下去了”。
　　早改革总比晚改革好，改革就是利益的博弈，最后通过双方的妥协达成一致。曹辉宁说这也符合经济学的知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奥曼有一个重复博弈的论点，从长期来看合作，今天合作了明天还可以继续合作，今天不合作明天也要见面，互相应该有一定的妥协， 这一点蛮有意思。中国很多末代皇帝后悔生在帝王家，从博弈论的观点，要是之前的皇帝做了改革，放了点权，后代的日子也会好一点。”
　　几年前，曹辉宁分析了一家大型国有投资公司的投资策略，觉得有问题，就和耶鲁大学终身教授陈志武讨论，陈有同感，但认为这些企业老总最重要的目的，不在公司获利，而是所做的事能否给自己的仕途增加筹码。所以他们在公司赢利方面花的时间少，而在谋仕途方面花的时间多。
　　曹辉宁想了想，觉得陈志武讲的也有道理，所以，现在他又觉得，就算林肯在中国又能怎样呢？很多在大历史看来很不合理的事情有其在彼时彼地局部合理性，时势造英雄，英雄识时务。 　　社会流动性非常重要。
　　曹辉宁1966年生于江苏盐城。祖父在城里开中药铺，解放后被定为小工商业主，成了公私合营的对象。外祖父本是医生，解放前阴差阳错买了他人贱卖的土地，解放后被劃成地主，“其实一天租也没收过，还是有了地主成分。”曹辉宁说当时家里有一种恐惧，“害怕被揪历史尾巴。”
　　回忆“文革”，他印象最深的是当时社会流动的缺失，“对人的评价不是因为他带来价值，而是你爷爷做了什么事情，爸爸是谁。”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他说自己只能在盐城当小工人。他觉得改革开放成就了自己，不光是他，他们那一代人，都从中受益，获得了向上流动的空间。
　　如今，他担忧的是，对于平民子弟，这样的上升空间缩小了，“现在中国贫富分化很严重……清华北大农村来的小孩比例在下降，而且你就算是清华北大，又能怎么样呢，找工作，找不过一个学校很差但父母亲有关系的人。”
　　他说，从“文革”过来的，就会觉得社会流动性非常重要。他甚至希望长江商学院能成为弱势群体通过学习增加社会流动性的一条大河。通过增加奖学金比例，提供全奖，使得平民子弟中的优秀者，也能来这里深造。不过他也明白，就算如此，他能做的，对于中国的现状也是杯水车薪。
　　“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
　　曹辉宁将自己定位为独立学者。回国后，选择长江商学院，他就是看重学院的独立身份，不用依附体制，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不用拿人家钱就要为人家说话。学院奉行“教授治校”原则，让他感觉是学校事务的参与者。“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曹辉宁佩服陈寅恪这句话。
　　曹辉宁明白，在中国，要保持独立的身份，比在西方更加困难。因为中国是一个政治笼罩一切的社会。
　　“中国对知识不是很尊重，中国知识分子最想做的是国师，皇帝看上了这多了不起，皇帝能看上，做奴隶都可以，把自己阉掉都行，很可悲。犹太人有拉比强调对圣经的探索，基督教里有神学院、牧师，有一个相对独立于政治的维度。中国就一维，皇权，别的都没有。为什么中国改革起来这么困难，西方三权分立比较容易产生，因为它本来就有各个维度，比较独立，中国就皇权，皇帝让你干嘛就干嘛。”
　　政治一维的结果，自然就是官本位。曹辉宁愿意做一个学者，但他明白，在中国，读书万卷，不如乌纱一顶。曹辉宁以陈志武为例，“陈家原来在农村里面，有好多亲戚，要修族谱，开了个族谱大会，说陈家就出了两个人，一个是陈志武，耶鲁的终身教授，一个是县城里面的公安局副局长，他们不知道哪个大。讨论来讨论去，还是觉得做官的更了不起，最后还是把公安局副局长放在第一位。中国老百姓的观念里面，能做官才了不起。”
　　这很有意思，在中国的大环境下，也有其合理性，曹辉宁说。
　　曹辉宁的儿子出生在美国，在中国读了两年书，他有时会和儿子聊起中国，告诉他中国为什么落后，为什么是现在这个样子。曹辉宁说儿子对中国感兴趣，但更认为自己是个美国人——上世纪80年代末，所有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都可以获得美国绿卡，曹辉宁成为其中的一员。
　　现在，曹辉宁三分之二的时间在纽约，三分之一的时间在中国，不过他想，等忙完纽约分校的工作，还是要回来。“很多人都有故乡偏好，我也关心美国，但中国的政治、经济让我觉得亲切。”回国这8年，让他感到改革的困境，也看到希望，所以还是想在中国多做一些事情。
　　这毕竟是我的故乡啊，他说。